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民族志：批判与重构

杨东篱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早期的英国伯明翰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1)John Higgins, 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49.,这极大冲击了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引领了风靡国际学界的“文化研究”思潮。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伯明翰学派中后期的研究者们却很少再从“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角度来解释文化。多数学者将文化看作在社会、政治、经济、历史语境中传播意义的符号系统，比如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等学者在所编撰的《关键概念》中指出，文化是“将生产领域(经济)与社会关系领域(政治)联系起来的意义领域”(2)[美]约翰·费斯克等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2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新的文化观念引起了伯明翰学派对媒介文化的重视，并在学派内部催生了文化研究的传播学转向。受众民族志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受众民族志考察现实中各种类型受众的文化接受心理与接受行为，解释受众接受活动中蕴含的多种复杂权力关系。这种方法既能够对具体的受众做出实证性考察，也能够对他们在阶层、性别、年龄等方面产生的政治关系做出深入分析，可以说是经验实证与理论阐释的有效结合。受众民族志的这些优势使得它不仅仅适用于文化研究，同时也被看作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特意将受众民族志定位为受众研究方法三大传统中的一种，并对其进行了准确的阐释：“受众向一种调研的方法敞开，在这种方法中，生活景观与生活经验的特点与媒介选择、媒介意义或认知动机紧密相连”(3)Denis McQuail,“The Media Audience: A Brief Biography—Stages of Growth or Paradigm Change?”,in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2013(16),pp.9-20.。受众民族志的方法因此被传播学学者广泛应用于电视节目研究、新媒体研究以及城市媒介研究等领域并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效果。然而，受众民族志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该方法是否能够真正描绘现实中的真实受众。这甚至影响了受众民族志在实际中的正常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研究以及传播学的研究工作形成了困扰。本文将从梳理受众民族志的发展历程入手，对其被质疑的缺陷展开有针对性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构受众民族志的路径与策略。

一、受众民族志的发展历程

受众民族志通常被认为是由伯明翰学派中后期的重要代表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开创的。然而，社会学领域与传播学领域对受众研究的关注却要早于戴维·莫利，在受众研究中对民族志方法的应用也要更早一些，它们只是没有明确地将在受众研究中应用的民族志方法称为“受众民族志”。20世纪30年代中期，长期为美国社会学、传播学研究提供科研经费的洛克菲勒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加大了对应用性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引起了美国传播学界对调研技术的重视，进而在著名的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内部催生了公众意见研究，其主要代表有道格拉斯·卫普斯(Douglas Waples)、塞缪尔·A·斯道弗(Samuel A. Souffer)等。卫普斯为响应当时成人阅读兴趣和习惯委员会的号召，曾调研过公众的阅读情况，并写作了《人们想阅读什么》(WhatPeopleWanttoReadabout：AstudyofGroupInterestsandaSurveyofProbleminAdultReading)、《图书馆问题调查》(InvestigatingLibraryProblems)等重要著作。二战期间，他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家紧急形势下报纸、广播及电影的公众意见传播效果做出了深入调研和思考，并努力促成芝加哥大学传播与公众意见委员会的成立，为美国培养了大批能够在战争期间统一公众意见的专业人才。而斯道弗则在1941年应美国军队研究机构的邀请，对50万名士兵的具体生活及心理状况做出调研分析，以帮助政府制定有效的训练方法。他在此基础上写成的四卷本《美国士兵》(TheAmericanSoldier:AdjustmentDuringArmyLife)，为他赢得了学术声誉。芝加哥学派的公众意见研究因其鲜明的实证主义特色与对国家做出的重要贡献，被称为“美国传统中最有用的传播与大众媒介研究视角”(4)Eve Stryker Munson,Catherine A.Warren,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p.24.。

