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性、心灵危机、思想困境
——论《应物兄》的叙述格调

张 宇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应物兄》的出版，是当代文学上的一次重要事件。该书围绕济州大学筹备儒学研究院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归乡的中心事件，由此铺排延展，上下勾连，牵动起学界、商界、官场的三教九流。李洱长于刻画复杂的经验，书中有名有姓的立体人物多达六十人，全面塑造了当代学场、官场、商场的人物群像，为我们的时代做一份整全的记录。而在具体写法上，采用了长卷式结构，以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笔法向《儒林外史》《红楼梦》《围城》等经典致敬，充分表现出作家的野心与实力。《应物兄》一书几乎囊括了近二十年中国整个的生活状态，也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危机与思想困境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精神见证。

一、当下性：生活如何文学

当代小说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的时代经验，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小说打碎了现实主义美学的统治，“小说就是讲故事”日渐成为落伍思想，但同时也变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越来越多的小说文本不知道该如何讲故事。对当下生活的描述中，要么是细节性失真，要么是沉溺于一地鸡毛的琐碎之中。新世纪知识分子叙事中，日常化、世俗化已经成为主流，而如何恰当地处置世俗生活与日常生活，对作家也是一种考验。“日常生活是个巨大的陷阱,它可以轻易将人的批判锋芒圈掉。它是个鼠夹子，使你的逃逸和叛逆变得困难重重。”[1]83因此，李洱在处理日常生活中有充分的自觉。在50、60一代作家中，像李洱这样敢于将眼前的生活细节拉至文本中的做法，尚不多见，尤其是在厚重的长篇小说中。新潮网络用语(“吓死宝宝了”、女王、懵逼、装B、闺蜜)、新世纪事物(千禧宝宝、自拍、WIFI、微博、微信、京东、水军、推特)、热点事件(韩国抢注中国文化遗产、敬香权、整容、明星丑闻、学界动态)、网络段子等大摇大摆地横行于文本之中，作家并不遮掩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也不为这些事物的时效性担心。这些新出现的事物，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切近的日常生活语境，也使人物显得有凭有据。李洱在把握时代特色中体现了一种盎然的勇气。

李洱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能够从日常经验中抽取生活的本质。他以独具特色的反讽语调与荒诞现实，真假掺杂，营造出一种真假难辨的文体诗学。无论《导师死了》《午后的诗学》《饶舌的哑巴》《夜游图书馆》《寻物启事》，还是《花腔》《遗忘》，反讽语调与荒诞现实比比皆是。李洱将真实的生活/历史与编造的生活/历史糅合在一起，真实与荒诞偕行，揭示出生活的内在秩序。这种荒诞与变形，是基于细密扎实的细节，乃至于众多学科知识、理论前沿的融入，虽然不少情节令人瞠目，却不至于在逻辑和情感上无法接受，由此也能够实现反讽的效果。比如黄兴从美国带来宠物驴子、频繁换肾并随身携带供体(两个保镖)和医生；华学明兴师动众、不计代价“复活”济哥最后却荒诞地发现野生济哥并没灭绝；陈董夫人不过问甚至同情出轨纵欲的丈夫，只关心自己的发型，因为头戴着王冠每天必须要九个发型师伺候自己……比起生活的杂乱无章，李洱的小说是杂乱有章的，章法就在于以智性的反讽对生活进行洞察与穿透，并拥有广阔的视野。

