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衙博物馆的多元文化

内乡县衙博物馆

一、县衙历史文化的教育意义

县衙坐北朝南，有这样一句老话：“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县衙历史文化其实是活的文化，是有灵魂的文化。县衙其实是一部凝固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多种关于县衙的故事和传说来了解我们眼中的县衙的历史的另一面。我们现在可以买一张票对县衙进行参观，但是古时候的县衙可不是一个老百姓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文化故事来了解当时的文化特点。比如大家都非常熟知的《杨乃武和小白菜》。清朝末期，余杭士子杨乃武在乡试成功中举，为了庆祝，在家中设宴。其房客葛小大的妻子毕秀姑面容姣好，被当地人称作“小白菜”。毕秀姑原来是葛家的童养媳，曾经在杨家做过帮佣，在那时便与杨家的杨乃武暗生情愫，但二人因受限于礼仪名分而难成眷属，后来只能各自结婚嫁娶。担任余杭知县的刘锡彤曾滥收金钱粮食、贪图贿款，杨乃武因此与士子上书联络揭发他，导致刘锡彤的财路被断，心中对杨乃武怀有憎恨，其子刘子和利用迷药奸污了毕秀姑，又用毒药毒死了毕秀姑的丈夫葛小大。刘锡彤为保住儿子性命、发泄私愤，便移花接木，把杨乃武骗至县衙，严刑逼供，以“谋夫夺妇”定拟，问成死罪。杨淑英为了解救弟弟杨乃武，抱着侄儿就去到省城里探监，央求毕秀姑以事实为重，根据发生过的事情推翻错误的口供，后者因心存愧疚而答应。谁料后来担任浙江巡抚的杨昌浚坚决不允许毕秀姑做出翻供之举，还以“通奸谋命”在此定了她的罪，同时上奏。这一举动引发了浙江士绅的愤怒，在他们的支持下，杨淑英重到监狱，让杨乃武撰写冤状后冒着死亡的危险到达京城滚钉板告状，这一冤案才得以沉冤得雪。这个历史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县衙是一个公平处理诉讼的地方，虽然最后的结果可能是非常曲折，但是人们头顶有青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通过县衙的陈设安排来了解县衙历史的另一面。进入县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设置的击鼓鸣冤的大鼓，据说这个鸣冤鼓的设置来自包公。包公上任开封府后整吏治：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包拯打开开封府正门，让有诉讼的人能够进入衙门陈述是非曲直，官吏都不敢再欺瞒。开封府门前竖起登堂鼓，后世的"击鼓鸣冤"就是这里来的。各级地方的衙门门口因此设置了一个“喊冤鼓”，方便老百姓为自己或他人鸣冤报官。但是因为击鼓鸣冤是属于非正常程序，为防止胡搅蛮缠和提高管理成本，采取非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20 杀威棒。这个代价可以让人三思而后行，防治刁民诬告。在大堂的前面还有原告被告所跪的条石，因为被告人众，很多时候条石都被跪出了跪痕。我们可以看到威严的大门内设有大堂、二堂、牢狱等，这是古时县衙的实景。我们过门进衙的时候，不要把脚踩在高高的门槛上，一定要跨过去，这是规矩。大堂堂内正中屏风是一幅“山水朝阳图”，升堂时，县太爷正好坐在图内朝阳升起的地方，寓意如日中天、如沐圣光。” 这也是古代的法律制度的历史表现。

二、县衙建筑文化的借鉴意义

现代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说过一句话：“建筑是有生命的，它虽然是凝固的，可在它上面蕴含着人文思想。” 国家开设县治，必首建厅堂，为官吏行政临民之所。这里所说的“厅堂”指的是县治中的“大堂”。但作为一个治所，除大堂外，还有“二堂”、“三堂”、“三班”、“六房”、“幕厅”、“监狱”以及大门、仪门、宅门和神祠等，这些建置，构成了通常所说的县衙。古代的县衙建筑讲求的是中央集权，讲求的是坐北朝南，讲求的是建筑都建立在中轴线上，平面展开，多重层进的布局。县衙主要是以院为单位，由厅堂、房舍、墙垣围成院，串连几组院，构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古代的县衙主要是以面南为尊，这是皇宫和县衙的共同特点。县衙的门口一般都有“影壁”，也叫“照壁”。影壁的壁画是一个“四足兽类”，其名曰“饕餮”。颜师古注：“贪甚曰饕”。杜予注：“贪财为饕，贪食为餮”。谐音曰贪，寓意戒贪，为神话中的贪婪之兽。画中尽管它的脚下和四周全是金银财宝，但并不满足，还想吃掉太阳，真可谓贪得无厌。古钟鼎彝器，多刻其头部，有首无身，后来多在墓门和宅门上饰“饕餮衔环”，以其凶猛贪吃镇邪。所以，天下之民把贪婪之人谓“饕餮之徙”。旧时州县衙门前的影壁上多有此画，以警示官员不要贪赃枉法。

