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属非洲殖民地的野生动物保护

李鹏涛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有关非洲自然风光的纪录片通常描绘出如下景象：多姿多彩的野生动物生活在广袤无垠的稀树草原之上，毫无人类活动的印迹。这种“自然”景观被认为是亘古不变、纯粹自然的，也就是流行的“荒野非洲(wild Africa)”观念。然而事实上，这一“自然”景观并非一直存在，而是在19世纪末以后的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殖民主义对于非洲的影响，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而且是生态环境方面的。殖民主义在破坏非洲自然面貌的同时，也试图按照自身理念来改造非洲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野生动物具有重要的物质和象征意义。在19世纪末殖民征服前后，欧洲殖民者大量屠杀非洲野生动物，导致很多野生动物物种濒临灭绝，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殖民者萌生出非洲生态环境日益衰败的认知，开始倡导野生动物保护理念。在欧洲殖民者中，英国殖民者较早同时也是较为全面地推行野生动物保护措施，其中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家公园体系。20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殖民地推行野生动物保护措施，意在重塑没有人类活动痕迹的自然状态，从而实现对于殖民地地理空间和殖民地社会的控制与改造。非洲殖民地野生动物保护的起源与演进，对于非洲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组织形态造成深刻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野生动物保护日益成为非洲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关注殖民时代以来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对于非洲大陆民众的影响，分析殖民政府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政策剥夺当地人的谋生资源和宗教仪式地点，并且酿成当地社会与公园管理方之间的激烈冲突。(1)Roderick P.Neumann,Imposing Wilderness:Struggles over Livelihood and Nature Preservation in Af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第二，关注自然景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侧重分析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野生动物保护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殖民者的自然观念在重构非洲景观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研究强调欧美本土的自然观念，极大地塑造了殖民者和生态保护主义者关于非洲自然景观的认知。相关研究认为，正是欧美民众对于荒野的关注，推动殖民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在非洲殖民地制造出没有非洲人口居住的“自然”景观，只允许自由自在的野生动物生活其中。(2)John Mackenzie,The Empire of Nature:Hunting,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第三，研究非洲社会与特定野生动物物种之间关系，以揭示殖民地社会演进及其内部权力关系。(3)Lance Van Sittert,“‘Keeping the Enemy at Bay’:The Extermination of Wild Carnivora in the Cape Colony,1889-1910”,Environmental History,Vol.3,No.3(1998),pp.333-356.

在吸收和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主要讨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英属非洲殖民地野生动物保护的起源、演进及其影响，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非洲中部和东部地区。野生动物保护与生态旅游业在当今非洲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尤其是野生动物与非洲社会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些问题大多植根于殖民时代，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殖民主义性质及其深刻影响，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非洲面临的生态环境与发展问题。

一、殖民征服造成非洲生态环境破坏

前殖民时代的非洲社会与野生动物维持着动态平衡关系。在20世纪之前，非洲社会与野生动物比邻而居。昏睡病经由萃萃蝇传播给人和牲畜，有效限制了人口密集居住范围，使非洲成为世界范围内野生动物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大陆。非洲社会栖息地周边是萃萃蝇滋生地，居住着大量野生动物。非洲社会通过清除灌木丛、烧荒和家畜放牧等方式逼退了萃萃蝇滋生地带。非洲社会在复杂的非洲生态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疏浚河流，在稀疏草原烧荒，清除灌木丛，从事狩猎耕作，他们的生产活动持续地改造着所在的生态系统。尽管前殖民时代并非完美的“伊甸园”，但是非洲社会与自然界维持着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4)Jan Bender Shetler,Imagining Serengeti,A History of Landscape Memory in Tanzani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7,pp.24-39.

非洲社会一直存在着狩猎传统，狩猎是非洲社会获取肉类、皮革和骨制品的重要途径之一。非洲社会有着传统的狩猎手段，包括设置陷阱、包围伏击、毒杀以及弓箭攻击。清理出农业生产用地，是非洲社会控制野生动物数量的重要手段。通过捕杀大象等大型猎物来获取社会承认，这在很多非洲社会中是非洲男性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因素。(5)John MacKenzie,The Empire of Nature,p.81.在前殖民时代，非洲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狩猎规则。例如，大多数社会禁止射杀某些受到崇拜的野生动物,猎杀这些野生动物被视作不祥之兆，将会带来旱灾、饥荒和疾病等自然灾难。野生动物构成非洲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社会信奉不同的动物图腾，并且禁止随意猎杀这些野生动物。例如在19世纪的马塔贝莱兰，洛本古拉(Lobengula)国王对于境内的野生动物资源实行控制，将野生动物狩猎权视作给予支持者的恩惠。(6)Frederick Selous, Travel and Adventure in South-East Africa,London:Rowland Ward & Co.Ltd,1893,p.156.

