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抗美援朝中的外交贡献

王文文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吉林省延吉市 133002）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2020年的新起点上，时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日之际，致敬中国人民志愿军谱写的气壮山河的历史功勋，弘扬志愿军将士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对于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披荆斩棘、奋勇向前，凝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大力量，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当人们提起这场战争时，往往不太了解周恩来为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尤其在外交领域。其实，在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周恩来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在幕后，其起草和签署的发给各方面的电报高达千件以上且多数是以毛泽东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这也是人们容易忽视周恩来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所做的卓越贡献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旨在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周恩来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的外交活动为主线，力求对其在这期间的外交贡献做全面、系统的把握与分析，并进一步挖掘、整理其独具匠心的外交策略，以期对处理日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及各种危机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

朝鲜内战在1950年6月25日正式爆发，美国当局时任总统杜鲁门为实现其争霸全球的战略野心，以集体安全为借口武力干涉朝鲜战争。1950年 6 月 27 日，就在朝鲜战争打响后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以朝鲜战争为由提出制裁朝鲜的决议，随即宣布援助频临垮台的南朝鲜赴朝参战。美国当局不顾中国的强烈抗议，声称是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防止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攻击，派其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操控和控制下，支持和批准了美国以“紧急军事措施”给予李承晚政府以“必要援助”的提案，不难看出，它是一个为了维护美国利益而提出的非法决议。同一天，美国当局又纠结十六个联合国成员，组建以美军为主并由其负责指挥的所谓的联合国军入朝作战，企图干涉朝鲜内政并借此机会扩大战争，引战火到中朝边境。在美国统治集团肆无忌惮地介入干涉下，朝鲜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由朝鲜半岛上南、北两个相互敌对的政权的民族内战迅速转变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朝鲜问题成为二战结束后的国际焦点，朝鲜战争也由此具有了国际斗争的性质。

抗美援朝战争的起因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南朝鲜和北朝鲜就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实行南北分治。两国都想实现半岛的统一，但由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区别—南朝鲜要“北进统一”，北朝鲜要“解放全国”—在以何种范完成统一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彼此都强调自己的政权是正统，都企图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半岛统一。事实上，南北政权自成立以来一直相互对峙、互不承认，且双方都未曾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半岛的想法，两国均在“三八线”附近驻以重兵，各种大大小小的军事冲突和摩擦频有发生。1950年6月25日凌晨，气势汹汹的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对南朝鲜的李承晚政权发动军事行动，朝鲜内战正式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美苏两国为了实现自身在远东利益的最大化，根据战时协定对朝鲜半岛实行南北分区军事占领。也就是说，二战结束后，两国在朝鲜岛均未完全撤兵，而是留下了各自的军事顾问团。因此，朝鲜战争爆发伊始，虽然北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长驱南下，仅用了三天就拿下了南朝鲜的首都汉城，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敏锐地觉察到了其中的隐患。不出所料：美国当局对朝鲜内战爆发的反应异常迅速，当天立即决定武装干涉朝鲜战争并派其驻菲律宾的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同年9月15日，由美国“战争狂人”麦克阿瑟亲自策指挥的“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朝鲜人民军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局势，朝鲜战争的发展形势也迅速发生了巨大逆转，朝鲜人民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守。接下来的几天里美军大举北犯，10月9日美军越过“三八线”，直到10月19日美军已经占领平壤，并叫器在感恩节(11月29日）前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鸭绿江分数路推进，声称“鸭绿江并不是分开的中朝两国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1]金日成在给毛泽东写的求援信中更是一连用了六个感叹号请求中国出兵支援，当时形势之危及可见一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具有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两者既密切相关又相互区别。一般来说，国际上通常将1950年6月25日发生在朝鲜半岛内，由南方李承晚政权和北方金日成政权为统一半岛而引发的彼此之间的战争称为朝鲜战争。如果没有以美国操纵下所谓的“联合军”的卷入，朝鲜战争的性质是半岛内两个政权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而进行的内战，不会迅速升级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并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而中国人所说的抗美援朝战争则是指在朝鲜战争爆发四个月后，也就是同年的10月25日，由于美国政局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并派空军多次骚扰我国的东北边境地区，这一系列的行为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与挑战，在多次抗议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被迫打响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具有反侵略性质的正义之战。

周恩来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外交贡献

正所谓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社会主义朝鲜作为与中国山水相依的邻邦，其安全对中国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都具有重大意义。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其安全正受到了美国干涉的严重挑战，况且美国当局一直企图扩大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的鸭绿江边使其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中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无论是从我国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考虑出发还是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的角度出发，这都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

