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直隶义仓的兴废
——兼论光绪初年方宗诚在枣强的义仓建设

郝红暖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民以食为天，中国古代对粮食的储备问题非常重视，并先后创办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积储设施。而义仓是民间设立收储米谷，以便饥荒之年赈济自救的粮食储备设施，最早可以追溯至隋代。清代以后，“义仓之设为备荒第一良法”，开始将义仓作为民间救济的一种重要举措加以推广。学术界对于清代义仓的研究，既有宏观的探讨(1)朱浒：《食为民天：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也有区域的分析(2)郑清坡、郑京辉：《清代直隶义仓述论》，《历史教学》2007年第11期；吴晓宝：《光绪初年直隶兴办义仓活动》，《历史档案》2009年第2期。，更有个案的研究(3)黄鸿山、王卫平：《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以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例》，《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赵思渊：《道光朝苏州荒政之演变:丰备义仓的成立及其与赋税问题的关系》，《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笔者也曾在对方观承的研究中对其创设直隶义仓的问题有所涉及。(4)郝红暖：《清代名臣方观承的惠政及其为官从政特点》，《安徽史学》2016年第5期。近来，在检索桐城方氏有关资料时发现，光绪初年方宗诚在枣强知县任上曾修建义仓积谷，并撰有《枣强书院义仓志》等资料。该资料有关晚清时期直隶地区兴建义仓的地方政策及实践，亦涉及晚清时期义仓的发展等问题，学术界未见专门研究。方宗诚(1818—1888年)，字存之，号柏堂，安徽桐城人，是晚清时期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往有关方宗诚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学术方面的成就、与文人间的交往等问题，而对其近十年直隶枣强知县的为官经历有所忽略。(5)张昭军：《方宗诚与柏堂学》，《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张秀玉：《方宗诚批点〈求阙斋文钞〉的文献价值》，《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8期；方宁胜：《方宗诚方志思想初探》，《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1期；江小角、朱杨：《方宗诚的文学教育与近代桐城派传播》，《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汪长林、方盛良：《方宗诚与曾国藩交游述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汪长林：《张裕钊与方宗诚交游述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本文在梳理清代直隶义仓发展史的基础上，对方宗诚修建义仓的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冀以理清清代义仓政策的演变及晚清时期对义仓积谷救荒作用的讨论等问题。

一、乾隆至道光初年直隶义仓的普及与兴复

直隶大规模兴建义仓始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那苏图、方观承任总督期间，制定义仓条规，尤其是在方观承的倡导下，至乾隆十八年(1754年)全省范围内建成义仓1005座，“新旧义谷共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余石”(6)方观承撰、方传穆校：《方恪敏公奏议》卷5《经理义仓告成绘刻全图恭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91页。，并刊刻出版《畿辅义仓图》。(7)《畿辅义仓图》，清乾隆十八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版。其详细情况笔者已有论及，兹不赘述。(8)郝红暖：《清代名臣方观承的惠政及其为官从政特点》，《安徽史学》2016年第5期。

至嘉庆年间，清政府对义仓比之乾隆年间更为重视，嘉庆六年(1801年)“议准，各省社、义二仓粮石俱系民闲捐储，以备借放，今社仓既已奉旨归民经理，所有义仓即照社仓之案，一律办理。”并强调了义仓管理的规则，如公举端谨殷实士民作为仓正副，负责收储出纳事宜，亦提及了义仓借谷范围及收息比例等，基本未超出方观承义仓规条的范畴。而义仓积谷也在救济地方灾荒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如嘉庆六年直隶水灾，遍及一百余州县，官方统计，“至各州县因灾出借常、社、义仓并井田、屯田谷三万七千六百九十石，米七百四十三石五斗”。(9)《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0《户部·蠲恤·蠲賦三》，清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

嘉庆二十年(1815年)，那彦成初任直隶总督。他首先肯定了义仓在救荒中的作用，“迄今六十余年，其间偶遇水旱遍灾以及每岁青黄不接，贫民赖以赒救接济，较之动帑发粟尤为便捷，洵属有益闾阎”。(10)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46《兴复义仓》，《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020、5022、5020、5028、5030—5031、5033、5038页。亦发现原有义仓体系破坏严重，先是由于历年久远，官吏监管不力，原有义仓积谷制度没能很好的执行，再加上嘉庆六年水灾之后，直隶各地的义仓房屋多半倒塌，“所存谷子或归并常平，或存贮民房，为数均属有限”(11)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46《兴复义仓》，《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020、5022、5020、5028、5030—5031、5033、5038页。，原有28万余石义谷或散放、或豁免或各种消耗等，至嘉庆十九年时，仅余“八万四千八十六石有零”。(12)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46《兴复义仓》，《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020、5022、5020、5028、5030—5031、5033、5038页。