与芝加哥学派不同，戴维·莫利的受众民族志与实用主义思潮没有直接关系，而主要源于对老师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编码-解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霍尔在《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一文中详细阐释了编码、解码的过程，认为“编码、解码的过程显然十分复杂”(5)Chris Rojek ,Stuart Hal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p.95.，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受众的三种解码立场，即“专业解码”“协商立场或协商解码”“对立解码”。持“专业解码”立场的受众承认制码者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和霸权地位，以制码者的意图为根据来解读文本。“这是一种‘透明’的传播状态，受众的批判性反应被悬置或至少被坚决地抑制了”(6)Chris Rojek ,Stuart Hal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p.97.。持“协商立场”的受众一方面承认制码者意识形态霸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肯定自身的判断，力图通过对二者的协调完成解码，在有限的层次上保留自己的权力。对文本进行“对立解码”的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制码者的背景及其赋予符码的意义，但坚持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寻找另一个诠释框架来解读文本，使解码的结果与制码者欲传达的意义背道而驰。霍尔认为，编码和解码之间的对称程度除了会受到编码者与解码者运用的符码类型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编码者和解码者的社会位置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莫利对英国BBC晚间新闻节目《举国上下》(Nationwide)的受众展开了研究，目的是验证霍尔“编码-解码”理论所提出的电视信息的意义生成与受众社会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这次研究的对象是具体受众，因此莫利主要采取了在受众团体中进行深度访谈的方式。在进行深度访谈之前，莫利首先对《举国上下》进行了文本分析，以确定编码者的意图。这样就可以将编码者的意图与各种不同受众对文本的解读相对照，揭示社会阶层(或阶级)对电视节目意义生成的具体影响。通过分析深度访谈的录音带，莫利发现多数受众对《举国上下》的解读证实了霍尔的理论假设，但也有一些受众的解读无法通过霍尔模式进行解释。比如黑人学生和工会干事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或阶级)，但他们对节目都进行了“对立解码”，原因在于黑人学生认为节目与他们关心的事情无关，这对他们是一种歧视；而工会干事则从工人阶级的立场解读出了节目对工人阶级的偏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持相同立场的银行经理与工人学徒身上。因此，莫利说：“在我们看来，(文化)‘霸权’不能仅仅通过阶级(或阶级分支)来考虑。”(7)David Morley, Charlotte Brunsdon, The Nationwide Television Studies ,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9,p.120.莫利的这一研究招致了不少非议，比如对受众群体的选择过于主观化，忽视了影响受众解码活动的复杂因素等，但莫利采用的“深度访谈+分析诠释”的方法却获得了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和支持。到了20世纪80年代，莫利再次开展了受众研究，对象是伦敦南区18户观看电视的家庭受众。在新的研究中，莫利改进了研究思路，要求研究者自己进入受众日常生活的自然环境，对他们进行随机的深度访谈，以期获得更接近现实的结果。“(上一次调研的)不足在于我没有在他们日常观看的状态语境中与他们讨论电视节目”(8)David Morley,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USA and Canada: Routledge ,1992,p.125.，“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只有在家庭中，个体的特殊性、自主性与主体性才被再生产并能够保持下来，他也才处于一种交流状态”(9)David Morley, Charlotte Brunsdon, The Nationwide Televis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9,p. 97.。在这次研究中，莫利采用的还是“深度访谈+分析诠释”的方法，对在家庭收视行为中男女的收视权力问题进行了调研和分析。莫利通过对家庭电视节目频道的控制权、收视的风格、收视的计划、收视的方式、收视的乐趣、收视的偏好以及受众对电视节目的看法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访谈最终发现，在普通的家庭环境中，由社会建构的性别关系认知会严重影响受众的解码策略。这突出体现在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会不自觉地将男性的价值观内化，进而贬低自己的收视品位、收视偏好与收视意见，并认同男性对收视行为的控制。“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很难在家里建立自己的休闲空间——即她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暂时摆脱时刻困扰她们的家庭生活压力”(10)David Morley,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USA and Canada: Routledge, 1992,p.134.。

