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旅游系统及新议题展望

史甜甜 翁时秀

[摘    要]后结构主义旅游系统本体论注重旅游系统的变动性、能动性和全球扩张性，有助于拓展旅游系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后结构主义视角下，旅游系统具有能动性，它将人、地、物、组织、投资等要素卷入成为旅游系统的节点和流动，这一能动的系统逐渐扩张成为覆盖全球的异质性复杂网络——全球旅游系统。这一系统包含不同要素类型的节点，节点之间存在各类连接和流动，同类或不同类要素节点之间的连接不断变化，形塑出一个动态的全球旅游系统。同类要素节点相互连接构成全球旅游系统的各类子网络，这些子网络覆盖全球、国家、区域等尺度，跨国节点之间也存在互动关系。基于后结构主义视角的旅游系统内涵，文章探讨了其所关照的现实问题和新的理论议题，指出传统旅游系统的概念存在研究尺度局限、对动态性关注不足、忽略旅游系统全球扩展历史等不足，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旅游系统概念能够弥补以上不足，有助于全球尺度内旅游系统要素和节点互动、旅游系统内部动态变化及全球扩张历史等新议题的研究。文章尝试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旅游研究扩展新的理论发展空间，也为从全球尺度理解和应对我国跨境旅游流动的新变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后结构主义;旅游系统;全球旅游系统;新议题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11-0068-10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11.010

引言

18世紀中期以来，旅游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旅游系统逐渐发展为遍布全球的复杂系统[1]。20世纪90年代，旅游的全球扩展现象开始引起学界关注，并有研究者将发达国家游客向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扩散的现象概括为“全球旅游化”[2]。全球旅游化过程不仅关乎旅游者的全球扩散，也关乎旅游地及旅游系统其他要素的变化，如全球范围内旅游目的地的增多、变化与衰退[3]。全球尺度旅游者超越国界的流动以及这一过程中引发的旅游目的地网络等变化，对国家和区域、地方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原有的旅游系统概念与理论在分析及应对以上问题时较为不足。由于其研究尺度多在国家尺度及以下[4-5]，难以对跨国目的地竞争与相互影响、旅游者全球流动及空间变化等超越国家尺度（如跨国和全球尺度）的旅游系统内要素互动和关系予以解释。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从更宏观的视角理解跨国旅游系统内的要素互动等问题的新旅游本体论开始出现。新旅游本体论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Franklin于2004年提出的新旅游本体论[1]。Franklin提出，旅游研究应该突破原来结构主义的认知，旅游系统不应被理解为客源地、目的地等要素构成的静止系统，而应理解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在全球扩展的、能动的复杂系统[1]。他倡导对旅游系统本身变动性和能动性的关注，认为旅游系统的能动性和变动性突破了尺度限制，使旅游系统研究兼顾宏观和微观尺度成为可能，更有助于研究当前跨国旅游流动加速的现实。

然而，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前尚未见到讨论如何整合新的理论进展以应对全球尺度旅游系统的变化及互动等研究议题的相关成果。基于此，本研究将在梳理旅游系统理论脉络的基础上厘清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旅游系统内涵，并探索这一新理论进展可观照的现实问题、理论情境和前景，尝试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旅游研究扩展新的理论发展空间，也为理解和应对我国跨境旅游流动的新变化提供理论依据。

1 旅游系统的新本体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20世纪的旅游系统研究深受结构主义影响，注重系统内要素的抽象和要素背后逻辑结构的梳理（表1）。如Gunn的旅游系统模型、Mill和Morrison的旅游系统模型主要基于供给功能结构，从旅游供需关系的逻辑出发，梳理出系统中的旅游者、旅游吸引物、交通、促销和服务等核心要素[6-9];Leiper的旅游系统模型则将地理结构和供给功能结构结合，建构了一个包含地理要素（目的地、客源地、通道）、人的要素（旅游者）和产业要素（旅游业）等的旅游系统模型[10];吴必虎的旅游系统模型也主要基于地理空间的结构和市场供给的功能结构[11]。

