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默斯著述中的“苗人”分类体系源流看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

刘殊墨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笔者在翻译和学习《中日论丛》(1)《中日论丛》的全名为〈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of Facts and Events in Science, History, and Art, Relating to Eastern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1863～1865年间出版的月刊杂志，其主编为詹姆斯·萨默斯(James Summers)。时，在1863年10月的刊物中发现有《居住在中国西南省份高原地区的各苗族部落》(The Miau-tsz or Aboriginal Tribes, inhabiting various Highlands in the South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Proper)一文。该文是专门描述彼时西南地区“苗人”(2)由于清代“苗疆”的特殊地位，“苗”成为西南少数民族乃至整个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苗人”指的是清代《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中所列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泛称。群体及其分布、风土人情以及语言文字情况的文章，这显然是《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在海外传播和研究的一篇新文献。这篇文章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及其分类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素材。因此，本文拟在引介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对《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及其海外传播的研究及意义进行讨论。

一 萨默斯著作中的苗族分类

《居住在中国西南省份高原地区的各苗族部落》一文的作者詹姆斯·萨默斯(3)詹姆斯·萨默斯，19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曾任香港圣保罗书院教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代表作为《汉语手册》《中文基础》等。把当时观察到的该地区“苗人”分为41个类别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用汉字记录这41个苗人群体的名称后，再用罗马字母进行标音对照，然后制成表格。尽管该表中的汉字在原文的记录中大小宽窄不一，但并不妨碍我们阅读。该表的41个分类记录如下：

谷蔺Kuh-lun 楊洞羅漢 Yang-tung lo-han 克孟牯羊Kih-mang ku-yang

洞Tung 水家Shui-kia 狑家King-kia

箐Tsing 六額子Luh-ngeh tsz 白額子Peh-ngeh tsz

冉家蠻Yen-kia man 洞家Tung-kia 九名九姓Kiu-ming kiu-sing

茆頭Mau-teu 洞崽Tung-tsai 清江黑Tsing-kiang heh

樓居黑Lu-ku heh 八寨黑Pah-chai heh 黑山Heh-shan

黑生Heh-shan 黑狆家Heh-chung kia 高坡Kao-po

牙代Ya-fah 清狆家Tsing-chung kia 裏民子Li-min tsz

白兒子Peh-ar tsz 白龍家Peh-lung kia 白狆家Peh-chung kia

土犵狫Tu-kih lau 車寨Che-chai 西溪Si-ki

葫蘆Hu-lu 洪州Hung-chau 黑樓Heh-lu

黑腳Heh-kioh 生Sang 短裙Twan-kwan

尖頭Tsien-tau 郎慈Lang-tsz 羅漢Lo-han

六洞夷Luh-tung i 鴉雀Ya-tsioh

从上表所标注的读音来看，其中绝大多数读音与当今贵州话的方言发音不谋而合，因此这对于考察当时当地的方言语音状况及其发展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参考资料。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在这41个群体分类中，“谷蔺”“水家苗”“箐苗”“白额子”“白儿子”“里民子”等34个群体的名称与《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所列苗人群体名称完全一致；而萨文中列出的“洞家”“黑狆家”“清狆家”与《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中列出的“侗家”“黑仲家”“清仲家”仅是所用个别汉字不同，但汉字读音相同，对各群体的介绍几近相同，因此也可以确定为同一群体的名称，所选汉字的不同极有可能是采集、记录时的误录所致；而萨默斯所列“尖头”无论是从对该群体分布情况的介绍，还是描述其“会将自己的头发梳成一个山峰状”的外貌特征来看，也应与《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所列的“尖顶”为同一群体的不同叫法，因为在汉语中“顶”和“头”本就意义相近。此外，萨默斯将《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中“清江狆”“八寨苗”更系统地归为“黑苗”，记作“清江黑”和“八寨黑”。因此，在萨默斯所列41个苗人群体的名称中，除去“茆頭”一种未在《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所列人群的名称中找到完全对应者以外，其余40个群体的名称均可在《百苗图》《黔说苗图》中找到对应一致或相近的群体名称。

