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辨”观念在清代中国发展中的嬗变研究
——兼论“夷夏之辨”对“文化自信”重塑的启示

毕 丞

(北京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中华文明曾一度夺目璀璨，文化内涵丰富且深刻，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均有极高的地位；但到近代之后，强势的西方文化让中国文化一度丧失其相对独立性，在西方文明的强权下中华文明一度为生死存亡而挣扎，显得黯然失色。这呈现了一种鲜明的反差，近代中国的文化格局，似乎是瞬间从“文化自信”跌落成“文化自卑”。然而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相对连续和独立的过程，文化之兴衰也必有其原因之所在。结合近代前后中国的历史，分析中国文化衰落的原因之所在，则无疑可以让后人“哀之且鉴之”。本文将以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的内涵的嬗变为线索，探究近代中国文化兴衰的内在原因。

一、从近代“夷夏”观念的确证到文化自信的塑造

(一)从“夷夏之辨”到“以夏变夷”：文化的动态和辩证发展观念的缘起

农耕文明时代的中国历史中，王朝更替、外族入侵乃至国家分裂均曾不止一次的发生，但中国文化的血脉未曾因此断绝，即便在一些国土相对分裂的朝代，文化的发展也是综合了各方特色，进而形成文化的不同分支，这些分支又在彼此的碰撞与交流中，有了更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究其原因，是自古以来的“夷夏之辨”的观念，在其中起到了促进文化发展的作用。

先秦时期，“华夏诸族与蛮夷戎狄的区分就已经存在”(1)孔毅：《北魏前期北方世族“以夏变夷”的历程》，《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内诸夏而外夷狄”(2)李学勤主编：《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种区分除了在地理意义上界定了“华夏”与“夷狄”，也在文化地位上认定华夏文明的核心地位，为正统和先进的代表。四夷部族则处于边缘，是野蛮和落后的象征，要接受华夏文明的教化和洗礼。

基于这种认识，“‘用夏变夷’即‘以夏变夷’”(3)刘淑红：《以夏变夷和因俗而治:明代民族文教政策的一体两面》，《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的观点开始逐渐形成。这种观点最初是认为，“华夏”应洗礼和教化“夷狄”，而“夷狄”只可认同而难以撼动“华夏”文化的地位。后来“夷夏之辨”有了更有意义的丰富内涵，即“夷夏”不再只是相对狭隘的“地理”或“血统”的划分，而是主张“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的，以文化的高下论“夷夏”的观点。地理或血统上的“夷”“夏”部众也均逐渐认可即便原本是“夷狄”部众，“只要接受了中原文化……也可以成为正统，具备统治天下的合法性”(5)段锐超：《北朝君臣对儒家华夷认同思想的汲引、发挥与运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的观点。历史上较为成功的非汉族为统治阶级的王朝均深谙此道，比如南北朝时的北魏，它的统治阶级就“较早地走上接受汉族文化之路”(6)安介生：《也论北魏前期的民族融合与政权建设——与孔毅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加之对汉族贤能之士的重用，让其实现了对中国北方较长时间的统治。

由此，“夷夏之辨”虽然预设了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和夷狄文化的落后性，但是其内涵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将“文化认同”而非地理或血统视为“夷夏”划分的第一标准，就成为了“夷可变夏”“夏可成夷”，各族文化须争相汲取优秀要素的动态和辩证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其兼容并包、百花齐放。

(二)从“夷可治夏”到“定鼎中原”：“夷夏之辨”在清代的再次确证

若以血统或地理位置为划分标准，清朝的满族政权应被视为“夷狄”，而且在其发展初期，为了能夺取天下，还团结了同为“夷狄”且曾统治中国的蒙古族部众，在战斗的过程中还联合了愿意投靠清廷的汉族军士。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一度望风披靡，成为清王朝夺取政权的底气之所在。清王朝一度希望藉由强权与暴力，强行推广满族文化，逐步弱化汉族文化的地位。

