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述评

胡小洋,马 力

(1.湖北大学学报编辑部,湖北 武汉 430062；2.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3.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近20年来，在学术期刊事业的扶持上，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已经通过资助项目的形式投入了大量资金，以期通过办刊经费的扶持从整体上快速推进我国学术期刊的高品质发展，特别是从“十二五”初期开始，国家层面就已通过实施各类学术期刊资助项目的形式直接投入经费超15亿元(RMB)，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以国家层面的资助政策为主、以地方层面扶持政策为辅的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体系。这些资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既从微观上极大地激励了学术期刊办刊主体的办刊热情和效率，也从宏观上完善了我国的学术期刊事业发展政策体系，为推动我国学术期刊事业的发展走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步。

与此同时，在各项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有关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的各种评价研究也在期刊界学者圈不断升温——这也正是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公共科技政策理论认为，各类政策执行效果评价正是公共科技政策运行过程中的必备环节，通过政策评价来检验或检查政策执行情况、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优化后期政策组织过程，最终提升政策执行效果。换而言之，我们应该在不断努力争取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和扶持规模的同时，也应该尽力做好各项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工作，以评价促资助体系建设，使之发挥更好更快的效果优势。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对于学术期刊资助政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后续政策组织过程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但这一论断成立的前提是所开展的政策评价必须是科学合理的，必须满足政策评价的相关要求和规律。

本研究希望通过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当前学术期刊资助政策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综述分析，以期对当前该领域的学术研究热点进行梳理，对有关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揭示，努力为后续相关政策评价研究提供理论引导，并为完善学术期刊资助政策组织过程提供科学的评价结果和分析支撑。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期刊资助政策”主题下的学术文献进行基于发文数量、发文时间、二级主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和结论等内容的计量和特征分析。

2.数据来源

对中国知网(CNKI，www.cnki.net)网络出版总库中与“期刊资助政策”主题相关的学术文献进行高级检索，检索式为“(题名=期刊政策) 或者 (题名=期刊资助) 或者 (题名=名栏工程) 或者 (题名=名刊工程) 或者 ( 题名=名栏建设工程) 或者 (题名=名刊建设工程) 或者 ( 题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 或者 (题名=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 或者 ( 题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 或者 (题名=国家自科基金重点学术期刊) 或者 ( 题名=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 或者 (题名=精品科技期刊工程) 或者 (题名=期刊登峰行动计划) (模糊匹配)”，时间=“所有年份”，检索时间：2019-02-20。

初步检索得到430条文献，经过人工逐一核查得到61条有关期刊资助政策方面的学术研究文献(大部分均为入选相关期刊资助项目的宣传材料)。

二、“期刊资助政策”主题文献的整体特征分析

从这61篇高度相关文献的发文年份统计来看(如图1所示)，有关“期刊资助政策”主题的学术研究从2001年开始才出现，这也正好印证了面向全部期刊范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资助项目正式启动的开端，但有关“期刊资助政策”的研究在其后的5年间并没有引起业界研究者太多关注，直到2006年此主题的研究才再一次被提起，随后每年(除2011年外)都有系统性地研究内容出现，虽然中间部分年份的学术文献数量有些动荡，但也丝毫无法阻挡有关“期刊资助政策”主题研究热的快速升温，2012年以后，随着我国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体系的全面铺开，有关学术期刊综合政策研究、各种学术期刊资助项目的作用意义、具体资助内容解析、实施过程及阶段性效果研究陆续进入研究者的视线，特别是近两年，多项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均已顺利地实施一个或多个周期后，有关各资助项目实施效果的各种评价研究渐渐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这也正是国内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体系慢慢开始走向成熟的开端。

图1 CNKI数据库中与“期刊资助政策”主题相关文献的数量年份变化图(实线为实际变化线，虚线为趋势线)