结构主义的旅游系统研究强化和聚焦了旅游研究的框架和核心概念，但其存在两方面不足。第一，对旅游系统的早期形成和变化关注不足，如难以解释“旅游系统最早的旅游者如何出现？最早的目的地和客源地因何产生？旅游系统如何实现地理扩展并成长为全球范围内的根茎体系？”等问题。第二，缺乏对空间延展性和相同要素之间互动关系的关注。既有旅游系统的研究多聚焦于特定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或区域，对非同类要素之间存在关系（如目的地和客源地之间的供给-需求关系、地理连接关系）进行了清晰阐释。而当前旅游系统已经发展为一个覆盖全球的、包含成千上万目的地的复杂系统，且超越区域尺度的不同节点及目的地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联系，如一个突然事件导致某个目的地游客减少，但可能为另外的目的地带来游客增加和好处[12]。以往的旅游系统研究对这些超越区域的同类要素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如目的地之间）关注不足。

Franklin基于后结构主义而提出的作为秩序化方式（ordering①）的新旅游本体论，为以上理论薄弱点提供了发展空间。这一本体论将旅游系统从静态的、结构化的框架解构出来，将旅游系统看作是一个能动的、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的系统，它不断将新的地方、人、资金等卷入、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以满足人类旅游需求、支持旅游行为的覆盖全球的旅游根茎系统[1]。

随后有学者将这一“覆盖全球的根茎系统”称作全球旅游系统（the global tourism system），指出它是一个开放的、会受到外界因素和其他体系影响的系统，同时也是内部因素相互交织、联系的复杂体，这一复杂体由涉及旅游生产和消费的多元行动者构成，是一个被多元力量形塑的、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12]。

在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结构主义的旅游系统概念中的不同的要素（如旅游地、客源地、旅游者、旅游业等）延展为不同维度的子网络，比如旅游经济网络[13]、旅游社会关系网络[14-15]、旅游目的地网络[16-17]等，这些网络中包含数量众多的节点（或行动者）和连接，如全球各地的各个旅游目的地就是全球旅游目的地网络的节点，这些目的地节点之间的交通通道、市场关系等构成节点之间的连接。同一要素类型和不同要素类型的节点（行动者）之间的连接不断变化，节点也不断增减，形塑出一个动态的覆盖全球的旅游系统。

2 旅游系统内涵再思考

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新旅游本体论和全球旅游系统概念的提出，能从全球尺度关注到旅游系统的扩展、动态变化及内部（同类/不同类）要素互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结构主义视角下旅游系统模型研究的不足。

首先，旅游系统是能动的和不断扩展的，这一特征使得其从区域现象逐渐发展为全球系统。虽然结构主义视角下部分学者也关注到旅游系统的能动性和变动性，如Leiper就提到旅游的出现使人、地方、企业和组织等各类要素开始被一种新的方式连接起来，将它们变为旅游系统的组成部分——人变换为游客或者旅游接待者、地方转变为旅游地、客源地等，组织转变为旅游批发商企业、旅游管理部门等[18]。但是结构主义本体论并未对此作更深入的探讨。后结构主义旅游本体论则进一步阐明了旅游系统的变动性和成长性。Franklin提出的“作为秩序化方式的旅游系统”指出，旅游流动将离散的旅游地、旅游活动、地方、组织和各种流动的空间（比如机场、汽车、大巴、船、飞机、高速路、旅游線路等）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像根茎一样的相互连接、有节点的网络，即旅游系统[1]。旅游系统经历了从无到有、能动范围从小到大，并发展成为遍布全球的根茎系统的过程。旅游系统是能动的、不断扩展变化的，这一能动的系统不断将新的人、地方、资本等卷入，实现全球扩展。