但是“重武轻文”的满族贵族日益发现，汉族人士对于华夏文化正统地位的尊崇是强烈的，武力压迫反而日益加剧满汉之间的矛盾，让清朝初期的统治动荡不安。“满汉尊卑有别”是清王朝在表象上所遭遇的矛盾，清廷对华夏文化的不尊重，则是加剧汉族人士对满族统治不满的内在原因。清王朝最需要从中得到警示的，就是以蒙古族为统治阶级的元王朝覆灭的教训：须知强权武力让元王朝获得了比清王朝还要广阔的疆土，但是蒙古贵族坐定江山以后依旧以强权似牧羊一般“牧民”，则只能让起义和反抗此起彼伏。

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双重考虑，“康熙皇帝……实行重大政策转变，推行重满用汉，崇文重教的政策”(7)寇宗基：《纳兰性德对中国华夏文化的倾慕和求索》，《晋阳学刊》1998年第5期。，在科举制度方面还逐渐形成了“满不点元”的形式以鼓励汉族人士走上仕途，让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得以缓解。民族政策的转变，让清王朝早期到中期的发展趋于稳定。满族人士之中，也开始逐渐涌现热爱华夏文化者，比如身为满清贵族的纳兰性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家家争唱饮水词’”(8)伏蒙蒙：《纳兰词: 从晚清的再发现到民国的经典化》，《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期。还成为一时之佳话；统治阶级中，以乾隆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也喜欢上了古典诗词的创作，虽造诣未必极高，却也有万千诗篇流传后世：这说明，自康熙帝以降清王朝已经发现，从血统和地理上被界定为“夷狄”的满族贵族，想实现“夷可治夏”的前提就是对根植于汉族人士内心的华夏文化的充分认同。于是伴随着更多满族人士关注和热爱华夏文化，满族文化才逐渐融入中国文化的大整体中。

“削平四夷，定鼎中原”是顺治帝对祖先流传下来的满族男性发型的内涵解释，但事实上“留发不留头”的武力强权主要让清王朝完成“削平四夷”的“打江山”的任务，能让其“守江山”乃至“定鼎中原”的，则是从康熙帝开始实行的趋于温和的民族与文化政策。

二、从近代“夷夏”观念的异化到文化自信的崩毁

(一)从“持盈保泰”到“西学东源”：“文化自信”向“文化自负”的异化

“夷夏之别……以文化高下而划分”(9)黄德昌：《儒家与夷夏之辩》，《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让满清虽以“夷狄”身份入中原，但在其认可、融入又丰富了中国文化后，真正成为了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尤其是康熙帝更加宽松的民族政策推行之后，清朝的统治可谓渐入佳境，统治阶级在内政方面积极汲取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加之“利用红夷大炮定台湾、逼沙俄……已无敌手”(10)刘鸿亮：《明清时期红夷大炮的兴衰与两朝西洋火器发展比较》，《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军事上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就。如此局面让清王朝有了一种“天下无双”的优越感，于是享受到“康乾盛世”之硕果的乾隆皇帝“将‘持盈保泰’作为自己基本的治国方略”(11)孙东波：《儒家思想与“康乾盛世”之衰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即“确认国家处于‘盈’，‘泰’……为政的目标是将繁荣局面维持下去”(12)高翔：《从“持盈保泰”到高压统治——论乾隆中期政治转变》，《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

“持盈保泰”本是儒家思想中，强调自身处于“盈泰”状态时，要防备“泰极而否至”的观点。可为了论证国家处于且有能力保持“盈泰”的状态，当时的文化界对文化史做了失当的考据和解读。乾隆帝提出“持盈保泰”政策时，中国的疆土已经相当广阔且内乱基本平定，更可能带来动乱的反倒是中国疆土之外的地方。众所周知的是，清军能够击败明朝官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拥有威力更强的火器装备，尤其是前文所提到的“红夷大炮”。但“红夷大炮”的真实由来是，“神炮出自红毛夷国，今广东濠镜澳夷亦能造之”(13)庞乃明：《“船坚炮利”：一个明代已有的欧洲印象》，《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这说明“红夷大炮”的制造和使用方法，是来自与明朝打过交道的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红毛夷国”的。这意味着，近代中国军事上所使用的火炮都应该被视为“西学东渐”的产物，能够发明出火炮的“红毛夷国”有理由让中国的统治者忌惮。

