《孙子兵法》军事伦理思想略论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兵书，被誉为“百世谈兵之祖”。《孙子兵法》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论述深刻，影响深远。关于《孙子兵法》思想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就其军事伦理思想而言，研究还相对薄弱。本文拟对《孙子兵法》的军事伦理思想进行总结和归纳，希望更多学者共同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一、孙子军事伦理思想主要内容

孙子生活在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的春秋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最动荡、变革最剧烈的时代，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奠基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和西周时期相比，春秋时期在军事上、战争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争指导者重视运用谋略，强调“伐谋”“伐交”，注重巧妙用兵，主张“兵者诡道”“兵以诈立”。

《孙子兵法》是春秋时期的产物，是春秋时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孙子兵法》十三篇，六千余字，主体内容是论述战争的战略、战术及治军问题，但几乎在每一篇中，都有关于军事伦理的内容。概而言之，《孙子兵法》的军事伦理思想，主要包括战争伦理思想、作战伦理思想、治军伦理思想和将帅伦理思想等内容。

（一）《孙子兵法》的战争伦理思想

《孙子兵法》的战争伦理思想，主要表现为重战、慎战、备战、胜战并重的战争观念，表现为“自保而全胜”的战争目标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想。

《孙子兵法》开篇写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孙子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统治者必须重视战争、慎重对待战争。重视战争，谨慎对待战争，不轻启战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是《孙子兵法》全书一以贯之的思想。正如孙子所言：“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用间篇》）

基于战争的重要性和危害性，孙子强调做好战争准备。“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孙子强调战争的危害，同时也认识到正义战争的积极意义，因此，他不一概反对战争，而是主张通过正义战争，达到“自保而全胜”“胜敌而益强”的目的。

“自保而全胜”是孙子的战争目标。孙子认为，将领指挥作战，首先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战胜敌人，而是如何不被敌人战胜。具体地说，就是“先为不可胜”，即尽可能减少己方的弱点、短板、破绽，使敌方感到无机可乘、无懈可击，“以待敌之可胜”，即耐心等待敌方弱点的出现和暴露，寻求和不放过任何敌方可以为我所胜的有利条件和时机，从而到成“自保而全胜”的战争目标。

孙子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道、天、地、将、法这五个方面因素决定的。这五个方面涵盖了从事战争的政治因素、天候因素、地理因素、将帅因素和法制因素等内容。这些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筹划战争、准备战争和赢得战争，要从这些因素入手。

孙子的战争理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认为，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百战百胜”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战争的理想是“屈人之兵而非战也”，不费一兵一卒，通过“伐谋”“伐交”，用强大的兵威慑服敌人，“兵不顿而利可全”，“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的战争伦理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大胆突破西周以来“以仁为本，以礼为固”的战争观念，从利害的角度看待战争，主张“兵以利动”。在“春秋无义战”的时代背景下，孙子汲汲追求的不是“义战”，而是胜战、“自保而全胜”。这是春秋时期的国家生存之道，也是当时人们对战争的理性思考。

（二）《孙子兵法》的作战伦理思想

“兵者诡道”“兵以诈立”是《孙子兵法》用兵作战的重要原则，也是《孙子兵法》作战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孙子提出了著名的“诡道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篇》）目的是隐真示假、“示形动敌”，“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 “形人而我无形”，“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虚实篇》）进攻时，如同“动于九天之上”，防守时，如同 “藏于九地之下”，变化莫测，敌人不知所踪，从而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战胜敌人的目的。

孙子的“兵者诡道”思想，反映了春秋时期战争从以“礼”用兵到变诈之兵的发展进程，揭示了军事斗争的客观规律，推动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但这一思想，与儒家学说相冲突，因此，引起了后人对孙子的非议和批评。如班固在《汉书》中对孙子本人及其“任诈力”的观点大加斥责，甚至说他“身诛戮于前而国亡于后”（《汉书·刑法志》），是应得的报应。实际上，孙子的诡诈理论讲的是军事问题，适用于军事和战争。并且，孙子既讲诡道，也讲仁信。以诡道求胜，以胜求仁，这才是孙子诡道思想的真正含义。

（三）《孙子兵法》的治军伦理思想

在治军方面，孙子也多有建树，提出了以“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为特色的治军思想和治军伦理思想。

孙子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篇》） “令之以文”，是指通过教化手段达到军令畅通的目的；“齐之以武”，则是说通过法规约束的手段，达到部队整齐划一的目的。孙子认为，在治军问题上，文、武二者不可偏废。“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对待士卒，一方面，孙子强调要关爱士兵，“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 ；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行军篇》）。将帅对待士卒如同对待婴儿，士卒就可以跟随将帅赴汤蹈火；将帅对待士卒如同对待爱子，士卒就可以与将帅同生共死。“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如果不关爱士兵，士兵就不会服从，不服从就无法使用。另一方面，孙子也强调严格纪律，严明赏罚，“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孙子重视军队纪律，把“法令孰行”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之一。

孙子强调,“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行军篇》）。军队管理必须要抓好平时的养成教育，认为军队平时法令不行，战时就很难服从统一指挥、形成战斗力。他认为，令能“素行”的关键在“与众相得”，即将官与士卒上下同心，用今天的话说，叫官兵“团结融洽”。官兵是否“相得”，关系是否融洽，是形成军队战斗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孙子认为，治军做到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就会战无不胜。

