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理论的形成和再认识

吴龙吟 谢永珍 陈婉莹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中共聊城市委党校，山东 聊城 252000)

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欲实现长期成长，就需要持续不懈的进行探索和开发。其中，探索与搜寻、改变、风险承担、实验、竞争、弹性、创造等相关，强调对未来行为的探求；开发与改进、选择、生产、效率、挑选、实施、执行等行为相关，强调对当下行为的优化。公司只有从事探索和开发，才可能在提高当前经营绩效的同时，应对未来出现的复杂情况。(1)J. G. March,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2,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1), p. 71.自马奇(J.March，1991)系统阐述探索和开发对公司成长的重要意义后，其本人及后续研究者多聚焦于探索和开发之间的平衡，即公司须在二者之间合理分配资源，不可偏废。奥瑞利和塔什曼(C.O’Reilly，2008)进一步发展了马奇的思想，重新定义了组织双元的概念。(2)组织双元的核心理念，是组织在运营中既要对现有业务进行有效管理又必须为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而作出改变。他们认为，组织双元是致力于公司长期成长的动态能力，它的形成需要一个将公司技能、结构和文化相整合的条理清晰的系统以进行探索，一个与前者相区别的同构系统以从事开发，以及一个具备认知和行为弹性以建立和培养上述系统的高层领导团队。(3)Charles A. O’Reilly, Michael L. Tushman, “Ambidexterity as A Dynamic Capability: Resolving the Innovator’s Dilemma,”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8, p. 190.这个观点，跳出了机械地偏执于探索、开发或平衡的思维定势，将探索和开发作为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工具加以辩证使用，并为其落地指明了具体的途径。探索并非是盲目的，公司领导层在探索前，首先要明确欲探索的领域，其背后离不开指导思想的能动作用。鉴于此，增格(T.Zenger)进一步提出了公司理论概念，从而在推动组织双元研究向更基础的方面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建树。

公司理论的产生，使行为层面的组织双元研究迈向意识层面，形成了由表及里的“探索和开发——组织双元——公司理论”链条。不过，虽然公司理论是基于实践而提出的，但深刻理解其存在价值尚须通过系统的逻辑分析以完成理论证实。基于此，本研究在认同公司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力图完成三项工作：第一，从事物发展的矛盾运动这一根本点出发，将基业长青作为公司发展的最终归宿，解析公司理论产生的必然性，并对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论证；第二，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运动秩序为方法论依据，定位于消费者需求，梳理行业发展的一般脉络，分析其对公司核心能力的影响和塑造过程，以及公司核心能力对外部投资的影响，进而阐明公司理论的形成过程；第三，从理论更新的角度，明确公司理论“动态化”的目的，根据公司理论和客观实际间偏差的性质和成因，提出相应的“再认识”方法。

一、公司理论的提出

公司自成立以来就存在着两个互为对立的矛盾，即当前成长与衰亡的矛盾和未来成长与衰亡的矛盾。(4)这里的衰亡含义，包括停滞、衰退和破产。一般而言，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属次要矛盾。但是，由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矛盾着的两方面依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和自身相反的方面转化。(5)毛泽东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01-302页。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地位同样因内部斗争而此起彼伏。具体到公司条件下，公司当前成长与衰亡之间的矛盾和未来成长与衰亡之间的矛盾在主次关系上也是此消彼长的，当前一矛盾得到解决，如公司对现有业务的开发能够保证当前和可预测未来的收益，后一矛盾便上升为主要矛盾。公司未来成长和衰亡的矛盾不是一次或几次就可以解决掉的，而是随着公司的发展不断地产生，又不断地得到解决。因此，公司必须在开发现有业务的同时，进行探索性创新，从而公司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和创造新的价值，实现持续发展。