“乾嘉学派”的“考据”则让统治阶级可以放下对“红毛夷国”的顾虑，他们“对西方……传播进来的科学技术……得出‘西学东源’(也称西学中源)的结论”(14)刘大椿：《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将实际的“西学东渐”解读成为所谓的“西学东源”，对清王朝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一，若“西学东源”真的成立，那便意味着中华文明有资格被视为世界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处于“盈泰”的状态；其二，在最为优越的文化引导下的中国，继续发掘文化内部的精髓，就有能力继续维持“盈泰”的状态。

更进一步来说，“西学东源”的论述相较于论证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更加能够巩固人们对文化的信心：大清帝国所坐拥的是世界上最为优越的文化，其他形态的文化只有借鉴中国文化或被中国文化所教化的资格。如此可见，“西学东源”可以说是“夷夏之辨”观念狭隘化和绝对化后的一种变体，它为中国文化在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舞台上树立了一个核心地位，加之当时亚洲范围内的中国的综合实力的确无可匹敌，“天下无双”“唯我独尊”的文化心态也就进一步滋生。

“持盈保泰”本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产物，但伴生出的“西学东源”的观念却成为了一种短视与偏见，中国的文化心态在此时已经从“文化自信”异化成了“文化自负”，即对本国文化的尊崇，异化成了对本国文化优越性的盲目夸大和对外来文化的过度鄙夷和排斥，从而阻碍本国文化的革故鼎新。

(二)从“天朝上国”到“师夷长技”：异化的“夷夏”观念的残存

代表华夏文明的清王朝已是“天朝上国”，其他“外夷”只能代表野蛮和落后：这成为 “康乾盛世”之后，清朝普遍的文化心态和“夷夏”观念。加之清朝的“手工业和小农业相结合，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15)乔瑞雪：《从多元视角解析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产生根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使其认定文化或经济方面都没有和他国建交的必要，于是坚定地做出“闭关锁国”的决定。

“闭关锁国”的政策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相对平静的发展环境，但这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文化更加缺少对外交流，走向更加自我封闭的状态。加之此前“西学东源”说的吹捧，中国文化“唯我独尊”的气势日盛，当西方国家与中国接触时，“清方仍……把西方看成……新夷狄”(16)柳岳武：《道、咸、同时期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瓦解之考析》，《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英王送给乾隆的礼物中，就有显示英国军事力量的舰炮模型及枪支，但乾隆对此毫无介意”(17)陈亚兰：《清代君主集权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3期。——清朝同西方一次次漫不经心的“邂逅”，也一次次浪费了向西方认真学习的时机。

直到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西方文明之间的正面冲突才真正爆发，清王朝也才真正开始“开眼看外夷”：此前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交流其实是试探性的，毕竟他们曾听闻过中国的伟大和繁荣，觉得与中国贸然开战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获胜，何况在明末清初中西方爆发过的一些战争中，西方国家也并未占到优势；对于清王朝而言，则要为此前的“闭关锁国”和“故步自封”买单，他们在鸦片战争中所见识到的才是“日不落帝国”的真实实力，清王朝此时也真正被坚船利炮“打”入近代史的进程，“中外关系由‘天朝’时代转入了条约时代”(18)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497页。。

