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大变局的中国回应
——基于经济同盟考量的世界民族协作方针的价值理念

廖文伟，李灵珊

（汕头大学法学院，广东 汕头，515063）

一、经济全球化面临的价值冲击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的基本战略明确提出中国必须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半个世纪以来，全球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席卷世界，具有范围广、强度高、速度快、影响深等特征。现今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了全球生产及消费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的蓬勃发展和经济繁荣，同时亦推进了跨越国界的人员、经济、文化、政治、资本、制度等前所未有的流动、分工及融合；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基于严格的经济分工而建立的制度秩序，逐渐形成了霸权主义式的核心-边缘世界体系，加剧了全球权力的不平等。同时，全球化带来金融体系脆弱、气候变化、发展不平衡、资源紧缺等一系列全球风险社会问题。在相互依存的国际局面下，不同的主权国家不但难以独善其身，亦难以单凭一己之力应对全球性危机[1]。

由于全球危机的蔓延，造成广泛的外部需求减弱及产能过剩等问题，世界经济步入低速增长，出现“逆全球化”现象，具体表现为各国间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各国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比率逐渐增加，同时部分国家把国内利益分配不均及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错误归咎于全球化，并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2]。随着恐怖主义、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现象”的出现，部分国家曾经的“地球村”观念逐渐被贸易壁垒、边境修墙、排斥难民等反全球化政治思潮及公共政策所取代。

美国版的全球化方案面临全新的挑战及困境，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传统领导地位出现改变，新一轮的工业化进程颠覆了以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核心-边缘格局，无论在全球体系发展总体趋势、全球经济总量、国际组织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经济以至全球发展领域上，皆出现全球体系结构和世界发展结构的巨变[3]。在现今的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全球化出现大反转。它首先由全球底层和边缘革命所推动，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全球发展及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所积累的国际矛盾，通过各种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仇外排外主义等方式纷纷出笼。再者，极端的反全球化政治思潮及政治运动以至极端的国家去全球化政策，伴随这次全球化反转越加激烈，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全球大变局中，中国并无出现上述的逆全球化及反全球化倾向，究其原因，除一方面因中国40 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外，另一方面亦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性与不可逆转性。习近平指出，现今困扰世界的众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与各国人民交往[4]。另外，经济全球化的逆转亦是不可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阻挡，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更新换代，为全球链接扫除障碍。同时，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已经进入全球化中心，共同发展全球贸易，代表全球中小企业和全球新兴国家嵌入到全球经济发展潮流，难以脱离。再者，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已经完善建立，本土实体经济的生产及销售环节，同样离不开全球性市场。基于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意义及不可逆转，中国对其始终保持积极支持和推动的态度。需要重点研究的核心问题亦应由如何避免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转移到如何让全球化摆脱以往的一体化模式，而朝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的议题上。

二、基于民族国家的新世界主义：新的价值理念的应然性

随着非西方的新兴国家的整体崛起及伊斯兰世界的“去西方化”文明发展趋势，世界经济正进入后西方秩序。与全球大变局相伴随的是对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新全球化”的呼唤。新全球化是一种包含世界主义理想图像的全球化，它提倡超越民族国家本位的全球政策，致力于世界层面的公共性政治建构。世界主义理论集大成者贝克指出随着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以往由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治理模式已不合时宜，而应逐渐向强调多中心及多元协作的崭新治理方向发展，并最终孕育出具有规范意义及经验事实意义的、“跨国家”层面的世界共同体[5]。在世界治理的问题上，亦出现从方法学上的国家主义到世界主义的转向。

从应然的角度而言，世界主义的道德正当性毋容置疑，但作为一种抽象性的规范理论，却面临现实可行性的问题。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普世性（university）、普遍性（generality）等三大核心要素[6]，使超越国族本位的世界主义难以可能，而至今停留在一种乌托邦的想象。世界主义的个体主义传统，过分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及忽略集体主义制约因素的倾向，使个体的身份认同始终与个体各自所处的本土社群及民族国家所秉持的集体道德责任存在持续冲突，从而削弱基于民族国家主义而构建的公民身份认同，是一种以牺牲民族的特殊性与具体性为代价的“世界主义式的自由主义”[7]。另外，世界主义始终坚持一种“普遍主义的天真”，意图构建“全球范围的新制度复合体”，成为超越国界的决策中心或权威性大会，协商并执行各种全球性议题[8]，却无进一步讨论过程中间性、公民身份认同及全球性问题的责任归因等关键问题。基于世界政治的复杂性及利益性，世界政体的构想最终只会以专制的形式出现，形成新形式的霸权主义。最后，世界主义的内在动力只来源于个体，对人类这个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社群的特殊共同体缺乏深刻的理解与思考，因此缺乏发动机制及行动机制。对未来世界共和国及全球治理方案的构想，亦由于欠缺对各主权国家的约束力及制度结构上的规范力量[9]，存在变革动力不足的问题。

