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初期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

摘 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知识分子问题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自始至终，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紧紧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初期，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和阶级关系的巨大改变，知识分子的处境更加尴尬，甚至艰险，党内知识分子政策也接连受到“左”倾和“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影响，危急关头，周恩来总理始终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他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三篇历史文献及他在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的保护，为我国的建设和改革事业保存了知识和技术力量。

关键词：周恩来;建国初期;三篇讲话;知识分子思想

一、第一篇讲话：《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国家的工作重心和阶级矛盾都发生了改变，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刻不容缓。周恩来敏锐地看到知识分子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过当时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备受质疑，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旧知识分子接受的是三纲五常等封建主义的旧教育，他们应该被打倒或者接受思想改造。但周恩来认为这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或多或少都有所帮助，爱国知识分子占多数，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已基本上和人民站在同一条战线。周恩来曾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也是工人阶级的成员”。[1]对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一直秉承团结和可利用的观念。即若要让旧知识分子为新社会服务，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从思想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运用历史辩证法，从立场问题和态度问题两个方面，对参加听讲的三千多教师进行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解。第一，立场问题。立场不同，分析判断问题的理念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周恩来联系自身实际，从自我和身边例子出发，深入地剖析了近代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出身问题。他指出了知识分子由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产物转换为爱国主义者和革命者的蜕变，但同时指出“由人民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2]“工人阶级的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3]第二，态度问题。立场不同，态度也会不一样。周恩来提出我们对任何事都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4]之所以这么说，是要告诫广大知识分子朋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忧外患，局势不稳，百废待兴的现状下，大家一定要站好立场，端正态度，正确认识国内国外局势，自觉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思考问题，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关于态度问题，周恩来认为一个人进步必须要靠自己觉悟才最可靠，“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可贵的，最有用处的。”“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5]人们可能会暂时对某件事存有疑问，但并不会长时期的沉浸其中，一旦认清状况，就会朝着光明的前途奔去。应该给知识分子充足的时间去认识我党和国内外形势，进而自觉接受思想改造，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浪潮。这次报告向全国人民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建设发展历程上占据的重要地位，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允许怀疑，允许观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那些自觉经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一定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于国家建设，为人民服务。

二、第二篇讲话：《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的开展，当时党中央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党中央对广大知识分子特别宽厚和爱护，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在工作、生活和政治上都给予了知识分子一定的地位和待遇。随着时间推移，思想改造运动愈演愈烈，局势在慢慢变得失控，思想改造为目的一步步演变为政治围攻，随着各种对文化的批判上升到政治高度，知识分子的情绪渐渐变得不满。而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推上政治顶峰的是1955年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引发的肃反运动。知识分子变得恐惧且心惊胆战，“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反映了当时肃反运动的激烈程度以及对知识分子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伤害。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1955年秋季，“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这种“凋零”状态和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一化二改”浪潮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国内的这种畸形状态十分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也严重影响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考虑到这个情况且党中央对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也给予很大的肯定，甚至把他们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大发展，实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目标的中坚力量。于是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再度引起中央的思考和关注。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上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了现阶段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和科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我们要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力争改变我国落后的科技文化，建立一个经济雄厚和科技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因此必须要妥善安排并好好利用知识分子。他对我国现阶段发展状况进行了准确定位，對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也进行了精准的分析，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举措。第一，我们党和政府应该人尽其才，发挥专门人才在本行业的优势作用;第二，信任、尊重和支持知识分子，严禁在人才问题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本主义;第三，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总之周恩来对许多具体的问题都作了明确细致的指示和规定。除此之外，他还提出通过两条实践、一条学习的道路，通过将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来对知识分子进行培育。周恩来特别强调：“ 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6]强调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报告》再一次肯定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占据的重要地位，并且给深陷肃反运动当中风声鹤唳的知识分子们带来了心灵的慰藉。不过，知识分子到底属于何种阶级的问题在中央内部还没有得到统一，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中，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这是继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 运动以后，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在理论上的总结。

三、第三篇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

从1957年到1976年，党中央在对知识分子问题上日益“左”倾，政策几近失误。而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则是错误政策的理论渊源。毛泽东在会议上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7]这与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发生严重碰撞，党内不乏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支持者。因此周恩来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不过这并没有使周恩来放弃在全国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心。60年代初期，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面反思中央工作，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工作方针，全力纠正错误，巩固发展成果。周恩来借这个时机，抓紧纠正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些偏差。

在1962年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专门针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第三篇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在1951年和1956年前两篇讲话的基础上，他继续坚持了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道路，纠正这几年来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犯的一些错误。他的相关理论得到了陈毅的热情支持和拥护，陈毅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就是对此理论支持的最大表现。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重新对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了定位，尊重并坚定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知识分子的要更加的团结，使他们继续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预示着知识分子的春天即将来临。

此次报告中，周恩来指出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必须要解决的六个问题：第一，信任他们。第二，帮助他们。第三，改善关系。第四，要解决问题。第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第六，承认了错误还要改。[8]这六个问题既对共产党员提出了要求，又有对知识分子自我觉悟并改正的要求，双方相互联系并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3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中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9]这两次讲话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倾错误。但当时党中央内部也有不少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讲话，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对此事也有明确的说明，他高度评价周恩来广州会议的讲话，不过后面又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做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10]即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四、小结

从1951年到1962年，甚至可以说自党成立之时起，周恩来始终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这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和建设发展，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他的三篇讲话，代表了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探索，是党对知识分子实施的正确政策。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到：“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1951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 [11]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权威解释，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但由于国情的复杂和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缺乏，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们党和国家犯了一些错误，知识分子阶层也受到了很多不公正待遇。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始终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政策发生某些偏差后，仍坚持真理，为国家建设保存人才和技术力量，才能使中国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科技、文艺等方面有些许成就，同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积累、保存和培养了一大批先进的科学工作者和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周恩来这三篇代表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历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知识分子工作经验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总结，是我国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我党和我国重要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 释

[1]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 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273、464页。

[8]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 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 第199、467 页。

[10]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 第390 页。

[11]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 第390 页。

参考文獻

[1] 王子骄.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5）：73-76.

[2] 谢清溪.周恩来知识分子思想简析[J].党史博采（理论），2008（01）：6-8

[3] 沈志华.1956年初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J].社会科学，2006（08）：80-102.

[4] 孟庆俊.周恩来知识分子思想探析[J].理论学刊，2000（02）：112-114

[5] 李庚全.周恩来知识分子思想的形成和实践探析[J].理论探讨，1998（04）：27-29

[6] 王功安.深入学习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J].中国统一战线，1998（03）：24-27

[7] 曲峡.论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J].胜利论坛，1996（03）：34-36.

作者简介：李平（1993.03—），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河南省安阳市，学历：研究生，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