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东北肺鼠疫事件及其历史启示

陈 跃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1910年的东北肺鼠疫事件是中国疾病史上的重要事件，有三个特点：1.这是中国境内首次暴发的鼠疫，不是由境外输入，为内生暴发型鼠疫(1)东北在1899年营口暴发过一次鼠疫，是经轮船由香港或汕头跨海带来，为典型的境外输入型。参见管书合 ：《清末营口地区鼠疫流行与辽宁近代防疫之滥觞》，《兰台世界》2009年第10期。；2.肺鼠疫的传染源不是人们常见的老鼠，而是旱獭；3.此次鼠疫类型是肺鼠疫，是世界上首次大规模暴发。鉴于此，当肺鼠疫暴发时，医生和民众对疫情并不了解，导致了鼠疫在东北及华北的传播，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目前，学术界虽对此已有不少研究，主要关注在疫情描述阶段和对病毒传播前期路径的探讨(2)相关研究主要有李祥麟 ：《鼠疫之历史》，《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8期；李健颐 ：《鼠疫之研究》，《医药卫生月刊》1932年第5期；伍连德 ：《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第11期；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学研究所 ：《中国鼠疫流行史》(上、下)，1981年内部印行；于永敏、刘进等 ：《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4期；陈雁 ：《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略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4期；田阳 ：《1910年吉林省鼠疫流行简述》，《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焦润明 ：《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但对肺鼠疫的疫源、暴发时间、传播路径等，仍存在分歧。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公布的档案资料，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敬请方家指正。

一、捕獭盛行与肺鼠疫暴发

旱獭又名土拨鼠、草地獭、哈拉、雪猪等，松鼠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陆生和穴居的草食性、冬眠性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草原、蒙古草原及西伯利亚草原。旱獭和老鼠一样，身上有很多跳蚤，这是鼠疫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传染源，所以，旱獭和老鼠均是鼠疫产生的重要源头。然而，由于其皮质坚实耐磨，稍作处理即具有较高价值，因此虽然品质稍逊于貂皮，但也是相对珍贵的毛皮。就东北而言，黑龙江满洲里和呼伦贝尔地区盛产旱獭，为当地一大特产。“旱獭形如猫而大，产于岭内。春暖始出觅食，冬则蛰居，其皮用为御寒服饰品，大为世人所欢迎”(3)何煜南 ：《黑龙江垦殖说略》，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中国边疆史志集成》之《东北史志》第五部，第14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第89页。。

20世纪初，旱獭的皮毛经过适当加工后，其成色可与貂皮媲美，因此身价倍增，市场需求激增。“这些年，土拨鼠的毛皮贸易增长很快，每年都有大量的毛皮出口欧洲。据称，每年有200万张毛皮经过外西伯利亚铁路发送莫斯科，然后从那里运到莱比锡和伦敦，再把其转变为仿制的貂鼠和紫貂毛皮”(4)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9页。，因此，旱獭毛皮价格不断攀升，数年间就增长了六倍。旱獭毛皮需求量大幅增长和价格的飙升，吸引了广大民众加入浩大的捕獭队伍，“猎此者达万余人之多，每年市场藉以融通之资金不下三四十万金”(5)何煜南 ：《黑龙江垦殖说略》，见《中国边疆史志集成》之《东北史志》第五部，第14册，第89页。。其中，外来人员多是来自吉林、奉天和关内山东、河北等地民众。作为呼伦贝尔草原捕獭重地的满洲里，更是聚集了大量人口。这个普通的火车站城镇，常驻居民有5000余名俄国人和2000余名中国人，但是到了每年捕猎旱獭季节，大量人口汇集于此，甚至有一万多人。大量人口的聚集潜伏着鼠疫暴发的危机。

