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志记载看近代梧州城市格局的演变

欧阳蒨芝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近代是梧州城市格局发生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其演变过程承载着梧州历史的诸多信息，并因受到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于近代梧州城市内部格局的研究较为薄弱，也没有结合相关因素来探讨其演变的原因。梧州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所编的《梧州市志》是研究近代梧州城市发展的重要著作，其对于梧州城池的空间拓展过程都有一定的文字描述和图片展示［1］。但美中不足的是，该地方志虽然对某一时期的梧州城市格局做了简略介绍，却难以反映近代以来梧州城市格局的连续演变过程，还需结合其他地方文史资料的记载，才能有效复原近代以来梧州城市格局的演变过程，同时从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来探讨其变迁的原因。本文尝试在充分利用梧州地方志的基础上，对近代梧州城市格局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做一探讨。

一、近代梧州城市格局形成的历史地理基础

梧州河流沿桂江，汇西江，进入珠江，直抵广州，它是沟通广东和广西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关键点。丰富的水资源使这座城市扼三江水口，西江水系汇集河流溪流近七百多条，流经梧州的水流量近乎广西的四分之三。此外，天然山河分割形态决定了梧州的整体空间格局。

公元前183年，赵光为苍梧王，在此之后建土城，这是梧州建城的开始，城址面积11200平方米，位于今梧州市东中路。三国吴黄武元年（222），梧州城池扩展到大中路和关太史第（今东正路50号）。唐武德四年（622），梧州城的周长扩大到800米，面积扩大到48400平方米。城东由塘尾巷（今东正路）至白屋巷（今建设路），城西由安居里（今东中路）至大中路，城南达南环路，城北由关太史第（今东正路50号）至白屋巷，有4门，此规模存在800年［2］。北宋开宝元年（968），梧州开始修建砖墙。城东毗邻今东一巷和白屋巷，西邻今博爱路，南邻今南环路到文化路东，北邻今北山脚，周长1120米，面积78400平方米，该规模存在了300年。到了明代，1469—1563年，两广总督府设在梧州，使这座城市开始管理两广地区的军政事务，其名声和地位也盛极一时，给梧州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会。而且经过不断修筑完善，明代梧州城的规模得以扩展，城池周长达2700多米。入清之后，随着经济的兴盛和人口的增长，雍正年间开始突破城墙的限制，逐渐越过护城河，在城外发展成热闹的街区。梧州自从其建城开始，从未经历搬迁，只有城市的改扩建。特别是历经宋、元、明、清四代，梧州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展。

二、梧州开埠后的城市规划与发展

（一）梧州开埠后的城市格局

1897年2月4日，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缅条约》，其中附件第19条规定将梧州等港口开辟为贸易口岸，并准许英国设立领事馆，条约写道:“彼此言明，将广西梧州府开为通商口岸，作为领事馆驻扎处所，轮船由香港至三水、梧州，由广州至江门、三水、梧州往来。”［3］在条约签订四个月后，梧州开埠。随之西方先进城市规划理念和建设技术引入梧州，梧州传统的城市格局开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1897年6月，梧州海关正式成立，并且在桂江西岸的白鹤岗（今珠山公园）设立英国领事馆。该时期因受海关的影响，大部分外国商品在河东主城区进行交易，不征收关税，促进了河东城区的繁荣，大东路、阜民路等都在此时期形成居民区。此外，梧州城因受山河分割的影响，分为东、西、南三个区域。晚清开埠时期建成的桂江浮桥，将梧州的东、西、南三个区域连接起来。各区域的衔接促使梧州城市格局进一步整合，1873年，梧州城区分11坊、5市、48条街［4］。当时梧州的商业中心主要位于今南环路和中山路周围地区，居民区主要集中在11坊中，河西地区得到初步开发，但是力度不大。

该时期梧州的商业区、政府办公区域以及居民区的分布较为清晰，且商业区靠近西江北岸。总体来说，该时期的梧州城市格局以点状拓展为主，基于外部的经济贸易拉力与内部人员快速流动的张力共同作用而成。梧州城市依赖水运不断扩大在西江北岸的沿线分布，其中以商业用地增长为主，大部分人口也集中在西江北岸、桂江东岸之间的区域。这时期梧州城市格局为:东至文化路东一巷和白屋巷，西至今博爱路和大中路(今市三中)处，南至今南环路和文化路东一巷，北至大中路(今市三中)和北山脚。