其次，旅游系统并非孤立存在，其产生、发展和变化都与外在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新旅游本体论在追溯旅游系统产生过程后指出，旅游系统的出现及发展都受到外界其他秩序化方式的影响。如Franklin追溯现代旅游系统在英国的起源时发现，国家主义使得人们对国家的名胜、国家公园、国家博览会感兴趣，出去旅行作为一种高阶层的文化是旅游系统产生及扩展的社会文化基础，铁路、现金、航班、行李系统、办公系统等是旅游系统出现的技术基础。基于这些社会文化和技术基础，旅游系统得以出现，并成为全球空间的一种组织方式[1]。

再次，旅游系统对全球空间和要素的组织方式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随着外部的社会、文化、技术、经济环境变化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其内部行动者的创新和行动也会影响旅游系统的秩序化方式。如库克公司的团队包价出游代表的是旅游系统早期的秩序化方式，随着自助游的兴起，旅游者与目的地之间的连接方式发生变化，旅游系统秩序化形式也发生变化。新的连接方式和节点不断产生重塑了全球的旅游系统，如在线游记成为一种新的目的地和客源地之间的连接，它导致对目的地的新的好奇产生，新的地方、事物、文化和自然被卷入旅游系统。类似在线游记等非人的要素对旅游系统发展和变化十分关键，如早期低价的铁路票价和住宿、城市地图、旅游手册和旅行信息等因素的缺乏使得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难以产生出游的欲望[1]。城市地图、旅游手册等非人的要素的出现才使得出游行为得以在更广社会和空间范围出现，旅游系统得以在更广范围扩展。

总之，后结构主义旅游系统本体论强调旅游系统的变动性、能动性和全球扩张性。其中，（1）变动性是相对于结构主义的静态的、结构化的框架而言的，后结构的视角更倾向于认为结构和关系总是处在生成（becoming）过程中，因而引导研究者去关注结构和关系变动的动因和过程，并将相对稳定的结构看作是临时性结果而去探寻未来变化的可能性;（2）能动性是相对于结构主义过于凸显结构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忽视结构中的要素和行动者的能动性而言的，目的是引导研究者重视在要素和行动者层面关注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从而更好地理解旅游系统的变动性;（3）全球扩张性是相对于以往的旅游系统通常只注重区域性而言的，它是旅游系统能动性和变动性的延伸，暗示了旅游系统的全球实践过程及其影响，对全球性的重视有助于研究者将分析尺度从区域拓展到全球，为重新检视已有理论提供了可能。

在此基础上，Cornelissen明确提出全球旅游系统的概念，并运用这一概念对全球和跨国尺度的旅游系统内部节点互动进行初步研究[12]。Cornelissen通过全球旅游系统在南非的发展研究，提出全球旅游系统是由涉及旅游生产者、旅游消费者、旅游产品、监管机构等多元行动者构成的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这一系统被旅游系统内部及外部的很多力量、行动者和因素所形塑，这些行动者可能来自全球、国家、区域等多级尺度，如国家和国际行业协会等管治机构影响着全球旅游系统的生产和消费（如旅游航空、旅游中介和产品分销、旅游地形象塑造和营销等）[12]，如图1所示。

Cornelissen的研究还暗示了全球旅游系统内部存在诸多超越国家尺度的关系和连接，使得远距离的超越国家范畴的要素和节点之间可能产生互动和影响。一个节点发生的各类事件，可能对全球（跨国）尺度其他节点产生影响。如“9·11”使得美国国内目的地旅游业受到冲击，但导致更多国际游客流入南非等其他目的地[12]。在跨越国界的旅游系统要素互动中，国家对签证和航空的管控、国际组织和国家对边界的协商和管控等对全球尺度旅游系统内流动变化、同类要素的关系（如国内外旅游目的地关系）等都将产生影响。Cornelissen的研究表明，全球旅游系统的概念可用于对全球尺度旅游系统内要素和节点互动进行分析。