于是，那彦成开始在直隶大规模兴复义仓，劝民修葺仓房，捐纳义谷，至嘉庆二十一年奏报，“直属通省兴复义仓，官民倡劝捐输，现在截数统计十六万余石”。(13)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46《兴复义仓》，《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020、5022、5020、5028、5030—5031、5033、5038页。此次兴复义仓活动，以官吏倡办民间捐输的形式进行，要求“各州县等务各因地制宜，设法倡劝，不许假手胥吏，稍有派累强扰等弊”。但是，由于直隶经济状况不佳、时间仓促等原因，各地义仓的全面恢复很难迅速实现。据统计，仓廒已修整完毕且捐谷较多者仅曲周等7州县，劝谷不多且仓未修复者有70州县，甚至还有东安等14州县未见行动者，可见全面兴复义仓之困难。(14)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46《兴复义仓》，《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020、5022、5020、5028、5030—5031、5033、5038页。

而官吏的倡捐在此次兴复义仓活动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十六万石义谷中，“通省院司盐政道府州县共倡捐义谷四万八千二百十六石”，占到了四分之一强。地方官吏的积极性也比较明显，除在省官员外，如曲周县知县刘澐倡捐谷一千石，劝捐谷五千零四十石，废仓八处均已修补完毕；候补直隶州署晋州知州张杰倡捐谷八百一十七石，劝捐谷四千石，仓廒四处俱已修整。(15)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46《兴复义仓》，《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020、5022、5020、5028、5030—5031、5033、5038页。从奖励捐助者的名单中可见，民间士绅捐助三百石、五百石者亦有不少。

义仓兴复之后的管理，仍以方观承条规所规定的民间士绅自我管理为主，故强调“各属收竣盘查结报，遵照议定条规，仍交绅民公举之仓正仓副专司出纳借还一切事宜，无致官侵吏蚀。”(16)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46《兴复义仓》，《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020、5022、5020、5028、5030—5031、5033、5038页。嘉庆末年直隶义仓的兴复活动初见成效，积谷数量达到“二十万七千余石”，坍塌的仓房也陆续修复，并在地方赈济中发挥了作用，“历年以来，偶遇遍灾，赈借颇资得力”，如道光六年春大名府属遭受旱灾，奏准煮赈，就是动用的义仓谷石。(17)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67《兴复义仓 附议追赔州县亏缺》，第7643页。但是此次义仓兴复是在直隶总督那彦成的主导下进行的，随着那彦成的职务调整，义仓兴复活动很快即告结束。

至道光初年，那彦成再任直隶总督，兴复义仓再次被提上日程。道光六年(1826年)至七年间，通省捐谷共计“二十四万七千八百二十四石零”，加上旧有存谷，“共计新旧捐存谷四十一万八千九百一十石零”。(18)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67《兴复义仓 附议追赔州县亏缺》，第7648—7649、7648、7653、7655—7660、7678—7679、7681、7681、7649、7674—7675页。此次捐谷开始以民间力量为主，“直省院司盐政运司道府厅州县共倡捐谷二万九千七百二十余石”(19)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67《兴复义仓 附议追赔州县亏缺》，第7648—7649、7648、7653、7655—7660、7678—7679、7681、7681、7649、7674—7675页。，不及总数的八分之一。地方官吏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最突出者，如滦州知州陈晋先在献县和滦州任内，“倡捐谷至一万二千余石，银二千四百余两”(20)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67《兴复义仓 附议追赔州县亏缺》，第7648—7649、7648、7653、7655—7660、7678—7679、7681、7681、7649、7674—7675页。，民间士绅捐谷三百石以上者亦复不少，其中三百石以上有职人员17人，普通士绅三百石以上者21人，四百石以上者6人，五百石以上者9人。(21)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67《兴复义仓 附议追赔州县亏缺》，第7648—7649、7648、7653、7655—7660、7678—7679、7681、7681、7649、7674—7675页。此次兴复义仓活动，使直隶义仓积谷达到峰值，故有人称这是直隶义仓发展的顶峰。(22)郑清坡、郑京辉：《清代直隶义仓述论》，《历史教学》2007年第11期。

但是，直隶地方士绅经济实力有限，民间捐输的持续性很难维持。至道光九年那彦成再次倡捐义谷时，所得积谷数量大不如前，仅“劝捐输谷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余石，修仓并岁修本银一万四千六百余两，制钱三万六千九百四十千零”。(23)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67《兴复义仓 附议追赔州县亏缺》，第7648—7649、7648、7653、7655—7660、7678—7679、7681、7681、7649、7674—7675页。同时，除修复旧有仓廒之外，全省还续修义仓38座。

