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后期《海东绎史》的作者及成书背景

作者简介：金丽华（1982-），女，吉林省吉林市人，韩国首尔大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韩国古典文学、中韩古代文献交流。

摘 要： 朝鲜后期史家韩致奫所编撰的《海东绎史》是一部非常特殊的历史文献，编者主要通过辑录540余种中日两国文献中与朝鲜相关的记录编辑而成。《海东绎史》的成书主要受到当时朝鲜后期知识文人对自国历史书写意识觉醒的影响，由于韩致奫与柳得恭、丁若镛等人交游，该书的编写又与实学派人士的历史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

关键词： 韩致奫;《海东绎史》;成书背景;实学派

【中图分类号】P19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15/j.issn.1674-3733.2020.41.194

朝鲜后期史家韩致奫的（1765-1814）《海东绎史》与安鼎福（1712-1791）的《东史纲目》、李肯翊（1736-1806）的《燃藜室记述》并称为“朝鲜后期三大私撰史书”。这部史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利用外国文献来编纂本国历史。编者从当时流传在朝鲜的540余种中国和日本的文献中，搜集了所有与朝鲜相关的记录，按照一定的史书体例进行重新编辑，并插入了大量的编者考证内容。正是由于这样的编书特点，使得这部书在19世纪东亚书籍交流史乃至文化交流史上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

然而，针对这部史书的研究成果却与其学术价值形成了反差——在《海东绎史》广泛刊印、被介绍至我国、甚至被译注成现代韩国语的过去几十年当中，针对《海东绎史》的研究积累并不丰富。韩国方面关于《海东绎史》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基于对该书分类体系、编纂结构等表层内容所作的宏观考察，这些研究旨在阐述《海东绎史》在各个相应学术领域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与研究价值，尚未涉及编者的交友情况、成书背景、书中的具体内容、编纂方式上的特点以及编纂者所作考证工作的性质等基础问题。笔者遂先就此书的作者生平及交游、编史目的、其成书的时代背景等方面加以探讨，以期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阐述《海东绎史》的成书背景，并对前贤所评价的该书之学术意义进行进一步追述。

1 韩致奫的生平及交游

韩致奫，字大渊，号玉蕤堂，世系为清州韩氏，朝鲜英祖41年（1765）在汉阳罗洞出生。父亲通德郎韩元道在他三岁时离世，由母为高灵申氏悉心抚育，九岁读书通大义。正祖13年（1789），25岁的韩致奫中举成为进士。由于当时的清州韩氏作为“南人”一派早已在政治舞台上失势，所以即便考中进士，也很难进入仕途在官场上有所作为。清州韩氏作为朝鲜王朝初期的“勳旧派”名门望族，虽然直到光海君任政时期辈出显达高官，却在“仁祖反正”之后，随着被编入“南人”一派，再未出现过宰相级别的高官。大体从17世纪起，这一曾经的名门望族开始走向衰落，步入官场的清州韩氏们官职卑微，而到了韩致奫父亲韩元道这一代，更是没有得到过一官半职。加之其长兄韩致圭留下年仅四岁的儿子韩镇书与世长辞，因此，韩致奫还承担起抚养侄子的责任，面对没落的家势和窘迫的境况，他选择放弃进一步科举，只在家中自修。

1799年，韩致奫随族兄韩致应（1760-1824）踏上前往清朝的“燕行之路”。此番燕行，让韩致奫对乾嘉之学有了一次切身的体会。回国后不久，他便开始《海东绎史》的编纂工作，直到1814年去世，几乎都专注在此事上。此前研究都认同1799年对于韩致奫来说是他在学术和思想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韩致奫离世之后，其友人作挽联以示哀悼。

