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四重逻辑意蕴

刘 勇 杨彬彬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制度优势是制度自信的基础，制度优势的生成逻辑蕴含着制度自信的内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1)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随着当前全球发展趋势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发展既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国家自信，也引发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中国道路对中国面貌的改造、中国奇迹对世界格局的震撼和中国方案对人类前途的开拓，决定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性的认识和把握变得更加重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得更为现实。在此背景之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要在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深层互动逻辑中，深刻把握中国制度自信的生成动因、形式与要素，从而准确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依据和来源。具体而言，制度自信源自于这一制度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符合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逻辑、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实践逻辑以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逻辑。可以说，深入分析和探讨这四重逻辑，对坚定制度自信，进而坚定“中国之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制度自信源自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

中国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规律性揭示与中国特定时空要素紧密结合的成果。概言之，中国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这个特色就在于延展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在准确判断自身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基础上等一系列制度原则和制度主张，进而构成了这一制度赓续社会主义的思想之脉。因此，制度自信源自于中国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演进的历史必然。

(一)中国制度演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

中国制度的生成深刻反映了内生性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的旧胚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新胚胎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所应当实施的各种制度设想时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这充分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制度来不断推进的历史性进程。正是基于这一科学论断，在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邓小平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也就是说，中国制度不能简单地根据已有的理论原则来进行设计，还必须紧紧围绕中国的基本国情来进行规划。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针对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出现的各种疑惑和错误倾向，江泽民指出：“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5)《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我们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6页。由此可见，必须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确定中国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出在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显著优势。

(二)中国制度发展回应了社会矛盾运动的诉求

对社会矛盾运动的主动回应是进行制度变革的内在自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作为一部制度更替史，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旧的社会制度“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8)《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能承接以往世代形成的社会生产力，而且能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6页。从而“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309页。。这就意味着，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确保生产资料为整个社会所共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本身的解放和自由。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指出：“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168页。尽管社会主义制度目前不完善，但是它将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不仅能更好推进生产力发展，而且能促进人的解放进程。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断言：“可以预期，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必将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机活力。”(13)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由此可见，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

(三)中国制度完善遵循了共产党执政规律

中国制度的构建、完善和制度优势的展现都离不开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统治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共产党人具有以人类解放为己任的宽阔胸襟和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终身的革命精神，他们能够始终站在工人革命的前列，制定出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通过“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页。可以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1987年，邓小平在初步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时就说：“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没有党的领导，必然会造成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他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268页。这充分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只有始终确保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才能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政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具体时空境遇结合起来，带领全国人民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6页。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由此可见，坚持党对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统领地位，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制度自信源自于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逻辑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这一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这一历史土壤就在于是对中国制度的社会土壤进行了历史审视，完成了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深刻转变。坚定制度自信就要审视中国制度的演进逻辑的内在机理，坚持大历史观深入分析其中的历史逻辑。为此，就要从逻辑与历史的结合中，深刻把握中国制度自身的演进逻辑，深刻把握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将中国制度置于整个历史进程中进行审视，剖析制度的历史进步意义并阐释制度演进的多重历史要素。

(一)中国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前途命运的民族抉择

中国制度的生成与近代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段充满屈辱与苦难的历史，帝国主义势力不断侵略、政治腐败、经济凋零、人民生活极其贫苦。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正是“反动、落后的封建制度，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社会制度。”(23)陈锦华 ：《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人民日报》2011年7月5日第1版。为了救亡图存，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提出了林林总总的方案，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尝试，但最终无法扭转旧中国落后的社会面貌和制度属性。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后，通过反复的比较，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最终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正确革命道路，完成了从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向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将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再组织实现了民族力量的重新整合。在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过程中，党成功探索出了包括发展民族工商业、发展合作社经济、发展国营经济在内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工农专政、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等在内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社会主义思想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内的基本文化制度，为后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24)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适时领导中国人民制定《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国家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完成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转变。这一转变“实现了对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创新，它既不是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复归’，也不是对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25)肖贵清等 ：《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页。，而是“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6)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二)中国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探索的特色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总体设计和制度安排。然而，由于未能全面看待和客观分析中国社会总体风貌以及缺乏建设社会主义必要的道路经验、理论经验，中国制度相当程度上模仿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从而使得符合社会总体风貌的中国制度很难得以确立，最终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较大挫折。从根本上来讲，这是由中国制度能否顺应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的发展来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社会总体风貌这一根本要素决定的，超越或者滞后于社会总体风貌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都不能为中国制度注入活力和动力，因此需要坚持运用道路、理论、制度的统一性来分析中国制度的历史逻辑。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并重，不断注入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内涵。这就是，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在不断探索正确道路、科学理论的过程中，不断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有效制度。其目标是在坚持和巩固有效制度成果的同时，完善和发展与中国社会总体风貌相符合的中国制度，从而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执政兴国的中国特色治理效能。经过长期的道路探索和理论探索，中国特色制度体系逐渐建立。中国制度之所以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27)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可以说，中国自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中国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的探索步伐而不断进行变革，这是中国制度得以不断发展和保持优势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中国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接力奋斗的智慧结晶