在综合分析这61篇学术文献的基础上，从以下4个视角对国内“期刊资助政策”主题文献内容的学术研究特征进行归纳和述评。

1.对政策研究对象的统计分析

从不同政策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献数量来看，如图2所示，有关期刊资助政策的研究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迁移性，这种研究对象的迁移性主要表现为随着新的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出台的时间顺序而迁移变化。2008年之前，政策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资助政策和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政策的研究上；2008—2012年，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资助政策外，对教育部“名刊”“名栏”建设工程项目的研究也开始起步，此外，在多项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不断实施的过程中，有关学术期刊发展的综合政策研究也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自2013年开始，有关“期刊资助政策”主题的研究迅速增加起来，成果规模已由2013年的3篇上升至2017和2018年的13篇次，研究对象除了教育部“名刊”“名栏”建设工程项目和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建设工程项目外，本阶段又增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项目和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而且在后两个资助政策上的研究强度迅速提升，到2017—2018年，在政策研究对象上形成了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项目、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和教育部“名刊”“名栏”建设工程项目三个资助政策相关内容研究并驾齐驱的格局，一方面是因为国家优化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体系，于2014年取消了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政策；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这三项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在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此外，2018年，有关学术期刊综合政策的研究又一次被研究者唤醒，为新时代学术期刊综合政策的完善提供了更多智力支持。

图2 各年学术文献所涉及的学术期刊资助政策研究对象的数量统计情况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同一研究领域，同一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术文献量越多，则说明该研究对象的研究价值越高，影响力越大。从各项政策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术文献数量来看(如图3所示)，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教育部“名刊”“名栏”建设工程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的学术文献数量较高，说明它们三个的研究热度相对较高，同时也表明这三个资助项目在期刊业界和学界均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2.对研究主题的统计分析

从不同研究主题的统计来看，61篇学术文献中有25篇文献的主要内容涉及“政策实施作用与实施效果评价分析”主题，占到总文献量的40.98%，而且这些学术文献的出版年份主要集中近些年，其中2014年及以后出版的文献有23篇，占到该主题研究的92.00%，说明有关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及分析研究已经得到业界的高度重视，也从侧面说明我国的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体系开始进入政策发展的自我完善和调整期，客观上需要通过合理的评价研究来提供决策建议。

图3 各项政策研究对象所涉及学术文献的数量统计

进一步深层挖掘，有关“政策实施作用与实施效果评价分析”主题的学术文献涉及所有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其中涉及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教育部“名刊”“名栏”建设工程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建设工程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资助的分别为10篇、6篇、4篇、3篇和2篇。虽然从实施频次和时长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资助最长(共计实施14年)，但有关该资助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却最少，只有早期(2007年)刊发的2篇，可能与该项目在2012年最后一期资助实施后就取消了有一定关系，但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该项目在业界的受关注度和影响范围并不太大。与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建设工程项目相比，有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和教育部名栏工程建设项目实施效果的研究热度更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它们所涉及的范围相对较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它们在业界的关注度更高。当然最受业界关注的依然是在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体系中资助力度最大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了，近几年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研究主题体量排在第二位的子主题有两个，分别是“政策介绍与分析”和“办刊策略研究”，每个子主题均涉及13篇学术文献。“政策介绍与分析”主题的具体研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各项政策执行初期的相关资助政策的详细介绍和简要资助情况分析，二是注重总结和分享各项政策对学术期刊办刊过程作用效果的政策机制分析；“办刊策略研究”主题的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受资助政策资助学术期刊的办刊策略总结与分享，也充分体现了资助政策体系对办刊过程的推动作用。此外，61篇文献中也有与“期刊相关政策理论的研究与分析”主题研究相关的，主要涉及有关学术期刊发展的公共出版政策和具体资助政策管理机制的讨论。