19世纪以来，非洲社会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遭受严重冲击，其明显表现是大象数量的变化。受到全球象牙需求的影响，象牙贸易直接影响到东非和南部非洲一系列邦国的兴衰，也表明这些地区逐渐被纳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东非成为主要的象牙来源地之一，阿拉伯和斯瓦西里商人雇佣非洲当地人猎捕大象。在肯尼亚东部的长途贸易中，坎巴人(Kamba)扮演着中心角色，他们作为搬运工、商队贸易组织者参与其中。象牙生产、运输与销售，构成坎巴人融入殖民地经济的物质基础。(7)Abdul Sheriff,Slaves,Spices and Ivory in Zanzibar:Integration of an East African Commercial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1770-1873,London:James Currey,1987.在19世纪殖民扩张与征服过程中，枪支使用和商业资本渗透逐渐改变了非洲社会的传统狩猎方式。在南部非洲，欧洲白人的殖民定居和狩猎活动导致野生动物数量急剧下降。随着英属南非公司在林波波河以北地区的扩张，白人移民的大规模狩猎活动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德属东非和英属东非殖民地也发生类似情况。狩猎为这些早期的殖民者提供了维持生存所需的肉类，并且为长途旅行、贸易和传教活动提供食物。此外，殖民地白人移民从事狩猎也是为了体育运动和休闲娱乐，狩猎成为殖民主义的文化象征。尽管如此，萃萃蝇和锥虫病严格限制了马匹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野生动物免受大规模屠杀。(8)Edward.I.Steinhart,Black Poachers,White Hunters:A Social History of Hunting in Colonial Kenya,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5.

到19世纪末，伴随着殖民征服，非洲爆发严重的生态灾难。1888年至1897年，一场牛瘟席卷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导致大量的野生动物和牛畜死亡，给非洲经济与社会造成严重破坏。这场牛瘟最早出现在非洲之角，是由意大利殖民者带来的牲畜传播的，当时正值欧洲殖民瓜分非洲时期，因而与殖民征服相互影响，在十年时间里席卷整个非洲大陆。牛瘟、天花、殖民征服战争、饥荒，以及萃萃蝇栖息地蔓延，导致东非人口大量死亡，很多地方重新变为荒野，东非马赛人称这一时期是“埃穆泰(emutai)”，意为“彻底毁灭”。(9)Richard D.Waller,“Emutai:Crisis and Response in Maasailand,1883-1902”,in D.Johnson & D.Anderson,eds.,The Ecology of Survival,Boulder:Westview Press,1988,pp.73-114.这一景象直接影响到早期欧洲殖民者有关非洲自然环境的认知，他们误认为自己看到的荒野景象自古以来就是非洲自然风貌的基本特征。欧洲殖民者后来推行的一系列野生动物保护措施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二、英属非洲殖民地野生动物保护的起源与演进

对于英国本土而言，非洲殖民地野生动物资源的经济价值有限。尽管如此，非洲野生动物资源利用极大地塑造了殖民地早期欧洲移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及其帝国观念，并且对于非洲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深刻影响。19世纪90年代殖民统治确立以后，作为对于野生动物日渐减少的回应，英国殖民者开始倡导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到“二战”后积极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建立以及生态旅游业发展。

1.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野生动物保护观念的兴起

19世纪90年代，欧洲旅行家、狩猎人和殖民当局发现野生动物数量急剧减少,随后开始出现有关野生动物数量锐减的讨论，非洲野生动物保护成为帝国本土当时争论的焦点之一。欧洲殖民者认为非洲野生动物属于“帝国的遗产”，而有着大量野生动物的非洲景观是日渐“消失的伊甸园”。(10)SPWFE,“Minutes of a Meeting between a Delegation of the SPWFE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Lord Lyttleton”,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ild Fauna of the Empire,Vol.2(1905),p.9.欧洲殖民者认为，非洲大陆自古以来就处于荒野状态，大部分地区只有野生动物生存，毫无人类活动印迹。这一“荒野非洲”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欧洲殖民者关于非洲生态环境与社会的认知。

