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块红烧肉

董改正

我十三岁那年的正月十三，下着蒙蒙细雨，母亲挑着担子送我去五校读书。那是我第一次离家住校。担子一头是两床被子，一头是衣物和米，还有一罐子咸菜——临走前，母亲又打开了罐子，往里面添了一勺子煉好的冻猪油，白花花的，至今我依然记得它的色泽。

三十年前，大年正月的乡村是热闹的。地上都是红鲜鲜的爆竹纸，空中飘着酒菜的香气。因为细雨，初泛青绿的原野上，只有我和母亲。我的心里充满着少年的忧伤。

担子很重，但路上都是泥泞，母亲不能放下歇肩，她只能以换肩的方式来放松疼痛的肩膀，类似于拆东墙补西墙──只是，西墙的泥水未干，又得拆来补东墙。

“姆妈，我来挑一截。”

“不要的，我行。”

穿过枫河北端的滩涂，再过一个水村，绕着一条溪水转到对面的山梁，顺着山道走下，径直穿过西湾的田野，到枫河入江的狭长小河时，渡船而过，爬上河埂，便可望见五校的校舍了。到达河边时，已是午后一点多了。对面，细雨落水，野渡无人。母亲已经累了，身子随着担子一起摇晃着。

“姆妈，让我来。”我仄到母亲身边。

“我行。”母亲不让。她大声喊：“有人吗？有人吗？”

岸上的红砖房门开了，一个人走下来，是个穿蓑戴笠的女人。她也不用划桨，人站在船上，手抓着粗绳，把船悠到河这边。她紧紧抓着绳子，看着我们，说：“那孩子，你先上来，帮你妈接一下！”

我走上船，晃得站不稳。母亲说：“我行。”她挑着担子走上来，船大幅度晃动起来，差点没翻了。女人夺过担子，将被子摁在船板上，厉声说：“被子湿了还能晒，人死了就死了！”母亲嗫嚅着，没说话。

女人不是渡船的。她是给挖沙船上的男人们做饭的。她不要钱，只是看着我们一连串地叹息，目送我们走进了五校。

报名很快就搞好了。我住进了宿舍。母亲帮我铺好了被子，一边铺一边流泪。被子湿了半边。她叮嘱我一出太阳就抱出去晒。她跟我同学们请求带我睡几夜，直到我晒干被子，但还是不放心，叮嘱我不要睡湿的这边。时间不早了，她也该走了。她站在走廊上，回头看着我。我拎着那袋米，双腿助夹着。

“我走了，你记得四点去换饭票啊！”

“你一定别忘了。”她穿好了雨衣，走进了细雨之中。远方，山已经苍茫了。

我看见她不停地回望，但终于不见了。

她是在第三天赶来的。来的时候，我快上下午课了，便匆匆去食堂为她打饭。我打了半斤饭两个菜，一个炸酱，一个红烧肉，一共一块五毛五。在五校待过的同学都该知道，那个上海大厨做的炸酱和红烧肉是怎样的美味啊！

“你一定要吃掉，我上课了。”

下课的时候，母亲已经走了。饭盒里，炸酱没动，十块红烧肉还剩七块，整整齐齐地挨着。为她吃掉的三块红烧肉，我开心得流泪。

那时候，我一周只有五块钱的伙食费。那是我在五校吃的第一次红烧肉，也是最后一次。

有一个黄昏，我到河堤上背课文，遇到了那个女子。她看着我说：“那天你妈妈回去时，胶靴里都是水。我让她坐在船上，帮她使劲拽，半天才拽下来，我收不住势头，一屁股坐在地上，摔得不轻。靴子拽下来，也把她的眼泪和哭声拽出来了。她是哭着走回去的。我站在河堤上一直看着她走，我不放心。”

那个女子深深地看着我，又说：“你妈那天给我带了三块红烧肉，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红烧肉。你有一个好妈妈。”

夕阳在天，河水粼粼。我沿着河堤跑起来。我不要她看见我的泪水，我在心里许着愿，那些愿望如粼粼波光一样多，一样闪烁。三十年过去，那些愿望至今我依然记得，很多都没有实现。那个上海大厨的红烧肉做法，我辗转求来了。我要做给她吃，看着她吃完。

选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