莫利的“深度访谈+分析诠释”的方法无疑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如莫利过于注重受众的社会阶层(或阶级)对其解码活动的影响而忽视了同样发生作用的商业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到受众的收视行为对于严肃政治研究并不具有典型意义等。然而，他也受到了当时许多学界同仁的肯定，他们大都认为莫利突破了老师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开创了受众研究的新思路。约翰·费斯克指出，“莫利的研究突破了霍尔在《编码，解码》中提供的理论模式，霍尔关注的是观众解码文本的方式，落脚点依然是文本。而莫利关注的是电视观众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11)罗钢、刘象愚 ：《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载罗钢、刘象愚主编 ：《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也认为，“莫利对电视受众的探索，开创了对受众活动的一种符号学和社会学的分析”(12)Nick Stevenson,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Social Theor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Inc.,2002,p.89.。在更多学者看来，这种“符号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能够将霍尔对受众与文本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拓展到对更广阔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细致研究，将霍尔仅以阶级位置作为解码依据的简单观念进行深化，将各种社会变量以及受众个体的社会话语位置视为解码的依据，因而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解释文化建构微观政治关系的能力。比如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詹尼斯·拉德薇(Janice Radway)指出，莫利的受众研究方法有助于“描绘人们日常生活领域中流行文化复杂的、集体性的生产过程”(13)Janice Radway, “Reception Study:Ethnography and the Problems of Dispersed Audiences and Nomadic Subjects”,in Cultural Studies,1988,vol.2, (3),pp.359-376.。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洪美恩(Ien Ang)也指出，莫利的受众研究方法有助于勾勒媒介受众纷繁复杂的日常体验与实践的现实图景 ,进而打破量化研究中被抽象化、去差异化的受众形象。这种通过深度访谈对受众解码活动进行的诠释性研究很容易被视为一种民族志式的研究，莫利自己也认同这一看法。他在1974年写作的短文《重新定义受众：走向一种媒介受众的民族志》(“Reconceptualising the Media Audience: Towards an Ethnography of Audience”)中将自己的受众研究称为“媒介受众民族志”，并将它解释为“受众的文化地图”：“我们需要发展受众的文化地图，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哪个阶级，哪个阶级部分以及哪种亚文化分享什么样的文化代码与意义体系，以及分享到什么程度；这些代码如何决定了对媒介信息的解码；受众彼此相隔的不同部分在解码信息时对主导性意义接受到什么程度；还有，哪部分受众会使用变化的或是相反的符码或意义体系”(14)David Morley，“Reconceptualising the Media Audience: Towards an Ethnography of Audience”，in Birmingham University CCCS Stenciled Occasional Paper,(9),pp.1-14.。因此，许多文化研究学者如格雷厄姆·特纳(Graeme Turner)等都用“媒介受众民族志”来称呼莫利的受众研究方法，简称“受众民族志”。通过众多文化研究学者的论述以及莫利自己的解释，我们可以将“受众民族志”定义为在深度调研访谈的基础上对受众的文化解码活动进行分析、诠释的方法。