嘉庆、道光年间直隶的义仓建设与乾隆年间相比，稍有调整，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义仓的设置地点开始由原来的乡村向城内转移。乾隆年间根据各地情况，规定每二十里或三十里设一仓，每仓廒三间，嘉庆道光时因原有仓廒坍塌废弃的情况比较普遍，多数州县开始在城内新建仓廒，如获鹿县“义仓在县署后，道光九年知县成章瓒添建仓廒九间”。(24)光绪《获鹿县志》卷7《保息志·仓储》，《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天津原有义仓设于十处乡村，“道光十四年在城东北隅建廒十间”。(25)民国《天津县新志》卷6《田赋·仓廒》，《中国地方志集成·天津府县志辑》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永年县“嘉庆二十年奉文兴复义仓，因仓座尽圮，未能修复，知县袁俊置买城内南街与常平仓相连空房十二间，存储捐谷。”(26)光绪《永年县志》卷5《建置志·荒政》，《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1册，第28页。曲周县乾隆年间于乡间建社仓五处，“嘉庆二十年，知县刘澐移设西城里，改名义仓。”(27)同治《曲周县志》卷3《建置》，《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1册，第479页。修复乡下义仓的情况也在继续，但是规模已远不如前，如任丘县旧有义仓十二处，道光六年知县康锡新修复乡间义仓六处，“于本城建修义仓一处”。(28)康锡新：《义仓碑记》，道光《任丘县志续编》卷下《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48册，第502页。深州旧有义仓十二处，“嘉庆二十一年知州凌泰交改修仓于城西北隅，而绅士训导李崇馨亦重葺榆科之仓”，至道光初年，旧有十二仓已经全部倾圮，知州张范东、蒋兆璠先后重葺七仓(29)光绪《深州风土记》第3下《赋役下》，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已经难复旧有十二仓之规模。

二是设立专门的义仓修葺资金。有的是将捐助银钱作为本金，发商生息，以息金收入作为修葺仓廒之用，即“捐有岁修成本发商生息，于绸缪积储颇属周备”。(30)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67《兴复义仓 附议追赔州县亏缺》，第7648—7649、7648、7653、7655—7660、7678—7679、7681、7681、7649、7674—7675页。如深州道光六年“募银六百两发商，按月一分生息”(31)光绪《深州风土记》第11下《金石下·深州义仓碑》。，作为修葺仓廒的经费；任丘知县康锡新于“道光九年春垫捐银四百两，发商生息，为岁修之用”；(32)康锡新：《义仓碑记》，道光《任丘县志续编》卷下《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48册，第502页。曲周县知县傅以讷“恐久朽塌，必须岁修”，道光九年“倡捐银五十两，劝捐银二百两，共得银二百五十两，即于九年六月发商生息”。(33)同治《曲周县志》卷3《建置》，《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1册，第479页。亦有的州县在地方徭役中专设修仓费用，如枣强县设有义仓的乡村“免县杂差，专任义仓岁修”。(34)光绪《枣强县志补正》卷4，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235页。固定的义仓修葺资金，是其稳定运营的重要保证，无怪乎那总督殷切期望，“如能数年内将坍废各仓普律修竣，不惟城乡均有储谷之所，抑且按年修葺有资无虞倾废。”(35)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67《兴复义仓 附议追赔州县亏缺》，第7648—7649、7648、7653、7655—7660、7678—7679、7681、7681、7649、7674—7675页。

三是严防仓谷亏空，提高赔补折价。虽然那彦成数次强调，义仓的管理仍“责成仓正副专司出纳，不许官为经手，并饬以后启闭俱由地方官会同营学加封报数互相稽考，以绝弊混”(36)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67《兴复义仓 附议追赔州县亏缺》，第7648—7649、7648、7653、7655—7660、7678—7679、7681、7681、7649、7674—7675页。，但是由于管理不善，仓谷亏损的情况时有发生。道光十年那彦成的奏折称，“臣前次在任劝捐谷石已有成数，后因奉差西陲一年有余，该州县中即不免乘机动缺或藉称霉烂领变或捏以盘量短折，于交卸时照采买仓谷部价每石七钱之例折交后任，而后任又不即时买补，碾转交代留价作抵日久，遂至亏挪。”(37)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67《兴复义仓 附议追赔州县亏缺》，第7648—7649、7648、7653、7655—7660、7678—7679、7681、7681、7649、7674—7675页。因此，在清理仓谷亏损之后，他又重新严立章程，“期于杜亏挪而全善政”，禁止“侵盗或折价贪买贱谷图占微利”，要求地方官交接时，仓谷亏损以市场价赔补，并在年丰谷贱时及时买补亏空。

四是对士绅捐助谷石的奖励基数有所提高。乾隆年间的奖励基数是二百石起，给予九品顶戴，至三百石、四百石分别给八品和七品，而此次兴复义仓的奖励自三百石起给九品，四百石、五百石分别给八品、七品。