总体来看，后结构主义的研究将旅游系统从静态的、结构化的框架解构出来，将旅游系统描述为一个能动的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的系统，它不断将地方、人、资金、组织、物（非人要素）等卷入并连接起来，同时不断进行内部的要素创新和生产，最终形成一个包含多元要素、以满足人类旅游需求、支持旅游行为的复杂的异质性网络。旅游系统成为一种连接世界、组织全球空间的方式（图2）。

这一动态网络包含不同类型的节点（图2的旅游地、客源地、旅游投资者、旅游治理机构、旅游经营机构等），节点之间存在各类连接，这些连接和节点构成了各类子网络（表2），如旅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管理组织的社会网络[14-15]、区域旅游目的地网络[16-17]等。各节点之间存在多元的流动，如信息和知识的流动[14-15]、游客的流动[17]、资金和人员的流动[19]等，流动和实践不断生产出新的连接，重塑旅游系统的复杂网络。

全球旅游系统中的子网络覆盖全球、国家、区域等尺度。旅游系统自产生之初一直尝试突破国界与各类障碍、实现国际流动[1]。随着这一异质性网络的扩张，新的国家、地区不断被卷入，其逐渐发展为覆盖全球的根茎系统。在这一复杂的根茎系统中，不仅近距离的节点可能发生流动、连接和互动（如区域内旅游景点的竞争和合作），跨越国家的远距离节点之间也可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流动、联系和互动。但既有研究对旅游系统跨越国界的动态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跨国的旅游系统内节点及要素之间的互动与关系关注不足。如表2中，已有研究多关注区域、目的地尺度的子网络，而对国家和全球尺度的旅游系统相关网络研究较少。后结构主义影响下的旅游系统研究的新进展及全球旅游系统的概念为深入研究此类议题奠定了本体论基础。

3 新议题展望

新的旅游本体论为扩展全球化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

（1）旅游系统的分析尺度从区域拓展到全球对传统研究议题的理论启示。分析尺度的提升为已有理论研究的检视和发展提供了空间。例如，对于目的地竞合的研究，既有研究对区域和国家等尺度内的目的地竞合关系[22]、旅游线路组织模型[23]等已有一定探讨，但从全球尺度关注旅游系统内目的地及其他同类要素的节点互动关系时，国家之间的文化和政治差异[24]、国界管制措施[25]、各类国际行业组织（如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业理事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的影响[12]等因素将进入分析视野，从而对旅游地竞合关系在全球尺度如何实践、全球尺度的旅游引力模型等在面临跨越国界的地理特征变化应该如何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境等问题展开新思考。再如，全球旅游系统新本体论看到了诸多超越国家尺度的关系和连接的存在，因而关注到远距离的超越国家范畴的节点之间产生互动和影响的可能，如英国出境游客的迅速增加、大量英国游客从国内流向国外，是造成英国兴盛一时的滨海旅游地衰退的重要因素[3，20];国际其他新兴旅游地也曾使地中海的旅游业面临挑战[21];中国逐渐从接待国际游客较多的目的地转变为国际游客流出较多的客源地，这使得全球旅游系统中的国家关系产生变化，并可能引发旅游系统内不同类型的节点（如中国旅游地和海外旅游地）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因此，未来可从全球和跨国等宏观尺度对多客源地、多目的地及其他同类和不同类要素的节点之间的复杂网络和互动展开研究。此类研究将有助于整体把握全球旅游系统的结构变迁。

