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遗传病患者的艰难生育路

邱苑婷

罕见病，是指发病率很低、很少见的疾病，一般为慢性、严重的疾病，常常危及生命。罕见病患者是“灰犀牛”般的存在，并不为大家熟知。到目前为止，罕见病仍然是人类医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罕见遗传病患者的生育故事，充满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但与此同时却也让人看到技术和伦理共同进步的前景。

身高只有89厘米的“瓷娃娃”胡陆发现自己怀孕时，肚里的胎儿已经两个月大了。B超检查时，她听到孩子的心跳声，咚，咚，咚。那是2015年10月，胡陆35岁，因患有一种叫成骨不全症的罕见病，骨骼像发黄的旧书页一样脆，一次跌倒就可能骨折。她从小到大骨折过一百多次，骨骼发育变形，有一侧肺变形到完全不能工作，只能终身坐轮椅—但没有哪一次，比这次心跳更让她紧张无措：这孩子，要，还是不要？

庞贝氏症患者郭朋贺去年遇到了相同的难题。2019年初，她和丈夫迎来了上天第二次给他们的礼物，但那时郭朋贺的身体开始逐渐不如从前。2014年对她来说是一个分水岭——被确诊庞贝氏症前，郭朋贺一直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考上北京的大学，在大学里与现任丈夫相识、相恋，毕业后结婚，殊不知这种晚发型的罕见病一直埋在她体内，像一颗定时炸弹（庞贝氏症可分成婴儿型及晚发型两种，晚发型约在20至60岁发病）。

随着病情发展，日常的动作也让郭朋贺觉得吃力。行动虚弱，走路需要搀扶，戴着呼吸机，疲惫嗜睡，因颈部肌肉乏力头抬不起来……这些是这种自体隐性遗传、代谢性肌肉疾病的典型症状。

这个孩子不会是庞贝氏症患者，他们很清楚。2016年郭朋贺的丈夫在专家建议下做了基因检测，结果是没有携带庞贝氏症基因，也就是说，他们的孩子只会是这种隐性基因的携带者，但依旧健康。可郭朋贺的身体状况，真能挺过孕期和生产吗？

“罕见病患者涉险生育，是爱还是伤害？”“自私自利”“祸害下一代”“不负责任”……过往有关她们的评论里，都会出现这样的声音。许多人对遗传病或罕见病患者生育状况的认知停留在十几年前：一类人稀里糊涂不停生，另一类人因为恐惧不敢生。这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常态。但近些年，随着产前诊断、基因检测、试管婴儿等生殖干预技术的发展与信息的流通，从事遗传咨询的一线城市医生感到了变化——主动求助的人越来越多了。可尽管如此，罕见遗传病患者的生育之路，还是比想象中艰难太多。

何处建档

一年前，郭朋贺第二次怀孕后，整个朋友圈都通过她的一封公开信，明白了她的坚决。

那是一封写给肚中孩子的信，言语温柔，但视死如归。在此之前郭朋贺有过一个孩子，2016年她第一次怀孕，那时候，尽管已确诊晚发型庞贝氏症，但她的身体除了有些虚弱外并无大碍，还可以正常上班生活。可跑遍了家附近的三甲医院，却没有一家敢收。

当时，北京大学医学遗传学系副主任黄昱是少数支持他们生育的专家之一，也是他建议郭朋贺的丈夫做了基因检测，介绍他们加入庞贝氏症病友会。作为遗传咨询专家，黄昱经常参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的讨论，也曾替郭朋贺夫妇游说和争取。好不容易等到北医三院同意郭在本院检查，产检时，他们却发现三个月大的胎儿因孕酮水平太低已经停止发育。

郭朋贺做了引产。那三个月像一场猝然而止的梦，以喜报开始，却以噩耗作结。又三年过去。郭朋贺明显感到自己的身体更不如前，肌肉日益萎缩无力，呼吸机几乎不能离身，甚至四度陷入昏迷，但基本生活还能自理。确诊后，在丈夫的支持下，郭朋贺辞了职，开始全心投入到庞贝氏癥病友会的工作中，宣传相关知识、联系医疗资源、举办病友会，帮助全国病友找到组织。

如果没有孩子的到来，他们的生活大概就会这样过下去。2019年1月，郭朋贺第二次查出怀孕。好在几年过去，医学对罕见病的认识也有了发展和更多普及。她再次联系各种医院和医生、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简称“北大医院”）起初没有贸然同意为她建档，第一次专家会诊的意见是顾虑产妇身体条件不适合生产，但未拒绝她在院内做产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原解放军301医院）儿科医生孟岩曾问她：“你是拼了命，哪怕不要命也要这个孩子吗？”

郭朋贺非常坚决：“我想好了。”

“作为一个妈妈和医生，我不主张你在没有治疗平稳（的情况）下要孩子。但如果你和你老公商量好了决意要，那我会尽力帮你。”从事多年遗传咨询，孟岩坚持的一个原则是，生育权是患者自己的，医者不能替他们选择，只能做到充分的知情告知。