野生动物保护观念最初是欧洲狩猎者对于自身过度狩猎的反思，但是很快转变为对于非洲人“残忍而野蛮的”狩猎活动的指责。欧洲狩猎者认为，根据欧洲贵族狩猎传统，狩猎仅是属于精英阶层的“高贵”运动，是贵族男性“男子气概”的展现，应当阻止社会下层民众维持生计目的的野生动物利用方式。殖民者往往指责非洲人的狩猎活动是“野蛮的”，因为非洲猎人使用陷阱、长矛和弓箭，不像白人使用步枪“干脆利落地”杀死猎物。欧洲殖民者标榜自己的狩猎是品格高尚的理性行为，而将非洲人狩猎活动描述为“浪费的”、“肆意的屠戮”。(11)Frederick Selous,A Hunter’s Wandering in Africa,New York:Arno Press,1881(1967);T.Roosevelt,African Game Trails,New York:Syndicate Publishing Co.,1910.然而事实上，欧洲人大量使用火器是非洲野生动物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

英国殖民者仿效德属东非殖民地的经验，通过颁发许可证和规定禁猎季节来保护野生动物，并且将这些措施推广到其他的英属非洲殖民地。1891年，尼亚萨兰政府实行购枪税，禁止面向非洲人销售枪支弹药，已经持有枪支的非洲人需要获得许可证。1897年，英属中非殖民地政府设立了当时英属非洲的首个野生动物保护区，颁布限制性的野生动物法令。1899年，英属南非公司建立姆韦卢湿地野生动物保护区(Mweru Marsh Game Reserve)，颁布了一系列野生动物保护法令，明确规定在保护区内未经授权不得狩猎，并且对于非洲人口定居施加严厉限制。

1900年，非洲野生动物保护国际会议召开，会议建议禁止猎杀年幼雌性动物，设定禁猎期，取缔没有许可证的狩猎行为，禁止使用陷阱和毒药，也不允许非洲人获取火药武器，要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1903年，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Wild Fauna of the Empire,SPWFE)在伦敦成立，它是英帝国范围内野生动物保护的游说团体，也是首个野生动物保护国际组织。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成员包括大量议员和贵族，例如殖民地总督哈里·约翰斯通爵士(Sir Harry Johnston)和著名狩猎者、作家F.C.塞卢斯(F.C.Selous)，他们被称作“悔过自新的屠夫(penitent butchers)”。(12)Richard Fitter & Peter Scott,The Penitent Butchers:The Fauna Preservation Society,1903-1978,London:FPS & Collins,1987,p.7.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主张采取严厉保护措施来拯救濒临灭绝的非洲野生动物，积极推动非洲殖民地仿效美国黄石公园模式。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还包括博物学家、政府官员和职业人士，他们主张对于野生动物实行永久保护，为的是美学观念和科学研究。

2.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建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殖民地纷纷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殖民地的狩猎活动受到更严格控制，而科学和美学观念逐渐在野生动物保护中占居主导地位。白人狩猎者的构成发生显著变化，除了英国贵族以外，美国富豪开始成为非洲野外旅行的主顾。与此同时，野外旅行方式发生重要转变，以获取猎物为目的的狩猎逐渐让位于野生动物观赏旅游，相机取代枪支成为游客的主要工具，野外旅游活动也日益集中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这样受到人类控制的环境之中。英国殖民者将野生动物保护区视作“自然”空间，否认其中存在非洲社会的活动印迹。

南非较早推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对于周边的英属非洲殖民地产生较大影响。1926年，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成立，这是南非联邦内部讲英语和阿非利加语的白人种族团结的产物。(13)Jane Carruthers,“Creating a National Park,1910 to 1926”,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15,No.2(1989),p.214.1925年，南罗得西亚的万基(Wankie)地区建立私人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后于1939年实现国有化。1926年，尼亚萨兰政府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令，建立令圭(Lengwe)、坦噶奇(Tangadzi)和卡松古(Kasungu)等野生动物保护区。在博茨瓦纳，野生动物保护区成立较晚，乔贝(Chobe)国家公园建立于1959年。英属东非殖民地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昏睡病防治措施，尤其是大规模迁徙非洲人口，助长了萃萃蝇传播。非洲人口撤离之后的很多地区成为东非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核心地带，包括后来的坦桑尼亚塞卢斯国家公园、乌干达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和默奇森瀑布国家公园(Murchison Falls National Park)。(14)Roderick P.Neumann,“Africa’s ‘Last Wilderness’:Reordering Space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ol in Colonial Tanzania”,Africa: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Vol.71,No.4(2001),p.648.这些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地位并不稳固，最初通常由殖民地省级政府宣布建立，在殖民地政府机构中所处地位较低，周边的白人农场主、矿主和投机商随时可能侵占这些土地。