鸦片战争的战败，让中国文化“正统”和“先进”的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清王朝的“文化自信”乃至“文化自负”的心态，也从此开始弱化甚至趋于崩塌。只是一向以“骁勇善战”自诩的满清贵族不可能一开始就服输，他们更不可能将战争的失利归结到统治制度的腐朽或治下的社会的生产力落后上，因而他们在总结败因时最普遍的共识是战败的原因“乃在于英人之‘船坚炮烈’”(19)庞乃明：《“船坚炮利”：一个明代已有的欧洲印象》，《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达成这一共识的目的对当时的清廷而言，其实隐藏着可以尝试卷土重来的心思，因为此时的历史和那场让清太祖努尔哈赤郁郁而终的大败很相似。彼时努尔哈赤所领导的政权还叫后金，“明与后金宁远之战，明军利用红夷大炮予后金军以重创”(20)刘鸿亮：《明清时期红夷大炮的兴衰与两朝西洋火器发展比较》，《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但后来清军重用俘获的明朝工匠、积极钻研炮体结构和钢铁冶炼技术，很快就能大批仿制出曾重创他们的西洋火器，还摸索出“用马队并在红夷火炮掩护下进行宽大正面的高速冲击”(21)刘鸿亮：《红夷大炮与李自成大顺军的衰亡》，《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的有效战术——清太宗皇太极正是依此大胜明军。

可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倡议，是照顾到清朝统治阶级的情绪的：从历史经验来看，清太宗皇太极就是通过学习明朝的火器制造技术后，又在钻研火器战法的基础上击溃明朝的，是师敌“长技”以制敌的范例；从现实影响来看，“师夷长技”不会动摇清王朝或中国文化的中心和优越地位，因为“技”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一直不处于核心地位，西洋火器在传统文化体系中也属于“奇淫巧技”的范畴，所以“师夷长技”不等于承认自己落后。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师夷长技”的观点的确说明有识之士开始“开眼看世界”；但从本质来看，“师夷长技”并未彻底摆脱“夷夏”观念的异化给中国文化带来“文化自负”的心态。

(三)“洋务运动”败于“明治维新”：异化的“夷夏”观念的崩塌

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又在对外的战斗中接连战败，国内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并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让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之中。面对生机勃勃的西方文明，落寞的中国自然是心向往之，向西方学习似乎成为必然的趋势。

可“凡提倡学习西方文化的创议，都无例外地必须回答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22)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虽然人尽皆知此时的中国必须要做出改变、做出选择，但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地位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直接捆绑，就意味着这些改变和选择需要既让统治阶级不失体面，又要让国家看到些许希望才能实行。

彼时郑观应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写就了《盛世危言》等名篇，其中已经涉及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并已经有废除科举制度，建立西方议会制国家的思潮——可是对于西方国体和政体的学习，是清政府绝不可能接受的；相比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就更显得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其既强调应该学习西方优秀的文化元素，又不质疑“中学”的主体地位，其倡导者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体现了近代天文知识、地理知识以及制造业知识的传入”(23)陈玲、王东：《〈海国图志〉对近代科技知识的引进及其意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也只是关注西方科技知识的引介，并不谈及中西体制的优劣。

对当时的清政府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向整个国家乃至世界证明，坚持以“中学”为指导思想的封建统治，再加上学习西方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方面的知识，就足以让国家重新振作。这样一来，就可以保证清王朝统治地位的“中学”自然要被保留且居于主导地位，而“西学”则主要学习代表“长技”的部分，即“关注的主要是西方先进而实用的科学技术”(24)周桂英：《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冲击及其重塑》，《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这样“洋务运动”的推行就显得顺理成章，当然其成败也关系到“中体西用”观念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以“中学”为“甲胄”的清王朝是否已经彻底落后于时代。

