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反日运动与党派政争

周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0)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其中青年学生的表现尤其令人注目。史学界虽对此次学生反日运动从“请愿”到“示威”的过程及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等问题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1)参见陈廷湘：《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左双文、郭秀文、栾成：《“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学术研究》2006年第7期；[美]唐纳德·A.周丹：《“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中的中国学生》，《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190页。，但仍有值得探讨的空间。譬如，自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中共、青年党的创立，国民党的改组，学生被各政党视为重要的政治资源，学生运动不免有政党“运动学生”的烙印；与此同时，学生并非单纯的受动者，对“运动”他们的各政党之态度也会与时转移，从而形成学生运动状态的多元。(2)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27—432页；杨天宏：《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学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笔者拟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国民党、青年党等党派与学生反日运动的复杂互动关系，略作考察，敬请方家指正。

一、事变伊始各党派对学生反日运动的态度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的学生运动政策从“破坏”转向“建设”，一方面推行“党化”教育，以“确定青年三民主义之信仰”；(3)《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1、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3页。另一方面逐步取消跨校学生联合会，规定“在学校以内组织为限”，设立“本三民主义之精神”的学生自治会(4)《学生团体组织原则》(1930年1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7页。，以限制学生参加政治性运动，遏止中共等持不同政见者对学生的影响。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两年里，学生运动所以多为“迎拒校长”“减费罢考”等校园内学潮(5)《行政院长蒋介石告诫全国学生不得掀动学潮书》(1930年12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43页。，而缺少校际联合运动，是与国民党抑制学运的政策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们都服膺三民主义，完全排斥中共等政党的活动，当然也不能改变他们思想倾向多元化的趋势。

据1931年夏国民党调查员章超报告，北京大学、民国大学内有烽火社、社会科学研究社、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读书会等多种组织，共产党、国家主义派、改组派、第三党均有程度不等的活动，有时各党派间的竞争还相当激烈。(6)《章超关于北平高等学校各种党派社团组织活动情况的综合报告》(1931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92—95页。上海大夏大学自1929年秋至事变前，先后成立了乐天文艺社、紫薇社、微曦社和流星社等多个学生社团，其中乐天文艺社“左倾的党员和团员以及其庞大的群众，就要占了过半数”，其余社员为“国民党的忠实同志，醒狮的徒子徒孙，无政府主义者及改组派和第三党的急先锋”。(7)天虹：《活跃的乐天文艺社及其他》，《大夏青年》第2卷第2期，1935年4月，第30页。紫薇社、微曦社同样是“一个各党各派分子的集合体”。出版的《流星壁报》“除开政治上的短论文以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辩证法的探讨，却要占据了一大部分的篇幅”。(8)洪泽：《公演娜拉的紫薇》，《大夏青年》第2卷第3期，1935年4月，第47页；天师：《微曦和流星》，《大夏青年》第2卷第5期，1935年5月，第79页。青年学生们的政治信仰各不相同，甚至对共产主义思想青睐有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地学生运动如火山般迸发。北平、上海等地大中学不仅成立了校内抗日会，还组成了“北平各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及“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等校际联合性团体，冲破了国民党政府此前“在学校以内组织”学生自治会的限制，反映了众多学生要求“一致对外”的心声。但当时执政之国民党与在野之中共、青年党、第三党等，主观上还没有放弃各自成见、合作抗日的强烈意愿。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表面上宣称“在捍卫民族利益之大原则下，切戒一切阶级、区域乃至见解、情感之敌对”(9)《中央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申报》1931年9月23日，第8版。，实则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各大学“学生参加各种集会时，应由教职员负责领导”；“学生应照常努力学业，不得罢课……并遵守中央及政府颁定法规”等。(10)《教育部电令各省市指导学生救国运动》，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9月25日，第3张第2版。亲蒋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颁布《学生抗日救国会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学生抗日会“本三民主义之精神”，拥护和平统一，厉行经济绝交，努力宣传工作，避免一切纠纷等。(11)《市党部抗日方案》，《时事新报》1931年9月22日，第3张第1版。国民党中央试图将学生反日运动纳入和平合法的轨道，既避免其行为激进化，又为我所用。

以汪精卫为代表的粤方主张只有蒋介石下野，才可“一致对外”。(12)《汪委员演词》，《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9月24日，第4版。据时任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回忆，在1932年1月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发动过学生要求对日作战，以增加政府的困难”。(13)《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148页。这里的“手下”即奉汪为领袖、倡导“党的民主政治”、力图左右学运的国民党改组派。(14)国民党改组派虽在1931年1月被汪精卫宣布解散，名义上似不存在，但其多数成员的政治倾向依旧，仍积极活动，时人依然称他们为“改组派”。参见《汪精卫先生复改组同志筹委会书》，《民友》第2卷第2号，1931年7月6日，第16—17页。青年党、第三党均认为，事变为本党迎来发展良机。青年党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建立国防政府，并自诩“兹后领导民族之唯一革命政党，非中国青年党莫属”。(15)《中国青年党建党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国民书》(1932年12月15日)，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页。第三党提倡“要‘抗日救国’必须先‘倒蒋’，要实现‘和平统一’，必须先建立‘平民政权’”，并训令党内“吸收广大的进步青年分子使成为革命的基干”。(16)《训令青字第一号》(1931年11月15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2辑，1982年编印，第233页。青年党鼓吹“铲共与抗日同样重要，必须同时兼顾”；(17)《国民救亡运动的三大目标》，《民声周报》第12期，1931年12月19日，第1页。第三党虽呼吁“团结一切反蒋抗日的势力”，但批评中共革命是一种“刘邦、朱元璋式的革命”，“没有成功的可能”。(18)《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传大纲》(1931年11月12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2辑，第229—230页。两党对共产党的偏见依然存在。