为公司创造竞争优势和价值是公司战略的根本任务。公司战略对公司发展的影响具长远性、深刻性和全局性，实施公司战略需要公司投入大量的资源、能力和精力，盲目地制定战略是不可接受的。毛泽东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6)毛泽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59页。故合理的战略必然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规律的把握是认识的高级形式，是行为主体对现象作理性认识的产物，科学的公司战略并非源于一个充满雄心壮志的空洞愿景或一个情怀大众的抽象使命，也并非因眼前利益的驱动去追逐短期利润的仓促举动，更不是例行公事的套用某些战略工具进行形式分析的结果。科学的公司战略应当是企业家综合公司内部条件、行业环境以及宏观背景等多方面的理性认识的产物。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为应对高度竞争的环境和投资者对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公司战略“动态化”有其必然性，却也催生出新的矛盾。“动态战略”源于公司对关键因素(如市场需求、政策、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意志等)变化的反应，但不论是对全局的规划还是某项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决策，都不应被单纯地简化为“反应”，(7)Todd Zenger, Beyo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 to Solve the Puzzle of Sustaining Growth While Creating Valu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6.而应作为某种理性认识的结果。由此，因“反应”而制定战略决策的紧迫性和对新事物形成理性认识的现实性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解决此类矛盾无非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淡化甚至放弃战略决策所应坚持和依赖的理性认知，这一途径将使公司发展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另一种途径是继续坚持战略的理论导向，将新的战略决策与现有的公司资源和战略联系起来，通过继承现有的经营理念来克服不确定环境下的限制。奥瑞利和塔什曼(2016)在归纳若干取得长期成功的公司的共性后发现，这些公司在制定战略时，会着重考虑新战略在实施过程中能否杠杆性地使用现有的核心能力，力争使新战略在形成伊始就具备一定程度的竞争优势。(8)Charles A. O’Reilly and Michael L. Tushman, Lead and Disrupt: How to Solve the Innovator’s Dilemm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01.公司现有的竞争优势是先前战略的结果，同时又为新战略提供支持，这便在新老战略之间建立起了逻辑关系。与新战略相仿，由于现有战略同样是理性认识的产物，因此公司在一段时期内的发展都会受到同一套理论体系的指导，也正因为有着相同逻辑体系的理论指导，公司才有能力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有方向性地制定战略，并凭借过往积累的资源和能力保证新战略的有效执行。可见，第二种途径的核心在于应用公司在过往经验中形成的理论去解决新出现的问题。遗憾的是，虽然奥瑞利和塔什曼在研究中做了大量暗含该逻辑体系的论述，但由于其目的在于论证组织双元对公司发展的必要性，故而未能对该逻辑体系进行概念化萃取。

增格的研究弥补了上述不足。增格在长期的组织双元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源头发展，于《超越竞争优势》中提出了公司理论的概念、定义和内涵，并着重从投资方式、关系构建、组织变革和领导四个方面阐述了落实公司理论的实践方法。增格认为，公司理论是指导公司长期发展的逻辑体系，将其定义为“管理者可反复使用的一套论理，用以从众多可取的资产、行为和资源中挑选出彼此呈互补作用且有助于公司价值创造的内容。”(9)Todd Zenger, Beyo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 to Solve the Puzzle of Sustaining Growth While Creating Value, p. 11.在构成上，增格将公司理论分解为“预见”“洞见”和“视域交叉”三个部分。其中，预见是指企业家对行业未来的演化所做的判断和期望，包括公司对消费者未来需求的预测、行业技术变革以及竞争对手举措等，藉此，企业家可进一步研判适应行业发展的工艺、资源和商业模式等。洞见是指企业家在洞悉公司内部情况的基础上，对公司特有且具重要价值的资产和能力做出的识别。视域交叉则聚焦于不同资产之间的有价值组合，并格外关注那些与公司特有的资产和能力呈互补作用的外部资源，描述了公司价值创造的核心路径。“预见”“洞见”和“视域交叉”三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公司理论的整体。此外，费林(Felin，2016)和增格还特别强调公司理论须具备一定的“独特性”，以使公司在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中得到更多的分享。(10)Teppo Felin and Todd R. Zenger, “Strategy, Problems, and a Theory for the Firm,”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27,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6), p. 225.

