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区智慧化治理体系的构建

摘 要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与社区智慧化治理在多元主体治理、服务利民、监督创新等方面实现了有机结合，并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在社区治理基层建设的落实。新形势下，充分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网格化等信息化技术，构建更精准了解大众需求，更精确定位，更精细提供服务的社区服务模式和方法已经成为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放管服”改革的深化，社区智慧化自治能力尚未完全形成、统筹规划缺乏、体制机制与实际不协调、可持续治理建设趋势未形成等问题依旧存在。为此，本文通过总结归纳目前智慧社区治理的重要性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如何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实现社区智慧化治理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 “放管服” 智慧化 社区治理

作者简介：方玉萍，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11.235

近年来，政府职能逐步由重审批向强监管、优服务转变，政府为经济社会、广大群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明显增强。[1]“放管服”改革是近年来政府治理职能转变的重要实践，智慧社区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如何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有效地实现社区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发挥智慧社区的最大价值，是社区治理创新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基层建设的重大跨越，更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

一、“放管服”背景下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的重要性

（一）提高行政效率，进一步实现“善治”

社区智慧化治理是以数字化为依托对社区进行公共服务管理的构建，其成功实施也是“善治”的重要体现。所谓社区善治，指在多元主体之间，包括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以平等参与、合作共赢、协商共治、利益共享为桥梁和纽带，共同推动社区和谐发展、全面发展、有效互动，从而实现社区治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2]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区智慧化治理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它是否真正为居民生活及办事增加了便利程度，实现“以人为本”。智慧社区是以智能、人文、服务为理念，通过整合街道管理和服务运行的关键信息，探索社会管理、社区服务、惠民兴业的发展新途径，以打造管理精细化、服务人文化、运行社会化、手段信息化、工作规范化、技术现代化的现代街道工作运行新模式。[3]在该模式下，“精细化、人文化、社会化、信息化、规范化”打破了传统治理与居民民主生活相分离的局面，实现以居民为本的协同治理局面。

（二）加强社区服务管理的实用性

“放管服”改革下的社区智慧化的服务管理模式更加符合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整体发展趋势，各社区可以根据提供智慧化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应及改善。社区智慧化治理模式的应用，一方面社区所有居民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平台、微信平台、QQ群等线上渠道进行信息查询、发布疑问和需求信息;另一方面社区管理者通过相关平台进行网络回复，达到及时有效的解答居民问题，同时市场主体也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挖掘“客户”需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并提供更好地服务。此外，通过社区信息平台的“一体化”构建，可以实现社区智慧化治理工作与政府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实时掌握最新智慧社区的政策动态发展，及时调整本社区智慧化治理的建设方向，从而起到规范社区服务管理制度。

（三）增加社区治理工作信息化交流

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信息化工具及时查询社区服务管理信息，追踪具体事项办理进程，通过信息化技术可以整合社区各方面资源，从而完成对社区数据资源进行的整合式分析，发现社区治理的不足和亮点之处，在成功经验之上开展合理化改进，优化服务质量。同时，通过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各部门、社区之间进行跨区域、跨部门的有效资源共享，实现优秀借鉴，实现共同推进社区智慧化治理目的。

二、“放管服”背景下社区智慧化面临的困境

（一）社区自治能力尚未完全形成

在过去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国内的社区服务以及社区治理模式都遵循了一种非常传统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中，一般而言其治理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派出机构以及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自治委员会。[4]此模式在我国社区治理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政府依赖性”的治理思维，该依赖性不仅体现在传统治理思想，还表现在自治能力的下降。

一方面，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根植”于人们观念之中，政府“简政放权”形式在某些情况下会使得社区服务管理产生“越权”感觉，无法真正的做到放开手脚的开展服务。

另一方面，社区智慧化意味着高新技术的使用，社区作为我国基层建设中的一部分，其在技术和人才上缺乏主导权，难以实现在硬件和软件的自主权。因此，“简政放权”的尺度、市场与居民参与程度、高新技术使用比列等，都成为“放管服”背景下社区智慧化治理实现社区自治较为棘手的问题。

