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圆润、厚实的墨玉”

王祖远

除戏剧界外，一般人都不大熟悉蔡松龄这个名字。然而，他所塑造的三个银幕形象——影片《烈火中永生》中的华子良、《红旗谱》中的严志和《战洪图》中的李老根，却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中。他，话剧园地里一位默默耕耘的园丁，熟悉他的人都交口称赞他的人品、戏德和“老黄牛”精神，正如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刘厚生所说：“松龄同志的为人和成就很像一块圆润、厚实的墨玉，初看起来不起眼，普普通通，没有耀目的光彩。但仔细端详，反复琢磨，却是璞玉浑金，价值连城……”

把心交给了党

蔡松龄是安徽萧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1935年22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开始踏上艺术道路。戏校四年，他接受了系统的戏剧理论教育，开始在表演、导演方面展示才华;同时，他也受到了进步思想影响。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他随全校师生组成“抗战巡回演出团”，从南京迁长沙，又从长沙迁重庆，沿途所见所闻，使他开始懂得革命，也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

1938年，蔡松龄难忘的一年，他生活中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他作为首届毕业生，被留校任教，从此确定了终身从事戏剧事业。

第二件，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是10月的一天，他被悄悄带到重庆上清寺一个菜场的地下室，由介绍人方琯德（后来成为北京人艺著名演员）主持，面对党旗，同刘厚生、陈青、刘承清、邓宛生等一起庄严宣誓，从此把一切交给了党。

第三件，他与热恋多年的姑娘张蕙桢结为终身伴侣。新婚之夜，她对他说：“我祝贺你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有人也介绍我入党，你高兴么？”他回答：“当然高兴，那咱俩就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了。”她笑起来。原来，她早在一年前已在武汉入了党，只不过现在才把真情说出来。蔡松龄惊愕良久，突然展开双臂把妻子紧紧抱住，他觉得自己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然而，生活中并不都是顺境。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风云突变。国立戏校（此时已改名国立剧专）所在的四川江安县也笼罩着白色恐怖，党组织遭破坏，地下党支部书记许绥曾（梅朵）不幸被捕，方琯德、邓宛生等连夜撤离。蔡松龄夫妇因住处偏僻，来不及通知，等他们得知消息时，已无法离开。幸好他俩平时公开活动少，估计尚未暴露，便暂留学校观察。几个月后，教育部给国立剧专校长余上沅发来电报，要求查清蔡松龄活动情况，余上沅复电：“未查到任何活动，后当注意。”此事不了了之。蔡松龄夫妇就这样隐蔽下来，但是，也从此和党失去了联系。

抗战胜利，剧专迁回南京，此时蔡松龄已担任学校高职科主任。他虽然还未找到党组织，却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当时南京正掀起“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学运高潮，蔡松龄暗中为支持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做了许多工作。1947年他还同进步学生一起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并协助地下党员做文艺界的情报调查工作。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我党地下组织从敌人内部获悉，准备逮捕的黑名单上有蔡松龄，马上采取措施，将他全家送到上海暂避。随后蔡松龄很快同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投入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为了解消除后顾之忧，他把两个孩子送进上海教养院寄养，自己冒着风险去印传单、贴标语。上海解放那天，他特地亲手糊了几面小红旗，接出孩子，一家四口来到南京路上，挤在欢乐的人群中迎接解放大军进入市区。

新中国成立前夕，蔡松龄应邀到北京，协助有关部门筹建最高戏剧学府——中央戏剧学院。他先后在表演系、导演系和院工会担任领导职务，工作任劳任怨，待人谦恭平易，受到全院师生爱戴。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1957年，尽管蔡松龄已年逾不惑，依然报名参加苏联专家主持的导演师资进修班，和年轻人一起苦学苦练。他的结业证书上写着这样的评语：“蔡松龄具有很好的表演才能和演员气质。以高度的专业水平扮演了弗拉斯·菲力培奇一角。”弗拉斯是苏联话剧《远方》中一个难度较大的反面角色。蔡松齡把这个表面老实温顺、实质卑鄙奸诈的反社会主义莫罗勘教徒，刻画得入木三分，受到同行们一致的称赞。