义仓虽然是民间自营的一种积谷备荒方式，但从方观承到那彦成，直隶义仓的修建与兴复均是在官方的倡导下完成的，许多义仓从乡村移入城镇，说明地方官吏对义仓运营的影响日渐增大。由于直隶地区民间士绅力量不足，在地方官吏忽略的情况下，民间义仓很难保持其持续性和稳定性。

二、晚清时期直隶义仓的荒废、重建与有关义仓的争论

道光年间兴复的直隶义仓并未能持续多久，至咸丰初年，因为战争或赈济饥荒等，很多地方的积谷荡然无存。如阜城县文昌宫义仓，咸丰四年“粤匪”窜扰，存谷被抢一空。(38)同治《畿辅通志》卷103《经政略·仓储一》，清宣统二年本。曲周县义仓咸丰十一年“粤匪”焚毁。(39)同治《畿辅通志》卷104《经政略·仓储二》。深州义仓谷，“兵燹之后，又皆耗焉”。(40)光绪《深州风土记》第3下《赋役下·仓储》。曲周义仓，“咸丰辛酉，东匪焚之”。(41)同治《曲周县志》卷3《建置》，第479页。获鹿县义仓积谷和存银咸丰四年先后被拨去赈济栾城和沙河灾荒。(42)光绪《获鹿县志》卷7《保息志·仓储》，第164页。永年县亦是如此，“咸丰四年赈济被寇村庄，仓谷三千二百七十石全数动用无存。”(43)光绪《永年县志》卷5《建置志·荒政》，第28页。枣强县义仓，咸丰四年尚有积谷近六千石，先后用于赈济深州灾荒和地方团练米粮，荡然无存。(44)光绪《枣强县志补正》卷1，第35—36页。

同治初年，经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朝廷为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再次关注早已名存实亡的义仓。同治六年(1867年)上谕中言，“自军兴以来，地方被贼扰害，旧有义仓每多废弃，亟应及早兴复。著各直省督抚即饬所属地方官，申明旧制，酌议章程，劝令绅民量力捐谷，于各乡村广设义仓。”(45)《清穆宗实录》卷213，同治六年十月壬午，《清实录》第49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69页。同治八年十二月初二日，曾国藩在给时任顺德知府任道镕的信中就提到动用义谷救灾之法，“莫如动用义谷，分别散放，秋收后折谷归仓。”且认为义谷救荒“本最善之策”。但是鉴于目前义仓形同虚设，必须待丰年之后方可施行，“惟义仓之法，坏废已久，恐各州县名虽有仓，实乃无谷，饬令放借，徒为画饼。欲修方敏恪遗法，须俟丰岁为之，非荒歉时所能及此。”(4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3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9页。

同治十年，钱鼎铭任直隶巡抚时，拟在全省兴复义仓，“复修方公仓制”。时任深州知州吴汝纶持反对意见，认为义仓“不可复也”，“于是深州遂止，不复其后”。吴汝纶言义仓不可复的理由有三，其一是兴办义仓已经不是善政而变成了扰民的虐政，“其积也，视有余者而箕敛之，不从则威之。其储也，责之仓正，耗减则取偿焉。其散而复敛也，则早莫敦率之，借而不还，还而息不足，则勾摄而敲朴之，是虐政也。且安得如许善人而任之，俄而侵牟剥蚀当奈何，故曰扰民也。”其二是时代不同了，方观承所制定奖励捐输的办法，即捐谷二百至四百石分别给九品至七品顶戴，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今民无盖藏，名器滥，殷富之家或军功或入赀亡虑已四五品服，从方公旧法不足示风励”。其三是百姓疾苦，已经没有能力为预防未来的灾荒做准备，“今用兵之后，仍岁水旱，民气未苏，旦夕不自保，何暇顾数年之后他人之急而为之备”。(47)光绪《深州风土记》第3下《赋役下·仓储》。

吴汝纶反对兴复义仓也只代表其个人意见，直隶仍有不少地方试图重建义仓。如永年县因咸丰四年赈济被寇村庄，仓谷无存，义仓亦废，同治八年知县王庶曾在原有义仓附近建设新仓，至光绪元年知县书端建仓廒五间，并附有义学三间等。(48)光绪《永年县志》卷5《建置志·荒政》，第28页。同治十年，获鹿县“知县苏性从义赈息钱内提出制钱一千五百九十千修理义仓”，并采买义谷存仓，余钱存商生息，作为义仓本金。(49)光绪《获鹿县志》卷7《保息志·仓储》，第164页。