旱獭在秋冬季节内会产生鼠疫，而此阶段又恰是毛皮质量最好之时。故此，人类在此季节捕捉旱獭，就较为容易感染鼠疫。鼠疫从旱獭传播到人类身上的途径就是人类和有病旱獭的亲密接触。这包括人类触摸生病的旱獭的毛皮和食用病旱獭的肉。健康的旱獭和生病的旱獭在很多地方是不同的，并且旱獭为了避免内部传染，一般会把病獭驱除出洞穴。健康的旱獭一般在洞穴中，非常机警不易捉到，而生病的旱獭则被驱逐在洞外，走路摇摆，易被捕捉。黑龙江当地人虽也捕捉旱獭，但一般不去接触病獭。可外来的捕獭猎人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铤而走险捕捉这些病獭。事实上，这些外地人不仅捕捉这些病獭，甚至还因为野外缺少食物，常常把旱獭的肉烧煮吃掉，从而构成了鼠疫从病獭到人类的传播链。(6)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人类染上了鼠疫，也不一定会大范围传播。在地旷人稀地方，患者很少接触他者，一般不会实现大范围人际传播。在此次鼠疫之前，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也曾多次发生过鼠疫，因为人口稀少便自生自灭(7)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11页。。但此次鼠疫是典型的肺鼠疫，可以通过空气和唾液传播，传播速度快，危害性极大。另外，此次鼠疫暴发是时间是东北寒冷时节，很多猎人在捕猎回来后拥挤在封闭空间里，一旦有一人感染了鼠疫，就会通过空气快速传染给接触者，从而实现了人际间传播，这就是此次鼠疫会大范围传播的根源所在。正如很多外国医生在实地调查后所发现：“这些猎捕者在开阔的野外期间，并没有感染疾病，只有当他们聚集在满洲里和海拉尔过度拥挤的客栈里的时候，才遭到鼠疫的袭击”(8)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10页。。

从当时史料记载看，此次鼠疫的首次暴发并不在满洲里，而是距离满洲里西部较近的俄国车站。据满洲里的官方医生全绍清的报告，在满洲里发现首例病人前，俄国境内已经出现了鼠疫，在俄国境内就业的中国木匠已经染病死亡。一些尚未发现病情的木匠则回到满洲里，但也很快死亡(9)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这是当时官方认定的疫源。但中国医生伍连德经过长达十五年的系统调查后，认为捕獭猎人中有鼠疫患者的时间比官方正式记录要早一个月。(10)伍连德等 ：《鼠疫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上海海港检疫所1936年版，第25页。这一调查结论已为学界认可，这就说明清末的东北鼠疫是内生暴发型，并非由境外传入。总之，此次鼠疫暴发既有自然环境的因素，也有人类自身的因素。

二、肺鼠疫传播的四个阶段

此次肺鼠疫首次出现在东北西部的满洲里，并迅速蔓延至整个东北和山东、京师、天津、河北等地，造成数万人死亡。纵观此次疫情的暴发、传播和消亡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疫情暴发期。此次疫情首发于满洲里，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其暴发的时间尚存在疑问。目前，学界主要有公历1910年10月10日、10月25日两种说法。(11)管书合认为是10月10日，《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之疫源问题》，《历史档案》2009年第3期；焦润明认为是10月25日，《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笔者认为上述两者时间均不是准确时间，其精确时间应该是1910年10月12日。这是因为我们接触的史料最早是满洲里的官方医生全绍清的报告。他在《关于满洲里鼠疫起源的一些调查数据》一文中，提到肺鼠疫首发时间是农历九月初十。这是一个重要的日期。他在该文中说：“住在毗邻吴奎岭的一家客栈房子里的两名中国木匠于九月初十日死去，症状为痰中带血”(12)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这是当时的满洲里首次发现的鼠疫死亡病例。根据这一天是中国农历九月初十，为公历10月12日。由于在农历九月十一日(10月13日)，又有七名中国工人死亡，西方学者便把(10月13日)确定为首次暴发时间，(13)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18页。但这是不确切的。笔者认为，清末东北鼠疫的首次暴发精确时间应该是公历1910年10月12日，而不是目前学界认为的10月10日或10月25日两种说法。

1910年10月27日，在俄国实际控制下的哈尔滨发现了从满洲里过来的第一例鼠疫患者，表明鼠疫已扩展至哈尔滨，这加速了鼠疫在东北的传播。当时的哈尔滨是东北的交通枢纽，通过哈尔滨的铁路系统，可到达东北主要城市。哈尔滨南部贫民聚集区傅家甸最为惨烈，死亡5000余人。故此，暴发期就是从满洲里到哈尔滨,时间是1910年10月12日至10月27日。

