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晋江市：党建引领全面推进乡村善治

福建省晋江市陆域面积64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57平方公里，辖13个镇、6个街道、395个村，户籍人口117.6万、外来人口102.4万人，其中行政村户籍人口78.7万人、外来人口72.7万人。近年来，晋江市坚持党建引领，以“三治融合”为基本方向，以基层议事协商为基本载体，全面开展乡村善治试验，全力解决乡村发展的“人、钱、事”难题，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助推乡村振兴。

人才反哺农村，解决“人”的问题

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实施人才反哺农村计划，全力打通城乡人才壁垒，推动人才向农村集聚、助乡村发展。

一是能人来带头。农村强不强，关键看头羊。晋江市出台 30条措施，在全国首创农村治理人才认定机制，创新发展农村党员孵育机制，培养储备后备人才，引导一批懂经营、会运作、威望高的各界能人加入到乡村治理队伍。2019年村级换届中先后开展6轮协商，全市395个村党组织书记有近70%来自企业界、10%来自社会组织，“一肩挑”比例达42.8%。

二是专家作指导。注重让专业人做专业事，围绕人居环境、古村保护、田园风光等重点领域，先后与18家高校、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引进了一批高端智库、专家学者。同时，创新开展“五微五营双创”活动，吸引大学生来晋创作实践，推行“一村一规划顾问、一村一法律顾问”，用专业指导为乡村治理保驾护航。

三是干部到一线。树牢一线选人用人导向，注重在项目征迁、信访维稳、人居环境整治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培养锻炼干部，大规模抽调干部驻村蹲点、驻村任职，全面推进乡镇干部包村联户，推行“一村一民警、一村一法官”，以“三治”融合思维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超过半数的机关干部都有农村基层经历，既助推了乡村发展，又锤炼了干部本领。

做强经济基础，解决“钱”的问题

资金保障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晋江市坚持“输血是一阵子，造血才是一辈子”的理念，以党建引领改革，破解难题，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在改革中坚持把协商贯穿始终，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收益权，确保改得动、有成效、群众有获得感。

一是让沉睡资源活起来。重点从农村土地三项制度改革入手，探索实施了组团片区改造、旧村整体改造、生态景观提升、空心村盘活、产业带动和借地退出等6种宅基地综合利用模式。改革以来，累计盘活闲置农村低效用地1.35万亩。比如，梧林古村落通过征收闲置古民居，引导周边房屋改造提升，带动民宿、文创等业态发展，实现整体盘活；九十九溪田园风光，通过整合万亩农田和周边宅基地，发展观光农业，打造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区、城市生态涵养区。

二是让静态资产动起来。重点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入手，“政府、村社、专家、律师”四位一体推进，出台规范性文件，推动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确权到人。特别是针对外嫁、入赘和移居海外等股权认定特殊情况，专门进行协商议定。改革不仅明晰了集体产权，而且保障了群众权益。

三是让集体经济富起来。出台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九项措施，在项目策划实施运营中坚持群众参与、有事一起商量，探索市场经营、村企合作、资本投资等形式，多元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目前60%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20万元，今年将全面消除集体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下的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越来越多用于投建基础设施、兜底社会保障，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持续提升。

四是让农民腰包鼓起来。大力发展富民兴村产业，抓特色化、规模化发展，衙口花生、晋江紫菜、安海土笋冻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同时，通过激活农村“沉睡”资产资源，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三年来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9.6%，改革红利直接装进农民腰包。

完善运行制度，解决“事”的问题

坚持以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体系，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主要从“三个一”入手：

一是健全一套服务网络。全面规范村级组织权责，梳理业务、政务、服务“三张清单”，整合村务工作者、网格管理员队伍，在全省率先构建“一个中心、若干网格”村级运行机制，推动“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

二是制定一套自治章程。以“正在做的事”为中心，制定一批有约束力、有操作性的村规民约，发挥“软法”约束作用，打造“草根宪法”。比如，乡风文明注重德治引领，以深化移风易俗为抓手，破除丧葬陋俗，遏制喜事炫富，引导企业群众“不比排场比公益”，把节约下来的开支捐赠给慈善公益，迄今慈善总会募得善款超34.8亿元，塑造文明淳朴的乡风民风。

三是形成一套协商机制。全面推行基层议事协商机制，强化群众在基层自治中的主体地位，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比如，结合泉州“强基促稳”行动，健全联动化解机制，充分发挥调解员、律师和社会各阶层力量，做到“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人民调解员就出现在哪里”，打通化解矛盾纠纷“最后一米”。在反复的协商中，也增强了群众的程序意识、规则意识，“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得到有效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