曾经历任史官、性格耿直的洪命周（1770—？）写下了“眼阅中州恢地步，手编东史驻精神”的挽联。以清官廉吏留名的济州牧使沈英锡（1767—？）也通过挽联“文字编成东国史，山川周览北京行”指出燕行对韩致奫的重要意义。著有燕行录《蓟山纪程》的李海应（1775—1825）在挽联中写道“耿洁风裁茅季伟，温存性度郭林宗”。从另一个历任史官的金裕宪（？—？）所作挽章中也可以窥视到韩致奫的品性：“皎皎人如玉，温温气似兰。文章淘不染，辩博测无端。”而朝鲜后期著名学者秋史金正喜（1786—1856）则作了一首5言20句的挽诗表达对韩致奫倾注毕生精力编写史书的感慨之情：“宏雅王伯厚，精博顾亭林。以此评君者，犹非识君深。清弱仅胜衣，独具千古心。世人盆与盎，而君古罍鬵。世人濮与桑，而君大雅音。白苇黄茅裡，天花不染襟。五十年著书，兀兀甘销沉。生无范云釜，死惟黔娄衿。玄亭无人问，黄垆竟谁寻。独坐抚瓻书，双涕自淫淫。”从这首挽诗中可知金正喜在韩致奫离世之后获得一部《海东绎史》，这与目前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抄本《海东绎史》中印有金正喜的藏书印互为印证。金正喜虽出身名门，却喜好广交天下之士，无论是京华士族还是委巷布衣，都成为他交游的对象。在1809年燕行时，更是获得与清代知名学者翁方纲、阮元等人交游的机会。1814年成书的《海东绎史》中引用的翁方纲之文，应是金正喜所提供的资料。

以上挽联均收录在其曾孙韩日东撰写的韩致奫的行状《玉蕤堂韩公行状》之中。据说除了《海东绎史》以外，他还著有《燕行日记》等书，但目前尚未被学术界发现，亦或已经散失不存。除了上述与清流之士的交游以外，韩致奫还与朝鲜后期著名的实学派实学家柳得恭（1748—1807）、丁若镛（1762—1836）等人交往。柳得恭撰写了《海东绎史》的序文，其所著的《渤海考》引用了《日本逸史》中的部分资料，而相同的资料在《海东绎史》中也被辑录。18世纪前期刊印的《日本逸史》在当时的朝鲜属于较为罕见的一部日本书籍，除了柳得恭与韩致奫以外，李德懋的著作中也能看到征引此书的痕迹。显然，这是柳得恭与李德懋因奎章阁检书官一职之便，得以饱览稀有文献，并将此文献介绍给韩致奫，便于后者编书之用。韩致奫通过韩致应与丁若镛结识的可能性较大，丁若镛在两人赴清的践行宴上作了送别之诗《送别韩傒父书状大渊进士赴燕》，并在韩致奫燕行之后保持与其往来。丁若镛十分关系历史著述的编写，虽然他本人并未留下丰富的历史著述，但是《疆域考》却也是朝鲜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地理著述之一。《疆域考》中的内容与《海东绎史》亦有较多切合之处，例如两书均认同东夷文化为韩民族文化的起源;均对檀君朝鲜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质疑，并推崇箕子朝鲜为朝鲜半岛文化政权的起始。

2 《海东绎史》的流传及编书目的

《海东绎史》是韩致奫在1799年完成燕行之后，倾注了10余年的时间编纂的。他在生前完成了此书的前70卷，一般将此70卷称为“《海东绎史》原编”。1820年，韩致奫的长子韩镇国（1788-1857）曾将这部原编带到中国，介绍给清代文人。不过，70卷原编并非完帙，韩致奫的侄子韩镇书（1777-？）在叔父离世之后继承其遗志，于1823年完成了续编，即15卷的“地理考”。如此，总计85卷的《海东绎史》得以问世并流传开来。