超越民族国家本位的世界主义由于自身的抽象性而无力解决全球风险社会问题，从而令新全球化进程停滞不前。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仍然不能在当今全球化中真正起到最重要的核心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过程中毫无作为。中国在当前全球化中能起到的核心作用，就是积极推动全球化朝正确及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在现今全球大变局的发展方向未明的情况下，中国提出基于民族国家的新世界主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出路，同时使中国在新全球化中作出重要贡献。

新世界主义，是指习近平及其领导集体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所持有的创新性的系统性认识、论述、主张及其行动方案，体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核心，及包括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等五个坚持[10]。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代表其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及全球治理观等价值观念[11]，而五个坚持则阐述其核心议题及具体行动方案。在全球风险问题席卷世界的背景下，呼唤世界主义的根本变革成为紧迫的时代诉求。在此关键的历史性拐点，习近平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性阐述，并非单纯的政治性主张，而是对全球化具有重要理论厚度的创新性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亦不是作为区域性的地缘政治工具，或纯粹经济性的对外合作计划，而是务实合作平台，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联动发展倡议。新世界主义相较世界主义的“新”的意涵，在理论维度上体现出更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而在实践维度上则同时包含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元素。它一方面反映积极回应了全球化共融及合作的时代诉求，另一方面亦体现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过程的宏愿，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道路。

中国提出的新世界主义之所以被界定为基于民族国家的理论取向，原因在于它同时满足三个相互关联的正义事项：对民族国家的强制性要求、民族国家的基本行动取向、对民族国家的范导性原则[12]。

首先，根据强制性原则及底线原则，国族本位的行动取向不能危害他国的根本利益。避免对他国构成伤害，成为民族国家行动取向的强制性要求。基于中华文化中蕴含的深厚“和”文化基因，中国与第一重正义事项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实际是对中国“和”文化的传承及激活。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主张多方共赢的和平发展方向，源于中华文明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及人心和善的道德观[13]。中国人民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确认了其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主体认知及对世界大势的主观把握，从而令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必然选择。中国早于1954 年与印度及缅甸共同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过50 多年联合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发展与互不伤害已经成为时代潮流，而五项原则亦已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追求和平、追求幸福、奉献世界的中国梦，通过弘扬和平原则，与世界各国建设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

其次，作为基础性原则，各国在自身的资源分配上需依循“国民利益优先”原则，并成为各民族国家的基本行动取向。有别于贝克乌托邦式的世界主义观点，新世界主义并不狭隘地将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二元对立起来，而是始终承认及尊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行动出发点的现代国际关系考量，亦不排斥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取向的民族主义。事实已经表明，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以维护全球利益的世界主义取向，一方面使发达国家对全球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消极态度，另一方面亦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取得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间的平衡，从而导致国际无法积极应对全球化变革。相反，新世界主义采取多元建构主义取向，致力维护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并存[14]。通过国家利益共同体的打造，在国家利益为考量的前提基础上，联合其他国家追求人类共同利益。

再次，根据范导性原则，各国对于促进全球正义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并由此产生对民族国家行动取向的范导性要求。在共同性方面，新世界主义否定以往核心-边缘的世界体系思想，主张全球平等的世界秩序。世界发展不应再是霸权轮替的历史，而应迈向一个建基于跨文明对话及合作的崭新时代。在国际关系的发展展望中，中国多次向世界各国重申“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的承诺，其目标并非更换或成为霸主，而是改变霸权结构及游戏本身，提出后霸权时代的世界秩序。在区别性方面，中国清楚意识到作为世界最大及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有责任通过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为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享受合作共赢的利益成果。

三、基于经济同盟考量的世界民族协作方针：新的价值理念的实然性

中国应对经济新全球化中对世界所作出的贡献，是对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间如何达致共融的问题上，提出自身创新性的见解及行动方案。基于民族国家的新世界主义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具有层递性。首先，在共同维护全球利益的进程中，不以伤害他国利益为代价。因此，必须坚持反对在世界经济性分工体系中，通过任何形式对他国人民进行剥削以及掠夺国家资源的行为。只有彻底摆脱西方霸权主义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世界各国才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交流及合作。另外，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处于二元对立的地位，而应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积极寻求两者的相互促进。在国家利益获得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世界各国才能积累充足的内在动力，为维护全球利益作出社会变革。最后，纵使世界各国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亦需兼顾全球利益的维持，但在过程中允许其各自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尤其针对发展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相互合作共赢的过程中适当采取放权让利策略，以求加快其发展步伐，从而最终有利提高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参与性。