“对写作者来说，如果你想写得好，写得真实可靠，还要写得有意义，有那么一点穿透力，你必须拥有一种开阔的视野，必须小心翼翼对各种材料进行辨析，在各种材料之间不停地腾挪，你必须付出艰深的心智上的努力。”[1]75-76《应物兄》正是这种艰辛的心智上的努力的结果。《应物兄》在知识密度和思想密度上令人叹为观止，是一种“开放型百科全书”的写法。在卡尔维诺看来，20世纪伟大小说表现的思想是“开放型的百科全书”[2]111，“现代小说应该像百科辞典，应该是认识的工具,更应该成为客观世界中各种人物、各种事件的关系网。”[2]101福楼拜《布瓦尔和佩居谢》是百科词典式小说的原型，他为这两个人物读了1500多本书，包括农业、种植、化学、解剖学、医学、地质学、宗教、教育学等领域，无所不包。而艾略特、乔伊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艾柯……都是现代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可谓才大如海，岂是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3]581。开放型百科全书小说表现出对思维的范畴与精确性的偏爱，意在理解诗的同时理解科学与哲学，把各种知识与规则网罗到一起，从而“反映外部世界那多样而复杂的面貌”[2]107。王鸿生统计过《应物兄》所出现的名物、书刊、人物等，李洱的思想密度、知识容量、学术积淀令人叹为观止，这种包含量在整个现代文学中都是难见的，仿佛一本无穷无尽的“沙之书”。《应物兄》细致描写了数十种植物，近百种动物，还有众多器物、玩具、食物等等[注]例如，植物方面细致描写了松树、茶树、荇菜、玉米须、野兰花、葛蒲、楷木、猫薄荷、烟叶、皂夹、苜蓿、猕猴桃等十余种；动物则有猫、狗、蝈蝈、驴、白马、鹦鹉、渡鸦、寒鸦、杜鹃、林蛙、土蜂、鸡、鱼等百种；器物和玩具包括鼎、觚、爵、钟、鼓、伊斯拉莫羊肠琴弦、玳瑁高蒙心葫芦、钤铛、拨浪鼓等；食物方面则展现了仁德丸子、套五宝、鱼咬羊、羊腰子、羊双肠、羊杂碎、烤全羊等等。，这些丰富枝蔓的细节并不是游离于文本之外，而是被有机地编织到了小说的肌理之中，密密堆砌出文本的大厦。此外，《应物兄》书中所涉及的中外古今文献高达数百篇(种)[注]例如有《诗经》《易经》《道德经》《论语》《礼记》《尔雅》《孟子》《墨子》《史记》《尚书》《华严经》《托拉》《十戒》等经典,《理想国》(柏拉图)《诗学》(亚里斯多德)《五灯会元》(普济)《梦溪笔谈》(沈括)《周易本义》(朱熹)《国富论》(亚当·斯密)《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仁学》(谭嗣同)《朝霞》(尼采)《释梦》(弗洛伊德)《鲁迅全集》(鲁迅)《人道主义书信》(海德格尔)《江村经济》(费孝通)《偶然、反讽与团结》(理查德·罗蒂)等等。。而举凡风土名物、琴棋书画、文学艺术、广告综艺、医药杂学等等驳杂的知识，充斥文本的各个角落，足以见得“作者在生物学、历史学、古典学、语言学、艺术学、医学，乃至堪舆风水、流行文化等领域，做了大量案头工作。”[4]毫不夸张地说，《应物兄》在思想的密度、知识的高度、思维的难度上，在当下小说中都可以说是独步的。需要指出，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更是一种生命诗学的表征。百科全书式的写作，包含了对人类最根本最善意的好奇，对于认知功能的强调，正是为把握变动不居世界所作出的努力。卡尔维诺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经历、信息、知识和幻想的一种组合，都是一本百科辞典，一个图书馆，一份物品清单，一本包括了各种风格的集锦，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一切都在不停地相互混合，再按照各种可能的方式重新组合”[2]117。而面对这种复杂与含混，旧有的知识经验已经无法把握新的感觉经验世界，只有以百科全书的方式结构小说才能去表现百科全书式的个人与世界。李洱小说中年变法，不仅综合了不同文类，杂糅了关于世界面貌百科知识，把趣味与对人类的关注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貌。

二、心灵危机：情感混乱与互害型文化

《应物兄》大胆披露出当代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情感混乱处境，具有强烈的现场感。知识分子的溃败，知与行的矛盾断裂与错位，一直是李洱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如何自处，如何在启蒙撤退、思想缺位的颓败语境下守望良知与智性，这是书中人物所面临的挑战。