3.对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

从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看，61篇学术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大致可以概括为整体多指标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理论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有少数学术文献兼用两种方法。此处仅对涉及“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分析”主题的学术文献作进一步分析。有关“政策实施作用与实施效果评价分析”主题的25篇学术文献主要使用的是案例分析和整体多指标比较分析法，其中涉及案例分析法的有9篇，占到该主题研究的36.00%，涉及教育部“名刊”“名栏”建设工程项目的有3篇、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的有2篇、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的有2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的有1篇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的有1篇，这9篇案例分析研究主要是通过某一种或几种受资助学术期刊在资助政策驱动下的办刊变化来研究具体资助政策的实施效果。例如马俊[1]和詹歆睿[2]分别从教育部名栏“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历年载文量变化和建设、探索的实践过程角度分享《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的名栏工程建设实效；程维红[3]通过《作物学报》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资助项目扶持后的发展情况分析来研究该资助政策对学术期刊发展的推动作用，此外，魏秀菊等[4]、黄河清等[5]、王继红等[6]、史文清等[7]分别以《农业工程学报》《中国药学(英文版)》《矿业科学技术(英文版)》和4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为案例分别研究阐述了各自接受的资助政策对自身办刊过程、刊物质量和影响力的提升作用。

使用整体多指标比较分析法的学术文献也有9篇，其中2017年朱剑和王文军老师合作撰写的一篇题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的作用与前景——基于CSSCI数据的分析》[8]的文献涉及的是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实施效果的评价分析，严格意义来讲，这文章虽然在CSSCI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分析了该政策对国内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起到激励效果，但文中更多的是立足当前办刊环境，利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受资助期刊必须尽快走上媒体转型和融合发展之路，并在此基础上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政策提出两点发展建议。除了朱剑和王文军老师的这篇文章外，另外8篇学术文献则全部是涉及“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研究，由此可见，学术期刊界对于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资助政策的期待是不言而喻的。从研究目的上讲，这8篇文章可以分为2种情况，一是基于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资助政策对特定办刊指标或办刊要素实施作用及作用机制的考察。如王燕在《<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对所资助期刊提升作者国际化水平的作用》一文中研究的是该资助政策对受资助期刊作者国际化水平作用的情况分析，作者通过87种SCI收录期刊(两组)作者国际化数据的统计、比较和分析发现了该资助政策对提升期刊作者国际化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并揭示这些期刊作者国际化水平与期刊影响力具有较高的相关度[9]。向丽和邱敦莲在《辩证看待国际稿源对英文科技期刊论文被引的贡献——“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第一期项目的启示》一文中以该项目资助的期刊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稿件地域来源与期刊论文被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稿件与非中国稿件在被引数据上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而相反地域合作论文的被引情况更好[10]，以此给该项目资助方案的完善提供实践支撑。丁佐奇探究发现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资助期刊中的研究综述对各刊影响因子的贡献最大，高被引论文、国际论文及中国作者论文对影响因子的贡献有待加强[11]，该研究对后续资助政策完善政策实施过程前期、中期和后期的考核标准具有参考价值。二是，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资助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这部分一共涉及5篇学术文献，许晓阳等通过2012年和2015年SCI-JCR(SC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报告中受资助和未受资助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指标变化的比较研究，对该资助政策一期实施后的政策效果进行绩效分析，希望为该政策下一期资助期刊的种类及资金额度提供参考[12]；刘玉姝等以该项目一期受资助的英文科技期刊为研究对象，通过分别分析A、B、C、D 4类资助期刊自接受资助以来的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的变化规律和这些期刊被ESCI或者SCI收录的数量变化情况来检视该资助政策的实施效果[13]；甘可建等采用2013—2017年JCR报告的被引频次与影响因子数据，通过多指标比较分析的方法对首批资助期刊的实施效果即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情况进行研究[14]。此外，王燕采用多指标前后比较的方法，通过WOS和《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2013和2016年的数据探讨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第一期资助期刊中SCI收录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水平的提升效果[15]；在此基础上，佘诗刚等通过2012—2017年SCI-JCR报告和《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的主要指标数据系统地探讨了该资助项目一期和二期受资助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变化情况，并分析变动原因，以期来评估两期资助政策的具体实施效果，并为启动第三期及未来其他相关期刊资助项目提供参考[16]。虽然这5篇学术文献所研究的资助政策对象都是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研究方法和目的也十分相近，但各项研究的侧重点、数据来源、数据窗口选择、具体研究思路均有所差异。