此时，因受共产国际排斥中间势力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以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临时中央也不可能主动打破与第三党、青年党等党派的对立僵局，制定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之策略。临时中央认为，反日运动要联系到反国民党、拥护苏维埃和保卫苏联的斗争，可同“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19)《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央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页。，但必须反对第三党、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革命派别，各地党团部“应该注意学生中的工作，使一部贫苦学生群众离开民族主义武断宣传的影响而作坚决革命争斗”。(20)《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22页；思美：《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红旗周报》第23期，1931年11月20日。

各党派对学生反日运动的不同动机和政策，当然会延续甚至强化校园内各党派学生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但与此同时，各党派学生兼具“党员”与“学生”的双重身份，身处不同的地域和学校，对执行各该党彼此对立的学运政策与因应学生群众救亡图存的共同目标，难免有所差异，甚至出现合作的一面，从而使得这场学生反日运动跌宕起伏，呈现多维复杂的面向。

二、北平学生的“请愿”和“示威”之争

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反日运动大致经历了“请愿”和“示威”两个阶段，从9月下旬至11月底为“请愿”，12月则多为“示威”。时人称，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打先锋的要算北大示威团……继先锋而起的主力军大队，就是由学联领导下的‘南下示威团’”。(21)青怡：《北平同学的南下示威运动》，中共北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为此，有必要对“北大”和“学联”的幕后政治力量进一步考察。

9月21日，北京大学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成立北大学生会抗日运动委员会，并推选关纾、胡嘉椿、夏次叔等15人为委员。(22)《北大学生会第一次抗日运动委员会会议记录》，《北京大学日刊》第2690号，1931年9月23日，第4版。24日，来自60余校的120余名学生代表齐聚北大，宣布成立“北平各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23)《北平各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1辑，第56页。这些学校的抗日会和北平学联，各党派或多或少参与其中。据当年12月中共北平市委的报告称，起初“各校抗日会和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权多半被操于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的手里”，如北平大学法学院、朝阳学院、华北大学、工大、农大诸校在青年党控制之下，清华、燕大、中国学院由国民党把持，“师大和北大在托陈取消派的领导下”。中共经过努力，逐渐取得了中国学院、北平大学法学院及师大的部分领导权，并扩大了对“学联”的影响。(24)《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斗争的报告》(1931年12月31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1991年编印，第173—174页。该报告基本反映了各党派在北平各校抗日会的力量概况，但北大抗日会并非“在托陈取消派的领导下”，虽然托派在山东籍同学及山东同学反日会中有一定势力(25)唐守愚：《我在北平入党前后的一些情况》，中共北平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北大山东同学反日会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716号，1931年10月24日，第6版。，但北大抗日会委员以国民党居多数，关纾、胡嘉椿等隶属于亲蒋介石的北平市国民党党部，且分别担任学生会实权部门文书股和交际股委员，夏次叔虽是中共党员，但毕竟势单力薄，因此北大抗日会最初多受国民党中央派的指导，从事反日宣传等较为平和的活动，以至于时人一度感慨：“五四五卅那样激昂奋发的北大，现在是死去了。”(26)攻之：《死去了的北京大学》，《社会与教育》第5号，1931年10月20日，第14页。

然而，中共尽管对北大抗日会暂无多大发言权，但对学生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北大党支部曾是北平市委下属最大的支部，虽于1931年初一度被解散，但多数党员仍保持着革命斗志和对党的信仰。(27)《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组织史》(1920—1937)，北京大学党组织史编写小组1987年印，第48—49、91页。党员赵作霖、岳增瑜、扈文章、余尊三等虽不是抗日会委员，但分任学生会交际股、宣传股、会计股及审计委员会委员(28)《学生会通告》，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1912—1937)》第2卷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3—2456页。，深得一部分学生群众的信赖，从而奠定了以后北大示威团的组织基础。

焊接结构（件）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中应用广泛。随着锅炉、压力容器、化工机械、海洋构造物、航空航天器和原子能工程等向高参数及大型化方向发展，对焊接技术与焊接结构（件）提出更高要求。但由于焊接接头大多数为性能不均匀体，应力分布比较复杂，而且焊接结构一般都在负载条件下工作，有时其工作条件还极为恶劣，如需要承受高温、高压或各种易燃、有毒介质侵蚀等。若不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焊接接头中的严重缺陷，则可能发生严重事故，造成重大损失。