不同公司理论之间不但因公司及其所处行业、市场和区域(包括区域的政治、经济、法律法规、文化习俗、地理生态以及技术水平等因素)而异，纵然是同一区域、同一市场中的两家相同的公司，二者的公司理论依然会因企业家个人的特质和经历而存在差异。对具体公司而言，其公司理论是个体对自身发展实践的理论化抽象，而增格提出的公司理论则是脱胎于特殊性的一般化理论，符合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运动的逻辑。

二、公司理论的形成

虽然公司理论对公司战略的指导在实践上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公司理论何以能够长期指导公司战略？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若要指导实践，就必须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11)毛泽东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69页。即只有“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从根本上领会公司理论的存在价值，并将之贯彻到公司的战略决策中去。因为，“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12)毛泽东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93页。就公司理论整体而言，不同公司理论的形成也必须遵循普遍、一般的规律。因此，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进一步考察行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了解行业的本质和一般规律，探究公司核心资产和能力的形成路径、关键投资的主要依据，并从中梳理公司理论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基于需求的行业发展过程和阶段

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现象，行业源于人们广泛存在、涉及本性的深层次需要，这种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中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在生产力不断推进的条件下，围绕这种需要产生的大系统物质运动形式在发展的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性质的行业发展过程，以满足根植于此种需要的、在层次上不断提升的消费者需求。如，广义上的通信为实现人们远距离沟通而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该需要的满足在形式上经历了烽火台、驿站、电报、传真、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以及互联网通信等具体的行业发展过程，而且每一行业都有各自独立的内容和区别于其它行业的特殊本质。但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满足人们远距离通信这一深层次需要，且每一行业对该需要的满足程度及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均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

一般而言，在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在需求中占主导地位的性能可由新技术来实现，相比原有技术，新技术往往会带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效果，并可能对其他性能产生影响，从而促进行业向新阶段推移。如，在智能手机领域中，安卓系统(Android)对塞班系统(Symbian)；在计算机领域中，固态硬盘(SSD)对机械硬盘(HDD)；在机动车领域中，电动车对燃油车的替代等。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主流客户的影响，高端市场的高利润率吸引，以及市场竞争的作用，支撑主导性能的技术提升速度通常会超过市场需求的上升幅度，然而消费者并不会为超出其所需性能水平的部分支付溢价，此时市场中尚未被充分满足的其他性能便成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关键因素，而率先对之识别并着力予以投资的公司则更可能在未来居于优势地位，这也为边缘市场中的公司或行业新进入者创造了契机，使其可凭借低端产品在成本、可靠性、便捷性、价格等非基本性能上的优势，快速抢占主流市场份额。而主流市场中的公司囿于所处“价值网络”和业已形成的“成本结构”，除进入更高级别的市场外，就是通过市场营销手段提高客户的需求层次。这种市场新进入者与守成者之间的博弈过程，促成了行业中不同市场间的融合、更替，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替代了旧的阶段。如，苹果公司作为智能手机行业的新进入者推出苹果手机(iPhone)后，便迅速将行业领先者诺基亚(Nokia)等公司取代。虽然初代的苹果手机存在诸如待机时间短、屏幕易碎以及没有“复制”“粘贴”等功能的缺陷，但其依然因流畅的系统(可靠性)、触摸屏和类似台式电脑的上网体验(便捷性)、系统对各种应用软件的兼容(多功能的集成)和优雅的外观等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偏爱，苹果公司也因此引领了现阶段智能手机行业的浪潮。

(二)基于预见的公司核心能力打造

在行业发展过程及阶段的客观长期性和对行业客观认识的双重作用下，企业家不可避免地会以长期视角来审视公司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为使自身发展和行业发展相结合，公司会进一步洞察内部条件，依照预见识别和定位所需资源，将对行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与公司客观实际相结合，将公司的文化、制度、组织、人才、技术与行业需求的关键指标相匹配，依照行业发展规律对现有资产进行重组和开发，对重要资源和能力进行投资和应用，积极塑造核心能力，实现预见和洞见的有机结合。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公司现有的某些资源和能力不但是行业当前和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公司的优势所在。如，苹果公司正是认识到电子产品在实现基本功能后，消费者将持续追求更为可靠的性能和更为便捷的操作，因而决定进一步发挥公司已有的设计优势，树立对于产品设计的长期投资理念，进而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并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另一种是某些技术或能力是行业或市场未来发展所需要的，但目前还未受到行业的重视，公司发现了这一机遇并予以投资。如，1983年生物技术尚未受到制药行业和农业的重视时，还只是一家普通化学企业的孟山都公司，虽然对生物技术仅有涉猎，却已预见到其将会深刻影响药业和农业的未来发展，为抓住这一机遇，孟山都出售了旗下大部分业务并从剩余业务中挤出资金，集中投资于生物技术及相关应用行业且在之后的三十年一以贯之，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公司核心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在深刻认识行业的前提下坚持长期发展理念，即在合理判断行业和市场发展趋势的前提下，进行长时间的有针对性的探索和开发。一旦形成核心能力，除获得应有的竞争优势外，公司便能够更好地处理国内和国外市场，低端和高端市场，以及核心和相关市场的关系。