至光绪初年，北方五省大旱灾之后，义仓积谷备荒的作用再被提及。光绪四年(1878年)朝廷在回复给事中崔穆之奏折时提及，“社仓义仓，所以济官仓之不足，并著劝谕绅民次第兴举，其亲被灾歉，及现办采运各省，随时体察情形，再行办理。”(50)《清德宗实录》卷68，光绪四年二月己亥，《清实录》第53册，第47页。光绪五年，御史邬纯嘏再上请饬积谷备荒折，谕令“著各直省督抚酌量情形，在丰收地方，仿照常平社仓之意，饬令民捐民办。”(51)《清德宗实录》卷98，光绪五年七月戊子，《清实录》第53册，第461页。任道镕光绪五年任直隶布政使之后，开始在全省推行积谷备荒之策，“通饬各属劝办，分别大中小治，每处自二千石至一万石不等。”(52)李鸿章：《积谷备荒有功人员奖叙片》，《李鸿章全集》第9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01页。

前次因吴汝纶反对未兴积谷的深州也开始执行积谷备荒政策，“知州朱靖旬集谷万石，以仓皆废坏，分藏于富民之家。”(53)光绪《深州风土记》第3下《赋役下·仓储》。光绪六年，南宫县“知县牛昶煦又于署东旧地建房共三十余间，号曰东阳新仓，储粟万石。”(54)民国《南宫县志》卷6《法制志·建置篇·仓谷》，《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9册，第49页。下文即将讨论的方宗诚在枣强修建义仓，劝民积谷，即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

光绪末年，对义仓作用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清政府仍坚持发展义仓的政策。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仍强调“民闲，义仓必应劝办”。(55)《清德宗实录》卷416，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丁亥，《清实录》第57册，第443页。光绪二十七年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拟废义仓，招股设立工艺局，清政府“不准行，仍著将备荒义仓，认真经理”。(56)《清德宗实录》卷490，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庚辰，《清实录》第58册，第474页。民间认可义仓的人士，也为数不少。民国初年，天津志的作者在比较常平仓和义仓之后，认为“常平仓义仓利弊相权，则义仓为利较多，安得有继而起之者，其要则在得人”。(57)民国《天津县新志》卷6《田赋·仓廒》，第39页。

因此，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钱鼎铭之子钱溯耆任深州知州时，再建规模较大的盈亿仓，“建仓三十六楹，名之曰盈亿仓”，将光绪初年朱靖旬藏于富民家中的积谷万石全部移入新仓，本次建仓“凡用制钱二万七千九百余缗，盖规模宏敞，一行省百余城所为仓廥未有能及之者也”。(58)光绪《深州风土记》第3下《赋役下·仓储》。

当然，晚清时期对积谷备荒的认识也开始受到西学的冲击，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出提高农业产量、提升救荒物资运输速度等方式以从根源上解决饥荒问题。如光绪二十四年，时任刑部额外主事贺涛在给深州盈亿仓撰写的碑文中提到，“海外诸国农政益兴，以气化之学粪田，一机器之用且什倍人畜之力，故能五六于常所获，而火车之轨交于国中，辇百千巨万钧之重于数千里外，不崇朝而至，土著者无借于外而能取足于其土，而物之自外至者，又如此其易也，尚何灾歉之足忧。”他希望更多的为政者关注到此问题，当时的深州知州能将古今中外的知识综合利用，探讨更有助于解决备荒的办法，“若泯古今中外之见讨其制究其学，实而致之其事，以收其效”。《深州风土记》的撰者吴汝纶也极赞同此观点，并在本文后注曰“此文论外国有农学、有火车，不忧灾歉，最为裨政治”。(59)光绪《深州风土记》第11下《金石下·深州义仓碑》。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第七条规定：原有官办或公立慈善机关性质与救济院规定一致者，“得因其地址及基金继续办理，改正名称，使隶属于救济院”。(60)《各地方救济院规则》第七条，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40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页。而直隶部分义仓资金亦被归入救济院，如南宫县“今访册所载，现时仓谷成本尚有八百六十余元，归救济院生息，殆硕果之仅存者也。”(61)民国《南宫县志》卷6《法制志·建置篇·仓谷》，《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9册，第49页。义仓资金被归入官办基金之内，亦证明晚清以来义仓官办化的趋势是存在的。

三、光绪初年方宗诚与枣强官民义仓的创建

方宗诚同治十年(1871年)始任枣强知县，至光绪六年(1880年)以病归，前后任职九年之久。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评价其在任期间，“建书院,设义学，捐刻书集以惠士林，采访节孝以励世俗，听讼则在时时与民相亲，使无情者渐远，复免粮免差，以纾民困，积谷至一万石之多,余如缉盗治匪,事事均有实际。”(62)方宗诚撰、赵晓华点校：《枣强书院义仓志·复藩宪任禀(附)》，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8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9页。这里所言积谷至一万石，即指方宗诚修建义仓储谷事。但是，在方宗诚的相关墓志铭等资料中，对此事的记载却很少。如谭廷献在《五品卿衔前枣强县知县方君墓志铭》中言：“在官九年，肫肫儒行，固所蓄积，而开敏于事，无滞废者”(63)谭献：《复堂文续》卷5《五品卿衔前枣强县知县方君墓志铭》，罗仲鼎、俞涴萍点校：《谭献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1页。，“固所蓄积”就是讲义仓事。孙葆田在其墓志铭中说：“先生既入官，存心利济，任枣强十年，创立敬义书院，祀汉儒董仲舒，又尝厘正祀典，创建义仓。皆他人视为迂阔，先生独力行不怠。值岁饥，上书大府请蠲本邑百姓及邻邑钱粮，所全活亿万人。”(64)孙葆田：《校经堂文集》卷5《桐城方先生墓志铭》，求恕斋丛书本。所幸《枣强书院义仓志》和方宗诚文集等对相关内容有详细的记载，有必要将其置于直隶义仓发展史中进行重点分析。