《海东绎史》问世至今一直受到了相关学术团体和学者们的持续关注。此书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直到20世纪初期刊行了铅活字本。1911年“朝鲜古书刊行会”首先刊行了铅活字本《海东绎史》;1913年“朝鲜光文会”也以私人收藏的抄本为底本刊行了活字本。如前所述，这一版本还流传到了中国。不过这两种铅活字本都是将作为底本的抄本单纯地转化成铅活字进行刊印，所以抄本中的许多笔误也被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了活字本上。目前传世的《海东绎史》抄本有两种，一是收藏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藏本，另一部是收藏在首尔大学奎章阁的藏本。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是由《海东绎史》70卷与《海东绎史续》15卷两个部分构成的。仅看其“艺文志”部分的内容，则此本要比奎章阁藏本抄写得更加工整，而且用于刊印中的代表性汉字也使用得更多，另外还标有断句符号。不过，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中少了柳得恭所撰写的序文，而在《海东绎史续》中可以看到“金正喜印”藏书印。这个本子被部分学者认定为《海东绎史》的手稿本，但是通过与奎章阁藏本的比较可以发现，事实上后者的内容更为完整。奎章阁藏本为26册71卷，其中没有“地理考”部分，此本的字体不像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那样精巧工整，而且很多汉字都是当时的“简化字”，也没有断句符号。偶尔还会看到“男镇图侄镇书谨校”这样的字迹。由此可知，韩致奫的儿子与侄子都参与了《海东绎史》的校订工作。

韩国的“民族文化推进会”（现韩国古典翻译院的前身）则从1996年起主持负责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海东绎史》抄本的翻译工作，2004年出版了全善涌（音译）译注的《国译海东绎史》8集。此韩文国译本中也收录了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抄本的影印本，同时对抄本中相当一部分错字及漏字进行了校正。韩文译注本《海东绎史》的刊行成为相关研究的一项重要参考资料。

此前研究对《海东绎史》在朝鲜史学史及文化史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做了充分的阐述，但对于此书编书目的的解释，基本停留在援引柳得恭所作序文的层面上。由于《海东绎史》中并没有收录韩致奫本人所撰写的序文或者凡例之类的说明性文字，所以后世很难掌握其编书的直接目的，而柳序所述，则成了最好的说明：

东史，凡几种哉？所谓《古记》，都是缁流荒诞之说，士大夫不言可也。金富轼《三国史》，人咎其脱略不足观，而名山石室，茫无所藏。虽金富轼，亦且奈何？然则唯有郑麟趾《高丽史》而已，高丽以前何从而镜考乎？余甞欲取二十一史东国传删其重複，以注以辨，与《三国》、《高丽》二史相依而行，则庶或有资于徵信，卒卒未遂，亦未甞不去来于胸中。

吾友韩大渊上舍，性恬静喜蓄书，闭户考古，慨然有意于东史，与余不谋而合。又推而广之，汎滥乎正史之外，我东数千年事实，自经传以至稗在在散见者，几尽搜剔抄写，又手刀与糊，离而合，合而离，蓬首流汗，殆忘寝食，用五六年之力始分类立目，勒成一部。凡几卷，有世纪焉，有列传焉，天文、地理、礼乐、兵刑、舆服、艺文，各有其志 则居然而史矣。名之曰《海东绎史》。余所有意而未遂者，一朝焉获之，不亦快哉。

东人或言：东方史籍在平壤者焚于李勣，其在完山者，又焚于甄萱之败。此亦无稽之谈，东方岂有史籍？ 箕圣之世，斯可以断自唐虞、卫满以前，属之不修春秋。汉四百年自是内服，乐浪太守焉得立史官哉？此所以佚事异闻，必求诸中国然后可得也。（后略）

由上文可知，柳得恭十分看重《海东绎史》在史料选取方面的特点。他慨叹朝鲜本国史著之少，认为中国史书中收录了丰富的朝鲜相关历史记录，有必要将这些记录整理出来，再附以注文，加以考辨。这样编成的史书与《三国史记》、《高丽史》互为参照，才能真正算是掌握了“本国之史”。换言之，柳得恭认为韩致奫通过搜集外国资料中的朝鲜相关记录所编成的《海东绎史》，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让本国史“信而有征”，并在相当程度上补缺了朝鲜本国史书内容不够完整的缺憾。除此序文之外，韩致奫的侄子韩镇书在其所补编的《海东绎史·地理考》篇首也附了一篇序文，其间言：“家叔父病东史之无征，檃栝中国书籍之载东国事者，旁及日本书，无征不採。分类立目，积十数年工，书成，名曰《海东绎史》。独地理未及卒业，而叔父弃世，小子懼先志未遂，谨旧草又博採他书，以补地志阙焉。”