(三)基于核心能力的互补性投资

当公司致力于满足市场需求时，需要围绕公司核心能力进行互补性投资。互补性投资的作用在于使一项资产因另一项资产而增值。互补性投资是核心能力实现市场价值不可或缺的因素。每一家公司都嵌套在某个价值网络中，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不但其产品会纳入下游厂商的产品中，其产品本身也要由众多组件组合而成。其中，除源自公司核心技术、资源和能力的部分外，非核心组件通常以外包等形式向同一价值网络中位于该公司下游的参与者采购。基于不同顾客群对同类产品的偏好存在差别这一事实，公司也需要通过互补性投资拓宽核心能力的应用领域，以同类产品差异化来满足不同细分市场的需求，使核心能力得到更加充分的价值实现。互补性投资的自然性是由预见和洞见共同决定的：首先，因为对行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有了详细深入的了解，公司可以识别出满足未来市场需求的资产、资源和商业模式等，进而有的放矢地选择投资目标，减少搜寻成本；其次，由于核心能力的有价值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公司籍此或可率先发现富含潜力，但不曾为竞争者所重视的投资标的，包括人才、技术、设备、公司等，从而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向其投资；再次，基于核心能力本质属性产生的溢价优势可使公司在支付高于竞争对手的价格后仍有利可图。如，华特迪士尼公司凭借动画业务的核心优势，积累了庞大忠实的顾客群，这为其投资互补性资产，进而取得良好收益创造了优异的条件。所以，迪士尼很早便发现了文娱类公司对动画业务的补充作用，随之对相关行业展开一系列收购、兼并。低廉的版权费保证了图书、杂志和玩具的销售量，卡通形象又推动了主题乐园的投资和成长，等等。如今，迪士尼在主题公园、度假村和游轮等方面的年销售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影视娱乐(含动画)板块。(13)参见《华特迪士尼公司报告：2018会计年度第四季度和全年收入》，2018年11月8号。但不可否认的是，迪士尼核心的动画业务是其价值创造的源泉，而互补性业务则是在释放核心业务潜力的基础上成就了公司发展。以战略为视角，当互补性投资决策在成本、收益、核心价值观和发展理念等方面对公司的影响大且深远时，其自然上升为公司的战略决策。从理论意义上看，对行业发展的长远性认识和作为该认识结果的公司核心能力共同确保了互补性投资的价值导向。当然，最终决定资源流向的是消费者，但公司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将可能创造和引领市场。因为，公司理论的指导效力通常是长期的，甚至成为公司“战略中的战略”。

三、对公司理论的再认识

公司理论是否具客观真理性，是否能够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是企业家需要解决的事情。虽然公司理论作为理性认识是由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运动只能使认识“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应客观事物”，却并不能保证理论具有客观真理性。事实上，最初的理论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是很少的。(14)毛泽东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68页、第273页。解决理论与实际矛盾的关键在于实践，当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时，就需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对理论进行修补、更新或重塑，使之适合于发展规律，以便在后续实践中实现预期结果。这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的“再认识”过程。“再认识”是公司理论“动态化”的推动因素，是对已有认识的修补、升级或重塑的过程。对理论的“再认识”就是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由于“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15)毛泽东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86页。对公司理论的“再认识”，需要结合公司理论之于一般理论的特殊性，个别公司理论之于一般公司理论的独特性，依据公司理论与客观实际的偏离程度，选择不同的“再认识”方法。