自90年代社会转轨以来，市场经济成为主流社会形态，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催生的消费主义，构成了当代知识人的生存语境。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了社会的中心，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消费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5]71。消费的本义是用完、耗散、浪费，这意味着消费主义以欲望的培植、生产与消费为目的。作为消费主义文化的心理动因的欲望，在“脱离了理性启蒙、宗教伦理和审美主义为感性设定的疆界之后，可能会在纵欲狂欢中走向欲壑难填之境”[6]。在这种消费主义语境之下，书中人物遭遇的一个重大危机便是情感危机。爱情已经成为时代的奢侈品，这里只有性欲，没有情感，只有利益的交换，没有心灵的相知。通览全书，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处在混乱的情感关系之中。电台主持人清风、朗月随时为工作“献身”；易艺艺、程刚笃、珍妮陷入三角关系且纵欲无度；自恃儒学正统的应物兄，也不免对美好的陆空谷觊觎，并且与朗月发生了肉体关系；乔珊珊与郏象愚偷情抛弃应物兄，郏象愚却又是同性恋；栾庭玉为了豆花离婚再娶；郑树森也离婚再娶了芸娘的研究生……这种纵欲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解脱的快感，反而使得他们进一步陷入欲望的泥潭。当下的纵欲主义其实是另一种禁欲主义，使得个体的合理欲望被扭曲，甚至被阉割，“他好像一直有欲望，并且好像一直在获得满足。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阉割了”，这是因为被消费主义裹挟，个人却缺乏了“属己的、内在的、强烈的欲望和冲动。”[7]26“消费主义文化褫夺了文化本应有的启蒙意识和审美精神，使之成为商品，成为市场上可供交换和消费的文化符码。既然是为了消费，便要求其价值标准由曾经的理性启蒙、审美超越蜕变为感性娱乐、身体享受和欲望消遣”[6]。书中人物一方面放纵情感与欲望，早已淹没在喧天的欲海狂潮中；同时出于当代人的精明算计的“理性人”本能，为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朗月为了谈工作主动向应物兄献身，却声称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和别人不一样，“只想把感情变得纯粹一点，喜欢谁就是谁”，“我从来没有同一时间爱两个人。因为喜欢纯粹，我甚至都忘了自己结过婚了。”[7]214朗月毫无愧怍的出轨宣言，充满荒诞色彩，无疑是对当下混乱衰颓的道德状况最有力的反讽。

除了情感关系的混乱，在整部作品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害型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人心的畸变。这种新世纪道德逻辑转型曾被人精辟地概括为“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8]203。在互害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互相戕害，“这些互害是连锁性的和结构性的，是以显性的作用方式与隐性的作用形式共存的。”[9]25而之所以形成这种“互害型文化”，是由于“恶念私欲与新型愚昧文化的媾和”的心理动因、“伦理道德堕落与反生态文化链的咬啮”的现实机制，以及“人性根基丧失与人心文化畸变的互渗”[9]25。比如金彧就因为老板“铁梳子”的宠物狗被咬伤而要应物兄赔款99万；比如费鸣最初出于私心处处与应物兄作对拆台；比如大律师邵敏，她出轨并与华学明离婚后，仍一心想要盘剥华学明的财产，盯住华学明的科研基金，企图拿走543万的抚养费，华学明重病时她又出狠手将华学明的房子卖掉，最终将华学明逼到绝路；豆花同样也是厉害角色，先是假装贤良淑德上位成功，与栾廷玉结婚后变得泼辣凶悍，并总是以权谋私，最后豆花因为屡次流产精神受到刺激，自杀之前举报了栾廷玉使其落马；卡尔文则因为到处乱交染上了艾滋病而报复社会，私下传染了多名女性……在这种互害的社会氛围中，人们一方面暴戾之气弥漫，一方面又充满虚弱与恐惧。同情、敬畏、美感等种种美好的情感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一群蝇营狗苟之徒。而在这种互害型文化的侵蚀下，人们也都变得面目可憎：“那是由焦虑、疲惫、疯狂和渴望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情绪，那些情绪有如千足之虫的触角，密密地伸向了四面八方”[7]54。这种扭曲的多重的面孔，是当代人陷入欲望纠缠与俗世压力下的现实写照，焦虑、疲惫、疯狂、渴望正是当代人的精神肖像。暴戾、恐惧、惶惑、畏惧、怀疑……这些负面的情感能量，郁积在疲软孱弱的心灵中，造成了当代人的情感危机。最初筹建太和研究院的时候，应物兄的想法是单纯的，“如果成立一个儒学系，有自己的学科建制，自己的招生计划，那就会感到知行合一，事业有成，身心快乐”[7]187。然而天不遂人愿，各路人马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嘴脸丑恶，到最后人事更迭，风流云散，“一个寄托着程先生家国情怀的研究院，一个寄托着他的学术梦的研究院就这样被糟蹋了”[7]732。太和早已不是纯净的研究院，更不是实现家国情怀学术梦想的地方，纯粹成为安插各派人员势力的名利场。“这代人，经过化妆，经过整容，看上去更年轻了，但目光黯淡，不知羞耻，对善恶无动于衷。”[7]704可以说，当代人不仅遭遇情感危机，他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情感，成为欲望的载体与容器，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10]。李洱通过大胆的揭示，对于当下混乱的精神道德状况、互害型的文化氛围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良知与强烈的道德感，也延续了他之前在知识分子小说中一贯的启蒙立场。