与北大抗日会起初的“温和”不同，北平学联自始即表现出“激进”一面。北平学联初设于北平大学法学院办公，青年党员田应春、吴子良(29)《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斗争的报告》(1931年12月31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第175页；《辅仁大学蔡景文报告》(1932年1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81-017-03071。，中共党员韩桂琴经常出席学联会议，发表《宣言》斥责南京政府“平时误国，战时辱国”(30)《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昨发宣言》，《北平晨报》1931年9月30日，第7版。，并议决“决不参加”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导的各界抗日救国会。(31)《平学联抗日会组织赴京请愿团》，《北平晨报》1931年10月9日，第7版。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虽策动关纾等人改组学联，成立所谓“新学联”，并将办公地点由法学院迁往市党部，以便随时指导(32)《各校代表会改组学联》，《北平晨报》1931年11月15日，第7版；蔚青：《北平学生反日运动的过去和现在》，《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1辑，第378页。，但北平学联拒不接受改组，宣称“新学联破坏反日运动”。(33)《新旧学联之纠纷》，《北平晨报》1931年11月20日，第7版。北平市公安局遂以所谓“实行反动工作”为由，将学联强制解散。(34)《解散旧学联》，《北平晨报》1931年12月5日，第7版。殊不知田应春、吴子良、韩桂琴等人仍暗中以学联名义活动，获得了一部分学生的支持。

11月下旬，因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北平一部分愤怒的学生开始组织赴京示威运动。11月30日，北大学生大会讨论罢课及南下示威问题，关纾等几名国民党学生扰乱会场，引起多数学生的公愤，当即议决“罢课”与“改组抗日会”，成立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35)《北京大学全体会议决定赴京示威》，《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1辑，第217页。示威团以19人组成的“代表团”为领导核心，其中有中共党员岳增瑜、赵作霖、邹科嵩、扈文章四人，岳任总指挥。另有党员张百川、千家驹，团员陶凯孙等，为示威团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36)《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团报告》，国立北京大学非常学生会编：《北京大学示威运动专刊》，1932年1月15日，第17页。

关纾等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一面以北大学生会名义捏造电报，称“少数学生未经大会议决，自动南下示威”，本会概不负责；(37)《北大旧学生会否认南下示威团行动致国府电》，《北京大学示威运动专刊》，附录第2页。一面借“新学联”代表之名南下，以监视示威团的活动。不料在济南车站被赵作霖等人发现，报以一顿拳脚。关纾虽假托“即刻下车回平”而暗渡南京，但又在中央大学被示威团代表发现，被殴伤，以至于北平市党部致电“中央组训两部”，请求“设法护送回平”。(38)《平市党部查询学联代表在京失踪》，《京报》1931年12月15日，第2版。12月5日，北大示威团在南京成贤街附近游行，国民党军警逮捕185人，并于次日遣送北返。

就在北大示威团南下之际，北平学联、“新学联”以及各校抗日会也在组织学生赴南京请愿。为加强对学生请愿团的领导，中共北平市委成立了由刘德承(后改为林里夫)、李续刚、林枫、陈沂、薛迅组成的5人秘密党团，并决定由党团员在请愿团里“领导群众，等群众在自己经验后觉得请愿确是无效时，再重新提出示威的主张，把群众的请愿运动转变成示威，以至于发展到更高的形式上去”。(39)《刘德承对于北平党的批评与建议》(1932年1月25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第192页。12月7日，学生们乘火车南下，随即发生“请愿”与“示威”的争论。据薛迅回忆，车过济南后，“在国民党改组派影响下的学生主张写《请愿书》，认为南下的性质就是请愿。在党影响下的学生主张写《质问书》，认为我们南下是要质问国民党政府为什不抵抗日本的侵略……有人提出：如果用请愿团的名义不能写《质问书》，就应该改名为‘示威团’。党组织支持了这个意见，可是改组派表示坚决不接受这个主张”。经蚌埠站召开学生群众大会表决，正式分为“示威团”和“请愿团”。(40)薛迅：《“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斗争》，《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252页。李时雨没有忆及中共与改组派的斗争，而提到各校代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辅仁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学院，主张以“请愿”方式督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一种是以北平大学法学院、北师大、北平大学工学院等为代表的多数学院，主张以“示威”形式迫使当局服从民意，出兵抗日。(41)李时雨：《“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卧轨斗争及南下示威运动的回忆》，《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1辑，第400页。陈沂则披露，国民党市党部操纵的辅仁大学学生会开始反对南下，“后来看反对不成，就全班人马跟着一起南下”。车到徐州时，辅仁大学一名国民党学生又鼓动“不要去南京”，被清华大学、中国学院的同学打伤。(42)《南下示威记》，陈沂：《五十年一瞬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9—300页。