县衙的院落众多，门上一般都铭刻对联，对官员起到警示的作用。比如门牌匾上刻有“公生明”等等这些字，“公生明”作为官场箴规，意为公正方能明察事理之秋毫，即所谓“公生明，偏生暗”。比如“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警戒县官大人要秉公办事，不要欺虐衣食父母百姓。明朝时，浙江衙署前有这样一副对联：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这幅对联振聋发聩，令人警醒。这是南宋曾任兵部侍郎的余玠，在入蜀任宣抚使时，写在官署大门上的一幅楹联，以表其治理好四川的决心。上联为“一柱擎天头势重”；下联为“十年踏地脚跟牢”。元代大德年间，河南内乡县衙前有这样一幅对联：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国即负民，何忍负之。告诫官员为人要诚实，切勿欺天负民。知县在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背景之下，掌握着全县的行政大权、立法大权、司法大权，上述清代名联反映出了掌握大权却又缺乏充分制约的官员对自身的告诫与要求。

大堂，也谓正堂，是知县升堂理事所在。在大堂的正中悬有“浚县正堂”的堂匾，堂厅四梁八柱，高大宽敞。大堂之中有一座暖阁，高出地面尺许，是用木板铺就，知县升坐大堂即在暖阁之上。阁上摆一长案，上置签筒、笔架、砚台。案之右方，设一方形高架，置用黄布包裹的象征之印的箱匣。在暖阁的上方，悬一块横匾，上书“清慎勤”三字，以申明施政宗旨。大堂之左，置一大鼓，知县升坐大堂则击鼓显威。

在“外衙”与大堂相对称的东西两侧，是“三班”、“六房”。在古衙中多称“吏廊”或“廊庑”，是有穿廊的廊屋，在大堂前作东西相向排列。“三班”即指皂隶、快手、民壮，其人员都是衙内承命奔走的差役、站堂、行刑、内勤及门卫等。“六房”是县衙的职能部门，负责办理日常公事。明清两代，政务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类，六房在吏廊的具体位置是：东面吏、户、礼三房；西面兵、刑、工三房，这种排列次序格局与中央朝廷的“六部”格局相同。其办事人员称书办、经承或承发吏，统称“典吏”。他们虽无品级，却掌握着衙内的实权。各房的职能是：“吏房”管理乡绅、丁忧、起复和在外地做官各事；“户房”管理粮、户、税等；“礼房”管理皇上喜庆、辰期并考试、烈女、节妇、祭祀等事；“兵房”管理兵差并考武各事；“刑房”管理枷杀贼盗、刑狱诸事；“工房”管理交通、水利、起盖衙门、修理仓库各事。县衙的牢狱在实际上代表着现代基层司法的标本。明清时每个州县衙门都有监狱，监狱都建在衙门的西南，俗称为“南监”。监狱主要是分为两类，一是重监，即水牢和地牢，用以监禁重罪囚徒、死罪囚徒。另外是一个为轻监，用于关押可能被判徒刑或以下的囚徒与女监。当时的牢房除了窗小一些、墙厚一些，与平房并无太大的区别。其中的墙为了防止囚徒通过凿墙的方式越狱，由砖砌成。

县衙博物馆的休闲文化。很多的官吏在工作之余，也是想营造自我的一方净土。他们开始设置追摹自然，别开洞天的后花园。在封建制度长期控制下，许多古建筑营造墨守成规，按一定模式重复再现，处处似曾相识的庸人趣味。在这种环境下，官吏也想在公堂得暇之日有个休闲、待客、游赏、娱乐之所，透气养神，怡然自得。很多县衙后花园，会建起亭、台、楼、阁、轩、堂、园、屋等等，并植树种竹，花木成荫，藤蔓满架，或作花台，或砌鱼池，尽量追摹自然，别开洞天，引人入胜。这样的建筑风格与厅堂高墙，气魄宏伟的县衙形成鲜明的对比：一种是均衡对称，有等级秩序；一种是追求自然情趣，灵活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