（二）梧州开埠后城市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

一是开埠的辐射带动作用。随着沿岸领事馆的建设和外资银行的介入，梧州桂江以东城区的建设和发展受到西方国家多方面的影响，而桂江以西的郊区也开始有发展的迹象。在梧州征税的进口货物能够免除内地子港的各种税费，使梧州进出口贸易出现罕见的转型热潮，给梧州的发展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活力和生机，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梧州的人口流动，这些流动促进了城内各要素的综合发展，同时不断拓展城市用地。

二是梧州本地经济发展的推动。1851年因清政府在梧州设置专门解决军饷问题的厘金厂，使得大批在戎圩集散的货物以及店铺大多数都迁往梧州［5］，1897年梧州被迫开埠后，伴随着大量外国船舶涌入，倾销产品，掠夺资源，传统的自然经济不断解体，梧州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外资渗透的同时，它也为梧州民族工业、贸易和交通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间接地改变了梧州城市格局的发展模式。因此，在多要素综合作用下，梧州城市发展在清末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三、民国前中期梧州的旧城改造与综合规划

（一）梧州旧城改造与城市新格局的形成

民国元年梧州是军政分府的治所，民国二年梧州为郁江道的治所。民国十年（1921）10月，孙中山在梧州成立市政厅，戴恩赛担任首位梧州市政厅长。民国十六年（1927）6月，梧州设立市政委员会，同年12月1日，梧州市政府正式成立，为省辖市。可见民国前中期梧州仍是广西东部的重镇。而且借着民国十三年（1924）梧州扑灭大火之机，大力推进旧城改造，使得梧州主城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街道建设和公共设施的配置维护都得到了加强。民国十三年（1924）11月，梧州城区发生大火灾［6］。火灾过后，为了减少和预防火灾，梧州商埠局加快了拆除城墙的进度，并利用墙砖铺设道路，扩大旧街道。城墙全部拆除后，受西式建筑风格影响的骑楼建筑越来越受到欢迎，骑楼建筑又名拱廊建筑，以兼作商业和住宅而出名。1927年6月，市政委员会取代商埠局，蒙民伟被任命为市长［7］，下设工务局，局长为关祖章，负责全市的建设工作。此次城市建设主要是秉承传统的城市与街道相结合的模式，将旧城墙全部拆除，将主要街道扩宽到7—10米，遵照影响小、破坏少的准则，采用西式街区方法，并参考广州城市的建筑设计。最后，老城区狭窄的街道和小巷完全转变为东大路和青云路等10多条新的道路，商业建筑增多，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民国十六年（1927），梧州市政委员会根据梧州交通以水运为主的实际情况，着手编订城市建设规划，将梧州划分为行政、商业、住宅和其他地区。通过建设码头、铁桥，将冰井冲和河西三角嘴等划为新的居民区；行政区主要以大学路及三云村为主，行政部门设在广西大学原址内。20世纪30年代，梧州的城市建设进入快车道。由于梧州城区和郊区面积逐步扩展，随着需求的激增，梧州主城于1937年进行行政建制调整，即将主城区划分为五镇一乡。五镇分别是城东镇、城南镇、城中镇、城北镇、河滨镇，一乡是指鸳江乡。此后，梧州城市的行政架构基本成型。在城市的核心区，以五坊路和九坊路为主体，形成城市格局的骨架。至此，城区境域东至白云山，北至大漓口（今钱鉴路），西至老鼠夹（今市四中处），南达长洲尾（今长洲岛）。东西距离10.5千米，南北距离5.2千米，总面积36.8平方千米［8］。

总体来说，1924—1935年梧州的城市格局执行拆城墙、修马路、铺设街道的计划，打通了城内外的公路，城内城外被分割的格局被打破，扩展了市区，同时参考广州的城市建设规划，提升了梧州城市布局的近代化水平。城墙的拆除和道路的建设，标志着梧州的城市建设迎来了新阶段，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和城市面貌的改善也是从近代到现代城市最明显的过渡。从梧州的近代化城市建设可以看出，主城区的改造是从南到北、从东向西、从东南向西北的顺序进行的，由此形成梧州市城区的基本格局。