（2）全球旅游系统网络节点思维对国际旅游研究的影响。所谓“全球旅游系统网络节点思维”，即将某一旅游景区或旅游城市置于全球中（而非一个国家中）进行分析、将其视为全球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的思维。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旅游景区或城市，其在全球旅游系统和旅游目的地网络的位置和角色往往差异巨大（图3）。如表3中，北京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国际和国内游客有较大吸引力，2018年国内和国际游客待量都较多，但国际游客数量占比极少;阳朔则具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虽然边远，但2018年国际游客接待量和国内游客接待量都不低，且国际游客占比较高。此外，随着时间推移、游客流动的变化，旅游地在旅游目的地系统和网络中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如图3中的阳朔和喀纳斯）。全球旅游系统网络中旅游地节点位置变化为理解国家的旅游发展历程及国家在全球旅游系统中的位置变化提供了更为立体的视角。同样地，跨越国界的类似目的地节点的对比研究能够为目的地发展提供新的启示，例如，根据曼谷和北京的国民经济发展公报，曼谷作为全球最大的入境游目的地，2018年接待国际过夜游客超过2200万，是北京接待国际游客量的5倍多，但其泰国国内游客数量远低于北京接待的中国国内游客量，不到北京的1/10（表3），其在旅游系统中吸引国际游客流入机制可以为北京吸引国际游客提供启发。

全球旅游系统网络节点思维对于思考旅游业发展实际问题也有一定的价值。例如，近10年来，我国游客跨国流出的规模不断增加[26]，而国内大部分旅游地对国内游客严重依赖，尤其是路远价高的边远区域。一旦直面境外旅游地的竞争，诸多边远旅游地发展就可能面临危机。基于此，国内旅游目的地游客消费水平的变化趋势、国内游客出境游的偏好情况、国内游客跨国外流的程度和趋势以及影响这些变化和趋势的各类因素等问题对国内很多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十分关键，亟待展开研究。全球旅游系统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3）旅游系统的动态性为旅游研究提供诸多新的议题。旅游系统是全球扩展的动态的复杂网络，它是全球空间的一种组织方式。一方面，这一体系不断将地方、人、资金卷入;另一方面，这一体系不断变化并为世界创新出新的要素，如库克公司投资兴建的专门针对访客的低价住宿设施、旅游手册、包价旅游产品以及当今诸多新型旅游吸引物、旅游经验共享平台等（表4）。新的要素如何在旅游系统内被创造或被卷入？新的要素如何影响了旅游系统的全球扩展？它们是如何在全球扩散并对旅游系统内外其他要素产生何种影响？这些议题对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旅游系统创新发展亦十分关键，亟待后续研究予以关注。

此外，旅游系统的动态性暗示了旅游系统的全球扩展过程这一新的研究对象。对旅游系统全球扩展过程的梳理是理解当今旅游系统变化的重要依据，以往旅游研究中全球化相关议题多从政治经济视角出发，关注旅游业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系[27-29]，及由此導致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消极影响，如旅游飞地、性旅游、文化变迁等[30]。而对旅游系统如何进行全球扩展关注不多，仅少量研究对其进行初步探索。Franklin对现代旅游系统在英国的萌芽发展进行了讨论，并提到现代旅游系统之后进一步扩展为全球根茎系统[1]，但对其如何在全球其他地区实现扩展并未做进一步讨论。旅游系统全球扩展的过程不仅关乎经济和商业，更与全球和地方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及其全球-地方互动过程息息相关，既有研究较少关注。因此，旅游系统在全球扩展的过程和历史等议题也有待后续研究予以关注。

（4）后结构主义的旅游系统新本体论对应的方法论还有待发展。近年来，旅游研究出现的一些新的方法与后结构主义的旅游系统本体论有一定契合性，为以上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向，网络分析方法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网络分析的要素是节点和连接[31]，适用于对包含各类节点和连接的旅游系统展开分析。既有研究利用网络分析法对旅游相关议题进行了两方面的讨论：第一类研究主要涉及旅游企业与旅游目的地發展、管理、决策中的社会网络对信息传递、资源获取、协调控制等影响的相关研究[19]。这类研究主要延续了社会网络研究中对社会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节点多为个人（游客、旅游地管理者）、组织（旅游企业、目的地政府）、群体、社区或国家等，而关系多为社会性关系。第二类研究主要关乎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如旅游线路及节点的空间结构）[16-17]、目的地、客源地等节点和交通线路构成的旅游地理的网络[32]。第二类研究将网络分析思维、方法和工具运用在非人（非组织）的节点和连接的分析上，多将旅游景点、区域内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客源地等作为节点，将游客流动所依赖的线路作为连接进行分析。这类研究扩展了传统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的使用范围，从对人和社会关系的分析走出，转向对不同类型节点和连接的网络分析。