这一时期，殖民列强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合作日益增多。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成为野生动物保护的国际典范，极大地影响到英国殖民者在帝国范围内推行野生动物保护，而非洲殖民地尤其受到关注。这一时期英国野生动物游说团体，不仅继续得到狩猎者支持，而且逐渐引起科学界关注，它们推动出台了一系列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公约。1935年，英国政府签署伦敦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全面禁止非洲社会的传统狩猎活动，人类与野生动物的隔离逐渐成为非洲野生动物保护的主要手段。

非洲殖民地这时开始设立野生动物部，其首要任务是规范殖民地白人移民和欧美游客的体育运动狩猎，主要措施包括实行许可证制度，对于狩猎方式以及可以捕获的野生动物类型与数量实行限制，严格限制野生动物保护区以外的狩猎活动。总体而言，二战前英属非洲殖民地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较为有限，英属东非和中部非洲尚无国家公园立法或者国家公园，一些殖民地政府还未设立野生动物部。

3.二战后国家公园的广泛建立

二战后，英属非洲殖民地纷纷建立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保护区相比，这些国家公园有着相对有效的运转体系，较少受到殖民地白人移民利益支配，并且不再允许非洲人在国家公园定居。科学研究在非洲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尤其是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殖民地政府为国家公园发展投入大量资金，运用飞机来统计野生动物数量，大批西方科学家前来研究非洲野生动物习性。1948年，肯尼亚内罗毕国家公园和察沃国家公园成立。20世纪20年代，南罗得西亚政府将塞西尔·罗得斯的葬身处马托博(Matopos)山设为国家公园，不过直至1949年才出台相关立法。到1965年，马托博国家公园面积达到津巴布韦陆地面积的12%。1951年南罗得西亚万基国家公园成立，同年坦桑尼亚建立塞伦盖蒂国家公园。1952年，乌干达成立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和默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肯尼亚(1945年)、坦桑尼亚(1948年)和乌干达(1952年)先后出台国家公园法案。肯尼亚政府由新组建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在内罗毕、察沃(Tsavo)和肯尼亚山建立国家公园。1949年，马拉维成立野生动物、鱼类和萃萃蝇控制部。1951年，肯尼亚和坦噶尼喀重新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授权殖民官员干预非洲农村人口的狩猎活动。各殖民地的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人手大为扩充，也强化了殖民地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生活和土地使用的干预。

二战后，非洲殖民地纷纷建立国家公园，其基本背景包括：首先，英国启动针对非洲殖民地的发展计划。“发展”逐渐成为殖民统治后期的主导理念，对于殖民地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野生动物保护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之前，英国殖民政府不愿意干涉非洲乡村的土地和资源利用方式。到二战后，殖民部需要引导非洲劳动力，创造一支稳定的非洲劳动力队伍。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剥夺了非洲人的土地，而且剥夺了非洲人获取野生动物肉类和森林资源的机会，因而成为殖民地政府增加劳动力供应的重要手段。其次，欧美国家蓬勃发展的旅游业成为战后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支柱。欧美国家大众旅游业为非洲殖民地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极大地推动了国家公园的发展。1947年内罗毕旅游会议召开，标志着东非殖民地开始将旅游业发展视作重要的收入来源。非洲野生动物保护的象征意义发生转变，昔日被视作妨碍农业发展的野生动物，开始被当做吸引西方游客的宝贵财富。国家公园意在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多样性，同时使得游客更容易接近野生动物，国家公园是“为旅游的时代而建，这同时也是汽车和照相机的时代”。(15)John MacKenzie,The Empire of Nature,p.264.再者，媒体的宣传与推动。1959年，伯纳德·格日梅克(Bernard Grzimek)的纪录片推动西方社会关注非洲野生动物保护。格日梅克的《塞伦盖蒂永不消亡》(SerengetiShallnotDie)和《野生动物无处生存》(NoRoomforWildAnimals)等纪录片强调野生动物与非洲居民之间无法相容。这类纪录片深刻塑造了西方国家民众对于非洲自然景观的认知。格日梅克纪录片生动描绘出未被现代文明破坏的自然景观。受到这一自然景观的吸引，欧美游客大量涌入坦噶尼喀。(16)Thomas Lekan,“Serengeti Shall Not Die:Bernhard Grzimek,Wildlife Film and the Making of a Tourist Landscape in East Africa”,German History,Vol.29,No.2(2011),pp.224-264.最后，国际生态保护组织的兴起。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以后，科学界、国际组织和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非洲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的控制权逐渐从英国殖民部和殖民地政府转到国际组织手中，这些国际组织推动英国和非洲殖民地政府实行更严厉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

三、野生动物保护与非洲殖民地社会变迁

野生动物保护并非单纯的生态问题，而是折射出英属非洲殖民地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野生动物保护政策在各殖民地内外引发不同反应，殖民统治的内在悖论在这一过程中暴露无遗，反映出非洲殖民地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

