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法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的转变

2020-12-09 01:26何雨峰
时代人物 2020年31期
关键词:蓬皮杜戴高乐进程

何雨峰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北京市 100010)

作为欧共体的创始国之一的法国,其对欧州的政策一开始并不是为了欧洲的利益,而是为了法国自身的利益。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当大部分西欧国家都在思考将欧洲联合以防止战争的再次发生并重建欧洲,法国却多次阻碍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在戴高乐任期内,虽然其推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但主要目的还是在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而且戴高乐不仅反对防务一体化,也一票否决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等等一系列事件。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蓬皮杜接替戴高乐成为总统之后,法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态度相比在戴高乐时期则更加积极,但本质上,法国的目标依然是自身利益。而该过程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法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转变的历程

法国对欧盟政策的转变大致可以分成1946~1958的第一时期,1958~1969的第二时期与1969~1974的第三时期。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法国由一开始比较支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到戴高乐时期为了法国自身利益,多次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并出现了多次危机,比如空椅子危机。到蓬皮杜接任后,法国的态度则再次转变,蓬皮杜认为欧洲一体化可以增强法国的实力,所以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比较支持。

第一时期的法国对欧洲政策 1946~1958年。在这一时期内,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法国实力迅速下降。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认为只有通过欧洲联合才可以恢复自己的实力与大国地位,再加上美国的极力倡导,所以在这一时期内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开始与联邦德国和解,国民议会也敦促政府“建立赋予有效权力的欧洲机构——通过它来使得欧洲各国和德国的关系能够正常化起来” 。于是在让·莫内与罗贝尔·舒曼的提出了关于法、德煤钢生产联营的计划,也就是舒曼计划。在此基础上,1951年4月18日,法、德、意、荷、比、卢于巴黎签订《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并且在1957年,六国政府签订了《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诞生。

第二时期法国对欧洲的政策 1958~1969年。由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无力处理殖民地爆发的民族起义,这个存在了13年的政权宣布倒台,随后第五共和国成立,第五共和国确立了半总统半议会制,确立了法国总统在法国政府当中的重要地位,而戴高乐也就任为第一任总统。虽然戴高乐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但在这一时期内戴高乐一改之前的态度,开始推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并且也实现了法德和解,签订了《爱丽舍条约》。但这不意味着戴高乐放弃了国家主义政策与法国自身的利益,比如该时期内发生的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事件与空椅子危机,则表明了法国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原因还是要实现自身的主导地位,并且把欧洲打造成欧洲人自己管辖事务的欧洲,摆脱美苏施加的影响,实现外交独立自主。

第三时期法国对欧洲的政策 1969年至1974年。在五月风暴的强力冲击之下,戴高乐被迫辞去总统职务,隐居科隆贝直到逝世,而戴高乐的得力副手,乔治·蓬皮杜于1969年6月15日当选为法国总统的。作为戴高乐当政时期的二把手,蓬皮杜继承了戴高乐时期的基本原则与政策,但他的政策相比于戴高乐则更加柔和,更加富有主义现实色彩,而且蓬皮杜更加注重针对于欧洲与地中海地区的外交政策,以实现“欧洲人的欧洲”的政治理想。蓬皮杜在海牙会议上提出了“完成”“深化”“扩大”共同体的纲领。在“完成”政策方面,成员国之间已经于1968年建立了关税同盟,对外汇率拉平,在罗马条约的规定时间内完成,并且欧共体内部也逐步取消了大部分农产品限制,制定统一价格并形成了统一关税壁垒。为了推行欧共体的“深化”政策,在1969年,六国首脑会议决定建立专门协调外交政策的政治合作制度,强化了各国之间的政治合作。同时蓬皮杜也提出要建立起欧洲的经济与货币联盟,促进欧洲“以一个声音说话”(但由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危机,经济危机与石油危机导致计划停滞)。蓬皮杜也终于改变了自戴高乐担任总统以来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政策。蓬皮杜希望在完成“完成”与“深化”阶段后,开始实行“扩大”政策,为英国加入欧共体做准备。“作为回报,其他共同体国家同意关于扩大共同体的谈判的是否举行取决于是否把主要农产品纳入共同农业政策,特别是把这项政策所需经费从主要靠各国按比例分摊转为依靠共同体自身收入来源。”最终于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

法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转变的原因分析

对于法国来说,其对欧洲一体化政策的转变历程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法国长久以来的大国历史;戴高乐试图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以及法国政府(第四共和国时期)与他国政府的利益诉求。这几点促成了法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的转变。