这篇序文中同样表明了韩致奫平日里常感叹朝鲜的史书内容疏略、缺乏客观史料证据，所以才会去调查有可能记录了本国历史的中日两国文献，这就是编写《海东绎史》的初衷。如果说，柳韩二人在序文中所述内容是《海东绎史》编纂的直接目的，那么，清代马骕（1620-1673）的《绎史》和江户时代松下见林（1637-1703）的《异称日本传》对编者的启发与影响，则可看作是编纂此书间接目的。1670年编成的《绎史》，主要出现在18世纪中后期朝鲜文人的记录之中。特别是李德懋在1778年燕行之时曾购入此书，并在《青庄馆全书》中留下如下记录：“《绎史》（马骕著）所引孟子异文逸句与《日知录》（顾炎武著）略有异同。

”除了此记录以外，当世的朝鲜知名学者正祖、徐滢修、李书九、成海应等人都在各自的著述中言及《绎史》，可知此书于18世纪中后期已经在朝鲜广泛流传。事实上《海东绎史》在体裁形式与记述方式两方面与《绎史》有相通之处：前者搜罗三代至秦朝的史料，以“新综合体”这种创新体制编纂而成;而《海东绎史》则是网罗中日两国文献中的朝鲜相关记录，以前所未有的独特方式编纂通史。显然，韩致奫将书定名为“海东”之“绎史”，其用意在于吸收马骕的史学成果，此举亦可看作朝鲜后期实学派人士积极接受清朝文物的表现之一。而《异稱日本传》同样在编书目的与体制方面给了韩致奫深刻的启示。此书作者松下见林以文献学见长，《异称日本传》搜集了中朝两国古典文献中关于日本的历史记录，并附以编者的考辨，分上中下三卷，其编纂的主要目的在于纠正中朝文献中日本相关记录的谬误。此书在朝鲜并非广泛流传的文献，却在《海东绎史》中被反复引用，可见韩致奫对此书的重视。关于《海东绎史》与《绎史》《异称日本传》的文献关系，笔者将另文详述。

3 朝鲜后期史学史的特征

朝鲜王朝后期是私人修史较为兴盛的一个历史阶段，从17世纪起至19世纪末，相继出现了一大批内容丰富、体例多样的私撰史书，而韩致奫的《海东绎史》是这些史著中卷帙最为庞大、史源最具特色的史书之一。当时的自国史编纂主要围绕本国的历史资料进行，而《海东绎史》则从中国和日本的资料中搜集关于朝鲜的历史记录，再汇成一部朝鲜通史，其编史目的、成书背景自然会成为研究此书过程中有待阐明的重要问題之一。

在促成《海东绎史》编成的背景因素之中，除了编者的主观因素以外，至少还存在两方面不可忽略的时代背景因素：一是在朝鲜后期思想界中，知识文人对于“东史”编纂的必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觉悟。1592年至1598年历时七年的“壬辰倭乱”让朝鲜自上而下饱受战争蹂躏，特别是与此前的战乱相比，倭乱期间所经历的亡国危机和遭到焚毁的文献典籍成了朝鲜士人痛心疾首的憾事。1636年又发生了被称为“丙子胡乱”的国变，再加上不久之后发生的明清易代，这些历史大事件对以君子之国自居的朝鲜士人造成了思想上的巨大冲击。他们一方面带着传承中华文明正统的责任感着手编写亡明之史，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书写自国史引为鉴戒的必要性。可以说，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发生的东亚历史大事成了朝鲜后期私撰史书大量出现的催化剂。进步的士大夫开始反省朝鲜士人以“熟知上国历史”、而对本国历史浑然不知的现实。