虽然文中的人群命名与现存的百苗图中出现的的人群名称有着个别的出入，但该文成型于150年前的清代，况且该文的作者又为外国人，难免有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嫌，因而出现疏漏乃至错讹也就在所难免了。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从文中对不同人群服饰、生活习惯、分布地域、习俗等的详细介绍来看，可以确定萨默斯将苗人分为41个群体的分类及名称体系与《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出自同一体系。

萨默斯在其文章中也曾提到，其中的一些创作素材取自于友人发表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相关文章(4)James Summers. The Miau-tsz, or Aboriginal Tribes, inhabiting various Highlands in the South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Proper[J].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1863(10), P144.。刘咸在其1933年的著作《苗图考略》中就曾提到：“1845年，一位未署名的欧洲学者在《华事汇报》(即《中国丛报》)第十四卷发表了译文《苗族种人记述四十一种》(Notice of the Miau-Tsz)，将某种《百苗图》的原图序言全部译成英文。”(5)刘咸：《苗图考略》，国立山东大学《科学丛刊》1933第一卷第二号。1973年，芮逸夫在其主编的《苗蛮图册》的序言中，也有类似的记载。(6)芮逸夫主编：《苗系图册· 影印苗系图集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年，第2页。笔者根据不同的线索进行考证，推断《苗族种人记述四十一种》的作者是英国传教士裨治文(Rev. E. C. Bridgman)，而萨默斯所著《居住在中国西南省份高原地区的各苗族部落》的参考资料和创作蓝本就是此文。因此，萨默斯所著的这篇文章无疑就是《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在海外传播和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萨默斯著作中关于“苗人”分类的源头考据

众所周知，成书于清代的《百苗图》《黔说苗图》等一系列珍贵的民族志典籍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反映云贵高原古代少数民族历史的图册文本，集中反映了当时生活在该地域的部分少数民族的原生群体名称、地区分布状况，展现了那一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耕种狩猎、婚丧习俗等生活情景，图文并茂。自19世纪中叶始，外国的一些传教士、汉学家、探险家、商人们为了西方在华的经济、政治利益，纷纷进入云贵高原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探险”、考察，实地搜集了大量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地理、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资料。

前人学者的研究充分说明海外对于《百苗图》等一系列典籍的介绍及研究是非常丰富的。这一系列典籍很早就已经流传到了国外，如今依然保存于在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图书馆、博物馆、研究学会等机构的馆藏典籍善本便是实证。而对这一系列典籍的研究几乎始于其成书的时代，也就是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就已经开始进行。当时欧洲的一些民族学家、汉学家们就已经开始翻译、解读这些典籍中的图案、文字，并且结合各自所长而有所发展，有的学者甚至结合这一系列典籍展开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最早接触《百苗图》系列典籍的外国学者是德国的人类学家、汉学家纽曼(C. F. Naumann)，他在1837年发表了有关79个“苗人”群体的德文译本，同时提到在广州时克拉克(G. W. Clark)曾寄送一册苗图给他。自此，国外学者广泛翻译、介绍和研究苗图的大门也被开启了。裨治文除了发表《苗族种人记述四十一种》一文外，他在1859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亚洲文会会刊》第三期上还发表了《苗图附说》的英文译本，在该文中共介绍了82个“苗人”群体。(7)Rev. E. C. Bridgman. Sketches of the Miao—tsze.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 1859(No.III).1861年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发表《中国的苗或原住民》(8)Lockhart. William. On the Miao - tsze or Aborigines of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82(1), P177-185.，1877年英国驻华领事、植物学家普莱费尔著《中国史料中贵州和云南的苗族》(9)T. M. H. Playfair. The Miao Tzu of Kueichou and Yunnan From Chinese Description. The China Review, 1877(Vol.V).，1883年英国探险家柯乐洪著《穿越华南边疆》(10)Archibald R. Colquhoun. Across Chryse: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border lands from Canton to Mandalay. London: Graham Brash (Pte.) Ltd, 1883.，1883年美国传教士、语言学家卫三畏著《中国总论》(11)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Trow’s Printing and Bookbinding Company, 1883.，在这些著述中都提到了《百苗图》系列典籍。曾经深入“苗人”居住的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和英国传教士、旅行家克拉克(Clark. S. R)则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生活习俗等各方面情况有着更为直观和细致的观察，鸟居龙藏于1903年编著出版的《苗族调查报告》(12)[日]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译，贵州：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克拉克在1911年编著出版的《中国西部的苗和其他部落》(The Miao-tze and other Tribes in westen china)(13)[英]塞缪尔·克拉克：《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苏大龙译， 贵州：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也都是在参考《百苗图》《黔苗图说》系列典籍的基础上撰写成的。