1958年，蔡松龄奉调来到河北省话剧团。紧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团里听说北京来了位“大专家”，十分重视，特地给他配备了一名通讯员，生活方面也尽量优待。但蔡松龄谢绝了一切照顾，和普通演员一样住低矮的平房，吃窝头、白薯、熬白菜;下基层演出，团里安排他坐小车，他从来不坐，和大家一起蹚水爬山，而且总是抢着扛景片，干重活。遇有演员生病，他马上顶替上台，哪怕充当群众角色，也是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团里同志对他十分敬佩，不久他就被推选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

1960年，河北省话剧院正式建院，蔡松龄被任命为院长兼导演。这一年10月，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回到了党的怀抱。剧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鲁速同志不无遗憾地对蔡松龄说：“您1938年入党的那一段，因剧专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后情况很复杂，目前还不能算党龄，希望您能理解。”蔡松龄二话没说，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举行宣誓仪式？”

那以后，蔡松龄的艺术生涯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

探索话剧民族化

蔡松龄作为河北省话剧院导演，在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他先后导演的十几部戏，都贯穿了淳厚朴实、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风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红旗谱》。

《红旗谱》是河北省话剧院第一个自创剧目，它反映了大革命时期河北大平原上农民的斗争。蔡松龄读完剧本，就深为它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所感染。他决心把这种民族化的风格特色在舞台上体现出来。

对话剧民族化，蔡松龄早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时就有所思考。他认为中国话剧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继承和借鉴我国民族的（包括民间的）文学传统和艺术传统，从中汲取营养，借鉴适于表现我们民族当代人思想感情的手段;尤其要大胆地吸收、运用传统戏曲和民间艺术的表现方法，按时代特征，从编、导、演、舞台美术及音乐诸多方面进行广泛的探索。但他也指出，话剧民族化不等于戏曲化，不能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他的这些科学分析和求实的见解都运用到了话剧《红旗谱》的排练中。

他首先同編剧一起研究、借鉴戏曲编剧中的“立主脑”“减头绪”和“有戏则长，无戏则短”的特点，把《红旗谱》的情节、场景和人物进行合理集中，大胆舍弃了初稿中“二师学潮”“济南探监”等片段，集中笔墨表现以主人公朱老忠为首的革命农民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矛盾冲突。排演开始前，蔡松龄两次率领剧组到河北农村深入生活。在表演上他指导演员力求做到自然、合理、生活化。例如朱老忠会见祥奶奶时，抢前几步扑通跪下;大贵被抓兵时，大贵娘被狗腿子李德才推倒，她顺势用“跪步”上前求情;朱老忠听说运涛在北伐革命军中当了连长，高兴得打了个“飞脚”;朱老巩面对恶霸冯兰池，一气之下用脚把长辫踢起缠绕在脖子上;以及一些演员的亮相、箭步、抢背、丁字步、抓手腕等，都把传统表演形式同人物和剧情结合得紧凑、和谐，既富有民族风味，也使冀中人民“家家练功、人人习武”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浓重起来。另外，在借鉴戏曲和说唱艺术的语言方面，还学习了气口、喷口、节奏、韵律;在舞美方面注意了民族形式、地方特色;在音乐、插曲方面，采用了民歌曲调。这些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通过《红旗谱》的排练，显示了蔡松龄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善于从民族与人民生活中捕捉艺术养份的功力。长篇小说《红旗谱》原作者——作家梁斌看了戏后说：“这戏那样深刻地表现了乡土风习、地方风光，有意保持了原著艺术风格，并在话剧民族化探索方面作出了成绩，使我不由得拍案叫绝。”

戏剧家吴雪撰文说：“导演的处理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最精彩的要算‘护钟辩理一场。朱老忠那雄壮的身段、铿锵的白口，真是声势夺人，有如拜山的天霸，却一点不露痕迹。”

话剧《红旗谱》连演300余场，到京、津、沪、宁、鄂、闽等地演出均获好评，被誉为“具有中国气魄的一出好戏”。它的成功，使蔡松龄在坚持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中更加坚定。他曾在《戏剧战线》上写道：“我们的民族传统戏曲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有许多美学原则可与话剧通用。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最新最美的话剧艺术，就必须向传统艺术学习。只不过在具体做法上必须按话剧自己的形式、特点和规律，有发展、有创造地灵活运用。”

三个让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1959年春天，正当话剧《红旗谱》在天津演出时，崔嵬带着刚组建的影片《红旗谱》摄制组来天津“取经”。他对话剧演出的民族化特色深表叹服，回京后即与凌子风导演商定，邀请蔡松龄和河北省话剧院另一位演员扮演影片中的严志和、朱老明。