此外，在“政策实施作用与实施效果评价分析”主题的文献中还需要提及的研究方法有理论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如苏金燕采用内容分析法和理论分析法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宣传和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内容来彰显新时代学术期刊政治功能特色[17]；又如许宏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的所有《情况通报》信息进行文本分析，探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对受资助期刊的媒介融合转型出版实践和期刊办刊质量的影响研究[18～19]。

4.对研究结果的统计分析

从研究结果统计分析看，有关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对改善学术期刊办刊软硬件环境、提升学术期刊质量和影响力，研究者们从整体上都有比较积极地认知和评价。王岩在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实施效果分析研究中认为该资助政策在提高我国期刊的学术水平、整体质量及国际化程度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丁广治等[21]和魏秀菊等[4]分别以《中国中药杂志》和《农业工程学报》为案例详细总结和提炼了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对学术期刊办刊实践、期刊质量和影响力的大幅提升作用；毛红霞等在调研分析51家获得教育部名栏工程建设项目资助期刊的名栏工程建设发展数据后认为，教育部名栏工程建设项目实施过程虽然有一些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但是总体来看，名栏工程建设成绩斐然，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领域着实发挥了引领与示范作用[22]；许宏在分析了2012—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情况通报》信息后认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实施五年来，不仅使获得资助期刊的办刊硬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促使学术期刊在创新发展、特色发展、规范发展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形成了我国社科期刊界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19]；刘玉姝等发现，“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毫无疑问在提升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和整体学术水平，促进优秀科研成果的对外传播与交流方面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作用，我国的英文科技期刊的发展也将迎来一个黄金时代[13]。佘诗刚等在系统分析受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一期”和“二期”项目资助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评估指标的数据变化后认为：“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实施效果已初见成效”[16]。

当然，虽然很多研究工作所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要目的都是相近的，甚至是完全一致的，但使用不同的研究数据、选择不同的时间窗口、选用不同的研究标准，其研究结果均有可能不一致。如在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实施效果的系统研究中，王燕发现从整体上看受“提升计划”资助的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指标(除即年指标和可被引文献量外)的提升变化均要显著高于未受资助期刊的，但该提升效果在不同资助额度期刊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15]；甘可建等却得出，在第一期获资助的SCI期刊中，部分期刊的被引频次与影响因子均不升反降，部分下降幅度超过10%，首批资助期刊平均被引频次增长率高于未获资助期刊的，而平均影响因子的增长率反而低于未获资助期刊的，并得出“该资助政策对资助期刊国际影响力的作用尚不明显”的结论，且建议六部委调整有关资助经费使用方向与实施细则[14]。

三、“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主题研究的问题分析

面对国内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的当下，相关学术期刊资助政策的评价研究也应该顺势兴起，这是任何一件事物或者一份事业正在成熟的标志。自2001年起，有关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作用及实施效果的各种研究工作相继出现，特别是2014年以后，各种资助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工作迅速升温，出现王燕、许晓阳、许宏、佘诗刚、刘玉姝、甘可建等一批关注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的学者学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她)们应该是正式打开我国“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之门的先行者。他(她)们的研究成果瞄准了体现期刊质量和影响力最主要的指标，运用了相对系统的比较对照方法，采用了相对核心的数据资源来研究各类期刊资助政策的实践作用和实施效果，并在评价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有关期刊资助政策的未来发展建议，具有一定创新性和时代性。但面对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的诸多细节，当前的研究工作仍有许多提升空间。

1.对公共科技政策评价理论运用不够

目前的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主要单纯地强调学术期刊评价理论，而忽略了对政策效果评价理论的科学运用。第一种情况，在实施效果评价时，大部分研究者能够很好地把握期刊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但对未受资助学术期刊的变化强调不够，甚至是没有考虑。如佘诗刚等[16]的研究虽然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一期和二期各类(A、B、C类)资助对象的变化情况，并对一二期受过资助的所有学术期刊的主要期刊影响力指标(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分区排位)的变化进行详细地分析研究，但并没有将受资助期刊的指标数据变化与未受资助期刊的变化进行比较，便得出了该资助政策的实施效果已经初显，该结论还是存在一定“风险”；此外刘玉姝等的研究[13]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第二种情况，在实施效果评价时，有些研究者既考虑了受资助期刊的变化，也考虑到了未受资助期刊的变化，并且还比较了两种变化的相对大小，但弱化了对未受资助期刊的严格筛选，在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中，必须保证对照组的初始条件尽可能与实验组的初始条件保持一致或相近，这样的比较才能更符合政策效果评价理论的科学性。