根据上述三人的回忆，结合当年中共北平市委报告，关于“群众殴打了个辅仁大学的国民党员……辅仁大学或国民党领导下的六个学校在济南时便扯起了请愿团的旗帜”，以及在捣毁外交部和中央党部后，“师大的一部改组派和法大(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国家主义派和留日学生中的国民党公开地退出示威的队伍”的记录(43)《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斗争的报告》(1931年12月31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第175、178，176—177页。，可大致推测北平各党派学生对“请愿”与“示威”的态度。由于国民政府多次禁令学生赴南京请愿，辅仁大学等校国民党中央派当然要予以配合，即便被迫南下，也是主张“请愿”，为此国民党中央向10余名“新学联”本党学生“发给回平旅费及在京食宿费”，以示勉励。(44)《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录》( 1932年1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721-1。国民党改组派因支持汪精卫而乐意参加请愿，但也不排斥示威，北师大一部分改组派学生参加示威团，自在情理之中。青年党要求当局出兵抗日，对北平大学法学院、工学院有相当影响，中共则获得了北平大学法学院和师大抗日会的部分领导权，从而使这三所学校成为“示威”的积极倡导者。示威团是一个包括中共、青年党和部分改组派在内的复杂学生群体，其公开指挥者是北平学联田应春、吴子良、韩桂琴等人，因而被时人称为“学联领导下的‘南下示威团’”。(45)青怡：《北平同学的南下示威运动》，《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1辑，第286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与青年党、部分改组派学生对“示威”程度与终极目标的认识，毕竟有所不同。中共党团秘密制定了示威团行动方案：“第一天(抵京的翌日)举行街头上的游行示威，第二天捣毁外交部，其次捣毁中央党部，最后如果情势可能，便再临时决定捣毁国民政府。”(46)《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斗争的报告》(1931年12月31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第175、178，176—177页。其“打倒国民党政府”的意图颇为明显。改组派虽想使蒋介石难堪，但不至于借学生暴力动摇本党的统治。青年党的底线如吴子良对记者所言，“示威意义”在于“表示民众愿为政府后盾”，“使日帝国主义知中国民众力量，不可厚侮”(47)《平学生示威团招待记者》，北平《益世报》1931年12月15日，第6版。，同样不倾向暴力示威。这种分歧在上海、济南等示威团中也同时存在，易使学生们在南京的总示威出现分歧与分化。因此，12月15日北平示威团将外交部窗户、招牌毁坏，并在中央党部殴伤陈铭枢、蔡元培二人之后，16日晚各校代表会议决定第二天总示威路线“避中央党部及国府”。17日晨，因“某代表临时提议‘须经中央国府并有严厉表示’，济南二千余人以违反总决议，即宣告全体退出”。其他各地学生继续游行，并发生冲击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社牌匾、设备的事件，但参与者主要为“北平示威团及少数中大学生”。一些学生“不以激烈行动为然”，又纷纷脱离示威团，“俱愿返校”(48)《各地学生昨在京示威又肇变》，《时事新报》1931年12月18日，第1张第3版。，其中就包括“师大的一部改组派和法大的国家主义派”。更严重的是，学生捣毁中央日报社时遭到当局镇压，杨桐恒不幸坠河溺亡，60余人被捕。18日，国民党军警包围中央大学，将示威学生强行遣送回各地。(49)《各省市学生分别遣送出京》，《申报》1931年12月19日，第3版。轰动一时的学生请愿示威运动瞬间低落。

事后北平示威团中共党团总结“这斗争失败下去”的原因：“南京、上海和北平的党没有发生关系，并且南京和上海的示威团的领导权多半操纵于改组派的手里”，使得示威团中群众起了分化，缺乏充分的行动布置和准备。(50)《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斗争的报告》(1931年12月31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第178—180页。并认为师大改组派和法学院国家主义派的退出“反证着我们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力量”(51)《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斗争的报告》(1931年12月31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第178—180页。，因为党就是要反对这些“反动派别”对学生的欺骗。这固然忽略了北平、南京党组织之间的秘密联系(52)据薛迅回忆，中共南京市委“同意了我们在南京的活动计划，积极地支持了我们的行动”。详见薛迅：《“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斗争》，《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第253、256页。，但并未找到症结乃是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倾向。薛迅、汪季琦后来回忆：17日示威途中“当我们喊‘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时就没什么人响应，只有我们的党、团员在喊”；(53)薛迅：《“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的请愿斗争》，《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第257页。有党员还在中央党部门柱上写了“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标语。(54)汪季琦、王枫：《南京怒潮》，《革命史资料》第1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这些口号在北平市委负责人刘德承看来，“必须估计当时斗争的阶段发展，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群众的社会成分、斗争之性质等而酌量提出，否则这种口号的提出是足以吓跑群众，破坏斗争的”。(55)《北平刘德承二月二十六日意见书》(1932年2月26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第245页。刘德承的意见是值得肯定的。

三、大夏大学抗日会的内争与合作

与北平学生首倡示威的激昂情绪相比，上海学生的反日运动略显平淡。9月22日，复旦、交通、大夏大学等30余所高校代表成立了“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上海学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仅“特派许也夫到会指导”(56)《全市大学昨成立学生抗日救国联会》，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9月23日，第3张第3版。，由执委陶百川例行列席学联干事会议，而且拨给“开办费240元”及每月“经常费”(57)《各大学抗日救国会昨开干事会》，《时事新报》1931年9月29日，第2张第1版。，以便控制上海学联，统一学运。由于市党部“指导本党学生党员，居中活动，使凡有较激烈和越轨之提案，均设法不予通过”(58)《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吕奎文等关于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团体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1931年10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258页。，上海学联的活动较为平和。但市党部仍不能遏止各大校园内中共等政党的活动，也无法压制学生们的抗日救国热情。大夏大学曾是国共合作时期南方学运基地之一，学生们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各党派学生为反日运动的发言权展开了一番较量，但不像北大抗日会那样国共对立、水火不容，而是呈现一种对立与合作杂糅的复杂关系。