蔡松龄到摄制组后，多次将他到冀中农村深入生活和在导演上如何保持民族风格与地方色彩的体会向同志们介绍，同时潜心钻研严志和这个角色。曾有人这样评论小说《红旗谱》中的人物：“如果朱老忠是一匹闯荡江湖、久经阅历的骏马，那么严志和就是一头土生土长、从未离开过家乡沃土的耕牛。”这段话使蔡松龄懂得了自己所饰角色的份量。他重读小说，翻阅深入生活时的大量手记，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牢牢把握住严志和忍气吞声、懦弱怕事和“碌碡压不出个屁来”的基本特色。影片拍出后，大家都认为严志和的形象创造十分成功，他的性格特点甚至体现在一行一坐及眼神顾盼之中。譬如“卖宝地”一场，严志和强抑胸中愤懑，步履蹒跚地来到已经卖掉的三亩宝地前，随着一声“爹，我对不起你呀！”一头扑倒在地，双手捧起那油黑的泥土，颤抖地送到嘴边吮吸着，如痴似呆，悲泪盈眶。蔡松龄用这样几个简洁而极富表现力的动作，把严志和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的绝望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1962年，老导演水华又请蔡松龄在影片《在烈火中永生》中饰演华子良。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重要角色，蔡松龄再一次在银幕上展放异彩。他把自己解放前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暗中营救被捕共产党员梅朵，以及在敌人监视下苦度日月的生活经验都运用到表演上。那在狱中特务盯梢下，巧妙地把江姐试探的纸团扫进簸箕;在地下室对许云峰亮明身份时含泪拥抱的镜头，都十分准确地表现出这个表面上疯癫痴呆，内心机敏沉着，在残酷恶劣的逆境中进行着特殊斗争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精神风貌，表演得非常含蓄、深邃，感人至深。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曾这样评论说：“影片最为隽永的人物却是一言不发的华子良。他的一些镜头使我们永远记住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蔡松龄，并为他生前没有机会在银幕上为我们留下更多的印记感到遗憾！可不可以有一部片子，从华子良的默不作声，从他不停的跑步，从他两只脚的变化并透过这两只脚和两只经常眯缝着的眼睛，看江姐和许云峰？通过他的送饭和挑担带出《红岩》？”

蔡松龄为我们留下的最后一个艺术形象，是影片《战洪图》中的李老根。这部影片是根据河北省话剧院同名话剧改编的，蔡松龄在排演原话剧时担任艺术指导兼演张县长一角。拍影片时，导演苏里看中了蔡松龄淳厚朴素的气质，邀他饰演贫协（下转20页）（上接27页）主席李老根。

李老根的戏并不多，但蔡松龄却把这个农村老党员演得很有深度，而且区别于他以往饰演的老农形象，这是很不容易的。“开支委会”一场戏，支书与大队长在激烈地争论，李老根默默无言，只咂巴着小烟袋坐在一旁思考，但通过镜头中他那紧锁的双眉和凝重的目光，便使人看出，他早已卷入到这场事关重大的“分洪”争论中来。接着他慢悠悠地向大队长刘大勇说：“你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水涨一尺呢？”大勇说：“我埝高一丈！”老根问：“那水涨一丈呢？”大勇说：“我埝高十丈！”老根又问：“水涨十丈呢？”大勇笑道：“哪会有那么大水？”“有！”支书丁震洪接着介绍了水势凶猛的情况。这段戏蔡松龄没有多少手势和形体变化，但凭着炯炯有神的双眼就把这个“小”角色演得深沉内向，很有份量。

遗憾的是，蔡松龄没能继续施展才华。1974年重拍《战洪图》影片时，他的肝病已很严重，可他藏起病假条坚持把所有镜头拍完，回到北京便住进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在为蔡松龄举行的追悼会上，影剧界的朋友来了很多，崔嵬、水华、欧阳山尊、凌子风、石羽、汪洋、黄宗江、方琯德、谢添、舒强、胡可……特别是正在生病的曹禺也扶杖赶来，哀情难抑地说：“松龄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不能不来！”

蔡松龄，“一块圆润、厚实的墨玉”，无论戏剧界还是广大观众，都会永远记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