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桴浮于海

郁隽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

孔子有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解释说：古代把竹子或者木头编成排，以当船用，大的叫筏，小的叫桴，也就是现在的木排。孔子似乎是在这里表明志向或者心愿：如果自己的主张行不通了，就坐个木排到海上去漂着。然而，他从未这样做。古今中外真正“践行”了“乘桴浮于海”的人只有一个，他就是《海底两万里》中的尼摩船长。

一、“乘桴浮于海”的尼摩船长

《海底两万里》最初在一八六九年三月到一八七○年六月连载于《教育与娱乐杂志》，分为上下两卷。儒勒·凡尔纳写作的时候大概不会预料到，《海底两万里》会变得如此脍炙人口，甚至在遥远的东方入选了无数的中考语文必读书目。这部“科幻”小说也被贴上了诸多的标签，例如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反奴隶制、环保主义，等等。然而在众多的解读和分析中，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海底两万里》中的那个“深海怪兽”鹦鹉螺号是一艘超前于时代的潜艇。

“潜艇”在英语中为“submarine”，法语为“sous-marin”，也就是在水下航行的意思。另一个表示潜艇的英语单词“u-boat”来自德语单词“Unterseeboot”，字面意思就是水下的艇，缩写为“U-Boot”。“Boot”（boat）一词本身有别于“Schiff”（ship），带有小的意味。现代海军术语中一般将排水量五百吨以下的船只称为“艇”，以上的称为“舰”。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排水量达到了一千五百吨。一直到二战末期，德国研制的远洋潜艇IX型才勉强达到一千多吨的水下排水量。由于主要依靠柴油机驱动，需要大量空气，二战时代的潜艇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水面航行的，也就是“浮于海”，偶尔没于海。放到孔子的时代，潜艇就是“桴”吧。

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曾经细致分析过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他认为：“凡尔纳构建了一套自成一体的宇宙起源与演化模式，拥有其自身特具的范畴，时间、空间及其发展的极限（完整、完足），甚至存在原则。”（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页）甚至可以说，鹦鹉螺号的舱壁构成了这套世界观的物理边界。它不仅要对抗世界，也要对抗自己。

巴特认为，在凡尔纳那里，船（或艇，无关乎大小）可能是离开的象征，它是在更深的层次上进入封闭的标志。对船偏爱总是意味着如下的愉悦—完美封闭自身、拥有尽可能丰盈的物件、对绝对有限空间的支配。在此意义上，鹦鹉螺号是最可欲求的洞穴：“从这完全内部性的怀抱之中，透过大玻璃窗，就可能看到外面海水的波涛，如此，便以同样的姿势凭借着相对之物界定了内部，这时候，封闭产生的快乐达到了极致。”（同上，第91-92页）换言之，鹦鹉螺号不是柏拉图洞穴隐喻中的极乐岛，而正是返回洞穴之人的深层洞穴。

巴特提出，大多数传奇或者小说中的船都有点像鹦鹉螺号，包含了封闭的主题：

在这片天地之中，一整套航海伦理使他同时兼有神、支配者和所有者诸种身份（船上唯一的主人，等等）。在这一航海的神话里，只有一种方法能祛除人在船上所具的占有特性，就是将人清除，让船纯粹是一条船;如此，船就不再是一只箱子、住所及占有的对象;它成为漂移之眼，轻轻地触及无限，不断地产生出发点。（同上，第92页）

鹦鹉螺号不仅是一个半世纪之前的克鲁苏传说，而且按照巴特的这种解读，它是现代人的一次奥德赛之旅。不同的是，这趟旅程缺乏起点，也没有终点，它注定漂泊，是海上的西西弗斯。

所以，鹦鹉螺号必须要沉没。原著结尾处挪威西海岸的大漩涡显然属于戏剧中“机械出神”（deus ex machina）的做法，它卷入了鹦鹉螺号，带走了尼摩船长，却“吐出”了阿龙纳斯教授、康塞尔和尼德·兰。大漩涡真正拯救的是作家凡尔纳，它让《海底两万里》以意外的方式终结，否则鹦鹉螺号将无法“超生”。半个世纪之后，这头海底怪兽才获得了肉身，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无奈地“刺一下”敌人