继莫利之后，许多文化研究学者采用其开创的方法来研究受众的解码问题。比如詹姆斯·鲁尔(James Lull)，他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了一群观察者对美国加州与威斯康星州的家庭电视消费状况进行调研，并通过分析这些观察者的访谈材料写作了《电视的社会功用》(TheSocialUsesofTelevision)，对受众的家庭电视消费类型及特点做出了分析。鲁尔还曾深入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调研中国观众对电视节目意义的理解，观察电视机在家庭物理空间中的摆放位置，进而解读中国国内的阶级状况。洪美恩通过美国《生活》(Life)期刊征集女性观众对《达拉斯》(Dallas)的评论来分析《达拉斯》的受众解码状况，由此发现了平民意识形态在文化实践中的力量以及受众与文化产业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T .利布斯(T.Liebes)和卡茨(Katz)针对《达拉斯》，组织了以色列境内不同种族的观众和一批美国观众参与访谈，深度分析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对《达拉斯》的态度，以此为基础诠释了跨文化的微观政治问题。詹尼斯·拉德薇、多萝西·霍布森(Dorothy Hobson)对不同类型女性的文化解码状况进行了调研，并以此为依据阐释了女性受众的身份与其文化消费行为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此外，戴维·白金汉(David Buckingham)对伦敦东区居民的调研访谈，鲍勃·霍基(Bob Hodge)和戴维·特里普(David Tripp)等对儿童与电视关系的研究，罗宾·海曼(Robin Hamman)与克里斯汀·海因(Christine Hine)以及陈志萍进入聊天室或是特定网站对受众网络生活经验的考察，索尼亚·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通过“线上”“线下”双向拼接的方式对儿童、青少年与互联网之间关系的研究等，都是对莫利受众研究方法的实际运用。

二、受众民族志批判

“受众民族志”历经数十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然而，学界对它的质疑却从未间断。受众民族志的研究目的本是描绘现实受众的真实图像，然而，无论是莫利还是其后继者的“受众文化地图”依然让人与真实的受众之间产生疏离感与隔膜感。这一后果的出现与受众民族志自身的缺陷不无关系。就总体而言，受众民族志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狭窄的“田野”以及“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的割裂。

受众民族志的缺陷首先表现为狭窄的“田野”。所有实地参与现场的调研工作都被称为“田野调研”。田野调研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并且在参与性、细致性、客观性、严谨性上对研究者有很高的要求。田野调研是人类学民族志的典型方法。莫利创立受众民族志的初衷就是借鉴人类学民族志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然而，没有严格遵循田野调研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却成了受众民族志被人最早诟病的缺点。

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志“将人作为文化存在的研究。它探察文化模式如何建构、维持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与社会语境中发生变化”(15)A.Runehov, L. Oviedo, Encyclopedia of Sciences and Religions, Dordrecht: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2013,p.775.。它从人类学角度对文化进行研究，既是一种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写作文本，其发展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业余民族志是有文字又重文献的民族在不自觉状态下撰写的远方民族的奇闻逸事，在方法上多体现出自发性、随意性和业余性。第二阶段的科学民族志是近代人类学家以科学态度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在方法上较前一阶段更加客观、专业，也更成体系。(16)高丙中 ：《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三阶段是解释民族志，也被称为后现代民族志、反思民族志或实验民族志。在这一阶段，研究者承认自己在做调研时实际上无法完全避免主观意图：“民族志文本的制造者避不开有表现力的比喻、形象和寓言”(17)James Clifford，“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In James Clifford, George , E.Marcus(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 ,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7.。他们在对不同“比喻、形象和寓言”的选择中就蕴含了自己的主观意图。同时，该阶段民族志也重视被研究者对自我经验的解释，因此一般采用对话与“多声道”的撰写技法，讲究文本的想象性和艺术性，强调民族志的人文关怀与文化批评功能。然而，即使是无法避免主观意图的解释民族志，也依然保留有严格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调研的科学性，并力图追求研究过程和结论的严谨与规范。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将田野调研的细节概括为：民族志首先是从整体上对一种社会性、群体性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其次，民族志中充满了社会性的对话；再次，民族志的研究重点是自然环境下社会性对话的细节；最后，民族志的写作着眼于细节的观察与描述。(18)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p.20.田野调研实施的关键因素因而可以被总结为较长的时间周期、特定的空间、对象的自然存在状态、与对象的对话以及对对象流露的细节的捕捉和把握。莫利主要使用个体访谈法、参与观察法、焦点团体调研法、个案研究法等进行经验材料的搜集。(19)华荣祥、徐丽萍 ：《大众传播学受众研究的文化途径》，《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这些方法与人类学民族志有相通之处，如基本符合“特定的空间”“与对象的对话”以及“对细节的捕捉和把握”等，但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其中，个体访谈法缺乏人类学民族志所要求的较长的时间周期，有的个体访谈甚至缺乏“对象的自然存在状态”；参与观察法在大部分情况下无法做到在自然状态下观察对象；焦点团体调研法缺乏人类学民族志所要求的较长的时间周期以及“对象的自然存在状态”；而个案研究法则普遍缺乏“对象的自然存在状态”以及与对象面对面的活生生的对话。虽然使用受众民族志的研究者们大多数时候将这些具体方法综合在一起使用，但无论如何综合，这些实证方法始终无法完全等同于人类学民族志的田野调研。