1.殖民者内部的严重分歧

第一，捕杀野生动物以遏制昏睡病蔓延。20世纪上半叶，东部和南部非洲殖民地普遍面临昏睡病肆虐问题。1890年至1906年，在南罗得西亚，英属南非公司开始鼓励白人移民定居，而白人农场主为达到农场利润最大化，大规模消灭周边地区的野生动物。以萃萃蝇清除为名的消灭野生动物行动始于20世纪10年代末。1930年至1950年，南罗得西亚政府在赞比西河流域萃萃蝇地带安排大量猎人射杀野生动物，以消灭萃萃蝇，每年屠杀成千上万头野生动物。(17)Jocelyn Alexander & JoAnn McGregor,“Wildlife and Politics:CAMPFIRE in Zimbabwe”,Development & Change,Vol.31,No.3(2000),p.609.20世纪上半叶南非野生动物政策也是围绕着遏制昏睡病展开，兽医部门与主张野生动物保护的社会力量发生激烈冲突。1929年至1931年，在德兰士瓦建立国家公园的同时，在纳塔尔有超过3.5万头野生动物被捕杀，所耗费用远超南非政府为国家公园提供的拨款。(18)Jane Carruthers,“Influences on Wildlife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Biology in South Africa,c.1900 to c.1940”,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Vol.58,No.1(2007),p.77.

第二，野生动物保护与非洲土著人口的利益冲突。野生动物保护鼓吹者主要是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这样的帝国本土政治精英团体，它们极大地影响着殖民地野生动物保护政策，反映了白人移民、欧洲旅游者和狩猎者的利益。殖民地内外一直不断要求取缔野生动物保护区，生态保护主义者面临着激烈批评声浪。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官员不断批评国家公园干涉非洲人权利，因为“既然这些土著民众享有传统的狩猎权，没有理由剥夺他们的这些权利”。(19)Roderick P.Neumann,“Ways of Seeing Africa”,p.156.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殖民官员主张开发殖民地生产潜力，与英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为代表的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发生激烈冲突。例如，在北罗得西亚和坦噶尼喀边境200英里范围内，殖民政府试图通过雇佣非洲人射杀野生动物，从而创造出没有萃萃蝇的地区。安博塞利(Amboseli)国家公园创立于20世纪40年代末，这里既是野生动物保护区，也是马赛人生活来源地。由于安博塞利地处乞力马扎罗山的背风面，每年降雨量只有不到400毫米，安博塞利沼泽地因而成为当地马赛人以及邻近族群在干旱季节的主要迁徙地。1948年国家公园成立以及旅游业发展，使得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与马赛人发生激烈冲突。殖民政府坚持土著利益至上原则，极力支持马赛人畜牧业发展，不希望完全遵循国家公园理念，也不愿为野生动物保护划拨出永久土地。(20)Reuben Matheka,“Decolonisation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Kenya,1958-1968”,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36,No.4(2008),pp.621-623.

有关是否允许非洲人在国家公园之中居住的问题，在各殖民地引发激烈争论。例如，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成立时，坦噶尼喀殖民政府估算当地共有5000名马赛人以及15万头牲畜。殖民政府官员和公园管理方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支持马赛人土著权利，认为马赛人没有狩猎传统，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而后者则反对马赛人继续生活在国家公园之中，认为这将加剧牲畜劫掠和盗猎行为。1950年，坦噶尼喀总督认为马赛人应当变成“博物馆展品，居住在国家公园之中”。北方省专员要求公园管理方不要将马赛人从恩格罗恩格罗火山口迁走，因为“对于旅游者来说，他们是火山口地区最有趣的特征”。(21)Jan Bender Shetler,Imagining Serengeti,p.208.公园管理方希望通过在公园之外提供水源和牧场等方式来推动马赛人离开国家公园。随着来自马赛人的压力增大，地区官员对于马赛人在国家公园之中生活的合法权利予以支持。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和公园管理方则强调塞伦盖蒂平原只属于野生动物，而不是马赛人及其牲畜。