2.疫情传播期，是从哈尔滨到奉天，时间是1910年10月27日至1911年1月2日。1910年12月31日，哈尔滨之南约150英里的长春发现首例鼠疫病人，这标志了鼠疫在暴发65天后，已传播到东北中部的另一个交通枢纽——长春。1911年1月2日，奉天发现首例鼠疫感染者，鼠疫已经迅速传播到东北南部的交通枢纽。通过铁路运输，大量感染鼠疫病菌人员把病毒带到了铁路沿线城市。

3.疫情扩散期，是从奉天到华北地区，时间是1911年1月13日至2月1日。疫情随着火车和轮船上感染病毒的乘客，不断向四周扩散。感染病毒的乘客所到之处，便把鼠疫传播到那里。1911年1月4日，大连发现首例患者；1月12日，京师(今北京)出现首例患者；1月13日，天津出现首例患者；1月16日，鸡冠山(奉天之安东铁路线上)出现患者；1月16日，河北保定(当时直隶省省会)发现首位病例；1月20日，旅顺发现首例患者；1月21日，与旅顺隔海相望的烟台发现首例患者；2月1日，山东济南发现首例患者。(14)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19页；[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至此，暴发于东北一隅的肺鼠疫已经蔓延至华北大部。

4.疫情消退期是1911年4月。由于当时缺少有效药物治疗，所以患者基本上难逃死亡命运。当时最有效的抗议措施就是消毒和隔离，尽量远离感染源。只要患者死亡而没有传播病毒，待彻底消毒后鼠疫就会消退。资料显示，满洲里的鼠疫期是1910年10月12日至12月25日(15)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哈尔滨近郊的中国人居住区傅家甸，在染疫后迅速传播，死亡人数急剧攀升，至1911年1月28日，达到日死亡173人的峰值后鼠疫逐渐消退，至3月初最终结束。在鼠疫流行的四个多月里，傅家甸死亡5138人(16)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2页。焦润明认为1911年3月11日，哈尔滨共死亡5693人，但没有说明这一日期和死亡数据的来源，见《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此后，长春、奉天等地的死亡病例不断攀升，1911年3月，死亡人数开始陆续缓慢下降.4月，奉天无死亡病例。1911年3月11日，山东开始无死亡病例。4月19日，直隶省无死亡病例。在此之前，热河等地报告鼠疫已经消退(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下)》，《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至此，肆虐一时的鼠疫终于最终消退。

三、肺鼠疫传播的两层路径

研究此次肺鼠疫的传播路径是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曹树基和李玉尚两位学者已经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就1910—1911年东北三省疫情传播的空间特征，我们可以掌握以下两点：其一，疫情沿着铁路传播；其二，疫情以大城市为扩散中心”(18)曹树基、李玉尚 ：《鼠疫：战争与和平》，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这对鼠疫传播路径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但笔者认为这还不能反映出此次鼠疫传播的全部路径，因为鼠疫并不仅仅限于东北三省，还扩展至华北大部分地方；除大城市之间的的传播外，还有从城市到村镇、从村镇到村镇之间的传播。纵观此次鼠疫的传播的路径，可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城市间传播。

城市间的传播主要途径是铁路，因为此次鼠疫暴发的时间是冬季，内河运输已无法进行，铁路运输成为当时苦力返乡过年的最主要交通工具。于是山东和河北苦力停留的城市，大都发现有鼠疫传播，如哈尔滨、长春、奉天、天津、京师、济南等。天津和北京两个城市因为流动的苦力停长时间较短而鼠疫危害较轻。当然，这也与两个城市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有关系。另外，当时调查者也发现，位于奉天到北京之间的唐山却没有发现一个病例，原因是唐山的居民“均是受雇于大煤矿和工厂的工人，而不是流动性很强的苦力”(19)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2页。。

除铁路外，来自山东的苦力还从大连港乘船返回烟台港。这样，大连和烟台港也发现有大量鼠疫感染者，烟台的死亡病例多达1062人，是山东重灾区。(2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烟台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烟台文史资料》第8辑，1987年版，第1页。而没有苦力经过和停留的秦皇岛港和营口港，则没有出现鼠疫。这主要是因为秦皇岛距离烟台没有大连便捷，而营口港在冬季处于封港状态，无法航运，因此逃过了鼠疫魔掌。(21)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2页。