莫利的受众民族志虽然借鉴了人类学民族志的观察、调研、访谈等一系列具体的科学方法，但对通过这些方法搜集的材料的分析却是一种有主观意图的文化政治学分析。这种分析方式多少影响了受众民族志调研环节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受众民族志科学性与规范性的不足，如格雷厄姆·特纳(Graeme Turner)所言，主要表现为：第一，受测者并非在纯自然状态下接受观察访谈；第二，受众的反应会受到研究者的影响；第三，研究者对结果有预先期望，对意义的产生与社会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有事先认定，甚至有隐晦的引导。(20)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2003, pp.112-113.此外，与人类学民族志相比，莫利受众民族志的数据分析与资料分析也有待规范。受众民族志实证环节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不足，再加上它对主观解释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这点招致了不少国内外学者的批评，比如格雷厄姆·特纳认为，由于莫利“受众民族志”科学性与规范性的不足，它很难被看成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美国文化研究学者维吉尼亚·南丁格尔(Virginia Nightingale)指出，在莫利的受众研究方法与民族志这一术语之间建立联系是完全没有意义的(21)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2003, p.131.，因为民族志研究从一开始就是描述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这一点并不适合莫利将受众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政治目的。中国学者张放则直接否定了莫利受众民族志的民族志性质，并将它与人类学民族志的差异总结为：第一，莫利的研究缺乏研究者在受众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实际浸入；第二，莫利的研究缺少细节性的参与观察；第三，莫利的研究几乎没有对受众日常交往世界的考察。(22)张放 ：《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方法论视野下“受众民族志” 的重新定位及其当代意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2期。曹书乐、何威虽然没有明确否认莫利受众研究的民族志性质，但也坦承，莫利及其继任者的受众研究“所采用的民族志方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无需居住在陌生的或土著社区中，研究‘他者’的生活，近距离观察亲属关系与生产系统”(23)曹书乐、何威 ：《“新受众研究”的学术史坐标及受众理论的多维空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0期。。

受众民族志的第二个缺陷表现为“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的割裂。这指的是，研究者将受众从丰富的生活世界中抽离出来，割断了受众的解码活动与其生活世界之间的有机联系。受众民族志将研究目的预设为探讨受众解码活动中蕴含的多种复杂权力关系，因此主要聚焦于各种类型受众的解码活动，并将对这些解码活动的实证调研作为研究的主要依据。它研究目的的相对褊狭与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使其无法真正呈现出受众的现实有机存在，以至貌似科学的实证调研最后描绘的只是一种从日常生活中被孤立出来的受众，并不能反映受众在现实中的真实图像。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甚至不无偏激地指出，莫利的受众民族志人为制造了他想研究的受众，其受众是想象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24)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2003, p.134.