“2019年4月我见到郭朋贺时，她戴着呼吸机躺在床上，正在自己组织的病友会活动间隙休息，肚子还不太明显，但有微微的隆起。这是一个瘦弱的姑娘，80斤不到，为了主持活动，她特意把自己收拾得精神了些，见人来就笑，虚弱地打着招呼。那时她还没有找到愿意接收她建档的医院……”

那封写给孩子的公开信，既是她的生死状，也是求助信号。为了建档，郭朋贺找律师做了公证，表明生育完全是个人的意愿和主动选择，对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风险充分知情，并自主承担后续生育可能带来的所有风险。

生与不生，谁来决定

尽管当时情况尚不明朗，但知情的医生和专家大概清楚郭朋贺将面临的状况，他们认为只要胎儿发育正常，医院的接收只是时间问题——孩子既然已经怀上了，医院终究会承担起保障母婴安全的责任。胎儿12周时，郭朋贺的建档终于在北大医院尘埃落定，之后的孕期各项检查指标也在逐渐变好。在胎儿31周时，郭朋贺靠社会众筹、家人和医生的帮助，经过层层审批用上了两个月特效药，成为国内首例用此药的庞贝氏症孕妇，并在2019年8月7日，经由剖宫产顺利诞下一名健康的男婴。

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医院需要更加谨慎。2019年10月，瓷娃娃夫妇张皓宇和王琳为了评估生育的可能性，慕名来到北京一家试管婴儿技术非常知名的医院。夫妻两人都是瓷娃娃，坐着轮椅，如果自然受孕生育，两人生出健康胎儿的概率只有25%。为了尽最大努力保证孩子健康，他们希望尝试现在已经日益成熟的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即用试管培育受精卵，筛查出不含致病基因的受精卵后再人工放入子宫着床，但不是所有罕见病家庭都有这个选择权。从基因检测到试管婴儿技术，每个步骤都需要资金，大概在10-50万不等。幸运的是，张皓宇和王琳都有自己的事业，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也有两个家庭的支持。拿着基因检测结果，王琳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但等到要开健康生育证明时，医生还是犹豫了，最后开了个条，建议做多学科会诊，联合骨科、产科全面评估。

张皓宇有些懵：全面评估？到底评估了些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大方告知他们，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黄昱恰巧也参与了这对瓷娃娃夫妻的专家会诊，他说，院方最后是考虑女方怀孕的生理条件受限、有较大生育风险，另外，对医院来说，产前诊断与生殖干预是高风险的医疗行为，一旦出问题可能面临以百万计的巨额赔偿，同时医院的声誉也会严重受损。再者，以北医三院为例，每次单个案例讨论都是由生殖中心大主任牵头组织，每次召集10名左右相关科室的医生专家。且不论患者不具备与医生相同的知识背景，来自不同科室的专家之间都存在知识壁垒，甚至同学科的不同医生在专业上也可能存在分歧。对患者进行沟通和教育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很高，很难把专业讨论的过程用简单的方式传达给患者。更让黄昱头疼的，是另一类看似十分配合和顺从的患者。在遗传咨询中，他会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来访者解释产前诊断的技术、伦理风险与收益、各种选择的利弊，有时耐心说了一大堆后，对方还是说：“老师，您说这么多我也不懂……我们就听您的，您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信您。”

“这样的话，我听来非常刺耳的。”黄昱听出了这句话背后的危险——患者不愿承担自己做决策的后果和责任。黄昱希望患者有自主选择的能力，而不是通过说教代替他们做决策。但网上许多针对罕见病、遗传病的评论，却经常在践踏和僭越界限，简单粗暴地给希望寻求生育的罕见病患者扣上“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帽子——无论他们实际上做了多少清醒的尽可能规避风险的努力。

在真实的产前诊断、遗传咨询中，医生们要面对的伦理选择，比简单一句“能生”或“不能生”的评论，来得复杂和细微得多。

忐忑孕期，险中生产

对张皓宇和王琳夫妇来说，做出要孩子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接触过大量瓷娃娃群体，其中有过生育经验的瓷娃娃不在少数，比如病情比他们更为严重、但依旧成功生下孩子的湖北女孩胡陆。

不熟悉胡陆的人，看到她恐怕会忍不住侧目：短细的双腿悬在轮椅下，手臂几道弯折扭曲，脊椎侧弯，双眼是淡蓝色巩膜、大而凸出，嘴唇厚重，身材娇小如学龄前儿童——实际上，她的女儿霏霏刚过完4岁生日，就已经比坐在轮椅上的妈妈高出半头了。但一和胡陆交谈，她的爽朗和大方会立刻刷新你的认知。她爱说话，也不怕生，多半要归功于从小父母就没把她当特殊孩子对待。爱唱歌的她曾在电台接听过电话，也在网络语音平台开房间直播唱歌，甚至作为残疾人合唱团的成员巡回过好几个城市做街头表演。胡陆和现任丈夫是通过网上交友平臺认识的——男方是理发师，也在湖北，有小儿麻痹症，出行需要拄拐。相似的经历拉近了双方的心理距离。在日复一日的聊天中，两人慢慢坠入爱河、走进婚姻。