大夏大学抗日救国会成立于9月24日，最初由教职员和学生合组而成。学校当局原本希望通过教职员“指导学生救国运动”(59)《临时校务会议指导救亡运动》，《大夏周报》第8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总第36页。，但学生们担心受此钳制，主张教职员和学生分组“抗日救国会”，分头行动。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改组派、青年党、第三党取得默契，在学校纪念周会上宣布成立“大夏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迫使副校长欧元怀辞去原抗日会干事一职，并将教职员的干事名额削减至3人，才平息此次风波，学生遂成为抗日会的主导力量。这届抗日会的学生干事各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如秦以谷为中共地下党员，李元述为“左联”会员，许冠彬、汪瑞年、杨智系国民党中央派学生，赵启源是中立学生，连丕烈则为“国家主义派大夏校内最露头角的份子”。其中，秦以谷曾于国共合作时期参加湖北党务活动，宣传能力突出；李元述酷嗜文学，擅长写作；许冠彬与秦以谷为预科三年级同学，“私交颇厚，关于以谷的意见和行动，每多赞助”。(60)怀芸：《群相毕露之抗日会》，《大夏青年》第2卷第8期，1935年6月，第125—126页；《大夏抗日救国会干事会第四次会议纪》，《大夏周报》第8卷第3期，1931年10月5日，总第58页；《学生名录》，《私立大夏大学一览》，大夏大学1931年编印，第34页。因此，抗日会的活动基本上按照秦以谷等中共党员的主张，组织了数十个宣传队，“宣传暴日侵辽残酷真相”，鼓动附近工厂罢工抗日等，将反日运动开展得颇有声色。(61)《大夏大学全体出发宣传》，《申报》1931年9月26日，第10版；怀芸：《群相毕露之抗日会》，《大夏青年》第2卷第8期，1935年6月，第127页。

不过，秦以谷、李元述等人的活跃逐渐引起其他党派学生的妒意和不满。10月上旬，改组派刘崇龄等人以干事会对赴京请愿团“照料欠周”的莫须有罪名，经“市党部指导下的一部分同学”的“推波助澜”，冲入抗日会办公室，将秦以谷、李元述殴伤。随后，连丕烈、汪瑞年、杨智等要求秦、李二人引咎辞职。(62)怀芸：《群相毕露之抗日会》，《大夏青年》第2卷第8期，1935年6月，第127—128页；《六百余同学星夜赴京请愿》，《大夏周报》第8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总第37页。秦以谷、李元述一方面联合许冠彬“用干事会名义，根据校章，要求惩罚此次肇祸学生”，另一方面向中立同学宣传刘崇龄等捣毁抗日会办公室的失当，以取得多数同学的同情，然后再以二人名义向干事会提出“领导无方，全体干事应引咎辞职”。结果，多数同学认为“我们朝夕聚首、同处一堂的同学们”不该武力相向，而应对付“目前的强敌——日本”。(63)凄然：《抗日救国声中杂记之二》，《大夏抗日周刊》第2期，1931年12月3日，第15页。学校当局和干事会也分别张贴布告，劝谕同学应遵守秩序，团结御侮。接着于10月26日召开第二次全体同学大会，投票选举新的抗日会。(64)怀芸：《群相毕露之抗日会》，《大夏青年》第2卷第8期，1935年6月，第128页。

新一届抗日会干事共21人，除俞志瀚、吴泽霖、李学丰三名教职员代表外，许冠彬、汪瑞年、杨智、萧仲岩、陶啸冬、谢燕卿等国民党中央派学生居多数，其次为中立学生胡宏机、杨宝乾、傅讴青等，青年党学生连丕烈等。(65)《抗日救国会干事改选完竣》，《大夏周报》第8卷第6期，1931年10月26日，总第117页。改组派因殴伤秦、李的事件，暂时退出干事会，而中共地下党也决定暂不竞选干事，集中精力做学生群众的基层工作，因此这届抗日会在国民党中央派学生的主持下，宣布复课，停止宣传队的活动，宣传材料也改为“拥护中央的口吻”，颇得学校当局之赞助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嘉许。杨智、许冠彬、谢燕卿代表大夏大学多次担任上海学联干事会议主席或总务部主任，“俨然居于上海学生抗日运动之领导地位”。(66)《各大学抗日会昨开第十次紧急大会》、《各大学抗联发起召集市民大会》，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11月10、14日，第3张第1版；怀芸：《群相毕露之抗日会(续)》，《大夏青年》第2卷第9、10合期，1935年8月，第138—139页。