在新世界主义维持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并存的现实建构过程上，区域经济及全球经济的共融发展成为其必然的重要议题。在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上，中国采取“基于经济同盟考量的世界民族协作方针”，从宏观上与其他国家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观上则坚持“五个反对”，包括反对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反对地域保护主义；反对利己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及反对否认、歪曲、纂改历史[15]。中国致力寻求宏观与中观层次方针的交互结合，一方面体现了全球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同时另一方面亦有效避免基于全球利益而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全球主义迷思。

与世界各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作用于构筑整个经济发展策略的目标体系的顶层建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六大核心议题，承载推动经济发展的几个最重要要素。第一，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以维护世界各国平等相待，避免发达国家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情况。第二，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使双赢、多赢、共赢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抛弃以往的弱肉强食及丛林法则思维。第三，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保证各国在绝对安全的国际环境下充分发展经济。第四，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建立具有道德感的市场以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第五，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只有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发展。第六，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解决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矛盾，携手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16]。平等、共赢、安全、道德、创新、绿色，因而成为基于经济同盟考量的世界民族协作方针的基本原则，致力寻求参与同盟国家共同维护及遵守。

有别于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体系，中观层次的“五个反对”则是世界民族协作方针的现实操作体系，反映出现今国际经济运作中窒碍目标达成的常见阻碍。第一，反对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西方资本及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基于自身的发展规律已走向瓶颈，造成国际经济广泛的赢家通吃和不公正现象。呼唤更加平等的新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第二，反对地域保护主义。人为的贸易壁垒会造成不开放的国际贸易营商环境，从而减低跨国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利全球经济发展。第三，反对利己主义。过于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全球利益，会造成各国难以真诚合作，减低达致共赢共享的可能。第四，反对干涉他国内政。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其寻求国家利益的基石。任何以所谓人权、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为理由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行为，会削弱国家作为经济行动实体的完整性，从而损害国家内部人民的利益。第五，反对否认、歪曲、纂改历史。国别之间的多样性建基于各自悠久而独特的历史传统，是国家文化基因的根源。不承认本国或他国的历史，实际是否定其先天自在的独立性，从而丧失作为行动主体的资格。

基于经济同盟考量的世界民族协作方针的价值理念，中国正积极推动各种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相结合的合作方案，其中主要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南南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金砖国家合作、丝路基金等，合作范围涵盖亚洲、欧洲、非洲及中南美洲等多个国家。在众多合作方案中，规模最大、最重要及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莫过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设计、规划及执行。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既不是地缘政治工具，亦并非对外援助计划，而是务实的经济合作平台，同时亦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战略，在2014 年通过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并在2015 年对外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启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序幕。自2015 年起，全球已有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随着政策不断深化推进，中国与相关国家体现战略对接、协调政策、优势互补，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经济成果，逐步成为中国及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实现梦想的重要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17]，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同，并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由以中国经济实力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功经验为基础而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四大方面的优势。第一，中国具备强大的基础建设实力，能为参与国家提供优质而廉价的技术支援。第二，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能为各种类型的投资基金提供坚实的物质后盾。第三，中国是世界最大及经济发展增速最快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生产成本及工资水平的提高，中国迈向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好承接中国劳工密集的产业转移，进一步加快其工业化及现代化进程。第四，中国具有先进发展理念的优势，并无依循发展主义的脉络轨道，或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竞争理念，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行务实渐进的经济改革，从而多次成功迈过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难关。在新全球化方向未明的情况下，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各国注入强劲的增长动力及成功经验。

为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开展跨国互联互通及全球利益共享，中国致力从国际合作及国内政策两方面共同推进建设向更高水平及更广空间迈进。在国际合作层面，通过构建互利合作网络、共创新型合作模式、打造多元合作平台、推进重点领域项目等方式，与伙伴国家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不断扩大及深化合作空间。在国内政策方面，通过思想统一、规划落实、统筹协调、关键项目落地、金融创新、民心相通、舆论宣传、安全保障等八个“切实推进”[18]，使中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得以落实。展望未来，随着中国与欧盟峰会、中国与东盟10+1 峰会、中国与中东欧16＋1 领导人峰会、中国与拉美加勒比海共同体等全方位的多边协商与合作架构的搭建、落实及完善，中国与其他国家必然会在新全球化进程中探索出创新的经济贸易投资模式，从而使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与全球经济利益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