(一)不完全的公司理论

当公司理论为不完全认识时，其总体上还能判断行业的未来需求，还能识别己方的重要资产和能力，发现可创造价值的互补性投资领域，还具有指导公司取得竞争优势的潜力。但公司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如，预见过于宽泛致使公司难以准确把握战略方向，制定战略计划；对公司必需的核心资源缺乏洞见，导致战略决策易于被竞争对手复制，难以享受互补性投资带来的溢价；对互补性投资领域的选择不够全面和准确。对不完全公司理论的“再认识”，就要根据公司实践过程和结果，在原理论基础上进行修补和升级。

公司理论的不完全性可按其存在特征进行分类，类别不同，相应地“再认识”方法也会在大同中存在小异。若公司理论不是全面脱胎于行业、市场以及公司自身的发展现状，即公司的主观认识尚不能与客观实际高度契合，公司就需要根据实践的结果纠正不切合实际的认识，补充新的认识，具体的“再认识”便体现为“修补”。在某些时候，行业发展趋势还不十分明朗，消费者未来需求的模糊性使公司对重要的资产、技术和能力产生误判，进而影响互补性领域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司理论的纠错过程将是反复的、持续的，直到公司在经营中实现预想的结果时，“修补”任务才告完成。若公司理论曾一度是较为完全的，但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等影响行业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因素发生了变化，理论便由较为完全转为不完全，由合时变为过时，公司就需要在新形势下依据实践情况重新阐述公司理论，这在“再认识”上体现为“升级”。时代的发展通常伴有鲜明的特色，待升级的理论内容也相对较为明确。从理论不完全性的产生原因上看，第一类不完全性是内生的，而第二类不完全性则是外生的，“修补”和“升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有止境的，而后者是无止境的。但是，由于客观环境的持续变化，以及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过程的曲折性，因此在现实中，“修补”和“升级”往往是合并进行的。

公司理论的不完全，不只包括客观上的“不完全”，还包括主观上的“不完全”。任何公司理论，若公司的战略决策层不能深刻地理解它，不能将之积极地贯彻到公司实践中去，那么公司理论的价值就始终不能得到释放和检验。这种状态下，即使理论是正确的，它对公司而言依然是不完全的。公司和理论的继承者，有时会犯这种错误。如，20世纪70年代迪士尼的继任者在公司经营中背离了公司赖以成功的理念，不再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动画业务及相关领域，而是追逐短期盈利项目，致使公司在后续的十多年中业绩连年下滑，品牌形象几近丧失。但也正因为有这段经历，使得迪士尼公司较以往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以动画业务为核心的公司理论的正确性，重新确立其核心指导地位，公司也再次回到快速发展的轨道上。可见，对主观造成的理论不完全性的“再认识”仍然需要依靠公司的实践。

(二)错误的公司理论

当公司理论为不正确的认识时，其不仅与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背，而且不能指导公司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对于错误的公司理论，必须对其进行重塑以形成新理论，从而达到“再认识”的目的。

与不完全的公司理论相同，错误的公司理论同样可按其存在特征划归两类：一是理论在形成伊始，便错误地概括了行业发展规律；二是理论曾一度是正确的，但因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理论由正确转为谬误。就第一类错误而言，与其在错误理论指导下以极大的代价重塑正确的理论认知，不如在理论形成的伊始，便结合公司发展的经验和认知，客观、全面、深入地分析发展环境、行业状况和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形，对此做主观抽象，努力提高理论的针对性，为公司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创造条件。第二类错误理论的产生是由客观过程的转化决定的。由于技术替代、业务转型等因素，重塑后的公司理论并不必然与前理论直接相关，因此，“再认识”过程也呈现出复杂性。对第二类错误理论“再认识”的特殊性在于，由于原理论作为纲领曾长期指导公司的实践，对公司现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公司必须慎重思考新理论和原理论的关系。依据原理论和新理论在内容上，特别是核心业务上的关联程度，可将新理论对原理论的关系划分为继承和非继承两类。但不论是哪种类型，原理论对新理论都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新理论为继承型时，理论将公司的核心业务继续定位于原有行业，并着重应用突破性技术等满足已发展到新阶段的消费者需求。出于原理论在过去较长时间内的指导作用，此时的公司已在市场、品牌、商业模式及固定资产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继承型的新理论在形成中自然受到原理论直接、深刻的影响。当新理论为非继承型时，理论将指导公司在新的市场或行业中开展核心业务、开发核心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新理论在本质上表现出和原理论的差别，但原理论依然可以影响其形成。在公司成长中，不仅核心资产和能力要通过互补事物来释放其潜在价值，而且核心资产和能力自身也需要作为互补事物应用于其他业务。原理论作用下的互补性投资，不但使公司进入了新的市场或行业，且投资的专有性还会使公司在新的领域积累必要的资产和能力。藉此，即使原有的核心能力步入式微阶段，新的核心能力却已在公司内部得到了培养，成为新理论产生的出发点和基石。但是，考虑到原理论对公司当下的塑造，则原理论仍将间接影响新理论的形成。如此，在新旧理论的更替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今时的公司和往日相比，便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处于不同的行业，从事不同的业务。