长久以来的大国历史使得法国在战后希望恢复大国地位。法国在历史上可谓是称雄一方的欧洲霸主。早在十六世纪法国就与英国、西班牙、奥地利并列为欧洲强国。进入十七世纪,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通过一系列战争, 最终于1684年签订《累根斯堡条约》为标志建立起欧洲霸权。而在拿破仑时代,法国则达到了国力的顶峰,拿破仑以一国之力横扫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也是顶住了德国的压力,以战胜国的身份一雪普法战争之耻。法国不仅有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特性,也具有向世界传播先进政治思想的革命特性。其大国地位始终与道义责任与历史使命感融合,造就了其以救世主自居的民族心态。而且法国人的文化自豪感非常之强。所以保持大国地位,一直都被法国视为关键利益,一直深扎于所有法国民众与法国领导人心中。而在二战后,因为战争的摧残导致法国国势衰微,已经无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维持其大国地位。所以在二战后,恢复其大国地位,重振话语权被法国政府与国内民众视为重中之重。

戴高乐认为法国的利益至上。虽然戴高乐在第一时期内未在政府担任官职,但他依旧对法国对欧洲政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戴高乐在这一时期内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的政策不同,戴高乐极力反对欧洲的联合,并且认为此种联合势必会导致德国的重新崛起。自1946年辞职之后,虽然他将到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自己回忆录的创作,但对于欧洲时局以及法国的未来的关切热情依旧不减。而当时所有为了团结欧洲而做出努力的政治家与学者(包括联邦主义者,功能主义者与新功能主义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要求,限制民族国家的权力。而这也与作为绝对的国家主义者的戴高乐以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想法严重冲突,所以在1946年-1958年期间,戴高乐一直对法国加入欧洲的重新联合表示反对,并且他对舒曼协定也嗤之以鼻,认为舒曼协定无用而且对法国的利益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并且更是对于舒曼作为前维希分子的舒曼也大为反感,惧怕他再度出卖国家主权。虽然后续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内,法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欧洲煤钢共同体所提出的在重工业与煤炭开采业方面取消关税依然无法劝服戴高乐及其所创建的政党——戴高乐党(Rassemblement pour la République)。甚至在在1954年3月,戴高乐甚至发表演说,表示:“祖国正处于危险中!”。而且欧洲防务一体化的进程也令戴高乐与法国政府忧心忡忡。除了来自德国的威胁,戴高乐也认为如此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势必会威胁到法国的主权与军队的控制权,并且会“全权让渡给美国,并且与战败的德国结合势必会消解法国自身”,让法国梦寐以求的大国复兴梦愈发模糊。他反复阐述他对于“欧洲军队的”反对,一旦如此超国家的权力机构被建立起来,必然会消解掉目前该体系内部的六个国家,所以他提出要让该体系内的六个国家继续保持独立,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在这六个国家当中起主导地位。而他也影响了不少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并且使得他们也在最后的投票中反对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但随着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成立,戴高乐成为了第一任总统,但彼时法国对欧洲联合过程的态度相比之前已经积极了许多。由于戴高乐认为欧洲的联合在经济上可以带来颇多好处,而且也提出要联合德国,以此团结整个欧洲。进入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期之后,戴高乐开始推动欧洲的联合,希望借此来来实现法国的复兴。在1959年1月,当戴高乐正式上台时,其公开表示将不折不扣的执行《罗马条约》的内容。除此之外,戴高乐也认为,与德国的和解才可以实现欧洲的联合,所以戴高乐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于1963年签署了《爱丽舍合约》。但这不意味着戴高乐会彻底的推动欧洲的联合,在这之上,法国的利益更加重要。以戴高乐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为例,由于戴高乐认为如果同意英国加入欧共体,法国将无法维持其优势地位,英国与德国在欧共体将成为法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影响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戴高乐希望欧洲能够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物,减少美国的干涉。而英国由于与美国密切的联系,导致戴高乐对于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请求一直持反对意见,所以法国政府在1963年首次一票否决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虽然英国方面并不灰心,1964年于1967年5月第二次申请加入欧共体。但仍然出于对于英美关系的反感态度与担心英国会破坏欧共体现有的市场规则,戴高乐再次一票否定。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同样重视法国的利益。虽然在联合欧洲的政策上戴高乐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存在较大偏差,但根本上,二者都是希望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除了戴高乐本人的影响之外,从地缘政治方面也可以窥见法国政府本身的担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西方的对峙压力越发增大,西欧各国都十分担忧来自东方苏联的威胁,所以欧洲防务一体化的进程也就被摆到了桌面。但该计划也就意味着对德国的重新武装来促进西欧在军事上的合作,以此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但这就深深刺痛感了法国人的神经,德国完全有能力依靠援助与一体化进程再度振兴,并发动下一次世界大战。所以法国自然对该计划忧虑重重,但为了防范苏联,法国政府也只能进行利益的权衡,选择欧洲防务一体化来对抗苏联。但随着冷战结束与国际局势的缓和,实现欧洲防务一体化也不再是迫在眉睫之事,国家主义再次取得主导。1952年5月27日,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签署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而且法国政府为取得国民议会对条约的支持,不仅将煤钢联营作为防务共同体的组织架构范本,还在机构设置中预留专职部门,负责防务共同体与煤钢联营的沟通合作,而且为《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适用性协定书》( Protocol of Application of the Treaty Instituting EDC) 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内容包括“两德统一或者美国、英国撤离欧洲的情况下,任何成员国都可以单方面退出防务共同体”等十一条内容,但该条约无法使得另外五个成员国认可。于是法国国民议会在1954年8月30日否决了该条约,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被彻底埋葬。