第二层次：城市向村镇及村镇之间的扩散。

感染病毒的苦力从大城市下火车和下轮船后，继续返乡过春节和躲避鼠疫，这就造成鼠疫沿着城镇道路、乡村道路从大城市向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扩散、蔓延。故此，“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法库门和永平府，虽然距离铁路相当遥远，但也成为被鼠疫传染的重要城镇”。齐齐哈尔在感染了鼠疫后，“接着鼠疫就很快从齐齐哈尔传播到了伯都讷，事实上，沿着两个城镇之间主干道不同规模的村庄里出现了鼠疫的死亡者”(22)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0页。。

不仅黑龙江和吉林如此，奉天省内也是这样。疫情初期，人们对鼠疫传染非常轻视。某个村庄的人从奉天回家后死去，他的家人在24小时内也全部死去。不久，其他村民渐次感染，最终全村死去约150人。一些心地善良的村民在接收从城里返回的返乡人或外乡人后，多是感染死去。这种悲剧在远近各处村庄里都曾有过，惨痛的悲剧使人民惊魂落魄，陷入恐慌，于是各个村庄都开始拒绝从城里回来的人，不管是否感染病毒。(23)[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212页。

当时大量到东北谋生的山东省也饱受鼠疫灾害。山东官员奏报称：“伏查山东疫事发现于上年十二月间，维时正值东三省小工纷纷回籍度岁，递相传染，渐至蔓延……此次疫线之来，北自德川(笔者按：应为德州)，东自烟台，津济铁路与胶济衔接，行旅络绎，以致沿铁路等处不免随地发生……迭据各处报告，以烟台为最重；济南之章邱县次之；黄县、蓬莱、乐陵、德州、莱阳、掖县、即墨次之；昌邑、胶州等州县则先后据报数十名或数名不等。通省有疫三十二州县，截至二月初十日共疫毙二千六百七十八名，均令按照防疫章程切实办理，如法消毒。至烟黄疫线一路由掖县、昌邑以至潍县，一路由平度以至胶州，尤应堵截来源，以防波及”(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末东北地区瀑发鼠疫史料(上)》，《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

总之，清末东北鼠疫的传播路径是通过铁路和轮船实现了铁路沿线有车站的大城市和当时苦力经过的港口之间的传播。这些返乡或者逃避城市鼠疫到乡下避难的人群或者在城市经商的商人，通过城镇之间和乡村之间道路，沿途传播了鼠疫，最终导致鼠疫的大范围传播。

此次鼠疫对中国东北和华北大地带来了巨大灾难，特别是大量人口死亡。关于死亡数据，学界观点各异。《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记载病死50927人，焦润明认为是51155人(25)焦润明 ：《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还有著述称疫死“六万余人”(26)冼维逊编著 ：《鼠疫流行史》，第110页，《鼠疫预防法》，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1952年版，第2页。，日本人宇留野胜弥认为是“六万人”(27)[日]宇留野胜弥 ：《满洲の地方病と传染病》，东京海南书房1943年版，第116页。，曹树基和李玉尚认为是60468人(28)曹树基、李玉尚 ：《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二人在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描写为“东北三省及关内染疫地区仍然有大约6万人死于是疫”(29)曹树基、李玉尚 ：《鼠疫：战争与和平》，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笔者根据前人研究和自己重新统计各方资料认为，东北三省的死亡人数为51155名(30)焦润明 ：《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热河地区的朝阳、建昌等府的死亡人数为259人，山东死亡3052人(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末东北地区瀑发鼠疫史料(下)》，《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天津死亡111人，北京死亡17人(32)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2页。。以上共计为54594人。此次鼠疫的危害是极为巨大而惨痛的，不仅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还造成东北及华北地区的经济衰退。由于道路封锁和人员几乎停滞流动，对商业打击甚为沉重。

四、全社会积极防治与鼠疫消退

在鼠疫初期，清政府和社会民众都没有意识到鼠疫危害的严重性，以致损失惨烈，甚至前往哈尔滨调查的医生也殉职。这极大震惊了清政府和社会民众，一系列抗疫举措陆续付诸实施。