方宗诚与吴汝纶均是晚清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对兴复义仓的态度，在之前与吴汝纶有相似之处。资料所见，早在光绪初年修县志的时候，方宗诚对于兴复义仓尚持怀疑态度。他在梳理枣强义仓的情况之后，明确指出：“邑人未收义仓之实利，且畏受其害，无有愿捐谷复其旧制者矣。居官者苟能政简刑清，藏富于民不亦可乎。”(65)光绪《枣强县志补正》卷1，第36页。一方面指出绅民未得义仓之利，反而畏惧其害，不愿意再捐纳积谷，也不愿意兴复义仓旧制，另一方面希望为官者能政简刑清，藏富于民，不主张再劝捐积谷。既使在枣强离任前夕，方宗诚仍主张“安贫所以保富，保富亦即以安贫”，不要轻意向富户劝捐。(66)方宗诚：《复任方伯问地方事宜状》，《柏堂集后编》卷21《附议状》，《桐城派名家文集》第9卷《方宗诚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47页。从其所办事务的顺序看，方宗诚对于积谷备荒的重要性也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修义仓积谷是在其他重要的事情已经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曾言“县内祀典所载之坛庙、祠宇，与夫考棚、书院、义学、养济院、河埝、志书，事事皆关紧要，必须循次修理。至光绪二年，诸事皆已倡办就绪，始欲专力修仓。”(67)方宗诚：《上李节相捐建义仓积谷状》，《柏堂集后编》卷22《附议状二》，第664页。

既然如此，方宗诚兴办义仓的动机就很明确了，即是执行清政府和直隶兴复义仓、劝民捐谷政策的结果。正如其所言：“查上年二月奉宪札饬各州县于岁收丰稔之后，谆劝有力绅民量资集助，先修义仓，后积谷石。本年二月，又两奉宪札饬知奉上谕以给事中崔穆之等奏饬各州县，设法整顿仓廒，劝谕绅董经理义仓。”(68)方宗诚：《上李节相捐建义仓积谷状》，《柏堂集后编》卷22《附议状二》，第664页。对此，义仓立案文书中写的比较详细，“光绪二年七月十八日蒙爵阁督宪李批，据宣化府禀复查明府属各州县常、社、义三仓缘由，除批示外,札饬本司转饬所属各州县一体认真整顿”，“光绪四年二月十三日蒙爵阁督宪札开为批饬事。据蓟永分司运判王锺麟禀积谷备荒缘由，除批示外，合行通饬各属，务思牧民之义，勤求保民之要，于岁收丰稔后，恺劝有力绅民量资集助，先修义仓，渐积谷石。但要实力实心，必可得寸得尺，逐加推广，以备不虞”。(69)《枣强创建义仓积谷通详立案文》，《枣强书院义仓志》，第5903页。

正式分析之前，需要简单梳理一下枣强义仓的历史。嘉庆八年出版的《枣强县志》记载，枣强县最早的义仓建在大原书院，具体创建时间不详，且注明“久废”。该县大规模兴建义仓在乾隆十六年，即方观承任直隶总督期间，在东西南北四路共设义仓十处，“乾隆十六年知县单作哲新建十处”。每仓用以储存义谷，仓房有统一的规制，即“瓦仓二间，仓门一座，仓夫房一间”，并加盖院墙。(70)嘉庆《枣强县志》卷8《建置志·仓储》，《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51册，第99页。

由于县志记载缺失，我们对嘉庆、道光年间枣强兴复义仓的情况所知不详，但在那彦成道光六年请求奖励人员名单上看到了时任枣强知县的名字：“枣强县知县高应元倡捐银一千八十三两，建造义仓六处，修葺四处，劝捐谷一千四百余石。”(71)那彦成撰、章佳容安辑：《那文毅公奏议》卷67《兴复义仓 附议追赔州县亏缺》，第7655页。可知，道光初年枣强县原有十处义仓均被修复。