不过，这届抗日会很快又陷入危机。由于杨、许、谢三人常借出席上海学联的机会，“奔走于上层权贵之门”，宴会酬酢，出入汽车，遂引起一般同学的愤怒。中共和改组派学生便号召同学举行大会，要求审查抗日会的财务账目，并罢免全体干事；此时干事会杨、许、谢等人在校外活动，未能返校，留校的陶啸冬等抗议此次大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权可以罢免本届全体干事”，并退出会场。大会最后选举改组派刘崇龄、崔步武、刘修如、刘淑昭、张汝砺等，第三党王裕先，中共秦以谷、陈伯夏，青年党郑杰等，以及“中央派份子汪瑞年、曾昭门等，中立份子汪则明、王景西等”为新任抗日会干事。其中改组派当选人数最多，握有较大的发言权。但原干事会拒绝移交会印，照常工作。(67)怀芸：《群相毕露之抗日会》(续)，《大夏青年》第2卷第9、10合期，1935年8月，第139—140页。按：王裕先的第三党身份，见天师：《微曦和流星》，《大夏青年》第2卷第5期，1935年5月，第78页。校内一时形成两个干事会对立，相持不下的局面。

大夏大学的新旧抗日会之争惊动了上海学联，由于前者派遣新选代表出席学联会议，否认原有代表资格，上海学联决定“在大夏抗日会纷争未解决之前，代表暂时停止出席”。(68)《各大学抗日会昨开代表会议》，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12月10日，第3张第1版；怀芸：《群相毕露之抗日会》(续)，《大夏青年》第2卷第9、10合期，1935年8月，第141页。12月9日，因北大示威团来沪代表许秀岑失踪，愤怒的学生捣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大夏大学新抗日会秦以谷、郑杰等人组织示威团，赴上海市政府要求“即刻释放被捕同学”。(69)《本校“援救北大中大代表”示威团报告》，《大夏周报》第8卷第12期，1931年12月，总第236页。按：本期《大夏周报》封面出版日期为“12月7日”，但正文多处记载12月中旬之事，疑有误。新干事会由此声望大增，中共地下党、改组派、青年党学生“痛诋北大代表失踪事件，大夏中央派份子有共同勾结之嫌疑”，旧抗日会已无法维持下去。(70)怀芸：《群相毕露之抗日会(续)》，《大夏青年》第2卷第9、10合期，1935年8月，第142、143—144、144页。12月14日，全体学生大会重新推选干事和候补干事各21人，组成第四届抗日救国会。原来新干事会成员全部入选本届抗日会干事，而中央派学生仅有汪瑞年等入选。(71)《第四届抗日救国会干事产生》，《大夏周报》第8卷第12期，1931年12月，总第237页。

第四届抗日会成立后，对外宣布继续罢课，恢复宣传队的活动，并组织学生赴南京请愿示威，参加遇难同学杨桐恒的追悼会，举办“抗日赈灾公演”，募捐援助罢工工友等(72)《大夏请愿团昨晚晋京》、《大夏剧团抗日赈灾公演》，《申报》1931年12月18、28日，第9版、第11版；《各大学昨日举行杨同恒追悼会》，《申报》1932年1月11日，第9版。杨同恒实名为杨桐恒。，反日运动又重现以前的活跃状态。与此同时，抗日会内各党派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改组派虽在抗日会干事会中人数占优，但崔步武、刘崇龄、刘淑昭、周贡南等人或因事回家，或工作羁身、无暇兼顾，或为出席上海学联代表，而无余力过问会务，仅周光、周秉维、刘修如等到会工作。刘修如虽任宣传部长，但实权由演讲股长秦以谷掌握，各演讲队长也多为左倾学生。周光、周秉维虽分任文书、事务部长，但由秘书长王裕先总揽一切。因此，抗日会的各项活动更多反映中共、第三党左倾学生的主张，青年党郑杰对此颇为不满，暗中与中央派和改组派疏通，在干事会议席上以多数票通过“演讲队工作不合，应行停止”的议案。(73)怀芸：《群相毕露之抗日会(续)》，《大夏青年》第2卷第9、10合期，1935年8月，第142、143—144、144页。

王裕先、秦以谷随即策动各演讲队同学联名向干事会提出抗议，迫使干事会推翻前议，重新恢复演讲队，并通过出席学联代表不得擅自发表意见，须先经干事会审核等议案，以打击郑杰的活动。郑杰又与中央派学生深相接纳，运用军警力量开列左倾分子名单，故意通知学校“要求逮捕以动摇共党份子的勇气”。秦以谷、王裕先等人见形势严峻，便决定以干事会不反对郑杰等的提案，交换以抗日会的名义致函学校当局，要求担保被缉同学的安全，从而渡过此难关。(74)怀芸：《群相毕露之抗日会(续)》，《大夏青年》第2卷第9、10合期，1935年8月，第142、143—144、144页。此后，大夏大学抗日会又参加了上海市各民众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呼吁当局出兵抗日。(75)《民众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民众团体抗联会昨开执委会议》，《申报》1932年1月14、17日，第14版。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取缔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等团体，大夏大学抗日会才停止活动。