清朝中央政府是抗击肺鼠疫的领导者，主要采取了以下举措：在哈尔滨设立防疫总局和京师防疫局，任命伍连德为总局负责人，制定防疫章程；拨款给受灾省份，以备各项开支；饬令东北三省和直隶、山东、湖北等省督抚及各级地方官严厉防范疫情传播；在山海关设局严防，严密检查，防止漫延至关内；派遣军队参加山海关及各铁路的封锁检查；延请外国医生参加对鼠疫的治疗和预防；惩处防疫不力官员；组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肺鼠疫会议，邀请英、法、美等11个国家的33位医学专家研究此次鼠疫的起源、传染途径、应对措施等内容；在各省成立医院，治疗鼠疫患者和预防下次鼠疫的暴发。(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上、下)》，《历史档案》2005年第1、2期。[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译，第210-214页。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东北及华北诸省地方政府是抗击这次鼠疫的主体，发挥了组织作用。鼠疫出现后，地方政府基本上能积极制定诸多举措以防御鼠疫灾害。这些举措有以下方面：组建由医生、卫生苦力、救护人员和警察构成的巡查治疗队，逐户巡查，消毒和搬运死尸；火化尸体，避免二次传染；购买和使用防毒面罩、防护服、橡胶手套和长筒靴，使用杀菌剂洗澡和清洗衣服，以保护防疫人员的安全；筹集资金及捐献资金，以弥补资金缺额；建立防疫封锁线，限制居民区人口的流动，防止疫情扩散；建立隔离场地，防治疫情扩散；严格检查铁路、航运的港口，在山海关、黑龙江城和大连建立隔离营，进行7天以上的隔离观察；对城镇的房屋、街道和往来车辆等消毒；建立医院和防疫所，治疗感染病例；通过演讲、发行“鼠疫公告”等多种形式通报疫情发展、宣传预防措施；东三省总督和奉天省地方政府负责承办“奉天国际鼠疫会议”的召开。(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上、下)》，《历史档案》2005年第1、2期。[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译，第210-214页。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广大社会民众是鼠疫的最大受害者，同时也是抗击鼠疫的主力军。《盛京时报》等报纸积极宣传诸多应对鼠疫之策，在舆论和信息上大力支持政府的举措。一些地方绅士和商人组织防疫小团体，配合地方政府把公共防疫工作落到实处。山东“章邱、长山、黄县等处绅董已设有卫生会，施舍药品，清理街道、沟渠，均各定有章程”。(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下)》，《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广大农村的村民知道鼠疫的危害和预防措施后，多能“迅速行动起来，自己制定令人惊奇且非常有效的防疫措施。许多地方，客栈全部关闭，外来人员，就是亲朋好友也一律不准在村中过夜。不允许外人靠近村庄，大车也不允许外出。村民们经常合伙出车把农产品送到城里，然后由可靠的人购买消费品，并规定此人不能进入客栈，除绝对必要外，更不准和任何人接触，而且要在当天返回。就是用这些方法，奉天附近的村庄才免遭鼠疫的蹂躏”(36)[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212页。。

另外，一些富有正义感和爱心的外国医生，发挥他们的医术，积极投身到防疫和治疗病人的工作中，如英国医生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美国医士陆长乐、日本医士河合良朔、京奉铁路稽查英员摩尔和法员杜英等人。(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下)》，《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英国医生亚瑟·杰克逊·弗雷姆在奉天为抢救患者，不幸感染病毒，献出了年仅26岁的生命(38)[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05页。。

值得注意是，在此次抗疫的众多举措中有几项似可引以为鉴。

第一是严格检查。通过科学且严格的检查，尽早发现病例，确诊后再进行后续防疫措施。奉天警察带着面罩不仅每天在指定街区内巡查，而且“逐户排查实施”，发现病人后立即将病人及“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送往最近的隔离营，并烧毁患者使用过的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对房子进行消毒，然后布置人看守”。对检查后确认的健康人员，发给健康和没有感染鼠疫的官方证书，当时的外国人也承认这一举措的“效果很好”。(39)[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209页。

第二是及时隔离。虽然隔离政策在实施初期引发民众的心理恐慌，“很多没有根据的流言蜚语广为传播”，但隔离营里舒适的环境及被销毁的物品也得到政府赔偿，广大民众开始自觉接受政府的隔离。