上述情况表明，萨默斯于1863年所著《居住在中国西南省份高原地区的各苗族部落》一文从未被学术界提及。细究出现这一疏漏的原因，或有两种可能：其一，由于该文献出版年代久远，国内检索查获此文献难度较大；其二，或者与萨默斯关注、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有关，以往学界对萨默斯的研究多集中于他在汉语研究及教学方面的史迹，以致于疏漏了他在国外汉学杂志上发表的这篇史料价值甚高的民族志文献。笔者考证认为，萨默斯所著的这篇文章实乃有关《百苗图》《黔苗图说》系列典籍在海外早期传播与研究的新文献，该文不仅补充了这一系列典籍海外传播与研究的空白，而且还为对清代《百苗图》《黔苗图说》等典籍的历史研究增加了一些新的珍贵资料。

三、《百苗图》系列典籍及其海外传播研究对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意义

清代成书的《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民族志典籍中对“苗人”群体做了逐一列举，形象生动地描述介绍了这些群体的生活习俗、服饰穿戴情况，这不仅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民族志资料，而且有助于今人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苗人”群体演进的历史。

在有关《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研究中，存在诸多尚有争议的问题。例如，针对该系列典籍对“苗人”群体的体系划分是否科学这一问题一直是有关学者探讨的话题。按马长寿先生的认识，《百苗图》所列各群体名称的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枚举法，这种列举未必是一种上乘分类法，它的弊端就在于只是就事论事的分析，而未能综合分析。(14)马长寿：《马长寿民族学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80页。马先生认为如果能对分类进行归类说明的话，那样的分类结果可能更加科学一些。而李汉林在探讨《百苗图》所列各群体称谓的来源时，提到了可以用六种情况来概括《百苗图》中各族称产生的可能原因：汉语音译，汉语意译，汉族人凭借被指称对象的文化特点而赋予的他称，承袭前代已有的称谓，凭借生息的地域而赋予的他称，另起新名。(15)李汉林：《〈百苗图〉族称名源探析例举》，《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其实早在1903年，鸟居龙藏就曾指出，虽然系列苗图中所提“苗人”群体称谓有82个之多，但其中真正属于苗族的群体只不过数种而已。(16)[日]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全集》第10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76年版，第532～534、623～643页。笔者结合当代开展民族识别所确立的标准，综合前人学者对《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中所列82个“苗人”群体的研究再进行文化谱系梳理及分析，认为系列典籍所划分的82个“苗人”群体中，可以较为明确地归为苗族的群体有：花苗、青苗、白苗、谷蔺苗、黑生苗、黑山苗、黑苗、九股苗、八寨苗、紫姜苗、九名九姓苗、西溪苗、生苗、鸦雀苗、黑脚苗、红苗、短裙苗、白额子、六额子、克孟牯羊、平伐苗、高坡苗、洞崽苗、葫芦苗、尖顶苗、箐苗；水家应该属于水族；佯僙应属毛南族；红仡佬、披袍仡佬、剪发仡佬、猪屎仡佬、打牙仡佬、锅圈仡佬、土仡佬、郎慈苗当属仡佬族；六洞夷人、峒人为侗族；蛮人、僰人、冉家蛮应为白族；土人应属土家族；白仲家、补龙种家、黑仲家、青仲家、八番苗、尤仲家应为布依族；侬家、僮家为壮族；徭人、伶家苗属于瑶族；其中不乏有部分长期居住于这一地区的汉族被视为82个“苗人”的一些群体，比如宋家苗、蔡家苗、杨保苗、里民子。由此可见，《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所列举的82个“苗人”群体，有的是指某单一民族，有的则指某一民族中的一个支系，还有的则是指作为更小地方群体的亚支系，也有的是好几个单一民族的集合体。该系列典籍所列举的82个“苗人”群体显然只是对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多种少数民族人群的统一泛称，并不是专门针对苗族群体而产生的分类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在《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中所列出的“苗人”群体，除去上述可以确定分属不同的民族以外，对其中一些群体的族属归类还存在较大争议，具体如：对于狗耳龙家、大头龙家、曾竹龙家、马蹬龙家、白龙家究竟属于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还是本来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尚无定论；关于侗家苗究竟是归为瑶族还是侗族尚无定论；对于车寨苗、黑楼苗、楼居黑苗、阳洞罗汉苗是否属于苗族等也存在不同观点。产生这些争议的原因一方面与历史上西南地区人群迁徙流动较为频繁，经常发生人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现象，另一方面与缺乏较为详细记述该地区人群历史的文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进一步准确地厘清历史上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发展演变问题，有待于发现更多的史料。