立足战略全局，支持毛泽东出兵援朝的主张

权衡多方面的利弊之后，毛泽东说:“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2]但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党内多数同志认为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恢复战争创伤，况且一旦出兵面对的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中美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获胜的把握，因此，坚持主张不出兵援朝。而周恩来从中国战略全局的高度出发，坚决拥护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1950年8月26日，在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中，周恩来明确指出，朝鲜内战由于美国的介入，战局迅速恶化，金日成首相所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原来所设想的一鼓作气，把南方政权赶下台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3]根据战局的形势判断，美帝国主义一旦越过“三八线”，压至中朝边境，势必会威胁到新中国的政权稳定和经济建设。他指出，“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4]这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召开会议就这场战争对中国安全形势进行充分讨论和全面估计的情况下，毅然地作出了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正式开赴朝鲜战争。

运筹帷幄，积极开展抗美援朝的外交斗争

军事和外交作为体现国家力量的两个重要因素，两者在运用的过程中往往相互作用，紧密相连。一方面通过军事力量的运用保证外交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外交作用的发挥促成军事任务的完成。就在美国当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次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5]在朝鲜战争期间，周恩来多次致电联合国要求美国撤退侵朝部队，停止扩大战争的行为，并要求制裁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妄图干涉中国内政的蛮横行为，并多次借用国际准则对美国的侵略暴行进行揭露。例如：周恩来指出1952年春，美国违反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进行细菌战[6]。同年12月14日，美军在峰岩岛大批屠杀朝中方面被俘人员[7]。与此同时，他积极利用国际和平力量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对新中国的恶意扭曲及污蔑的揭露。周恩来不仅在会议的谈判桌上，而且利用各种形式和渠道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控诉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干涉朝鲜内战侵略，武装侵略台湾的种种罪行，得到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拥护和支持。

鞠躬尽瘁，指导朝鲜停战谈判

外交谈判是另一场没有硝烟却依然激烈残酷的“战争”。70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直接较量，更是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新中国进行地一次复杂的外交斗争。朝鲜战争持续了三年多，停战谈判自1951年7月起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签字，停战谈判共进行了两年多。[8]周恩来深度参加了这次马拉松式的谈判的指导，展现了他卓越的协调能力和谈判艺术。[9]

1950年12月14日，美国与英国磋商后，操纵联合国通过了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并由其起草了“原则声明”，即关于朝鲜停火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五步方案。[10]这个停火决议虽然涵盖了部分中国政府相关关切与诉求，看似对中国极其有利，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如果仔细分析当时的战局形势和国际环境，就会发现这个提案的欺骗性，它实质就是一个以联合国名义为幌子去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提案。所谓的“先停火，后谈判”，是美军在战场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暂时寻求喘息的时间以便可以重整旗鼓继续开战的借口。因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个对中国“完全有利”的提案。对于停战谈判，周恩来有自己的原则想法和思想准备，他认为停战谈判必须“要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求得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解决”“先从结束朝鲜战争并保证能实现朝鲜境内的挺火和休战入手”。[11]但他指示说，对外要表达中国政府并不拒绝谈判的意愿，并提出中国政府对于和谈的条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并提出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台湾问题。[12]在经过冷静分析和慎重考虑之后，1951年1月周恩来对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关于朝鲜停战决议的通知做了答复并提出了中国的建议。

周恩来对停战谈判过程中的多方面指导，充分体现了他精湛的谈判艺术和高超的谈判策略。周恩来在李克农、乔冠华等代表团去谈判之前叮嘱他们“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蕴含着周恩来高深的外交智慧与策略。所谓当行则行，就是在处理原则问题上绝不能妥协让步，换句话说，对于美方的无理要求甚至是挑衅，应给予坚决和果断的回绝，需要做好破裂的决心。相反，在一些非原则的问题上，就要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和需要灵活应变，把握好其中的分寸，在适度的让步的情况下才能推动谈判发展。

结语

在全球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相互敌对，西方各国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普遍认为朝鲜内战是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全球扩张在亚洲的表现。朝鲜南北双方的冲突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以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自由世界”进行的殊死较量。美国杜鲁门政府更是直接将北朝鲜对南部的军事行动等同于苏联在亚洲进行扩张的第一步，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则是苏联谋求远东战略利益的进一步扩张。但实际上朝鲜战争爆发时，新中国从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任意蹂躏了近百年的屈辱中站起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才不到一年。国内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国外面临以英、美、法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封锁遏制。为了巩固从战争废墟中诞生的政权，同时肃清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的残余势力，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可以说没有谁比新中国更迫切的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没有谁比新中囯更迫切的希望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因此，中国出兵朝鲜完全是因为在美国一手操控下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的同时，无视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一意孤行武装侵占台湾，并支援越南的法国殖民军同胡志明领导的军队作战，其指向和目的性昭然若揭，即对新中国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将其政权扼杀于摇篮中。随着大量史料的揭露也表明新中国并没有直接参与苏朝进攻南朝鲜的军事计划，相反，当时的新中国是在上述严峻的形势下被迫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而在这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外交部部长，肩负着大量而繁重的日常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由周恩来起草或主持起草的各类电报少则近百余份，参加各种级别层次的会议或谈判高达700余次。斗转星移，回顾和总结六十多年前这场耗时三年有余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蕴含的外交智慧与策略，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