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略》成书年代考辨

一、历代学者对《三略》作者之辨的分析

古有传闻《三略》是由西周贤相姜子牙或者先秦奇人黄石公创作而来，《文选·运命论》便有三国魏李康的“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的记载，便有人就此推断《三略》的成书时代应在先秦时期，所以也有不少人认为《三略》在更早之前便有其他的名称，例如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所写的“《太公兵法》一帙三卷”，认为《七录》所记录的《太公兵法》实际上是早期的《三略》。除此之外，《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也称其“黄石公记”，《杜藕山房丛书》称“太公三略”，《二十家子书》称“黄石公”，等等。

不过随着后代学者的长期考证，大部分学者认为《三略》并不是姜子牙或者黄石公所作，所谓的《黄石公三略》《太公兵法》等别名实际上是后人伪托其名而作，清代学者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对“《三略》成书于先秦”的说法进行了否定，其《古今伪书考》云“《黄石公三略》‘汉志无，隋志始有’”“其伪无疑”，认为《汉书·艺文志》没有收录《三略》，所以应为后人伪托其名而作。

《汉书》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同时班固自称《汉书·艺文志》是对《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除了保留《七略》的6 略38 种的分类体系，还新增入《七略》完成以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完成的著作，它的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并没有以姜子牙或者黄石公的相关名义著作的兵书，也意味着《三略》并没有被《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然而在此或许有人有所疑问：《三略》也许是遗漏于民间，所以未曾被收录。

在此可以以汉代的校订整理历史作为反驳，需知汉代有过四次大规模的兵家著作整理，第一次便是汉初张良和韩信的兵书整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第二次是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曾命人对中国古代的兵书进行整理，如《兵录》，在《汉书·艺文志》中写道，“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可惜最终是“犹未能备”；第三次便是汉成帝时期，一批优秀的学者在皇命之下对皇家图书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及校雠，其中就有兵家著作的整理，刘向刘歆父子分别所著录的《别录》和《七略》都有对兵书进行单独的分列和整理；第四次是东汉班固所编写的《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也是两汉时期对于兵书的最后总结。西汉的三次大规模兵书整理没有道理遗漏《三略》的收录，而且这三次兵书整理都是发生在汉代的太平盛世，没有战火的干扰，更没有理由会遗漏《三略》的征集和收录。

可见，《三略》没有成书于西汉前中期之前，至少是在西汉末年或者之后才成书，所谓的《黄石公三略》《太公兵法》等别名就如姚际恒先生所说的，是后人假托前人之名所作。

二、古籍记载频率分析

从古代典籍中有关《三略》的记载频率上分析，《三略》之名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在古人著述中出现了大量的记载次数，而在东汉末年前几乎无人提及，东汉末年之前最有可能是《三略》记载的便是汉光武帝所引用的《黄石公记》，《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载有“《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的记录，这段话与今本《三略·上略》中《军谶》的“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以及《三略·下略》中“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大体相似，两者除个别字、词外,基本相同，除此外之前再无其记载。

与东汉初年之后相比，《三略》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的古籍中出现了量级般增长的记载次数，除李康的《运命论》外，陈琳所作《武军赋》中的“三略六韬之术”，袁宏的《三国名臣赞》“《三略》既陈，霸业已基”、谢灵运《撰征赋序》“法奇于《三略》，义秘于《六韬》”、徐瑗的《与章司空书》“未聘《三略》，非劳六奇”、庾信的《侯莫陈道生墓志》“独运六奇，专精《三略》”、虞世基的《讲武赋》“九攻既决，《三略》已周”、骆宾王《姚州道破贼露布》的“《三略》训兵，五甲誓众”、苏晋《送张说巡边诗》的“祈父万邦式，英猷《三略》传”、卢敬《授李思敬马殷节度使制》的“究《六韬》《三略》之微，得十围五攻之要”，等等。

同时最早为《三略》作注的也是在东晋末年西凉的刘延明，《魏书·刘晟传》载：“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著录的《黄石公三略》也有注云“成氏注”“成氏佚名”，《三略》的成氏注本也被称为《成氏三略训》，《新唐书》及《宋史》的《艺文志》均有著录其“成氏《三略训》三卷”，自唐至宋也一直有所流传。