第三，殖民地白人的利益诉求。野生动物保护主要集中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之内。在这些地区之外，白人移民有权射杀进入自己土地的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部的财政预算十分有限，它们很难遏制偏远地区欧洲移民和非洲人的狩猎行为。结果是，野生动物数量在野生动物保护区之内不断增长的同时，在野生动物保护区之外逐渐减少。在南罗得西亚，白人农场主和矿主获得许可证射杀某些野生动物，为工人提供食物，非洲酋长在旱灾情况下也组织民众捕杀野生动物来为追随者提供食物。(22)Roben Mutwira,“Southern Rhodesian Wildlife Policy(1890-1953):A Question of Condoning Game Slaughter?”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15,No.2(1989),p.250.在南非，“害兽”的界定体现了白人利益诉求，1888年《猎物保护法案》有关“猎物”的界定将野生食肉动物排除在外，将野生食肉动物视作需要“消灭”的“害兽”。开普实行的消灭“害兽”赏金制度一直持续至1956年。(23)Lance Van Sittert,“‘Keeping the Enemy at Bay’:The Extermination of Wild Carnivora in the Cape Colony,1889-1910”,Environmental History,Vol.3,No.3(1998),pp.333,351.

2.野生动物保护措施的社会影响

大量的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兴起，实际上是殖民主义改造非洲自然与社会的产物。所谓的“非洲荒野”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主义制造出来的“神话”，只有通过重新安置成千上万非洲民众才能实现。(24)Roderick P.Neumann,“Africa’s ‘Last Wilderness’”,p.646.正是在殖民政府和国家公园管理方的强力干预下，才制造出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电视观众以及野外旅行者心目中的非洲稀树草原“自然”景观。殖民地政府的野生动物保护对于非洲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主要体现为：

首先，非洲土著生产体系遭受损害。按照殖民者的野生动物保护理念，非洲社会传统的狩猎变成“盗猎”，严重贬低了当地人的环境管理经验与策略。在殖民者看来，东非游牧人口运用火来控制植被生长的做法对于野生动物造成威胁。殖民政府严重削弱了非洲人获取野生动物资源的权利，对于非洲人出于自我防卫或者保护庄稼和牲畜的意图而捕杀野生动物做出严苛规定，同时未能有效保护非洲人及其财产免受野生动物侵扰。尤其是到殖民统治后期，由于非洲人口增长以及野生动物数量增多，再加上殖民地政府开始推动非洲农村发展，非洲社会与野生动物之间冲突进一步加剧。例如在马赛人和桑布鲁人地区，殖民当局试图控制牲畜数量，但是并未采取措施来应对斑马、牛羚以及其它的野生食草动物，因而引发当地民众激烈抵制。在沿海地区，野生动物部未将大象、水牛和河马迁离土著居住区，因而引发当地民众强烈不满。(25)Reuben Matheka,“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the Politics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Kenya,1958-1968”,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Vol.2,No.1(2008),p.114.马赛族牧民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居住权问题，也引起当地社会长期激烈争论。1959年，恩格罗恩格罗野生动物保护区(Ngorongoro Conservation Area)从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分割出来，其中允许多种土地用途，意图实现野生动物保护与畜牧业发展之间利益平衡，并维持牧民和野生动物在自然环境中的共存关系。然而，事实上仍然是野生动物保护占上风，马赛人持续遭受边缘化。(26)Peter J.Rogers,“History and Governance in the Ngorongoro Conservation Area,Tanzania,1959-1966”,Global Environment,Vol.2,No.4(2009),p.87.

第二，非洲土著权利蒙受损失。欧洲殖民者野生动物保护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原本居住在其中的非洲土著群体：倘若欧洲殖民者认为非洲人仍然生活在自然状态，会把他们当做土著物种加以保护；欧洲殖民者如果相信非洲人已经偏离了所谓“自然”状态，则会禁止他们在国家公园土地生活，尽管这些非洲人声称拥有传统的土地权利。英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一方面明确表示不欢迎非洲人在国家公园之中居住，另一方面也接受野生动物保护不应当“与土著民众的福祉发生严重冲突”的观念。(27)Roderick P.Neumann,“Ways of Seeing Africa”,pp.153-155.英国殖民者试图按照“荒野非洲”观念重塑非洲自然景观，将非洲土著人口视作自然环境之中应当清除的“不自然”成分，因而引发了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漫长斗争。(28)William Wolmer,“Wilderness Gained,Wilderness Lost:Wildlife Management and Land Occupations in Zimbabwe’s Southeast Lowveld”,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Vol.31,No.2(2005),pp.263-264.尽管国家公园法令承诺保护非洲土著权利，但是只有政府官员有权界定土著身份及其权利。例如在塞伦盖蒂地区，倘若马赛人牧区恰好是野生动物栖息地，公园规划者会认为马赛人的“存在与部落习俗严重不符”，公园管理方有权划定塞伦盖蒂马赛人的土地面积，从而将马赛人的迁徙流动限定在极小的地理范围之内，以至于省专员批评这一做法“严重破坏了马赛人对于政府的信任”(29)Roderick P.Neumann,“Ways of Seeing Africa”,pp.149-159;p.160;p.159-161.。殖民者将马赛人想象为与自然界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过着游牧生活，并不以狩猎或者耕作为生，“和谐地生活在野生动物中间”。(30)Richard W.G.Hingston,“Proposed British National Parks for Africa”,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77(1931),pp.401-428.获准留下来的马赛人受到严格控制，以确保他们仍然保持“原始状态”，只能携带长矛、剑、棍棒和弓箭等传统武器。公园管理方允许马赛人建造“传统”房屋，倘若马赛人希望建造其他类型的房屋，则要迁徙到国家公园范围之外。(31)Roderick P.Neumann,“Ways of Seeing Africa”,pp.149-159;p.160;p.159-161.