受众的“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的割裂过程典型地体现在莫利受众民族志的《举国上下》研究中。在《举国上下》项目中，莫利首先采用焦点访谈的形式搜集受众的原始资料。焦点访谈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间接访谈。在访谈中，受众会详细阐述自己对《举国上下》节目的看法，然后谈论节目中重要观点对自己的影响。其二是小组访谈。小组访谈的目的是探明受众是怎样通过谈话与交流共同构建对节目理解的，而不是单单考察他们脱离社会语境的个人化“观点”。然后，莫利对访谈材料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在第一层分析中，莫利对不同小组使用的具有区分意义的特殊词汇、短语及其性质进行了归纳总结。在第二层分析中，莫利试图找到不同小组主要的推理模式、印证方法以及建立观点的过程，比如不同小组如何构建节目分析中所确认的中心话题以及如何理解相关的关键词语等。在第三层分析中，莫利试图探明节目本身所暗含的认识前提或意识形态前提。比如《举国上下》在《今日英格兰中部》这一集中采访了两位学者。节目组记者向这两位学者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项研究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它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暗含的前提就是，大多数普通人都认为学术研究没有意义，那么受访者是否能够让这些人相信自己的研究是有实际价值的。(25)David Morley,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USA and Canada: Routledge,1992, p.91.分析过后，莫利找到分别代表霍尔“制码-解码”理论所提到的三种解码立场的样本小组来确定不同解码构架的具体差异。同时，他还注意考察各个受众群体的不同诠释是否存在交叉点，以及研究项目的目的是否会受到受众在年龄、性别、种族和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受众与各种文化框架与认同模式的联系、所设计的话题、受众的受访语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莫利发现不同阶层、职业、年龄、性别的受众有时会持有相同的解码立场，而同一阶层、职业、年龄、性别的受众的解码立场反而并不完全相同，并最后以此为依据指出了霍尔“制码-解码”理论在诠释现实问题方面的不足。

从《举国上下》研究样本可以看出，莫利的受众民族志对受众的访谈方式进行了精心设计，同时对访谈材料做出了细致、全面又富有逻辑的多层分析，并试图探讨研究结果受诸多相关因素影响的程度。莫利的初衷是为了描述受众解码的真实状况，但他对调研结果的分析很明显还局限在结构主义的框架内。受众在莫利的分析中被限制于文本解读活动中的固定位置，履行着解读者的抽象功能，而他们作为真实社会性主体的一面则被遮蔽了。哈特利说，作为受众的人们并不只是受众，受众只是他们生活角色中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大量其他的生活角色：“工人、上班族、阅读者、父母及其他”(26)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2003, p.134.。然而，在受众民族志描绘的阅读活动中，却看不到真实的社会性主体，也看不到真实社会性主体与文本的对话与交流。受众是抽象的、孤立的，其解读文本的方式在受众民族志中归根结底是由文本的结构决定的。受众民族志因而并不是现实中受众解码活动的真实写照。受众的媒介实践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广阔的生活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割断了。

受众的“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的割裂不仅使受众民族志难以对现实中受众解码的真实情况做出民族志式的描述，而且也会直接影响研究者对对象的理解，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差。研究者本可以进入受众生活的社会语境对其解读文本立场的原因做出调研与分析，追本溯源地考察受众解码活动中的微观政治关系。然而，将受众从其生活语境中剥离出来，使研究者仅仅简单地考察受众的解读结果，这就难免出现偏差。洪美恩就此举例说：有时受众的主动性并不能最终导致他就是自由的而不受媒介霸权影响的结论。文化研究的问题有时并不是集中在媒介体系中的权力在哪里，而是媒介使用和消费实践过程中的权力组织方式。对立的解读并不意味着受众是自由的，而是意味着文化对抗中的一个时刻。(27)Ien Ang, “On the Politics of Empirical Audience Research”, in Meenakshi Gigi Durham, Douglas M. Kellner(Eds.),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k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p.180-181.她的意思是说，受众能动、对立的解读其实并不意味着他在自己与媒介的关系中具有自主性，而只意味着他进行了文化对抗，而且受众民族志研究不应该止步于受众与媒介之间的关系，而更应该考察受众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权力组织方式，这样才能够找到受众解码立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莫利不是没有意识到受众的现实生活影响其解码活动的重要性，比如他曾对使用小组调研而不是个体调研的原因做出过解释：“因为很多个体研究通常把个体从他们的社会语境中剥离出来，把个体视为社会的原子，这样的做法有很多缺陷”(28)David Morley,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USA and Canada: Routledge,1992, p.90.。他也曾特别希望能够发现个体对节目的诠释在多大程度上会因个体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出现系统性差异，以及他们的背景通过哪种方式向他们提供文化储备。(29)David Morley,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USA and Canada: Routledge,1992, p.97.然而，他终究没有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莫利的后继者们在这一点上大多没有突破莫利既有的研究框架。后来的数字民族志研究者如罗宾·海曼、克里斯汀·海因、陈志萍、索尼亚·利文斯通等开始关注受众在解读数字文本活动之外的生活世界，算是对“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割裂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弥补。