实际上，对第二类错误理论的“再认识”，波尔公司(Ball Corporation)的成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6)参见Charles A. O’Reilly and Michael L. Tushman, Lead and Disrupt: How to Solve the Innovator’s Dilemma, pp. 67-72.波尔公司创立于1880年，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包装品制造公司，同时也在航空航天领域拥有专长。在创立伊始，波尔公司生产并主营用于煤油存储的木套式锡罐，其时，玻璃工艺和制品快速兴起，与木套式锡罐相比，玻璃罐不但功能相同，还具有生产成本低、制作时间短、流程简单和性质稳定等优势。波尔公司的领导者意识到后者的替代潜力，从而将公司的主要业务快速转换为玻璃罐的设计和制造(公司当时刚刚成立，规模和组织惯性都很小，故转换成本低、速度快)，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着力投资于相关的技术、厂房和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到了20世纪40年代，波尔公司已占据饮料和食品包装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并凭借先进的玻璃工艺和内置垫圈的螺旋盖设计闻名于世。20世纪50年代初，波尔公司时任首席执政官(CEO)痴迷于航空驾驶，并以当时航空航天业的快速发展为契机，将玻璃工艺应用于航空和航天业务，为公司的核心能力找到了新的互补领域。通过对玻璃工艺及相关能力进行专有性投资，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波尔公司的航空航天业务成为驱动公司成长的主要因素。这也再次说明，公司理论的形成的确受到公司领导者个人特质的显著影响，但正确的公司理论首先要合乎行业发展规律和公司内部条件。波尔公司在其漫长的成长经历中主要从事饮料贮存和航空航天两个业务领域，有三种公司理论暗含期间，依照时间顺序，分别为：以玻璃贮存业务为核心的公司理论；以航空航天业务为核心的公司理论；以金属贮存业务为核心的公司理论。在各自的形成和三者间的关系方面，每个理论各有特点。以玻璃贮存业务为核心的公司理论产生于公司创立之初，未有现成的理论可循，是企业家在深入了解新兴的玻璃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对比玻璃容器与木套式锡罐的优劣后作出的。以航空航天业务为核心的公司理论源于前者，在内容上与其是非继承性的关系。波尔公司的航空航天业务本是公司在前一理论指导下进行互补性投资的产物，但由于公司时任领导者的个人爱好，玻璃容器业务的现金牛特点，以及处于快速发展中的航空航天业务的广阔前景，以航空航天业务为核心的公司理论便产生了，并与原有理论共同指导公司的成长。以金属贮存业务为核心的公司理论在形成中分别受到了前两个理论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的冶金能力产生于以航空航天业务为核心的公司理论指导下的互补性投资，以玻璃贮存业务为核心的公司理论则为金属容器业务的开展创造了不可替代的行业品牌、庞大的顾客群和固定资产等优势，而冶金技术的进步又使得易拉罐等金属容器能够以市场可接受的价格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以上种种，都促成了以金属贮存业务为核心的公司理论的形成。在理论关系上，该理论与以航空航天业务为核心的公司理论呈非继承性关系，与以玻璃贮存业务为核心的公司理论呈继承关系，在指导地位上则表现为对后者的替代。波尔公司的成长历程表明，虽然公司理论的形成并不必然受到其他理论的影响，但在通常情况下，旧理论指导下的公司实践的确为新理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新理论的出现不但反映客观过程的相对性及其与周围事物的普遍联系，也体现认识上除旧布新的自然性。由此，公司面貌也出现了质的变化。