三、思想史与思想困境

《应物兄》中的人物，主要是以对话和独白建构起来的，无处不在的话语取代了行动，成为建构人物的核心。而在这洋洋百万言的话语中，人物的思想、概念、观念占据了核心位置，借此立体建构起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史”。思想史着重点是“某些自成一体的抽象物，它们在时间之流中独立航行，只是偶尔在某些特殊的心灵中做短暂驻足”[11]5。迈克尔·比蒂斯指出，“思想史的核心目标，在于推进对作为思考者的人类过去的复杂性乃至含混性的理解。”[11]9小说借葛道宏之口高屋建瓴地概括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儒家传统，西方启蒙传统以及马列传统。一个良性的现代社会就取决于这三家传统的相互作用。“儒家话语——启蒙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三者交替震荡的过程，构成了整个中国的思想传统。在古代中国，儒家话语占据中心，而自晚清以来启蒙话语逐步取代了儒家话语的垄断地位，4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话语逐步占据主流；而80年代启蒙话语冲击马克思主义话语，90年代以后儒家话语复兴，最终形成了儒家话语、启蒙话语、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也由此构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系统。新世纪以来，对于本土价值立场的强调，“本土化”成为主导的学术范式，也带动了整体学术话语的转向。《应物兄》一书的思想语境正是设定在这种思想更替、学术范式转型的背景之下。80年代，启蒙、理性、主体性等人道主义等启蒙主义话语占据了时代思想核心。何为、芸娘、文德能等人都是启蒙主义的忠实拥虿；而到了90年代以后，受到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海外新儒家兴起，文化保守主义回潮，儒家话语重新受到重视；新世纪对于本土化范式的强调，更是加强了儒学的热度。程先生即是这种时代文化语境转轨之下的代表。在《儒学新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程济世摆脱西方现代性范式，以中国现代性、本土话语力图重新对接传统与当代的精神关联；在《儒教与中国的另一种现代性》中，他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和美国现代性不同，中国有自己的现代性[7]336。程济世等新儒家希望以儒学话语统摄其他思想话语，认为儒家在政统、学统、道统方面都能够成为当代思想界的宝贵资源。不管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太和思想，都能够拯救当下社会的道德颓势，接续中断的文化传统，并拯救当代人知行分离所导致思想危机。

然而，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却终告失败，儒学研究院的筹建也成为一出闹剧。“新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书写，有一种由平视到俯视、从同情到批判的自我矮化趋势”[12]。在新世纪知识分子书写谱系中，《应物兄》的出现，无疑是对于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也是对于知识分子的一次最有力的反讽。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结构的精神核心，本应该挽救当前社会的道德颓势、人心溃败、欲望泛滥，却被一众儒学研究者变成了名利的敲门砖与罪恶的遮羞布。知识者道术分离时，这种反讽就显得尤为明显。尽管《应物兄》描写了众多人物，但占据核心形象的群体还是三代知识分子。老一代学人寄寓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与文化追求。以程济世、何为、姚鼐、乔木、双林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表现出一种道德的纯粹性，一种学统和道统的合一性。在他们身上，学与术是统一的，主客是一体的。程先生是老一辈学人的人格典范，知行合一，秉持和合、中庸、刚毅、仁爱等思想，可以说是当代儒家的范本；何为一辈子严谨认真，献身学术，终身不嫁；芸娘作为多面的思想晶体，同样保持着纯粹与高洁；尽管姚鼐因为看透世事难得糊涂，乔木老于世故，但其质性仍然不失可贵之处，都保持着独立精神与批判的锋芒。在众多知识分子中，双林的存在似乎是这个荒诞世界中的一抹光亮。他一直保持着读古诗、文言通信、毛笔写字、打算盘等古雅的习惯。他在下放期间也不忘记用算盘计算导弹运行数据，离开五七干校后隐身边疆，为中国的两弹事业夙兴夜寐，与家人音讯两隔，因此一直得不到儿子的原谅。双林一直如山中高士晶莹雪一般，保持着老一辈学人的风骨、修为与尊严。更难得的是，双林始终具有“有机知识分子”的良知、责任担当。然而到了中生代知识分子——应物兄一代，知识者精神矮化，学统与道统分离，知识者所坚守的道德立场、责任良知等都渐趋衰颓。学术由“学”蜕化为“术”，工具性、功利性的目的早已超过了对于真理、道德、美善的追寻。儒学成为客体化的工具，仅仅是研究的对象，论述的范围，或曰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应物兄虽然被人誉为儒学大师，却总是知行分裂，也最终累于物而不得解脱。敬修己、乔珊珊、鲁研界的郑树森等人纷纷转向儒学研究、唐风甚至成了堪舆大师……这种集体转向，不是为了文化寻根，也不是为了挽救道德颓势，而只是将其当做个人名利的敲门砖，以企图在太和儒家研究院分得一杯羹汤。很显然，在应物兄一代，“知识分子”角色已经矮化为知识者角色。他们经历种种情感背叛、出走、崩溃、灵肉困境，在世俗化、日常化、欲望化的洪流中既堕落蜕变，又挣扎进取，既逃避放逐，又纠缠内耗，由此勾勒出知识者在当下的灵魂畸变。到了晚生代知识者那里，则是连学术之“学”都没有了，只剩下借助知识皮毛来行使钻营之术。宗仁府的弟子一心做法事挣钱，应物兄的博士生孟昭华转向中医风生水起，书呆子张明亮和放纵虚无的易艺艺则为了留在“太和”相争，丑态毕露……他们漫画式的嘴脸因此显得丑陋不堪。