大夏大学抗日会历时4月有余，经3次改组，各党派学生之间呈现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他们既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也有同学间的私人情谊与救亡图存的共同目标。他们虽同处抗日会这一共同体，但对抗日的具体步骤和途径有不同的理解。这使得他们在反日运动中既一致合作反对学校当局的干涉，又为各自对抗日会的发言权纵横捭阖，游走于对立与合作之间。大夏大学的中共党员并非像临时中央、北平党组织那样，将改组派、青年党、第三党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是根据自己生存和贯彻反日主张的需要，灵活地调整与各党派的关系。中共地下党对北平、上海学运两种截然不同表现，展示了中共应对民族危机的多维面相。

四、学生反日运动的“自主”倾向及其影响

关于各党派对此次学生反日运动的影响，某报曾断言：“在野各派几无一不有人从中构煽。”(76)雍雍：《学生运动与舆论界责任》，《上海报》1931年12月21日，第1版。(原文如此——作者注)虽有夸大之处，却反映了各党派视学生为重要政治资源的事实。但学生群众对运动他们的政党不一定投桃报李，其独立自主倾向也一直存在。有学者分析国共合作时期全国学联否认其受政党利用，以及北京共青团难以动员大学生入团的原因，是“学生普遍具有精英意识，自视甚高”。(77)杨天宏：《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学运》，《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3页。学生运动往往与学生群体的自身利益攸关，如时人所言：“学潮是以团体利益为根据、有团体意志的一种团体行动”，若违反此团体利益，“无论是怎样的鼓动，大多数学生绝对不会盲从着去闹风潮”。(78)巽之：《两年来北方学潮的主因》，《社会与教育》第14期，1931年2月14日，第3页。在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众多学生视“救亡图存”为最大的“团体利益”，请愿示威自发而生，当然也会抵牾外界对其受政党利用的说法。

早在9月28日，蒋介石对上海学生请愿团训话：“你们不要受反动分子的煽动，而特意来和政府为难。”有学生即委屈地认为：“我却是受我的情感——救国的情感煽动的，那么这救国的情感当不是反动分子了吧？”(79)郑文蔚：《赴京请愿记》，《新时代(上海)》第14期，1931年10月，第12页。复旦大学某学生也辩解：“这种赤诚坦白的思想，是不容有任何党派的色彩参杂。”(80)张云萍：《请愿经过》，《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半月刊》第2卷第8期，1931年10月，第6页。11月底，国民政府文官处批评上海请愿团“欲主席当众亲书誓词”是侮辱国家元首，为“反动派、共产党及卖国份子等背后指使”。(81)《京沪学生昨日齐集国府请愿》，《申报》1931年11月27日，第7版。上海请愿团当即声明，学生们“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抱一片赤忱，不远千里来京……竟不见谅于政府，抚心自问，悲痛何极”。(82)《沪学生请愿团离京宣言》，《时事新报》1931年12月2日，第2张第4版。

由于国民党中央坚持所谓学生请愿示威被人利用的偏见，而忽略“抗日救国”乃是其根本动因，势必促发双方的冲突。12月9日，因北大示威团代表许秀岑、中央大学代表江方夜在沪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殴伤，上海学生将国民党市党部捣毁，并逼迫市长张群下令通缉陶百川。尽管陶百川申辩此事与他无关(83)《陶百川声明被诬》，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12月11日，第2张第3版。，市党部也查明许秀岑并非北大学生，进而表示“赤匪勾通一二学校代表，意图煽惑全市学生……乃纯洁之青年一时不察，致受其欺”。(84)《市党部重要声明》，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12月17日，第2张第3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调查学生示威团代表许秀岑函》(1931年12月)，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号：BD1931039。但在学生们看来，许秀岑是否北大学生及假冒示威团代表并不重要，关键是国民党当局诋毁并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就连上海学联也指责市党部对该会“表面指导参加，实则横加干涉”，并决定组织赴京示威团。(85)《各大学抗日会告全国同胞书》、《沪学生今日赴京》，《时事新报》1931年12月14日，第2张第3版。上海学联内的国民党中央派已压不住学生们的怒火。

无独有偶，12月17日学生们所以捣毁中央日报社，一个重要诱因是认为该报“专于造谣污蔑”，报道15日学生“冲打中央党部”有共产党背景。(86)《北平学生示威团昨日冲打中央党部》，《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6日，第2张第1版。17日下午，国民党吴县党部召集学生代表训话，“某委谓学生宣传方面实有反动背景云云，学生聆语之下愤甚，即将县党部全部捣毁”。(87)《吴县党部昨被学生捣毁》，《申报》1931年12月18日，第6版。18日，陕西省学生抗日救国会因“质问省党部破坏抗日工作案，并发生捣毁事件”，省党部对外称之“暴徒行为，又谓系受某派之煽惑事情”，结果再次激怒学生，于23日第二次被捣毁。(88)《各校学生昨二次捣毁省党部》，《西北文化日报》1931年12月24日，第3版。