综合以上材料，可见《三略》是在东汉末年才开始流传，成书时代应该是在东汉末年至西汉末年这段时间内。

三、《武军赋》分析

最早记载《三略》之名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东汉末年建安年间陈琳所作的《武军赋》，其中的“三略六韬之术”是最早有“三略”之名的典籍片段记载。此“三略”是否为如今的兵书《三略》？根据《武军赋》中“三略六韬之术”的全面记载，即“回天军于易水之阳，以讨瓒焉。鸿沟参周，鹿箛十里，荐之以棘，为建修橹，干青霄，竁深隧，下三泉，飞云梯，冲神钩之具，不在孙吴之篇、三略、六韬之术者，凡数十事，秘莫得闻也。乃作《武军赋》”。对于“孙吴之篇”，俞绍初先生在《建安七子集》中对《武军赋》中的“孙吴之篇”注释为《吴子兵法》《孙子兵法》①俞绍初：《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页。，结合语言结构的分析“不在孙吴之篇、三略、六韬之术者”，这是并列结构的句子，明显说明赋中的“三略”跟“孙武之篇”一样是一本兵书，同时还与“六韬”并列，兵书《六韬》《三略》自古为一体，相互呼应，所以赋中的“三略”极大可能就是如今的《三略》。

（一）作者分析

《三略》不仅成书时代有多种说法，就连其作者也是多种说法，《三略》是由西周贤相姜子牙或者先秦奇人黄石公创作而来的说法在前文已经进行了否认，《黄石公三略》等名不过是后人假托之作，这一点现象验证了“《三略》并不成书于东汉末年”的观点。陈琳的《武军赋》是最早记录《三略》之名的作品，在其《武军赋》的序言“回天军于易水之阳，以讨瓒焉”，韩格平先生在《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译析》中对“易水”和“瓒”有过注释，认为“易水：水名。其水有三，发源于河北易县”，“瓒”为“公孙瓒”，②韩格平：《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译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这是当年袁绍在建安四年也就是199年与公孙瓒决战的历史记载，这意味着《武军赋》创作于东汉末年。这便可进行反向思考，如果《三略》也是创作于东汉末年，那为什么其作者不详，东汉末年是指中平元年到建安二十五年（184年—220年），记载《三略》的《武军赋》成于199年，如果《三略》成书于这段时间之前，在这短短十数年时间内，其作者岂能不为世人所提及，所以《三略》成书于东汉末年的说法也并不可行。

（二）成书与成名之差

《武军赋》将《三略》与《孙子兵法》并列，可见《三略》在当时是极为闻名的，知名度甚至不在《孙子兵法》之下。这一点也验证了一个观点：《三略》并不成书于东汉末年，它只是盛名于东汉末年。要知道成名时代与盛名时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尤其是兵家著作的闻名条件更为苛刻，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皆以兵家著作为机密，对于兵家著作通常监控极严，《三国志·魏略》便记载曹操对兵书监控的法令“科禁内学、兵书”，唐代《贞观律》中的《职制律》同样也有关于兵家著作的监控法令：“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 (私习天文者亦同)。其纬侯及《论语谶》不在禁限。”所以兵家著作在古代通常来讲是藏于官方的书库中，难为世人所知。

以《孙子兵法》为例，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以兵书见吴王这段历史记载发生于公元前512年，不久吴王拜孙武为将军后，成就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的霸业，而吴王破楚威震天下是公元前504年，孙武辅助吴王共计8年之久，这8年时间孙武的兵法必然处于保密状态，可以说是不为外人所知，而且即使吴王成就霸业后，这《孙子兵法》必然仍处于秘密阶段，刘剑康先生在《〈孙子兵法〉考略》一文中认为“《孙子兵法》的后世流传应该是孙武死后由其后人传播”③刘剑康：《〈孙子兵法〉考略》，《南华大学学报》，2000年第9 期。，所以《孙子兵法》也是直到战国时期才开始广为流行，从韩非子《五蠹》篇中“今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便可有所验证，但在韩非子之前便再无其记录，这也就意味着，《孙子兵法》从成书到为外人所知至少花费了数十年之久。同时从古代文学传播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载体在魏晋以前以竹简、帛书为主，然而竹简沉重、帛书昂贵，所以当时一本著作若要为世人所知，往往需要依赖士人之间的相互传播或者统治者的积极倡导，即使这样也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传播。可见，一本著作从成书到成名阶段得经历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或者千年的过程。这就证明《三略》能在东汉末年乃至魏晋时期为世人所知，从成书到其成名期间必然经历了百年时间。

四、结语

结合以上的材料分析，《三略》的成书年代是介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这段时间内，在五种说法中，《三略》成书于西汉末年的说法更为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