第三，非洲族群认同塑造受到影响。国家公园的广泛建立导致非洲地理空间重构，深刻影响到生活在周边地区的非洲族群身份认同。例如在塞伦盖蒂，马赛人身份界定以及在国家公园之中的居住权利问题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尽管1948年国家公园法令对于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实行严格的法律保护，但是并未对马赛人的放牧和饮水权进行限制；作为半游牧群体，他们很少狩猎，并不耕种，殖民者甚至将他们视作值得保护的“动物”，允许他们进入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根据自身需要而‘发明’马赛人传统”，“在禁止某些习俗的同时，刻意维持另一些习俗，为的是按照国家公园理念塑造马赛人”。(32)Roderick P.Neumann,“Ways of Seeing Africa”,pp.149-159;p.160;p.159-161.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管理方认为，马赛人并不以耕种为生，以农耕为生的马赛人是马赛人与“其他的部落血系”通婚的结果，应当将这些人赶出国家公园。政府还规定，马赛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土著保留地，而其他群体也不得随意进入其中。到1926年，一些英国殖民官员自诩成功地重构“马赛人”作为“一个部落”的存在，“马赛人再次成为统一的整体，由很多碎片恢复而来，在此前殖民化进程中已经散布各地”。(33)Lowe Börjeson,et.al.,“Northeast Tanzania’s Disappearing Rangelands: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Recent Land Use Chang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41,No.3(2008),p.543;p.546.例如，由于殖民政府在肯尼亚北部和东部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瓦阿塔人(Waata)失去了传统谋生手段，被迫到剑麻农场或者铁路建设工地劳作。由于被殖民者视作“盗猎者”，瓦阿塔人被迫隐瞒自身的族群认同。在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中，他们大多用邻近游牧族群的名字。1964年肯尼亚独立后，瓦阿塔人并未“正式地”存在，因此在全国层面失去了单独的族群代表权。(34)Aneesa Kassam & Ali Balla Bashuna,“Marginalisation of the Waata Oromo Hunter-Gatherers of Kenya:Insider and Outsider Perspectives”,Africa: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Vol.74,No.2(2004),pp.194-216.

3.非洲社会的反抗

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建立使得当地农村人口遭受严重剥夺，非洲社会对于被迫迁出国家公园感到愤怒，他们通过破坏围栏和盗猎等方式进行反抗。例如，马赛人先后于1954年、1958年被赶出恩格罗恩格罗火山口和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他们很难理解政府为何将大片肥沃土地专门用于野生动物保护：“我们已经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区，我们与野生动物比邻而居。在过去，这些动物并非单独生活在森林里，但是现在它们有了自己的土地……我们远比这些动物更为重要！”(35)Lowe Börjeson,et.al.,“Northeast Tanzania’s Disappearing Rangelands: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Recent Land Use Chang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41,No.3(2008),p.543;p.546.在南罗得西亚，低地地区民众抗议野生动物保护和土地剥夺，直接推动20世纪70年代民族解放斗争的爆发，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为那些被赶出国家公园的非洲民众利益代言。当地民众迫切希望重新获得狩猎权和土地权，为此非洲民族主义领袖乔舒亚·恩科莫(Joshua Nkomo)号召当地民众反抗殖民地国家。(36)Richard Mtisi,“‘They Promised that the Game Fences Would Be Torn Down’:Nationalist Politics and Contested Control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Southeastern Zimbabwe,1960s-1970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45,No.3(2012),p.448.