（二）民国前中期梧州城市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

一是受到商埠经济的持续带动。1931年梧州税收占广西三关税收总额的五分之四［9］，由经济带动城市人口的可持续流动，从而促进该时期较大幅度的城市建设。

二是梧州市政主导者先进的城市规划意识。梧州是广西第一个建立市政工程办公室的城市，其主要领导关祖章和戴恩赛等人都是接受过中西方高等教育的人，广州市骑楼分布的总规划师赵祖康也曾在梧州城市规划机构任职。这些优秀的领导和规划设计师都具备先进的规划理念，且在梧州旧城改造扩建新道、修建骑楼的过程中建立了相应的建造章程。

通过对比之前各时期梧州的分区情况，梧州的主要分区已经基本成型。桂江以东的主要商业区仍然在持续发展着，只是随着人口的增长，桂江西岸地区也逐渐发展起来。政府机关绝大部分仍然位于桂江以东，桂江以东城区的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

四、民国末期梧州城市的重建

（一）民国末期梧州的城市格局

1939—1945年，因为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梧州的城市建设处于停滞状态。除了大多数房屋被摧毁外，没有任何变化，因此本文不再赘述该时期梧州的城市分布格局。1945年8月16日梧州光复，城市管理部门开始修建市内外的主要公路和桥梁，协助居民重建家园，并进行相应的整理。在此期间，虽有提议建设“大梧州”等一系列战后重建计划，但最后却未能实施。

1946年，梧州按照原市街规划完成中山路、海关路、医院路的改造工作，此时城市格局的整体分布以同心圆圈层为特征，内圈为城市商业中心，主要为中山路西和南环路以南地区，第二个圈层是生活和住宅区，第三个圈层即城市工业区。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领导者也开始注意与西江相关联的河堤路的建设，最终在1947年于西江沿岸建成河堤路。

该时期梧州共有1区、6镇、6乡，1区即城厢区（今河东区），6镇即大中镇、大东镇、大南镇、平桂镇、冰泉镇、河滨镇，6乡即鸳江乡、富民乡、旺步乡、扶典乡、长洲乡、龙华乡［10］。梧州城市在战后的恢复与规划发展期，相对于此前来说，增设了一个城厢区和一个镇，并且不再以城市的方位来确定镇名，而是以路来确定镇名。在乡一级，除了保留鸳江乡，扩增了富民、扶典、旺步、长洲、龙华5乡。该时期的梧州行政区域东至扶典，南至高旺，西至西兴，北至莲花山，总面积101平方千米［11］。

（二）民国末期梧州城市格局的影响因素

一是梧州固有的空间构造如山河分离的限制，使梧州城市空间结构始终遵循单中心群的空间结构模式，因此大部分基础设施集中在桂江以东、西江以北的主城区。

二是受到政府发展政策的影响。抗日战争结束后，梧州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开始从水运转型。1946年梧州不再列入政府重新对外开放的沿海口岸名单，1947年梧州海关被改为支关［12］。梧州的战略地位受到极大挑战，可见梧州经济地位的下降受到政府发展政策改变的很大影响。

1949年11月25日梧州获得解放，此时梧州市区面积1.8平方千米，道路总长19.76千米，政区面积100多平方千米［13］。在随后的三年时间，相对于旧城改造与全面规划时期来说，梧州城市的总体格局改变较少，只是在民国末期城市格局的基础上做些修补。

综上所述，通过充分利用地方志等资料，可以有效复原近代梧州城市格局的演变过程，并探究出影响其演变的背后因素。从晚清开埠开始，梧州的城市格局在传统城市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桂江以西地区逐渐得到开发。民国时期，梧州通过旧城改造，铺设街道，开辟并拓宽道路，城区范围有了较大扩展，一方面使传统老街道得以转型，另一方面逐步发展到桂江以西地区乃至郊区，缓解了桂江以东老城区的综合压力。总之，近代梧州的城市格局经过不同时期的演变，总体上形成了以桂江以东城区为中心、沿江河次第发展的空间格局。开埠余波与固有的地理格局磨合下的梧州，城市格局的演变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与之相对应各阶段政治、经济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地方志的存史价值，也在近代以来梧州城市格局演变的个案分析中得以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