第二，朝鲜后期的思想界逐渐摆脱了“经史一致”的学术观念，将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科目。特别是可以明显地看到，强调自国历史的独立性这一点成为编撰者的重要编书意识。与此同时，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上，出现了针对史料进行批判、追求历史叙述方面的客观性和系统性、扩大研究范畴等明显的变化。这样的治史方式深得实学派学者的推崇，也是他们积极学习清代学术的表现。与前代相比，朝鲜后期的史学研究具有明确而鲜明的科学研究态度，特别是这种倾向更以实证研究方法的长足发展得以显现。因此，实学派史学家们所留下的学术成果尤为瞩目，其中又以安鼎福、韩致奫、李奎景等人的著述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实学派学者摆脱了传统华夷观念的束缚，非常重视编纂和研究自国历史，尤其在资料搜集和对事实的考证方面做到了历史叙述的系统化。朝鲜后期私撰史书的多样性，实则体现出朝鲜士人试图从多个路径探索治世之道的努力。这既可以看作是朝鲜士人主体意识的确立，也可以看作是性理学作为维护王朝支配体系而得到强化的结果。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释私撰史书的兴盛，都无法否认这些编史工作促进了朝鲜后期历史学的长足发展。总之，朝鲜后期历史学的长足发展是《海东绎史》成书的重要时代背景。

4 《海东绎史》的学术价值

先贤论及《海东绎史》，多关注该书在朝鲜史学史及文化史方面的意义。此书中所使用的辑录考证方法代表了朝鲜后期实学派史家的治学特色与成果，推进了朝鲜史学的发展，同时也是接受并学习清朝学术的表现，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韩致奫在学术上还深受柳得恭的影响，尤其是在构建本国文化史方面，两人先后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柳得恭在个人的著述中反复强调书写本土的书画、风俗、岁时礼制等方面的历史之重要性，而韩致奫则通过《海东绎史》中的“风俗志”、“物产志”、“艺文志”等整理出朝鲜文化史方面的重要资料。

不过，除了先贤所阐述的史学史和文化史意义以外，《海东绎史》在文献史和思想史方面也有着重要的价值。

从文本来看，《海东绎史》属于汉文学范畴，即是域外汉文文献，而其特殊的编撰方式与内容决定了这部史书在东亚古典文献学方面的重要地位。前述已指出针对《海东绎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丰富，除了韩国震檀学会在1982年举办的一次以《海东绎史》为专题的学术讨论会以及相关论文成果以外，近几十年少有针对此书的专论。而在多数言及此书的论述中往往忽略了该书采用辑录体编纂方式这一特点，直接将其中的内容作为第一手史证资料。如果在日后研究工作中整理出《海东绎史》与其辑录的原文献之间大量的对比、对照结果，必将为中韩两国文献史、文学史以及两国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佐证材料。

另外，利用文献学方法通过对《海东绎史》辑录方式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详细阐明至今尚未受到关注的朝鲜后期私撰史书的编辑方式与特征。这将有利于朝鲜后期思想史的研究，特别是将会为韩致奫所属的实学派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较为严实、确凿的史料依据。特别是研究此书对我国古代文献的辑录情况，不仅可以从微观的角度把握朝鲜时代的学术界对我国文献的掌握程度，还可以发现当时的朝鲜学者是怎样认识和处理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朝鲜的记录的。这将有助于准确从东亚思想史研究角度阐发18至19世纪朝鲜士人的自他意识。

参考文献

[1] 韩致奫.海东绎史[M].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

[2] 韩致奫.海东绎史[M].韩国国立图书馆收藏.

[3] 柳得恭.渤海考[M].韩国国立图书馆收藏.

[4]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M].韩国古典翻译院影印本.

[5]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M].韩国古典翻译院影印本.

[6] 马骕.绎史[M].中华书局.2002.

[7] 松下见林.异称日本传[M].东京：国书刊行会.1926.

[8] 韩永愚.朝鲜后期史学史研究[M].首尔：一志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