需要承认的是，洋务运动对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了很大贡献。“洋务派”创办的汉族武装力量是抗击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创建的清朝水师实现了中国国防的近代化，兴建的近代化工厂和近代化的学校则分别实现了中国社会生产和教育的近代化。应该说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的“纸面上”的变化是不小的，“洋务运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25)王亚明：《洋务运动失败原因再审视——基于文化和制度的多维空间》，《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但1894年的“甲午战争”，才是对洋务运动成效的真正检验。此时洋务运动已经推行三十余年，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已经走上了近代化进程；日本则是在“明治维新”后，推行了二十余年的新制度，正意图瓜分世界——中日无论谁能在战争中获胜，均将证明其国际地位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可以想象，面对日本这样一个曾经的宗属国，表面上有了新面貌的中国很容易再度摆出“天朝上国”的姿态，以至于当时清政府实际的控制者慈禧太后，还一度认为中国有能力尽快结束战争，不会破坏她举办寿宴的心情。

从当下的视角审视彼时的中国和日本的话，很容易得到中国将大概率战败的结论。十七世纪初“日本就确定了荷兰商人的拜谒制度……这项制度使幕府……意识到西方科技的强大”(26)王涛：《明治维新是一场突变吗？——兼谈洋务运动的失败》，《兰州学刊》2018年第6期。，这意味着虽然“明治维新”对日本国体的变革显得相对突然，但日本的统治阶级早已通过与西方国家的交流，认可和理解了西方文明，国家制度的改变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中国的“洋务运动”，虽然表面上起步早于“明治维新”十年左右的时间，但事实上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和理解，已经比日本晚了不止一百年的时间，对应到实战中，就意味着中国对近代战争之战法的理解，对武器配置、保养和补给方面的认知将全面落后于日本。

史学界将“甲午战争”的中国之败，认定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因为中国被几乎同期并且积极进行社会制度改革的日本击败，意味着中国的“中体西用”模式的失败：但似乎更为公平的评价应该是，更早制定“开眼看世界”制度的日本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而在“洋务运动”败于“明治维新”之后，清代中期以来形成的“夷夏”观念几近崩塌，“天朝上国”已是梦幻泡影，面对此时的西方文明，中国的文化心态已跌落为“文化自卑”。

三、近代“夷夏”观念的解蔽与“文化自信”重塑的反思

(一)谨记“夷可治夏”的文化进步模式，谨防“夏可成夷”的文化退化

系统考察传统意义上的“夷夏之辨”的观念就会发现，“夷夏之辨”的必要前提就是，要明确文化自身是动态的实体，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相对地位可能发生改变。

对应于清王朝时中国文化之兴衰便是：清王朝之兴，源自其对优秀文化元素的积极吸取，才实现了内平民族纷争、外御战争侵略的“内圣外王”之治，实现了文化总体的发展，也验证了“夷可治夏”的命题；清王朝之衰，则源自于其忽视了“夷夏”关系的动态性和辩证性，一日可“持盈”不代表万世可“保泰”，一朝胜于“夷狄”不证明千秋可为“华夏”。尤其是当“夷狄”接纳了先进的文化元素后就有能力让“夷夏”的地位发生颠覆性的翻转，更何况以“红夷大炮”夺天下的清王朝一度没有摆正中西方文明的真正地位，乃至清王朝当年以“闭关锁国”的心态面对西方文明时，才发现更加厚积薄发的“红毛夷国”才是当时先进文化的真正代表，腐朽的清王朝早已堕落为真正的“夷狄”。

可见，完整的“夷夏之辨”的观念，揭示了“夷可治夏”的文化进步的模式，即吸纳文化的先进要素，任何文化都能提升格局甚至逆转地位，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揭示了“夏可成夷”的可能性，即当一方文化开始拒斥优秀的文化要素时，就将有被其他文化所超越的可能：对于现当代的文化发展而言，继续接纳人类的文明成果便是延续文化进步的正确模式；相反，拒斥文明成果的封闭的文化心态，则容易带来文化心态由自信向自负的异化，并造成文化的整体衰落。