第三是彻底消毒。一旦发现病人，奉天地方政府就会将病人使用过的物品全部烧毁，并将患者停留的地方进行关闭和彻底消毒。所有参与工作的人员在完成任务后也必须“到消毒站去，在那里洗澡，并留下外衣消毒”。一个私立医院因为没有实施严格防疫措施，不消毒，不带面罩，导致包括医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员感染死亡。这个“代价高昂的试验”给奉天留下深刻的教训(40)[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210页。。

第四是报道真实疫情并宣传防疫知识。奉天城内就发行一种“鼠疫公告”的小型报纸，发布每天官方消息，并及时更新，内容包括防疫知识、政府劝慰民众在家自我隔离的公告、因不遵守隔离而被感染去世的真实案例，精确到死者的名字和地址。如此真实的信息，让民众深刻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和隔离防疫的重要性。“在抗击鼠疫的斗争中，各个城市张贴的布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41)[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页。。

第五是建立现代防疫医疗体系。由于采用现代防疫方法抗击鼠疫成效明显，清政府在哈尔滨建立防疫总局，任命伍连德医生为总负责人，负责培养具备现代医学知识的医生，建立装备现代医疗设备的医院和实验室，并在满洲里、哈尔滨等地建立鼠疫调查中心，以尽早发现鼠疫并将其消灭在源头。

总体而言，此次抗击鼠疫行动呈现以下特点：清政府主导抗疫与全社会投入紧密配合；中国政府积极应对与国际支援相结合；疫区分级隔离与全域防疫相结合；积极防范与科学应对相结合；舆论宣传防疫知识，提升民众防疫水平；建设现代医疗体系，变革传统殡葬习俗；奖励有功人员，严惩惰政官员。

在多方积极努力下，肆虐的鼠疫终于逐步得到遏制。1910年12月25日，满洲里无新增病例。哈尔滨近郊的中国人居住区傅家甸，在染疫后迅速传播，死亡人数急剧攀升，至3月初结束。长春、奉天等地的死亡病例在1911年3月开始缓慢下降。4月，奉天无死亡病例。1911年3月11日，山东开始没有无死亡病例。4月19日，直隶省开始无死亡病例。在此之前，热河等地报告鼠疫已经消退。(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下)》，《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至此，肆虐一时的鼠疫终于最终完全消退。当时中外人士均认为，因为清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防疫措施，“与正常情况相比(即在人有鼠疫传播而人类不干预的情况下)，奉天鼠疫流行曲线可能显示出甚至更为严重的扭曲，因为在早期，那里就强制推行防疫措施”(43)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6页。。全社会积极防疫抗议是夺取胜利的根本原因。

五、结语

1910年10月12日，暴发于东北满洲里的肺鼠疫，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暴发的新型鼠疫。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满洲里贪婪捕捉旱獭的苦力，为谋求暴利接触了病獭，不幸感染病毒。这些患者急于回家过年和逃避鼠疫，纷纷乘坐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返回乡里，从而导致了本来暴发于东北一隅的鼠疫，很快蔓延至整个东北和华北的山东、直隶、热河等地的大城市，继而通过乡村道路进一步传播至广大农村。面对肆虐的鼠疫病毒，上至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下至广大社会民众，采取了诸多严厉的举措，消毒防疫，隔离抗疫。在付出将近六万人死亡的沉重代价后，夺取了最终的胜利。

虽然此次鼠疫已随着历史烟云逝去一百余年了，但给我们的警示依然深刻：“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位置(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的巨寄生关系的中介)中解放出来”(44)[美]威廉 H.麦克尼尔 ：《瘟疫与人》，余新中等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清季东北肺鼠疫的惨痛教训启示我们：人类不过是大自然之子，人类的家园就是大自然，没有大自然就没有人类的生存。如果盲目开发自然资源，违背自然规律，势必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敬畏自然，尊重规律，科学开发，才能到达人与自然的和谐。当高危害的传染性疾病发生时，应科学积极应对，早发现，严隔离，消毒，治疗，普及防疫知识，提升公共医疗体系建设，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疫情出现后，全社会应群策群力，切实遵守防疫措施。媒体也应如实报道疫情，并及时更新，以消弭谣言存在的空间，稳定民众心理，避免造成社会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