据光绪二年刊刻的《枣强县志补正》记载，“义仓十处，道光间尽圮”，说明道光初年重新修复的义仓，在道光末年已坍塌不存。但是枣强义仓有岁修之费， “县属向有义仓……旧章免县杂差，专任义仓岁修”(72)光绪《枣强县志补正》卷4，第234—235页。，亦说明岁修制度未能认真执行。咸丰初年，仓廒虽废，但积谷尚存，移储常平仓内，“其时常平仓廒尚有存者，遂移储其中。咸丰初存义谷四千四百一十六石有奇，又存元年奉大府檄劝捐谷一千三百三十七石有奇”，说明定期积谷的政策尚在执行，所存谷量也不少，至咸丰初年新旧积谷尚有近六千石。但是至咸丰四年，这些积谷有运到他处赈灾者、办理团练使用者、民人出借未还者、知县动用出卖者，“四年奉檄拨运深州赈济，用谷二千九百五十七石，又团练乡勇口粮借用二千一百四十石有奇，其民人张廷开等未完谷十五石有奇，知县刘傑动用谷二百六十四石有奇，余谷三百八十四石有奇，知县李秉衡出粜无存”，近六千石积谷荡然无存(73)光绪《枣强县志补正》卷1，第35—36页。，光绪初年仓廒废弃甚至被民侵占，“地基亦多废为民间取土之坳堂”。(74)方宗诚：《上李节相捐建义仓积谷状》，《柏堂集后编》卷22《附议状二》，第664页。

原有义仓均已不存，甚至地基也被挪作他用，兴复义仓必先建设仓房。于是，方宗诚自行筹办建仓经费，用“省积办公余款，并挪用摊捐未解各款”(75)方宗诚：《上李节相筹加捐仓谷状》，《柏堂集后编》卷22《附议状二》，第665、666页。，即将原先积累的义仓岁修钱九千余用于修建仓廒。光绪三年至四年在城隍庙东空地考棚、书院的后面建成仓廒十九间，官厅三间，大门一间。光绪五年又因仓廒狭小，原有仓廒不敷盛放积谷，用“差徭及钱粮平余”等办公经费，在县衙前的空地上又建造仓廒二十六间，以分储存谷。(76)方宗诚：《上丁方伯增仓未成不愿升迁状》，《柏堂集后编》卷22《附议状二》，第669页。

仓廒建设完毕，接下来就要劝民积谷。而枣强百姓对于倡捐积谷也不甚积极，早在光绪二年方宗诚“延耆老谋积谷，罕应者”。(77)方宗诚：《创建枣强义仓记》，《柏堂集后编》卷16《碑记》，《桐城派名家文集》第9卷《方宗诚集》，第619页。但是为了完成积谷任务，不得已行劝捐之事，正如其所言“惟创建书院、考棚、义仓时，买膏火地，收积仓谷，不得已使富户捐款，仍归本地之用”。(78)方宗诚：《复任方伯问地方事宜状》，《柏堂集后编》卷21《附议状》，第647页。

枣强积谷一万石，主要来源有三，一是绅民捐四千四百石，二是挪动历年摊捐未解之款，买谷一千八百石，三是借种子之家既免归还，情愿各捐谷数斗存仓，共八百石，三项合计枣强城斗七千石，仓斗一万石。(79)方宗诚：《上李节相筹加捐仓谷状》，《柏堂集后编》卷22《附议状二》，第665、666页。从各种情形看，此次积谷似乎有刻意凑足一万石之嫌，实际情况亦是如此。从前文提及李鸿章奏折可见，当时直隶布政使的命令是根据各州县的大小，每县积谷数量从二千至一万石不等，枣强是大县，必须凑足一万石。即使是强调劝民踊跃，避免派征，地方官为完成任务，必然会采取措施。方宗诚挪用地方经费购买积谷的办法还相对缓和，有些地方官的操作明显是在摊派，如遵化候补知府恽桂孙“竭诚劝勉，地至二十亩以上者，每亩捐谷一升”。(80)李鸿章：《积谷备荒有功人员奖叙片》，《李鸿章全集》第9册，第401页。

对于绅民被迫捐谷，方宗诚也非常清楚，他在推辞升迁的上书中就明确提及：“宗诚创建仓廒积谷，本非绅士所愿意，宗诚一力捐建，伊等不得不捐谷以助。今若请咨引见而去，增仓未成，谷有失少，谁任其咎？”(81)方宗诚：《上丁方伯增仓未成不愿升迁状》，《柏堂集后编》卷22《附议状二》，第669页。因此，枣强义仓积谷能够凑够一万石，是方宗诚积极努力的结果。先用官款修仓廒，再积极劝导百姓，又以官款买谷以补不足等。“今春奉诏令富民修仓聚谷，余深知民艰，修仓自任之，不以劳民，谷则官民两任之。又减免徭役以纾民力，何如？”(82)方宗诚：《创建枣强义仓记》，《柏堂集后编》卷16《碑记》，《桐城派名家文集》第9卷《方宗诚集》，第619页。同时，亦是官民合作的结果，因此方宗诚将此义仓名为官民义仓，在仓前悬挂“官民”二字匾额(83)方宗诚：《增建枣强义仓记》，《柏堂集后编》卷16《碑记》，第621页。，强调其官民合作的性质，“惟查此项仓谷，皆系卑职筹捐及绅民公捐之项，非内结款项，与请领买积者有间，故名之曰官民义仓”。(84)《枣强县官民义仓谷石免入奏销禀批》，《枣强书院义仓志》，第5906页。