其他欧洲国家对自身利益的重新重视。伴随着1957年3月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政府首脑和外长在罗马签署《罗马条约》,标志着欧共体的成立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但在《罗马条约》的制定过程中,各国为了讨好法国被迫接受了许多自身并不愿意接受的条款,而且法国也在条约中收获了颇多好处,比如减少欧洲的工业贸易并以更大的农业贸易来代替,法国可谓该条约的最大赢家。但这激起了其他五国的不满,放弃过多的国家利益导致他们不愿意再度一昧附和法国。德国首当其冲,虽然在戴高乐与阿登纳的努力下,两国逐步和解并进入外交“蜜月期”并且于1963年签订《法德友好条约》(又称爱丽舍条约)。但当这份条约被呈递到联邦德国国会的时候,联邦德国国会在该条约前添加上一条序言,表明该条约不影响它们签订多边条约的义务和权利; 并且条约必须促进欧洲和美国的紧密合作、北约的共同防务和一体化以及有助于实现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统一。[]但由于法国一直以来倡导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希望减少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预。所以这一修改遭到了法国议会的否决。虽然这份条约在联邦德国国会获得通过,但德国总理阿登纳也因此被迫下台。新上任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则是阿登纳的反对者,其上台之后调整联邦德国对外政策,不希望加强法德合作转而强化与英美的关系。导致法德关系迅速降温。在农业共同体的收益与费用分配方面,德国所需要支付的费用也高得吓人,所以联邦德国希望对农业共同体(CAP)进行改革减少不平等,但如此以来有触犯了法国的利益。而另外四国也因为长期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对法国该感到了不满。在19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的部长会议上,为了解决农业资金问题,委员会决定使用共同体自己的资金取代成员国捐款,而这些资源将由共同体自身的关税来提供,如此增加欧洲议会的预算权力以控制这些资金。但此决议加强了超国家组织的权力,引起了法国的严重不满,法国担心在多数表决问题上另外五国可能会在多数决定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挑战共同农业政策。法国也希望继续通过国家出资而非共同体自身融资来削弱欧同体的超国家性,保证法国的领导地位。这些分歧导致会议进程陷入停滞,整个委员会在未能在三年前《财务条例》第25条第7款规定的最后期限(即1965年6月30日)之前就共同农业政策的筹资达成一致,于是在同年七月一日,法国政府发言人宣布,如果会议没有进展并且涉及共同市场,七月份将不会再进行会议,随后法国驻布鲁塞尔大使撤回,“空椅子危机”正式开始。虽然在这之后各国为了缓解危机,针对法国推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如农业资金一部分按照一般分摊公式提供,另一部分将根据非共同体国家的进口量增加。但这依然无法使得法国满意,而且导致各国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危机以六国部长的相互妥协与“卢森堡妥协”的签订而告终。

接纳英国以对抗联邦德国。二战之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崛起。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之中排名第三位,出口量为第二位。而黄金外汇储备则为世界第一位。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引起了蓬皮杜的不安。他认为,联邦德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必然会威胁到共同体的平衡,使得共同体被联邦德国控制,将法国从在共同体当中的领导地位赶下来。而且在货币危机(美元贬值)当中,联邦德国依赖强大的经济实力开始不再跟从法国的意见。更令蓬皮杜感到忧虑的是,在石油危机与经济危机当中,联邦德国更加倾向于听从美国的意见,放弃了原先与法国达成的协议。联邦德国如此强大的实力与不可控因素导致法国深感忧虑,所以其开始考虑将英国纳入共同体当中制衡联邦德国。同时,欧洲的联合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处于停滞阶段。而英国的加入则是解决停滞问题的唯一手段。而英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可以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除此之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其关注点主要局限在印度支那半岛,无力抽身关注欧洲事务,使得英国作为美国的“特洛伊木马”的威胁程度大幅度降低,促使法国态度缓和,加大了接纳英国的可能性。最后,蓬皮杜在法国总统选举过程中也对民众许下了了欧洲开放的诺言,参加总统多数派的中间派政党把恢复英国参加欧共体谈判作为合作的一个条件。在蓬皮杜当选之后,所形成的法国沙邦·戴尔马内阁也具有相当浓烈的欧洲色彩。为了维护总统多数派需要与内阁统一,接纳英国可谓势在必行。