学生们之所以坚决否认其受党派利用，除了各党派学生鉴于当局视其为“反动分子”，有避嫌以开展合法斗争的需要，以及学生群众认为反日运动是出自内心的爱国之举，是自己独立思维的理性行动，不容被歪曲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担心党派政争卷入学运，影响他们“抗日救国”的大局。事变伊始，众多学生就高呼“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全民族一致对外”等口号(89)陈觉：《九一八事变后国难痛史资料(三)》，东北问题研究会1933年版，第3、8页。，希望各党派能团结抗日。当北平学联发生新旧之争时，有学生不解曰：“除了救国以外，还有别的必需争执的问题呢？”(90)佚名：《救国运动的步骤》，《北平晨报》1931年12月2日，第9版。一位署名杨仁勇的高三学生认为，学运由盛而衰的原因之一是学生内部分裂，“各相攘权”。他主张：“现在是为抗日救国而运动……如反对那一党，攻击那一派，打倒某一个人，都不是现在应当做的，做了反有碍我们的团结力量。”(91)杨仁勇：《学生抗日运动的两件基本要素》，《侨光》第2卷第2期，1932年10月31日，第5页。如果各党派以学生利益为主体，党派利益服从多数学生“抗日救国”的意愿，学生们其实是欢迎政党“运动学生”的。如有人直言：“苟某人或党派对于群众之贡献，有利于国，则群众受其正当之领导，以共赴国难，何有于利用？”(92)王蕃：《“请愿”运动与“国民自决”运动》，《火线》第3期，1931年12月16日，第5页。(原文如此——作者注)陈独秀主办的《热潮》杂志也指出，在民众眼中“任何党派，任何个人，凡参加反日者都是朋友，凡阻害反日者都是敌人。如果有人阻止反日运动，民众决不能因为他们是国民党即饶恕之；如果有人煽动反日运动，民众也不会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拒绝之”。(93)瘪公：《反日运动是“赤匪煽动”的吗？》，《热潮》第3期，1931年12月22日，第10页。这里虽有为共产党辩护之意，但学生们并不拒绝中共在内的各党派“参加反日”，确是事实。

换言之，各党派对学运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是否顺应学生们“抗日救国”的公意。蒋介石面对屡禁不止的学生请愿示威浪潮，怒批“党部所为者何事，竟使一般群众皆为邪说所诱，邪党所操”，“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毫无作用且有害之”。(9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2日、12月4日。他不明白上海、北平等地国民党党部未能领导学运的症结，其实在于他们不理解学生以请愿示威表达抗日的诉求。相反，中共顺势而为，对北平学生由请愿转向示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中共临时中央关于反日必须联系到“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目标，因为超越了多数学生“一致抗日”的要求，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反成为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示威的藉口。对此，临时中央认为，由于各反动派别利用学生“作他们政争的工具，用各种的方式来阻碍学生的积极参加革命，由反帝进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而党的反帝工作“对于一切反革命派的争斗还是不充分”，以至于“一般的学生组织多数是在敌人特别是改组派、国家主义派的影响与领导之下”，削弱了学生群众的革命性。(95)《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第七号》(1931年12月1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61年编印，第538—539页；《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40页。这里临时中央强调了中共与改组派、青年党对“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分歧，却忽略了各方“抗日”的一致性。正是此种一致性，促成了大夏大学抗日会各党派学生之间的几度合作。

除大夏大学抗日会之外，中共临时中央、河北省委、江苏省委曾批评沪东与北平党团员存在“联络改组派”的错误(96)《江苏省委对沪东党团两区委争论问题的决议》(1931年12月15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81页；《中央关于反帝斗争中我们工作的错误与缺点的决议》(1931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532页。，“燕大的同志与国民党员公开谈判，不但不去反国民党反而与国民党合作”等。(97)《河北省委关于北平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0月8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91年编印，第270页。这说明中共基层党团员因“抗日”而与其他党派携手的现象并非鲜见。另据国民党中央民运会的内部调查，12月上旬上海各大学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期间，“有一部分党员参加，但不受上海市党部之指导，其他则共产党国家主义派亦有，尔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党员合作”。(98)《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第7次委员会议录》(1932年5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721-1。这一部分不受上海市党部指导且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员，正是改组派学生。青年党骨干左舜生在上海会晤日本友人桑原时也指出：“当地学生运动中青年党、共产党、改组派等形成了共同战线，而以共产党的活动最猛烈。”(99)《在上海北岡武官機密第一八八番電其ノ一、二》(1931年12月12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公文備考昭和6年D外事卷4》，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C05021539700。一些青年党学生即便党纲“反共”，不满国民党一党专政，但因“抗日”而与共产党、改组派学生暂时走到了一起。

或许是因为各党派学生之“共同战线”很快就示威的程度与目标等问题产生分化，并随着国民党中央镇压学运而昙花一现，各党派领导人并未对它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改变过去彼此对立的学运政策。各党派围绕学运继续角力，并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达到顶峰。但正如前文所述，学生运动毕竟有其自身规律，学生群众的利益旨向最终决定政党“运动学生”的成效。中共经历一段低迷之后，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其成功之处在于纠正“左”倾思想的影响，尊重学生群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需求。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学生运动由党派内争走向统一，促进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