三、重构受众民族志

莫利的受众民族志也许问题重重，但其学术价值却毋庸置疑。如前所述，它在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肯定。在遭受批评之后，莫利及其后继者也特别注意从多个方面来修正受众民族志的缺点。在综合与总结众多学者对受众民族志修正意见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可以从重建民族志的“田野”性、恢复受众的“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有机关联等途径对受众民族志进行重构。

重构受众民族志的第一条途径是重建民族志的“田野”性。如前所述，受众民族志的第一个缺陷就是狭窄的“田野”，即受众民族志在实证环节缺乏严格田野调研所具有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再加上它对主观解释的偏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莫利的后继者们修正后的研究增加了“一批实用的与内容高度集中的受众研究”(30)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2003, p.132.。新的研究在特点上比莫利等学者更接近于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比如詹姆斯·鲁尔对美国加州与威斯康星州的家庭电视消费状况的研究；玛丽·吉莱斯比(Marie Gillespie)对萨索尔印第安家庭的研究；安·格雷(Ann Gray)对女性如何使用VCR的考察；肖恩·摩尔斯(Shaun Moores)对卫星电视在家庭消费中引起的性别与代际冲突的考察以及他对网络文化中日益增长的文学消费的研究等。其中詹姆斯·鲁尔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加州与威斯康星州的家庭电视消费项目中的调研时间长达3年，调研的范围涉及200多个家庭。研究者增加了参与观察的深度，在不同的时间拜访目标家庭并尽量长时间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力求达到与人类学民族志一样的田野调研效果。

重构受众民族志的第二条途径是恢复受众的“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有机关联。对于重构受众民族志来说，重建民族志的“田野”性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洪美恩、安娜·克劳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将受众简化为文本阅读活动中的抽象位置，割裂受众与其生活世界联系的做法对受众民族志的戕害更大：“因为它为了取悦于一种强加的合理性而倾向于将所有的对抗和异议中立化”(31)Ien Ang, “On the Politics of Empirical Audience Research”, in Meenakshi Gigi Durham, Douglas M. Kellner(Eds.),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k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179.。这些学者大多渴望建立受众与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并支持研究者投身于受众生活的社会语境发展出一种策略性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仅是形式与内容上的，也是意图与视野上的，“在进行田野工作时，媒介民族志研究者也需要解释变化的语境，即虽然变化但植根于权力、经济、历史的语境”(32)Anna Clua, “Where is audience ethnography’s eldwork?”, in Patrick D. Murphy , Marwan M. Kraidy(Eds.), Global Media Studies: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4,p.66.。这种解释会将受众与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生活有机关联，为受众的解码找到现实的根基，进而描绘出受众解码的真实图景。洪美恩还特别指出，绝对科学的受众研究是不可能的，研究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即使它力求使结论摒弃偏见，也还是会出现带有研究者某种立场的研究结果。有价值的受众民族志不应该仅仅提供受众的客观图景，也要注意解释受众持特定解码立场的现实政治原因，而这种解释通常与社会生活是有机关联的。研究者因此需要转换立场，不要再以真理的承载者自居，而要超越职业学者的身份，将自己看作受众生活世界的一分子，感同身受地对受众做出解释。在受众民族志中“有一个研究者的最终政治责任”(33)Ien Ang, “On the Politics of Empirical Audience Research”, in Meenakshi Gigi Durham, Douglas M. Kellner(Eds.),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k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185.。这一政治责任要大于他的技术责任。因此，受众民族志应该走向“解释主义的民族志”(34)Ien Ang, “On the Politics of Empirical Audience Research”, in Meenakshi Gigi Durham, Douglas M. Kellner(Eds.),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k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185.。所谓“解释主义的民族志”就是在恢复受众“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有机关联的基础上对受众进行深度调研访谈，进而对受众的文化解码活动进行分析、诠释的民族志。“解释主义民族志”的主张在罗宾·海曼、克里斯汀·海因、陈志萍、索尼亚·利文斯通的数字民族志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这些数字民族志研究者们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研究受众的数字解码活动。他们一方面会进入聊天室或是特定网站观察、搜集与分析受众的网络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则会进入受众的线下实际生活去了解受众之所以如此解码的原因。