法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带来的影响

当法国实施其政策时,不仅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产生了影响,在宏观角度,其也对当时世界的两极格局产生了一定的撼动。法国的政策不仅导致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稳定发展,但法国也同样使得欧洲没有被美国彻底控制,法国关系也出现了降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法国成为了除美苏之间的第三极。

共同体发展的不稳定。作为世界性的强国,法国一直将维护其大国地位作为主要的外交目标。自二战之后,其实力大幅衰减,恢复昔日大国荣光则愈加膨胀。另外,凭借其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工业等硬实力与其在欧洲历史上的大国地位,法国自然而然成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法国始终将欧洲一体化进程视为恢复其自身大国地位的途径。一旦一体化的利益与法国本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法国势必会选择维护本国利益。即便在戴高乐上台后开始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但本质上只是实现法国伟大、独立以及其全球战略的过渡手段。即便蓬皮杜更加大力的推进欧洲一体化甚至一改戴高乐时期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强硬态度,但他只不是将西欧的联合更加紧密的同法国的大国地位的复兴联系在一起,本质上蓬皮杜依然是戴高乐主义的继承者,并没有改变该主义的核心。所以显而易见,在这一时期内欧洲联合的进程是十分曲折的,虽然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利益争端延误了一体化的进度,但这其中法国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势必为最为主要的原因。

西欧各国的相对独立。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法国阻碍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但其同时也帮助欧洲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了美苏对整个西欧国家的干涉。因为在戴高乐主义中,法国不仅要恢复其大国地位,同时也要将整个欧洲变成欧洲人自己管辖的欧洲。法国作为一体化进程的“主心骨”,在外交上拒绝跟从美国的战略方针,反对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甚至一度退出北约(2009年3月11日,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宣布法国将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不仅如此,在蓬皮杜时期,法国政府也在缓和与美、苏之间的关系,试图构建巴黎、华盛顿、莫斯科的三角关系,其甚至利用该关系遏制来联邦德国的崛起。而且法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其多次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尝试将西欧纳入美国领导的想法破灭。可以预见到,一旦法国没有奉行戴高乐主义或者新戴高乐主义,西欧将彻底沦为美国对抗苏联与华约的工具,在冷战之中耗尽自身实力。

法国与美国关系的降温。二战结束后,为复兴欧洲,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而法国则是其中收获利益最大的国家,获得了马歇尔计划提供援助的23%,是为接受援助最多的国家。而且由于对于东方的恐惧,法国也与美国一道与苏联对立。但随着第四共和国的倒台与戴高乐的重新掌权,法美关系由第四共和国时期的盟友关系变成了相互对抗。由于印度支那战争之后,法国经济好转不再需要美国的援助,而且美国多次拆台英法,导致其对外战争失败,加之本身法国的大国目标,使得法国与美国在大量关键问题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比如核武器问题(美国拒绝提供技术,法国便自行研制原子弹并且成功)与对苏联问题上持以缓和态度,无不是在挑战者美国的权威,戴高乐的政策也被美国政府视为叛逆之音。而在欧洲政策方面,美国一直希望将整个西欧纳入自己的领导范围,但法国对美国的欧洲政策持反对态度,并且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对欧洲计划的落空。在整个戴高乐任总统的时期,法美关系相当尴尬,对抗气息明显,在蓬皮杜接任法国总统之后,虽然这种僵持的局势没有得到缓和,但法国也没有在继续挑战美国。

作为长久以来的欧洲强国,法国始终在欧洲政治中占有者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二战后,虽然其作为战胜国与联合国创始国,但依旧无力改变美苏冷战的局面。而法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外交独立,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复兴之路:其对内进行行政集权,对外坚持独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法国过度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可避免的遏制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也出现了比如空椅子危机这样严重事件,严重打击了欧洲国家一体化的信心。但法国也确实使西欧在政治方面一定程度减少了美苏对于其的干扰,实现了戴高乐所认为的让欧洲人自己管理欧洲的政治理念。当进入二十世纪,欧盟也已经成为世界多极化之中具有关键地位的一份子。而法国也最终取得了对欧盟乃至世界的大国地位,在欧洲与与德国一同推进着欧洲经济发展,在世界上推动如气候变暖等关键问题的解决。这都需要归功于之前几代法国领导人对法兰西大国地位的不断追寻。

注释

[1]张锡昌.周剑卿著.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M].世界知识出版社.ISBN 7-5012-0575-2/D.107.P289

[2]曹占伟.试析“法德轴心”形成的契约基础——《爱丽舍条约》签订的背景[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30(10):67-69.

[3]李胜玉.论“空椅子危机”的缘起与妥协[J].长治学院学报,2020,37(0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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