中国制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接续性发展中不断熔铸先进性因素。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遇到曲折的背景下，开始审视、反思和重构国家的治理体制和模式，在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从制度维度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根本性的变革。以党的领导制度改革为先导和基础，着眼于党和国家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从战略和全局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调适和重建。党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发展和改革的接续性，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这为中国制度的内生性演化和接续性发展描绘了战略蓝图，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制度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从改革根本目的的角度提出，“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页。党的十六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中强调制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大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基本政治制度范畴，并逐渐建构起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法律体系，并在不断改革调适中增强了党和国家的治理能力、市场运行活力和社会发展动力。

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经济得到了极大地发展，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但与此同时，各种问题不断积累并日益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新的社会发展要求从制度方面采取切实的改革措施以有效应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其目标是要纠正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代之以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方式。于是，除了对原有制度实行改革以外，针对不同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建立了众多新的制度和体制机制，有效地推进了中国制度的完善。中国制度在保持自主性和自觉性的同时展现出鲜明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特质。这些制度特性的展现是对当代中国核心议题和主要任务的积极回应。无论怎样，中国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均是为了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主线，均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均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此外，这一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反映和规范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运动，是构成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部分。

三、制度自信源自于时代发展潮流的实践逻辑

中国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了在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众多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其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促进了社会的长期稳定两个方面。这表明中国制度能够随着时代发展的实践进程而不断发展自身，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可以说，制度自信源自于中国制度与时代发展潮流趋势的契合，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制度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体。

(一)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诉求，也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初，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长期实行脱离自身实际的体制机制，因此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整体上而言仍处于较低的水平，生产力也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而无法得到解放和发展。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对此，邓小平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制度优越性的展现有着不同层次和方面的标准，但是对生产力解放和发展诉求的回应是衡量这种优越性的根本所在。

中国制度调适与改革的内在逻辑深刻反映出生产力要素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其核心目标就在于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增强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紧接着，国家开始对农村经济体制实行改革，其核心目标就在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的快速发展。事实证明，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是符合中国现实需求的，因此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智慧成果，是符合中国实践发展需求的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充分验证了中国制度的内在合理性和显著优越性。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解放和提高。但不容否认的是，一段时间内，这种解放和提高是在付出较大的环境、资源、社会发展等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的。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此方针的指导下，中国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促进增长”到“科学发展”的转变。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31)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中国制度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这种内在特质，本身就是一种显著的优越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制度在这种“自我革命”的逻辑中，始终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衡量标尺，并把不断将发展的经验转化为制度接续改革的动力。

(二)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

中国制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此同时，极大提升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恩格斯在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深刻论述发挥经济基础的第一性作用并不排除上层建筑发挥特殊的功能性。与之相反，上层建筑作为第二性的原因，也能够产生影响并对基础发生“反作用”。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基础的不断变化，其必然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得到反映。这种反映具体地表现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的建设和改革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国家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着手，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和新范畴，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并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发展进行了战略安排和全面部署，充分彰显中国制度在设计、执行、监督和发展方面的优势。