此外，还有学者希望借助重新命名的方式来超越受众民族志的理论缺陷。比如凯文·卡内基(K.M.Carragee)指出，可以使用“诠释性媒介研究”来代替“受众民族志”的名称，张放则主张使用“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35)张放 ：《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方法论视野下“受众民族志” 的重新定位及其当代意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2期。来命名。他们的再命名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一致认为受众民族志不同于人类学民族志的特征在于，一方面它缺乏一般人类学民族志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另一方面它具有突出的政治性与诠释性，因此需要采用新的命名来突出受众民族志自身的特点。然而，无论如何改变名称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受众民族志本身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重构受众民族志的这两条途径，即重建民族志的“田野”性以及恢复受众的“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有机关联，都各有价值。其中，第一条途径的可取之处在于它强调了受众调研的科学性与规范性。然而，它也因此淡化了受众民族志的解释立场，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的“去政治化”(36)Ien Ang, “On the Politics of Empirical Audience Research”, in Meenakshi Gigi Durham, Douglas M. Kellner(Eds.),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k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179.。第二条途径的可取之处在于它重视对受众广阔生活世界的研究，并由此能够更深刻地解释受众的解码活动，但它对受众民族志田野调研的科学性与规范性重视不足。因此，重构受众民族志必须同时既要注意重建民族志的“田野”性，也要注意恢复受众的“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有机关联。

总之，重构受众民族志需要将重建民族志的“田野”性以及恢复受众的“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有机关联这两条途径结合起来，使它们自然联结成为一个整体。重构后的受众民族志在具体实施时可以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研究者还是要对受众的解码活动做出科学、规范的民族志式调研，保证调研时间周期的长度，划定调研空间的范围，在实施调研时保持研究对象的自然存在状态，注意调研者对调研问题设计的科学性以及与研究对象对话的有效性，同时还需要特别关注、捕捉和把握研究对象在自然存在状态中以及在与调研者对话时流露的心理、行为的细节。第二步，研究者需要对第一次调研所获得的资料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结出不同的受众群体在具体的解码活动中的不同立场。第三步，研究者需要再次进入目标受众的现实生活语境进行具体、深入的田野调研。不过，这次调研的焦点不再是受众的解码活动，而是与受众解码活动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具体语境。第四步，研究者需要对第二次调研所获的资料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不同受众群体的不同解码立场产生的现实原因。第五步，研究者需要综合第一与第二次调研的分析与阐释的结论，在其中探寻并总结受众微观政治关系的变化规律与发展趋势。通过这五个步骤，民族志的“田野性”可以获得重建，受众的“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有机关联也能够得到恢复，并且这两方面还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帮助研究者准确分析并总结受众解码活动中微观政治关系的变化规律与发展趋势，有效实现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目的。可以说，重构后的受众民族志能够更好地协调受众研究的科学性、解释性与政治性，为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提供更加有效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