在公司理论“再认识”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对“舶来品”的重新认识，否则便不能完成“再认识”任务。某一公司在寻求或改进发展理念、思路和理论过程中，为摆脱个体见闻的局限，借鉴成功公司(包括行业外的，行业内的，特别是同一市场中的)的经验、理念和思路是正常的事情。其原因不在于这些公司的经验、理念和思路已经在它们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而在于这些相同行业的公司在消费者需求、通用技术、法规和规范、面临的压力和挑战等方面，因为有着相似或相同的问题而容易产生认同感。然而，盲目照搬外来经验、理念和理论也是不可取的。其他公司之所以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理念和思路，除了较为正确地认识判断了行业和市场之外，还对自身情况和周围环境有细致的洞察。因为，即使是处于同一区域、同一市场且有着相同价值网络的两家公司，依然会存在诸如股权结构、组织结构、运营流程、公司文化、领导特质及资源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彼为正确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具真理性的经验、理念和思路，在己可能就是不合适的、不究竟的、需要做出修正和扬弃的。由于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个别事物，进而普遍事物的基础，故盲目地接受舶来的经验、理念和思路则可能只强调普遍性、共同性，忽视特殊性、差别性，从而犯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与此相反，公司需要结合自身经验去考证舶来的经验、理念和思路，“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17)毛泽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65页。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批判继承外来事物的同时实现对公司理论的“再认识”。

“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18)毛泽东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71页。公司所处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及自身都在向前推移和发展，对公司理论的“再认识”也应是反复的、无止境的。在质量互变规律作用下，“再认识”的方法依客观对象的实际变化应分为修正、升级和重塑三种。就理论本身而言，其演变体现为“形成理论——修补和升级理论——重塑理论(形成新理论)”的螺旋式上升链条，而公司实践则贯穿始终。

四、结语

公司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公司在长期经营中持续成长，为社会创造价值。但是，公司理论并不能保证公司的成功，因此，公司理论的作用发挥有赖于公司治理各环节的有效性。首要的治理环节是公司理论必须接近客观真理性，该环节也是本研究着重论述的内容。若公司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进一步决定其能否发挥作用的环节便在于理论是否在公司中占据纲领性的地位，该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公司的管理层，特别是公司的领导层对于公司理论的认同感，认同感越高，公司对理论的贯彻也就越彻底。当正确的公司理论在公司内部取得指导地位后，决定公司能否创造价值的最重要因素才能进一步转换为公司能否据此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因为，正确的理论虽然对决策的正确性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二者并无必然联系。一旦公司在理论指导下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此时正确地实施战略，即进行合理地组织设置、配置各个岗位需要的人力资本、建设适宜的公司文化，就成了公司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可见，从抽象的公司理论到具体的公司成长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系列关键节点，每一节点都包含了内容丰富的管理实践，如公司治理的实践，流程控制的实践，组织设计的实践，员工激励的实践，以及公司文化建设的实践等，这些治理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理论的价值实现，而每一个治理实践又构成了独特的研究领域。此外，本研究对公司理论“再认识”的论述，同样是建立在公司正确执行企业战略假设下的，如该假设不成立，则“再认识”也无从谈起。

虽然公司理论不能保证公司的必然成长，但发端于科学认识过程的公司理论却可以提高公司成功的概率。除了正文所着重论述的公司理论之于公司成长的重要性外，在公司愿景方面，公司理论的存在不但有助于进一步夯实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使命，还为公司所畅想远景的实现提供了理论保障，使之免于空洞，更具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号召力。因此，尚未得到理论指导的公司，应注意提炼适合自身的公司理论。已经处于公司理论指导下的公司，应着重提高对上述环节的管理能力，并注重对公司理论适时地进行修补、升级和重塑，使自身的认识与时俱进，与客观实际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