造成这种知识分子学术分离、精神不断矮化的根由，与时代深层机制密切相关。最根本的就是作为精神象牙塔的大学成了权力场，无时不刻对知识分子进行规训与惩罚，使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逐步沦落为依附于大学进行学术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知识人。独立学术成为侈谈，一切学术研究需要有计划、安排，都要与上级需要匹配，需要有基金和项目的支持，需要领导的认可首肯。正如应物兄指出的，“高校早已非净土，岂有桃源可避秦？”[7]280

在现代社会中，权力的表现形式更为隐蔽，它不只是政治学中狭隘的等级，还包括了在各种机构、场域之间或之内所形成的相互关系。权力没有本质，权力是操作的；它也不是一种属性，而是关系：权力关系就是力量关系的整体[13]28-29。而现代社会分工使得知识分子专业化，除了各自职业领域之外，大学也成为了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地带。福柯指出“工厂、学校、军队都实行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其中涉及时间(迟到、缺席、中断)、活动(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热情)、行为(失礼、不服从)、言语(聊天、傲慢)、肉体(‘不正确的’姿势、不规定的体态、不整洁)、性(不道德、不庄重)。……在必要时任何东西都可用于惩罚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个人都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动辄得咎的惩罚罗网中”[14]202。而大学，便是这样一种惩罚的罗网，大学鼓励一种定型的知识分子模式[15]205，大学既保护知识分子的权益，同时也限制独立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行政化、体制化管理的大学中，知识分子仍要时刻面对权力的规训，而违抗权力者便要受到惩罚。知识分子必须争取各种荣誉、证书、奖项等来保证自己的职位，否则就被排除到权力中心之外，成为边缘者。因此，大量知识分子放弃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与现实妥协，以此来获取各种利益，不断接近权力中心。正如书中写道：“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哦不，猴群、狼群、鸭子都是如此，马上就会形成一个微型的权力结构。有人发号施令，有人则只能听着。”[7]110太和研究院的筹办过程，正是体现了这一微观权力场域对于知识分子的规训。疯疯癫癫的邬学勤之所以屡屡投湖企图“自尽”，正是无法承受济大权力场域给他带来的迫压。原本学术是最自由的事情，然而现在的学术成了学术生产，需要安排计划报备批准，要评职称，不进则退，连上课的语言都无法自主选择。教授楚辞的邬学勤，极力反对葛道宏用英文授课的设想，这种上层的威压使他的学术生命感到窒息，于是试图模仿屈原投江以眀己志。不过他又缺少屈原罔顾生死的勇气，只好拿着温度计试水温慢慢走到湖里，屡次投湖不成，进而成为众人的笑柄。华学明之死，虽然是死于学术梦想破碎后的幻灭，但追根溯源，这个学术梦想不是自生的，而主要是来源于程先生、葛道宏、应物兄等一干人的推波助澜，使华学明在学术道路上迷失。正是这种结构性制度性的依附，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人格，也带来了知识分子知行分裂的思想困境，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人格悲剧。

结语

《应物兄》洋洋百万言，在小说的难度、长度、密度方面都昭示出作者独步的积淀，显示出一种厚重的美学品质。《应物兄》不只是一部全面探索当代知识分子生活心灵与思想的力作，也是关于当代人类文明困境的沉重隐喻。它对当下生活进行正面强攻，以百科全书式的写法娴熟地展示出文学如何处理时代经验，充分彰显了作品的当下性；同时，小说又深入揭示“互害型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情感危机与孤独境遇；通过三代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起当代思想史的体系与流变脉络，立体构建出时代的精神状况，并通过知识分子道术分离来探讨其思想的衰颓与危机。《应物兄》的出场，不仅再次推进了新世纪文学知识分子书写的难度、高度、深度，也为时代的人文危机做了一次深入的切片，折射出时代的溃败、疲沓、分裂精神境况。从各种意义上看，《应物兄》都是不能被低估的一部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