上述分析进一步彰显了萨默斯所著《居住在中国西南省份高原地区的各苗族部落》一文的价值，其所列举的41个“苗人”群体中，有近二十个可以被确定为属于苗族支系。作为熟稔中国文化的汉学家，萨默斯文章着重于介绍、描述41个“苗人”群体的特征、特点，而且将《百苗图》系列典籍中叙述的82个“苗人”群体省去半数并明确记述为“苗族(Miau-tsz)”，这是否说明萨默斯本人通过比较研究而形成了自己的分类标准和分类结果？或者是因为他参考的《百苗图》《黔说苗图》等典籍版本本身就不包含82个“苗人”群体？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萨默斯在其文中明确指出生活在中国西南部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的“苗人”群体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了苗瑶、侗、仡佬的交错混杂的庞大人群，(17)James Summers. Within the borders of the provinces lying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empire—hu-kwang, Sz-chuen, yun-nan, kuei-chau, and twang-si—a mixed people are found, who are known under the various epithet of miau yau, tung and keh-lao, but who all belong to the races of the miau barbarians. The Miau-tsz, or Aboriginal Tribes, inhabiting various Highlands in the South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Proper.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1863(10), P147.由此可见，萨默斯对于“苗人”群体的描述介绍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在少数民族历史学研究中也是作出了积极贡献的，他对那一时期“苗人”群体语言、文化、社会生活的记述为今天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史料。

四、结语

前人关于清代《百苗图》《黔说苗图》等一系列珍贵民族志典籍的研究，以及这一系列典籍自身不仅为针对历史上我国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群体开展少数民族史学、历史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而且也为进一步了解缺乏文字记载的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演进的过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透过19世纪《百苗图》《黔说苗图》等系列典籍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的镜像，可窥见当时西方的一些传教士、探险家、学者们在云贵高原开展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的实地调查的情况，为广泛开展学术史研究提供了素材；他们结合《百苗图》《黔说苗图》等系列典籍编撰的文章、书籍，呈现了那一时期西方人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为当代民族研究中尚存争议的问题提供了历史性辅助材料的补充。而萨默斯的著述作为《百苗图》系列典籍海外早期传播和研究的一个新发现文献，不仅对研究当时的西南少数民族风土人情、语言文字乃至政治、经济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素材，同时还展现了当时域外对西南少数民族的一些研究状况，可以填补一些早前研究中遗留的空白，为当今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增加一些新的参考资料和认识视角。

穿越历史时空，以人类共同的思维去体验、细究清代的《百苗图》《黔说苗图》系列典籍及其在海外的传播及研究，不但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对当代民族研究增加一些新材料，还可以拓宽国内对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西方业已形成的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印象产生的原因，有益于增强中西方之间在民族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间的学术对话与交流，这对深入探讨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及其分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