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御用瓷器龙纹一窥民族融合

王光尧

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真实的龙，但其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却拥有崇高的威望。拥有不同历史背景、文化基因的龙形象被负载在历代流传下来的御用器物上，让我们得以窥见它的身影。这些龙纹形象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天、地、人和谐统一的理念，更彰显了民族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

龙，是文化的和多元的！

考古资料证实，龙是上古时期由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因素共同构成的，是中国文明的最核心内容之一，其形成过程正体现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特性。

除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的蚌壳龙图案外，大家公认的龙还有红山文化的玉猪嘴龙、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3072号墓龙山文化彩陶盘上的蛇龙、战国时期及更早在楚越文化区流行的蟠虺龙等。各种形状的龙流布区域虽异，但其意义则同，都代表王者的权力与神圣。上古时期各文化区内龙形象的不同，也许正是方国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文化灵魂和符号。由于西水坡的蚌壳龙具有后来神龙的雛形，说明后世的龙是在仰韶文化晚期的龙的基础上构建的。各地区旧有龙的元素也逐渐融入仰韶文化的龙中，成为其构成元素之一，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在自身的文化基础上并藉由地理中心的优势，与各地文化交流而壮大的结果。在文化交流和部族融合的基础上，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以及国家统治区域均得以扩大，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建立，正是这一扩大过程中不同族群及文化融合的阶段性表现。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对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因素的吸纳，体现的是中华文明的包容特质，而中原以外地区对来自中原仰韶文化龙的接受，既可以说是周边部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自觉融人中华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凝聚力的表现。后来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洲人建立王朝或入关后都以龙纹作为皇权的象征，表象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本质上则是对以龙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认可，是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四个民族自觉融入中华文明的表现，这和发生在上古中国的事件和民族融合的进程相同。

在契丹、女真、蒙古三族建立辽金元王朝的同时，龙纹不仅通行于这三个王朝，也流行于宋朝。宋代以前龙纹虽然多见，但在王朝法典上开始规定龙纹与皇权的关系，并禁止民间使用五爪龙纹，龙纹成为皇权的象征，则始于该时期。

北宋时期的定窑、磁州窑、越窑、耀州窑、汝窑等窑场的产品上都开始装饰龙纹。金代定窑印花图案中龙纹虽承继了宋代的风格，但已极为规范并更加流行，这或与北宋、金两代皇室对定窑瓷器的态度以及金代皇室对定窑瓷器的需求增加有关。而以磁州窑为代表的民间用瓷图案，更表现龙纹的灵活与活泼一面。入元，先是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十一月“戊辰，禁缯段织日月龙虎，及以龙犀饰马鞍者”，对龙纹的限制开始严厉。又有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十一日又明确规定大龙（五爪龙）只能御用，三爪、四爪的龙和五爪龙开始区分，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夏四月丁亥复诏五爪龙之禁，五爪龙纹成为帝王专用图案。明承元旧制，清代沿袭不改。到乾隆七年（1742年），乾隆皇帝批示唐英奏折的案语有“五爪龙者，外边常有”，说明龙纹之禁或有松动。

为什么到宋金元时代龙纹开始流行并进入法典，并且五爪龙纹成为宋元明清时期皇权的象征和御用器物上专用纹样？或与宋朝和辽金并存的处境，及后来的历史进程有关。

在历史上，宋朝以积贫积弱最为特点。320年间，前期与辽对峙，澶渊之盟后两国虽然和平相处，但是宋朝每年要输辽国岁币、丝绸和茶叶，宋人是在付出经济代价后实现和平的。即便与西夏的交往，也同样是靠大量的经济付出后得以实现。至南宋时期，不仅每年对金输送大量的岁币、丝绸和茶叶，还对金称臣，南迁的宋朝已经不是一个具有法统地位的、全国性的政权，南宋的皇帝只能称帝而不得使用皇帝为称号，这在宋以前的历史中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正是在这种对峙和竞争中，不论是辽、金还是宋，都要表明自己的合法性与法统地位，彰显并强调皇权成为一个时代的共性，于是龙纹的神圣及其与皇帝的关系开始被强调，并出现了专门供皇帝使用的瓷器。

元统一中国，视辽宋金各为正统、各系编年，于礼祭器则杂宋金之旧、典章制度宗法宋金，是对宋金文化和二者各自代表的法统地位传承的表现。明朝建立，以驱逐鞑虏、恢复汉宫旧仪为文化主导，在承继元朝法统地位的同时，文化则宗法汉唐宋，传统文明中的龙自然是元神归位。及至满清入关，以夷狄而临中华，如何实现统治的合法性、巩固皇权成为最急迫的内容，所以在入关之初即祀明、祭孔，以显示从明朝承继的合法性和文化的法统性，并主动开始了从满洲的汗向中华皇帝转变的历程。到乾隆时期，以内府文物典藏、编纂西清诸鉴和四库全书等文化工程的完成，标志着清朝统治者已经真正成为中华文明典守者与传承者，乾隆皇帝也得以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并用包容的胸襟对待民间使用五爪龙纹的现象。

龙的形成过程与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相表里，通过不同人群、民族的交流实现。大航海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世界不同文明和不同民族的广泛交流融合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和更广阔平台，但如何适应全球化及新的时代，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洋务运动以来100多年间，是中华民族发自内心向世界各民族学习先进技术和文化的时代，从晚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100多年的曲折与实践，在无数的失败中，最终发现只有坚持中国文明本体，包容、学习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才是中国可以实现自强的唯一途径，这正是当今中国快速发展的深层文化原因。

（注：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本文文字及图片摘自《龙翔九天——元明清龙纹御用瓷器展》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