中国制度的价值体现出一种整体性效能和集成性优势。在政治体制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也随之不断产生，原有的政治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境况。这就促使中国完善和发展原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在新的条件下的有机结合。在文化体制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因此，人民群众需要更多更丰富的文化产品，这就促使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由于各种国外思潮的进入和对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这就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以及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从而给社会管理带来较大的压力。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未富先老”。这些社会问题无不促使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无不促使社会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的提高。在生态文明体制方面，由于之前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时，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种人为污染物被大量的生产出来。这些生态危机均促使生态文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促使一种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的产生。

四、制度自信源自于人类演进的世界逻辑

中国自身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事实，已经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制度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科学的制度模式。中国制度优势的展现，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而且体现了对人类发展路径的创造性开拓。制度自信源自于中国制度为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丰富了人类的制度文明。

(一)为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贡献了中国智慧

虽然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但是历史并没有终结。恰恰相反，正如部分西方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身固有矛盾的作用下，呈现出愈来愈多的制度弊端，是给人类社会带来“负面效果”的罪魁祸首。

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一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无法在这一制度内部得到解决，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即便采取了诸如“福利制度”“工会制度”等改良性的社会体制，却仍然无法摆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够随着现实实践的不断发展有效地调节和处理了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其既能凸显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又保障了市场的微观调节作用，从而很好地使中国避免遭受经济危机的较大冲击，又使得中国获得了持续、健康的发展趋势。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西方发达国家反思经济危机以及进行制度改革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

此外，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各类政体基本上均是依据“分权制衡”理念而组织和运行的。而在“分权制衡”的基础上，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统治实体。因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往往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高成本的弊端，这一点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得到充分的明证。西方社会普遍主张民主与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与独裁。可事实证明，这种所谓的已经实现的“民主与自由”实质上是资本的民主和资本的自由，而恰恰是因为这些，导致了资本在西方社会对人的专制和独裁。反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其在不断促进人民民主得到更为切实实现的同时，始终保持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始终保持着对重大改革和建设问题及时、有效的应对能力。

(二)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方面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种种挑战，其中最为发展中国家注重的是对国家主权的严重威胁。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既能保证自身享受到这一进程中的福利又能避免因这一进程而带来的主权威胁，即既能保证自身的发展又能保障自身的独立，这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事实已经证明，这一问题的解决面临着重重困难。新自由主义理念即“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被广泛接受和运用，虽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这些国家逐渐发现它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身的经济独立性，逐渐变得更加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可怕的事实是，拉美之前的经济繁荣只是表面的短暂的。由于照搬“华盛顿共识”，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整个社会从20世纪末开始处于停滞的状态。而像朝鲜这样的国家，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有效保证了自身的独立性，但由于西方大国的阻扰未能很好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因而失去种种发展机遇。时至今日，整个国家的生产力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之上，社会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较大的制约。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制度的成功具有切实的借鉴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保证了中国自身的独立性，而且还因为这一制度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与生俱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等各种现实困境，从而开辟出了一条健康、持续、包容的制度道路。可以说，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制度的拓展路径，而且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或者说是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路径的制度性“拓展”。(32)俞良早 ：《100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五个环节”和习近平的重要论述》，《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4期。

(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当前，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且日益复杂化，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共同挑战。与此同时，基于同样的原因全球化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反全球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随着美国“退群”行为的不断发生，全球化进程面临着更大的变数，全球性问题也将随之变得更加突出。此外，由于利益纷争、机制合法性危机、全球发展动力不足等各种原因，全球治理进程也面临着重重困境。这些人类社会共同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找到较好的解决措施。

在这些全球性问题变得复杂的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一员的中国却保持着持续、稳健的发展趋势。这种鲜明的对比凸显出中国的优势与活力。而维持这一优势与活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制度。这一制度通过健全外事工作的领导制度，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格局，建设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反思现存的全球治理机制与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提供了有效的动力和有益的借鉴。与此同时，中国制度本身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有力地说明了在科学制度的框架内能够实现人本身的不断发展。这些均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思考空间以及更多的有益探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的制度力量。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其科学的理论基础，其符合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能够满足时代发展进步的实际需求以及契合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为推动全球治理进程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自身的制度力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被历史与现实证明的具有优势的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缘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