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检验了网络分析方法对旅游系统相关研究的适用性，但现有研究对网络分析法的运用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现有研究主要局限在对单一目的地内的节点网络的分析[33]，对多客源地和多目的地之间的复杂网络及其变化关注不足。其次，现有研究注重网络静态分析，对网络的变化和演变关注不足[19，31]。第三，现有研究注重微观尺度和局部网络的分析，如对区域范围的目的地网络关系关注[5，17]，对宏观尺度（如全球）节点及连接的变化的研究不多。第四，现有研究中地理网络和社会网络两种分析独立进行，而旅游系统本身由多要素构成，跨要素的复杂联系和互动研究较少。已有的网络分析法相关研究为全球尺度旅游系统新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全球旅游系统的大尺度范围的网络、节点及其关系的变化、扩展过程和历史等议题为网络分析法提供了新的理论发展空间，后续研究亟待展开。

综上，全球化视角下的旅游研究应重视对旅游系统全球扩展现象和规律的关注，未来研究应充分利用网络分析方法对旅游系统全球扩展中的空间延展、要素及节点的关系与互动展开分析。

4 结束语

在后结构主义转向背景下，新的旅游系统的本体论被提出，旅游系统被认为是一个能动的、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的系统，它不断将新的地方、人、资金等卷入、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以满足人类旅游需求、支持旅游行为的巨大的全球网络，这一全球复杂网络是开放的，其产生及扩展过程受到其他体系的影响[1]。有学者将这一覆盖全球的根茎系统称作全球旅游系统[12]。全球旅游系统为分析全球尺度的旅游系统变化及其不同要素、节点的互动提供了基础概念，未来可基于此发展出更丰富的概念丛，以扩展全球化视角下的旅游研究。

后结构主义的旅游本体论及全球旅游系统的概念提供了一种从全球化视角下思考旅游系统及其实践的框架。既有的旅游系统研究一定程度上阐明了旅游系统内非同类要素之间的关系，但其对同类要素的节点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及整个系统的空间扩展过程与历史关注不足。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新的旅游本体论发展和全球旅游系统概念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结构主义视角下旅游系统模型研究的不足，为旅游系统相关研究议题扩展提供了方向。本研究总结了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旅游系统的内涵及其主要特征，并针对其特征提出新的研究议题和方向，如全球尺度下的旅游系统内同类要素、不同类要素的节点的互动、全球尺度对传统基于区域尺度的旅游地理理论的挑战、旅游系统的要素、节点和连接关系的动态变化（包含新的要素的创新和卷入）及其影响、旅游系统全球扩展的历史和过程等。

针对近年来我国跨国游客流动出现较大变化、出境游数量不断增加等问题，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旅游系统本体论为以下关乎我国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方向：超越国家尺度的旅游系统内流动和结构的变化，是否会引发全球旅游系统内不同目的地节点关系的变化（如中国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和海外旅游地的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机制如何？在当前我国旅游目的地以国内游客为主的背景下，国内游客跨国外流不断增长是否会对我国国内旅游地（尤其是对旅游业较为依赖的西部边远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对不同类型的国内旅游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近年来全球旅游系统还有哪些关键的变化及因素导致了我国国内游客跨国外流加速？其机制如何？

致谢：感谢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孙九霞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孔翔教授和外审专家对于论文的意见和指导，感谢苏州科技大学杨昀博士、东华大学朱丹博士对论文数据收集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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