(二)将“夷夏之辨”理解为社会发展需求之辨，以合理分析文化的发展趋势

“洋务运动”的失败，让清王朝“中体西用”的策略不再被认同，于是“全盘西化”成为了一度被鼓吹的思潮。但“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它们都忽视了文化的成长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关联：文化上过分肯定“中体”，实际上没有将当时的中国放置在一个国际化的社会背景下，清王朝想在一个已经不再彻底封建的中国社会中继续推行封建制度，其失败不可避免；“全盘西化”则没有明确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充分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基础，保证彻底的西方文化及其体制被接纳。

可见，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夷夏之辨”，其本质就应该是探究文化内涵与社会发展需求是否适应之辨：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不再适应已经被迫国际化的中国，所以“中体西用”行不通；中国的社会阶级构成中没有充分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基础，所以“全盘西化”也不会成功。因此，对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以社会历史的需求为导向：文化的“夷夏”或高下之辨，事实上就是社会历史发展需求之辨；决定文化之贵贱、“夷夏”之分别的，不是它出自何人之口，而是它是否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适用“夷夏”观念，重塑“文化自信”

自春秋以降，中国文化以“夷夏之辨”为前提、以“以夏变夷”为策略，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多种文化元素交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文化体系。“夷夏之辨”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交流与发展的策略，并且这种策略经过千百年的试炼让中国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并建立了中国在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自信”。

虽然“夷夏”观念在近代文化史上的嬗变及其异化，让清王朝时期的中国文化带着“故步自封”“自视甚高”的心态，走上“文化自负”和“文化自卑”的歧途，但是这也从另一个方向证明，“夷夏”观念在其最原初的状态下蕴含的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包容的文化格局，以及其揭示的文化发展的动态性和辩证性的智慧与“初心”，正是“文化自信”重塑所必需。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依然有很多类似“夷夏之辨”这般值得考据和辨析的内容。对它们进行反思和扬弃，方能寻回文化的“初心”，复归文化的本真。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国际社会都在努力构建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交流甚至碰撞将在一个更高的频次和更深的层次上发生。这意味着中国的“文化自信”之重塑，所立足的视野也应该拓展为国际社会发展的需求层次。

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中国文化要在国际社会存续，就要树立独特的文化特色，即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对中国文化既有的内容进行客观的扬弃，以使得中国文化的各个部分都能保持“持盈保泰”甚至“由夷成夏”的趋势，并防范“由夏成夷”现象的发生，以保证中国文化以一个完整、积极和开放的姿态呈现，以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作为人类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中国文化应该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对有益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就持接纳的态度，并对不利于国际社会发展的文化现象或文化实体进行中肯的批判，以“华夏者华夏之”而“夷狄者夷狄之”为基本的文化心态，以确立“文化自信”的国际形象。

对于中国或其他一切形态的人类文化所取得成就而言，则要秉持“夷夏可变”的辩证态度。当初很少有人想到过，近现代成就颇丰的西方文化及其所孕育的工业文明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生态危机，而当初被西方文明打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等观念如今却能在当代更好地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说明某一种文化在一时一事上的得失，不足以树立长久的自信或完全的自负，历史的发展在说明文化的“夷夏”地位可能易位的同时，也说明无论是某个具体的文化实体的发展，还是人类文化的整体发展都要有一个审慎的态度：无论是清朝的中国文化发展到“康乾盛世”后，就自诩“天朝上国”的心态；还是西方文化在“工业革命”后，就沾沾自喜于已取得的成就而将人类视为自然的驾驭者的心态，均是“文化自信”异化为“文化自负”的惨痛教训。

“夷夏之辨”的观念提供了深刻的文化交流和发展智慧，它主张接纳优秀的文化要素作为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以保证中国彻底走出近代文化自卑的阴影，重塑自信的形象；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则主张辩证地评价各形态文化的地位，并注重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乃至人类文化的成就，以审慎的态度谨防“文化自负”的异化现象的出现，从而保证中国能以真正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重塑属于中国也属于人类世界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