方宗诚制定了官民义仓简明章程，强调了其由士绅管理，官吏作为监督的性质，但是与其他义仓相比，官吏的参与内容明显增多。如义仓由官府督同绅士管理；每年五六月间，官与绅必须查验仓房一次，以防渗漏；日常由仓房巡查，并及时发现需要维修之处，禀明地方官传谕绅士修理；灾荒之年，由各路绅董禀明地方官，官绅共同商议借放积谷等。因义仓为民办性质，故其支出不用入奏销册，但明确规定官民不得私自动用。当然，为了保证义仓的定期维修，方宗诚还将旧有的义仓岁修差钱保留，改为义仓、名宦乡贤两祠、城工、书院、考棚各处岁修之用。(85)方宗诚：《上李节相筹城工书院考棚义仓名宦乡贤祠岁修费状》，《柏堂集后编》卷22《附议状二》，第666页。每年共收入钱二百八十千，由仓房经手收齐，交城中绅董收领。(86)《官民义仓简明章程》，《枣强书院义仓志》，第5904页。

此外，他还拟定了积谷章程，包括六路积谷的分配，积谷出借的范围，积谷的管理、交接、晾晒、灾年散放等内容。仓廒虽集中建于城内，但考虑到义仓服务于乡村的目的，仍将仓廒按照枣强习惯的六路进行分配，“拟以六路之谷各收各廒，将来何路村庄灾荒，仍由各本路仓谷中借济民食”，并规定“何路借出，丰年之后应仍由何路归还，以免争端”。仓谷的散放和收回的数目还需及时上报，以便及时备案等。(87)《督宪颁发枣强县创建义仓积谷章程告示》，《枣强书院义仓志》，第5905页。

按照传统的理解，义仓是民仓，“惟系绅民所乐输，公推仓正副，官则以时查察之”(88)民国《南宫县志》卷6《法制志·建置篇·仓谷》，第49页。，“由民间捐谷以储积之者也”。(89)民国《天津县新志》卷6《田赋·仓廒》，第39页。方宗诚为完成省级下达的积谷任务，通过官民合作的方式创办义仓，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改变义仓的性质，其“官民义仓”的名称已明确了这一点。与晚清时期江南地区义仓开始转向商业化经营，并向近代化转变相比(90)参见黄鸿山、王卫平：《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以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例》，《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直隶义仓的这种变化无疑是其日益官营化的表现。而嘉庆道光年间，直隶义仓选址自乡村重回城镇，亦是与此相关。因此民国《南宫县志》的作者不无感慨地说“据光绪志所载，似以乡间义仓概归新仓，以杜吏胥藉查察之名需索乡人诸弊，然官民不分，与昔之立意迥殊，而权皆操之官矣。”(91)民国《南宫县志》卷6《法制志·建置篇·仓谷》，第49页。

方宗诚因义仓积谷事，得直隶总督李鸿章赞赏，称：“查有五品衔枣强县知县方宗诚慈祥恺悌，通达治体，案无留牍，狱无冤囚，百废具举。凡有益闾阎之事，叠据议禀施行；又叠捐巨款，躬亲赈济，创建仓廒，积谷万石，以备荒歉，洵属认真民事，为直省不可多得之员。”(92)《爵阁督宪李片奏案》，《枣强书院义仓志》，第5906页。方宗诚建成枣强义仓不久，即以病归，义仓的后续发展因资料所限，所知不详。但是方宗诚创办义仓时，直隶刚经历了光绪初年大旱灾，他借军需款购买粮食及时在枣强散放，并奏请免征枣强及附近县地粮，并建义仓存粮以备荒，安定了民心，维持了地方社会的稳定。义仓积谷在后来的地方救济中也曾发挥作用，如民国前期，枣强县政府还动用过义仓存粮．救济大饥荒岁月的部分灾民。(93)《枣强县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632页。

总之，从方观承、那彦成到方宗诚，清代直隶义仓的普及、修复与重建均与地方官员的倡导有密切关系，当然也不可忽略国家政策的大背景。由于地方官吏的参与，直隶义仓从乾隆年间的遍设乡村，开始向城镇转移，官方在义仓经营中的作用也更加明显，方宗诚创办的枣强义仓还采用了官民合作的形式。事实证明，地方官吏及其作用，是影响清代直隶义仓兴废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