（四）《孙子兵法》的将帅伦理思想

孙子认为，战争关系着国家的存亡和军民的生死。将帅统兵作战，是“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责任无比重大。一名优秀的将帅不仅要具备“五德”：“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这“五德”中，孙子以“智”为首，多谋善断是将帅的首要素质；“信”，既是说将帅要言而有信，又是说要令行禁止，在士卒中拥有威信；“仁”，是指将帅要具备仁爱的品德；“勇”，勇敢精神是将帅必备的素质；“严”，是“仁”的补充，要求将帅既要严于律己，又要军纪严明、严格治军。这为将之“五德”，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是孙子对将帅道德修养提出的总要求。

孙子在提出“五德”的基础上，又提出“五危”：“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九变篇》）孙子认为，“必死”者会中敌人之计被杀；“必生”者会被俘虏；“忿速”者会失去理智；“廉洁”者会遭到侮辱；“爱民”者会被敌人烦扰。以上五点，都是将帅容易犯的过错，也是用兵的大忌。将帅修养上的这五种缺陷必然导致“覆军杀将”的严重后果，不可不认真对待、引为鉴戒。“五危”是对“五德”观念的深化和进一步阐发。

孙子指出，将帅不但要具备“五德”、戒除“五危”，而且要精通指挥、善于用兵。“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九变篇》） 孙子指出，军事上有“走”“弛”“陷”“崩”“乱”“北”六种必败的情况。孙子认为，以上六种情况，是导致作战失败的原因。将帅对此负有重要责任，不能不认真考察研究。

孙子认为，将帅不但要业务过硬，还要品德高尚，淡泊名利，忠于国家和人民。“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在战场上机断指挥，勇于进退，敢于负责，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坚决按战争的规律决定自己的行动。根据作战规律有必胜把握的，即使国君说不要打，坚持打也是可以的；根据作战规律不能取胜的，即使国君说要打，不打也是可以的。“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篇》）在对我有利的情况下，进兵求战，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在不利的情况下，退兵避战，也决不推卸应负的责任。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二、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理论特色

（一）客观冷静的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人们客观地认识世界的方法。在先秦诸子中，《孙子兵法》无疑最具客观理性精神。

孙武反对迷信鬼神天意，他对“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计篇》），认为“天道”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从而打破了人们对“天”的迷信与崇拜，“天”不再是天下万物的主宰，而成为一种客观的自然的存在，和当时把“天”视为人格神的宗教思想划清了界限。孙武进一步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反对采用阴阳杂占等迷信手段预测战争，提倡基于客观事实分析战争、筹划战争，把战争的胜负归因于物质条件的准备和主观性的发挥。

此外，《孙子兵法》中有许多以征引“五行”观念来论证战争的客观物质性的内容。如《势篇》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在这里，孙子把“五行”看作物质世界的基本属性，并将世间万物的发展演变归结为“五行”的本质内涵。

从《孙子兵法》关于战争的谋划、用兵原则、战争主动权、争取先机、机动作战、行军驻扎、军事地形、火攻之法的论述，不难发现，客观的理性精神是《孙子兵法》印记鲜明的思想特色。这样的理性精神和认识方法，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都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和意义。

（二）鲜明的功利主义倾向

在春秋以前的西周时期，重视礼乐，讲求仁政，主张“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为正”（《司马法·仁本第一》）。认为治国治军，都需要“以仁为本”；对待诸侯国，也讲求仁义礼让，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成列而鼓，争义不争利，舍服，知终知始”（《司马法·仁本第一》）等。战争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统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国家利益而已。

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的目的转为打败对手，称霸诸侯。孙子明确提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军争篇》），战胜敌人，壮大自己。用兵作战，要“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军争篇》）。为了要减少战争的消耗，孙子主张“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智将务食于敌”“取敌之利者，货也”（《作战篇》）。正如孙子所说，“兵以利动”，利益才是国家从事战争的动力和目标。历史地看，孙子功利主义的战争伦理观，符合当时新兴势力的要求，与社会发展潮流一致，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研究战争，是以战争中的对立矛盾为核心而展开的，如力量的强弱、人数的众寡、军队的治乱、将帅的贤愚、士卒的勇怯、谋算的得失、部署的虚实、兵力的专分、人员的劳佚、战势的奇正、战法的攻守、时间的速久、道路的迂直、地形的死生、处境的安危等等。这些兵学范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孙子强调分析问题，要立足矛盾的双方，兼顾事物的两面，如：“知彼知己”，“知得失之计”，“知动静之理”，“知死生之地”，“知迂直之计”，等等。明确提出了“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了解事物的两面性，目的是促其转化，为我所用。孙子主张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使战争态势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为夺取战争胜利创造条件。

孙子对战略、战术问题的论述，也充满了辩证的思想智慧。孙子既高度重视客观因素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又极其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伐谋伐交，灵活用兵，积极争取胜利；既提出“胜可知而不可为”，强调客观条件的重要性，又认为“胜可为也”，主张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获取战争胜利；既主张“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又反对“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等等。这些观点，看似相互矛盾，实质上内在统一，体现了孙子思想的辩证特点。

（四）浓厚的民本主义色彩

春秋时期，民众多寡，民心向背，往往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因此，当时许多的思想家都提出重视人民、以民为本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孙子兵法》中也有大量体现。

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计篇》）又说：“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他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正”（《形篇》）；“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篇》）；“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地形篇》）；等等。很显然，孙武将战争的胜负同政治清明与民心向背联系起来。即所谓“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与众相得”，为此，要“修道而保法”“唯人是保”。这些都体现出孙子思想浓厚的民本主义色彩，也是孙子理论超越时代、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表现。

毋庸讳言，孙子的军事伦理思想存在着历史的和阶段的局限性。如忽视战争的道德支撑和制约，过于强调战争的功利目的；无视战争的侵略性质；主张“愚士卒之耳目”“若驱群羊”的愚兵思想；等等。对孙子的这些思想，需要仔细甄别，扬长避短，绝不能全盘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