孩子的到来让夫妻俩又喜又忧。考虑到胡陆自身的生理条件，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反对，包括她的家人。胡陆心有不甘。她曾收到一本残联寄来的杂志，里面提到基因检测、产前诊断相关的内容，于是，在一个大冬天，已怀孕约15周的她说服家人陪同，第一次来到北京，找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遗传学系教授赵秀丽，想查清楚孩子是否健康。

医生给胡陆和胎儿分别做了检查，安排了基因检测、羊水穿刺等各种项目。12天的北京短居，再是一两个月的等待……终于，在湖北的胡陆等来了好消息：羊水穿刺和基因检测的结果都显示，孩子没有遗传胡陆的成骨不全基因。

这坚定了胡陆要把孩子留下的想法。回想整个孕期，胡陆笑言“不可能再来一次”：随着胎儿在子宫内的发育、挤压周边内脏器官，胡陆呼吸日渐困难，直到怀胎7月，她已完全不能在床上翻身，只有某一特定的侧卧姿势才让她稍感舒服。好在，之前最担心的骨盆骨折问题没有发生。时值5月，天气开始热了起来。由于长期保持同一个姿势，胡陆的左边胳膊、大腿已经被睡破了皮，青紫青紫。胎儿快30周时，医生问胡陆身体还能不能撑得住，她说：“撑是能撑，但我动不了哇。”

医生随后安排胡陆住院，约8天后破了羊水，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主任李家福主刀为她做了剖腹产手术。胡陆在医院生产时，很多媒体记者也在等着。10天内，她上了三次腾讯头条。当时怀孕的她只有58斤，身高89厘米，血量只有成人的四分之一。如果产程中出现大出血，稍流一点血就可能出现危险。

因为胡陆脊椎变形，打麻药时，护士在她的脚背、手背上扎了很多针，半小时也没把麻药打进去，最后是主任从脖子侧面插管，把麻药打进了大动脉。一管麻药下去，胡陆整整睡了12个小时。

胡陆肚子里空间实在太小，孩子最后是医生把手伸进子宫里掏出来的，只有两斤九两八。前7分钟，孩子一声未啼，全身发紫，之后用呼吸机才抢救过来，随后便送进了早产儿保温箱。而后半夜终于醒来的胡陆，好几天内产后虚寒、全身水肿、不排汗不排尿，肿得眼睛都睁不开，最后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打排尿针，一下午排了7斤水。

你后悔来到这世间么？

孟岩很反感诸如“罕见病生育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帮助罕见病患者是浪费社会资源”之类的言论。但单从个人幸福考虑，很多时候，孟岩会作为长辈与那些想要孩子的罕见病患者推心置腹，劝他们考虑清楚生养孩子的种种困难。

遭到第一家医院拒绝后，张皓宇和王琳夫妇也找到了孟岩，至今仍在一次次检查和漫长复杂的三代试管路上努力与等待。最坏情况，是经过了种种努力，却依旧生出了和他们一样的瓷娃娃。

张皓宇和王琳讨论过这样一个话题：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吗？

意外地，两人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张皓宇的答案是不后悔。尽管12岁前每年至少骨折一回，但爸妈并未将他特殊看待。他的成长和健康孩子没两样，坐着轮椅正常上学，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保研，找到了能寄托理想的工作，如今认识兴趣相同、心意相通的妻子。“比起疾病让我失去的，我更珍视自己所得到的，就像小时候没法出门，我抱着本书读起来，就觉得非常开心。如果再选一次，我当然还会选择作为人，来到世上。”

但王琳并不那么确定：“我的前30年人生太苦了。”父母虽然也很爱她，但过度的保护反而成了枷锁。从意识到女儿与正常孩子不一样起，他们就认定女儿的人生只可能在家里度过。王琳没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肥胖、自卑伴随着她整个童年，王琳人生的转折与18岁下定决心减肥有关。整整大半年，王琳每天趁父母上班离家，穿着冬天最厚的秋衣秋裤在家里来回爬行，一爬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汗把秋衣秋裤全部打湿，然后在父母回家前换上干净衣物。半年多下来，她成功减掉了三十多斤。减肥成功让她获得了对人生的掌控感。这之后，她开始打破父母观念的限制，第一次独立走出家门，而后找到第一份客服工作……也因为自己的成长经历，她开始接触心理学，并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书。

夫妻俩讨论过孩子若能够出生，他或她可能面对的各种状况：比如在成长过程中，孩子因父母的关系受到其他孩子的歧视怎么办？

王琳想，自己大概会回答：“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存状态，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

而张皓宇想的是，只要生而为人，就一定有各自的快乐和忧虑，总要渡各自的“劫”，只能坦然面对，让生命自寻出路。很多时候，幸与不幸的界限没有那么分明。罕见病患者和他们的家人有自己的苦与乐，“正常人”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