2.所选评价指标相对单一

经考察有关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所使用的衡量学术期刊质量或影响力的指标主要是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有个别研究也还选用了其他评价指标，如即年指标，他引率，CI指数[23]等，但也都是从学术引用的角度去考察的，学术引用视角虽然是衡量论文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角度，但它不能代表学术期刊质量或影响力的全部，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质量的体现角度和影响力的产生路径更是多种多样、丰富异常。所以，要想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价期刊资助政策的实施效果，需要准确地把握资助政策的实施目的，根据不同的目的制定不同的评价学术期刊质量或影响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才是关键。

3.指标数据收集的时间窗口与期刊政策作用的时间窗口存在不一致问题

对于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受政策作用开始的时间和政策作用结束的时间必须进行严格的界定，而且要理解从政策开始作用到政策产生效果也需要一定周期，特别是对于学术期刊办刊过程，稿件从策划、组织、审阅、编辑加工、校对到出版整个流程是需要一定周期，且很多学术期刊因为出版存量消化的问题还常常有一个出版等待期的问题，所以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的稿件出版面世都有一个周期过程，此外，稿件出版面世后，则毅然需要一定的传播时间来达到传播的最佳阶段，也即部分评价指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如影响因子，考察的是前两年的发文内容在统计当年的引用情况。所以在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中对于期刊评价指标数据收集的时间窗口应适当推后一些，一般一年比较合适。另外，关于总被引频次这个指标考察的是期刊所有历史内容的贡献，即既包括了受资助政策作用后的贡献也包含受资助政策作用前的贡献，所以不太适用于期刊政策资助的实施效果评价中。但当前只要应用了学术引用视角的指标的研究工作，总被引频次总是被用于其中，实际上是不相适宜的。如王燕[15]、许晓阳等[12]、刘玉姝等[13]、甘可建等[14]、佘诗刚等[16]的研究均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4.没有分学科进行数据处理和比较

现有的期刊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对各指标数据的处理方法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不同学科的学者规模、学术产出规模和引文习惯均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相同的“作用力”下不同学科期刊在刊物指标数据上的成长效率均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关期刊指标数据的统计和比较必须在相同学科下进行才能尽可能的保证初始状态的尽量一致性。但是绝大多数研究都没有规避这一问题。如许晓阳等[12]、甘可建等[14]、王燕等[15]、刘玉姝等[13]的研究在进行指标统计和处理时都没有分学科进行，如相对值、平均值、增长率、平均增长率等都是将所有学科期刊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计算。这种数据处理思路均不符合学术期刊需要分学科评价的基础原则，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也自然需要继续商榷。

四、结论与展望

在我国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的当下，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工作的快速兴起也正是学术期刊资助政策体系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面对当前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部分研究者没有很好地落实公共科技政策评价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原则，也没有合理地规避期刊评价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基本问题(如评价数据时间窗口的不一致问题、没有分学科进行期刊评价的问题等)。诚然，近些年在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也常常在其他内容的评价中出现，但从一般意义上讲，需要让研究者充分理解任何评价工作都必须遵循评价科学的基本原则、方法和规律；同时，对于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运用期刊评价理论即可，研究者也必须将其纳入公共科技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范畴——从政策实施目标出发，运用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理论，遵循评价对象(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筛选原则和方法，精准收集评价数据，科学开展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为此，受本研究结果的启示，我们将在下一阶段工作中科学开展“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项目(1期和2期)”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2013—2018)”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工作，希望能得到系统、科学的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结果，以期为国家层面各类学术期刊资助政策后期实施方案的完善提供实证结果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