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时代诉求

房广顺, 徐文文

(辽宁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轴,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更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使命下各方面制度到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之治”的前进方向和时代要求。从政治维度上看,新要求表现在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从理论维度上看,新要求表现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根基;从实践维度上看,新要求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制度全方面的完善、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在政治、理论和实践层面更加成熟定型,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105。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政治诉求

“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333。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2]3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3]164。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政治制度要始终与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才能在政治层面更加成熟定型。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

1.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由人民决定的,人民立场是最根本的政治立场、人民诉求是最根本的政治诉求。

(1)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成熟定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相一致,“人民的信赖、支持和拥护,始终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深厚力量源泉和牢固政治基础”[4]29。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中,政党的价值诉求通过政治包装和竞争性的选举方式,无形中构建了一个“虚幻的共同体”,促成了政治乱象的频生和民粹主义思潮的滋长。反观新时代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良性发展的价值基础在于人民是社会活动和国家治理的主导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才能在政治体制的安排中找准处理复杂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然在政治诉求上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的直接表现是“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5]126,这是有效处理好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的政治定力。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成熟定型是政治治理方式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的新阶段,要在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紧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的基础上,继续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有力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作用,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因此,“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价值取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同资产阶级权力观的根本区别”[6]。

2. 健全党的全面领导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政治逻辑,关键是要抓住问题的本质,首要的命题是在政治生活中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7]。

(1) 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发挥顶层设计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8],这种关键性、根本性的制度设计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制度创新和发展意识形态论证及其主导性的重要表现。从深圳特区到浦东新区再到雄安新区,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始终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问题上我们从不含糊、从不动摇,其决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顶层设计的核心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巴黎公社失败“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9]500,“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10]。只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才能在全局视角理顺政党能力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直接推动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解决制度成熟定型总体性和方向性的问题。

(2) 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政党政治作为现代化政治的基本形态,强大、有效的政党是政治秩序的基础,因而政治制度的成熟定型必然离不开党内规则体系的健全。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化是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通过“完善制度,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11],依法依规治党以发挥党内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开展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以锤炼具有忠诚干净担当政治品格的共产党员,才能确保生态优良的制度环境。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理论诉求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过程中,邓小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性,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分析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3]379。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套用西方模式和制度安排。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的形成“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105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型的制度”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理论诉求;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并在两者的有机结合中,从理论层面不断为探索人类良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

1. 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固然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思想,但绝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所能解释的,其本质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制度,具有特定的马克思主义内涵,必须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

(1)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制度发展的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初步形成到成熟定型,邓小平曾自信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2]382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指导制度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9]13,是制度成熟定型基本的价值标准;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是制度成熟定型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2) 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有力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同样是克服错误思潮和纠正对社会主义错误理解的过程。一方面,不能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抽象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共同思想基础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这是新时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另一方面,不能脱离时代条件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主观臆想地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说明,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会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迷失方向。新时代新的基本问题、新的基本方略和战略布局,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以新时代的全新视野科学认识和把握时代和实际发展的新情况,才能从繁杂的问题中把握制度成熟定型的规律性,理直气壮地克服和抵制马克思主义“危机论”“过时论”等各种错误观点。所以,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科学的价值遵循。

2.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制度文化和政治文化,拥有民族精神的支撑和文化传统的滋养。

(1) 重视从传统文化的背后寻求新的政治合理性资源。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4]164涵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内源因素。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是“民为邦本”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思想、“天下为公”情怀的当代运用。新时代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必然要在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历史根基中挖掘有益成分,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中探寻基础和土壤。

(2) 从历史文化传承上看,要吸收深厚的政治文化底蕴。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中,“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2]。这也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再到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人民民主思想到构建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到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一系列制度形式的变迁和确立,也是一个把成功的经验、正确的理念不断定型为高效、合理的制度的过程。可见,党对成熟定型的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认识得越来越深入。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传统。

3.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科学价值目标、标准、导向和规范,这一成熟定型过程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人本思想和实践理性等各方面的磨合与融合。

(1) 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封闭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结构,其等级意识、专制主义、平均主义等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法政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态度“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9]299,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和超越。鉴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才能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新时代科学的制度文化。

(2) 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中国话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精神文化现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和相通,表现为知与行的认知关系。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在中国的表现是“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3],只有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风格和民族形式才能真正完成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传播、生长和结果。如果“缺少了文化传统的支撑,设计再完美的制度也只是纸面上的文字,很难真正得到实施”[14]。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实践诉求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经验是在实践中逐步丰富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372。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具有了更为准确的表述语言,更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全面诉求;“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5]85。必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必须在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的基础上致力于从实践层面推进“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

1. 满足全方面的现实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来源于实践的诉求,其目的就是运用制度威力求真务实地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风险挑战。

(1) 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协调统一中,把制度的整体功能和优势发挥出来,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结构层次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共建共治共享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制度,是核心和关键并覆盖一切方面和所有领域,其直接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达成。除了根本制度,由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及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出的各项重要制度共同构成整个制度体系,具有目标相一致的功能。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现有的制度,同时实现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整合。要在一个整体方案中审视各项制度的相关性和依存度,形成制度整体,否则整个制度系统会发生功能性的障碍。当然,强调制度的合力,并不是忽视具体的主导性制度的作用,也要及时制定一些新的重要制度,并且要细化具体安排,充分利用具体制度的现实针对性,发挥其实质性作用,脚踏实地推进整个制度的成熟定型。

(2) 在历史与现实的发展逻辑中, 逐步实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在内的各个领域体制机制的创新发展。制度发展是一个永恒的过程, 体制机制优化升级是制度成熟定型的常态,这必然要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需要出发,适应我国国情和新的时代潮流。 在政治制度上,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确保人民民主权益, 深化行政、司法、纪检体制改革; 在经济制度上,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主线,抓住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重点, 推动国企改革进入新阶段,建设高标准、高适应性、竞争力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在文化制度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先进文化建设、文化权益保障、舆论引导的工作机制,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在社会制度上,加强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制度,统筹城乡发展、落实精准扶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生态制度上, 在生态建设绿色发展理念的基础上, 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责任追究制度, 建立资源高效的环境保护督察、监测、评价建设方案和制度改革。 由此,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 完成“五位一体”的全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要素体制机制的良性发展。

2.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从实践中来,还要回到实践中去,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成熟的制度体系和高效的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是有机统一的系统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要处理好两者相得益彰的关系。

(1) 制度运行走向规范化,扩大制度成熟定型的活力。在具体的时间安排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对标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的战略安排,明确了从现在到建党一百年到2035年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的总体目标。在制度程序和组织机构方面,成立或设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决策议事协调机构。通过机构重组,加强对重大决策事项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直面利益冲突、权力垄断、简政放权,解决了在注册、登记、审批等各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使得运转协调、程序公正的制度运行机制形成。目前已经建立的脱贫攻坚责任制,健全扶贫政绩考核制,各级政府逐级签下脱贫责任状,探索了一套设置合理、职权明确的组织运行体系,强化了制度意识,避免了制度流于形式,确保国家治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的不断提升。

(2) 制度执行走向法治化,保障制度成熟定型的效力。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地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15]。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法治建设经验,目前“我国已有法律270多部、行政法规700多部、地方性法规12 000多部”[4]162。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的指导下,中央相继出台或修订党内法规60多部。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提供决策的执行、评估、评议的制度化方案,既有利于加强宪法、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深入推进,又有利于解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完善纠错问责机制,落实执法司法领域腐败零容忍等管党治党的长效机制。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是其“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16]的必然结果,它也必将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