（二）缺乏統筹规划

近年，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智慧社区”也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我国，“智慧社区”是比“智慧城市”更新的概念，还属于新鲜事物，政府不同部门、企业界、学术界、社会和居民对其都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导致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出发点也各不相同。[5]正是因为理解的不同，国家对智慧社区的建设难以制定统一的规划。纵观我国当前相关文件，有关智慧社区的文件主要是相关性指导意见，更多建设规划主要来自于“智慧城市”文件之中的简单带过。同时，社区智慧化建设参与主体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当前，我国多数智慧社区完成了社区、市场、政府的参与治理，但是多数时候都是以自身利益为主，缺乏有效的协调统筹机制，利益矛盾摩擦频繁出现，对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持续化发展造成阻力。

（三）监管机制不完善

社区监管工作量愈发大而复杂，无法通过标准的具体的监管机制进行统一执行。

一方面，在社区智慧化治理下，社区管理者使用社区平台对社区居民进行服务与管理，通过在社区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和收集信息、提供网上收费、智慧物业、智慧安全管理等方式进行社区管理，但是否全面覆盖与落实到社区的各个方面没有完整的监督机制，没有真正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频繁发生，从快递订单数据、圆通10亿快递信息泄露、学生信息、居民居住信息、大量银行卡身份证等个人敏感数据泄露或直接公开贩卖，都直接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威胁，容易造成居民产生信息化排斥心理。再者，“智慧化”带来“智”的便利的同时，也容易造成管理人员的惰性和滥权，需要严格的监督机制来进行管制。

三、“放管服”背景下社区智慧化治理体系构建

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来看，智慧社区治理承载着城市治理现代化以及城市治理智慧化的重任;从微观来看，其对变革基层治理模式和推动社区建设有重大的意义[6]。因此，社区智慧化治理体系的构建应以协同治理、自治、可持续治理三方面为基础，推动社区实现精准化、精细化治理。

（一）持续简政放权，加强多方主体联动

政府、市场、社区居民的协同加入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這是政府简政放权下的重要实践，也为社区智慧化治理的长远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思路。

一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放牛郎”的本职工作。社区的事情应该由社区自行建设和规划，政府更多的是起主导作用，挥好手中的“鞭子”让社区治理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另一方面，作为简政放权的享用者，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市场主体有责任有义务自觉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总而言之，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对多方主体协同推进社区智慧化治理有着重要意义，但并不是无度的“放”，而是有计划、有目的、有规范开展。

（二）开展多方创新，推动社区自治

社区智慧化治理想比较于传统社区治理模式，应进一步打打不创新，采用多方面模式创新，根据社区治理实际需要，以“放管服”改革为背景，打造现代化治理方式，推动社区自治，建设对政府的依赖，从而反促“放管服”改革步伐，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

第一，服务意识创新。通过信息化，很多社区琐碎事务可以由社区居民之间自身得到协调及解决，应打破传统“事事亲为”和“事事具细”观念，积极营造服务管理氛围，立足为居民提供便捷及时的服务，为社区智慧化发展保驾护航。

第二，服务模式创新。纵观我国当前社区智慧化治理，各地开展的智慧社区公共服务治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即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化模式以及政企合作型模式，[7] 它们都是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多番实践的结果，各社区应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情况采取合适的服务模式。

第三，人员队伍建设创新。在互联网时代下，社区智慧化治理水平的提高，离不开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要实现社区自治，必须建立自己的人才队伍。

一方面，优化社区技术专业人员得数量与构成。

另一方面，提升社区所有人员的综合业务素养。

（三）促进制度体系与技术相适发展，建立可持续社区治理

随着智慧社区的推进，技术的应用逐渐成为社区治理发展的衡量标准，但在推进社区智慧化过程中，要防止陷入过度追求数字技术治理的“泥潭”，亦或者是植根于以制度体系管制数字技术治理的局面，没有充分发挥技术的优越性。此两种情况的任意出现都会造成“跷跷板”状况发生，应将二者合理结合，达到相互促进，实现“优化服务”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龙海波.数字化转型助推放管服改革[N].中国经济时报，2019-10-30（005）.

[2] 刘小钧.论社区善治的要素整合及理论特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6（5）：10-12.

[3] 伍堃.智慧社区建设中政府的主导作用[J].河北学刊，2013， 33（5）：112-114.

[4]周婕，周扬帆.协同治理视角下衡阳市智慧社区服务体系构建[J].经济师，2019（10）：158-159.

[5] 李国青，李毅.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困境与出路[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12）：67-71.

[6] 陈自立.智慧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与关键问题[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3）：24-28+124-125.

[7] 张鹏.智慧社区公共服务治理模式、发展阻碍及整体性治理策略[J].江淮论坛，2017（4）：7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