四、非洲野生动物保护的“殖民遗产”

20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国家独立后，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较大程度上继承了殖民主义的理念与政策。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占到很多非洲国家国土面积的很大比例，随之而来的旅游收入是当今很多非洲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野生动物保护提供的资源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是重要的政治资产，旅游业所带来的巨额收入使得非洲国家继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并且要比殖民时代更加激进。野生动物保护的“殖民遗产”依然存在，并且深刻影响到非洲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1.野生动物保护规模不断扩大

非洲民族国家继承了殖民时代的生态保护政策，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规模迅速扩大。多个非洲国家划定大片地区，禁止从事除旅游业以外的经济活动。坦桑尼亚、肯尼亚、多哥、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和博茨瓦纳等国将10%以上的国土面积划为国家公园或者野生动物保护区。总体而言，野生动物保护已经成为惯例，保护区规模不断扩大。1961年至1971年，坦桑尼亚的国家公园数量从1个增至9个，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区数量从6个增至12个，野生动物控制区(game controlled areas)数量从26个增至33个。(37)Julie M.Weiskopf,“Socialism on Safari:Wildlif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Postcolonial Tanzania,1961-1977”,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56,No.3(2015),pp.429-447.

2.野生动物保护观念影响广泛

196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共同推出“非洲特别计划(African Special Project)”，推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国家公园模式得以继续存在。生态保护组织所施加的压力、募集的资金，以及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收入，促使很多非洲国家延续并扩大殖民时代生态保护方面的投入。环境保护组织在建立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计划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截至2006年，非洲一共有266个生态保护非政府组织，每年支出1.5亿美元，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非洲国家的政策和立场。(38)William Beinart & Kate McKeown,“Wildlife Media and Representations of Africa,1950s to the 1970s”,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4,No.3(2009),p.430.英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以及后来大量出现的生态保护组织将野生动物视作人类的共同遗产，它们宣扬“荒野非洲”理念，以此来募集资金并激发民众关注。当今欧美国家的旅游宣传手册、电影以及文学作品广泛流传着非洲荒野形象。

3.非洲社会与野生动物保护之间冲突仍在继续

将非洲社会与野生动物隔离开来，这构成殖民主义持续至今的一项遗产，并成为当今非洲野生动物保护的基本方式，即所谓的“堡垒式野生动物保护(Fortress Conservation)”。(39)Dan Brockington,Fortress Conservation: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komazi Game Reserve,Tanzani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20世纪中叶全球旅游业兴起，再加上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希望实现对于农村人口和资源的控制，因而推动非洲国家继续推行野生动物保护措施，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相关旅游业逐渐成为很多非洲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非洲社会自殖民时代以来在野生动物资源获取方面持续遭受边缘化，再加上不断遭受野生动物侵扰与威胁，这些因素使得非洲社会与野生动物保护之间持续发生冲突。野生动物保护问题至今在非洲国家仍然备受争议，很多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持批评意见者认为，国家公园意在保护西方旅游者青睐的大型野生动物，而非洲民众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现代生态保护主义推崇人与自然的完全隔离，这否定了非洲民众获取土地以及进入传统宗教场所的权利。非洲民众认为野生动物保护受益者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外国游客，将野生动物保护视作殖民主义对非洲资源和自然遗产的严重剥夺。正因为如此，国家公园管理方虽然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取得一定成功，却难以应付盗猎者、森林砍伐者和放牧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非洲当地社会为基础的生态保护观念兴起。这一观念强调当地社会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强调自然资源管理应当同时兼顾发展与保护，这方面典型是1986年津巴布韦政府推出的“公有地区土著资源管理计划”，它试图通过让当地民众从野生动物保护中获益，从而推动当地民众积极支持和参与野生动物保护。(40)Jocelyn Alexander & JoAnn McGregor,“Wildlife and Politics”,pp.605-627.

结 论

非洲自然风光纪录片描述的“荒野非洲”景象并非亘古不变，而是殖民主义塑造出来的。自19世纪末以来，非洲的野生动物保护从殖民者的理念演变为一系列政策措施，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是殖民者试图按照自身理念以及对于非洲自然环境的认知而重构非洲自然空间的过程。英属非洲殖民地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充分体现出殖民者的种族优越感以及对于西方科学有能力驯服自然的信念，与此同时也与殖民地内外一系列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息息相关。尤其是到二战后，英国开始推动非洲殖民地发展，加上全球旅游业的兴起，野生动物管理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环境保护运动的宣传，这一系列因素推动殖民地政府全面剥夺非洲社会的狩猎权，广泛建立国家公园，并且对于非洲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施加严格限制。这些新创立的国家公园基于欧美社会流行的自然景观理念，将生产空间与休闲空间区分开，试图将文明与自然加以分割，同时实现国家对于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控制。然而，在英属非洲殖民地野生动物保护的演进过程中，非洲社会并非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的被动接受者。非洲当地社会、英国殖民者、民族主义者、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围绕着野生动物资源控制权的激烈竞争，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非洲所经历的急遽的政治与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