尼摩船长亲自设计、建造的鹦鹉螺号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它一方面是现代高科技巅峰之作，甚至远远领先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技术产品，造价高达五百万法郎（第十三章“几组数据”）;另一方面，鹦鹉螺号却被用来挑战现代文明的海上规则。由于采用了双壳结构，无比坚固、航速极高，而且隐藏在水下难以发现，鹦鹉螺号即便不带任何武器，也可以轻松撞沉风帆时代的所有木结构军舰。因而在小说的开头，它被误以为是一块飞驰的礁石。直到林肯号被撞沉的时候，人们还认为那是一条巨大的鲸鱼。可以说，鹦鹉螺号恰恰是用现代性之极致对抗现代性病症的一种梦想。

四十多年后，一种“奇迹武器”（Wunderwaffe）在一战中降生，随后在二战中逐渐成熟，它就是德国的潜艇（U-Boot）。和所有其他奇迹武器一样—如二战末期的V型导弹、梅塞施密特262喷气战斗机、264战略轰炸机、鼠式坦克等，其传奇性是被后世的军迷逐渐塑造出来的。潜艇被寄托了无法完成的使命—以小搏大、力挽狂澜。

熟悉战争历史的人一定不会忘记一点：德国之所以选择发展潜艇部队，实属无奈之举。首先，和英、法不同，德国仅在北方有不莱梅和汉堡这样的大港口，然而其位置决定了缺少直接进入大洋的路径。在战时，德国海军的水面舰艇要通过英吉利海峡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英国皇家海军自一八○五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以来，取得了绝对的海上霸主地位，后起的国家很难撼动其优势;因而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虽然都提出扩充水面舰艇的计划，但到了一战中，德国舰队仅仅起到了“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的作用，即停泊在港口牽制地方的舰队，但缺乏出海正面对抗的绝对实力。最终，考虑到英伦三岛的位置和岛国属性，德国最高统帅部认为，破交战（即破坏交通运输的作战）可能会给英国造成麻烦。如果能在海上彻底切断英国的补给线，德国将会不战而胜。此时，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新生的潜艇上。

一战期间德国潜艇的吨位太小，技术也不成熟，未能左右战局。潜艇战“教父”邓尼茨在二战后撰写回忆录时一再强调，如果按照Z计划（即侧重水面战舰的造舰计划），潜艇将只能“刺一下”大英帝国的贸易线。由于开战仓促，二战初期他手中只有一些一战时期留下的老旧潜艇。直到一九四三年，邓尼兹才终于拥有了开战前计划的三百艘潜艇。（邓尼茨《十年与二十天》，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0-31页）扣除在基地修整和升级的潜艇，当时他可以指挥大约五十艘潜艇，来组织数量前所未有的“狼群”（wolfpack）。这群狼给盟军造成了空前的损失，大约有五分之一的补给运输未能抵达英伦三岛。虽然盟军的空中力量可以覆盖一部分大西洋海域，但是由于航程有限，大西洋中还有大片的海域处于“空中盲区”（airgap）。

从战略上来看，一艘潜艇对英国和美国造成的损失，好像是一只蚊子叮咬了人一口—虽然让人感到不适甚至有些恼怒，不过终究不会损伤性命。但是，如果蚊子的数量超过了五十，它们可能会彻底改变人的行为模式，甚至使他暂时丧失行动能力。

三、悲哀的“奇迹武器”

虽然“狼群”让人闻风丧胆，但其实“捕猎”并非易事。根据英国海军对二战初期德国潜艇的研究，最好的攻击位置一般距离目标三百至八百码（270-730米），攻击角度在六十至一百二十度。而要在茫茫大洋上进入这样的攻击阵位是非常困难的，尤其考虑到二战时期潜艇的水上航行速度和一般船只相差无几（德国VIIC型潜艇为17节），而其水下速度大致在五到十节（每小时9-18公里），并且依靠蓄电池在水下航行的时间最高只有两小时。因此，伏击成了唯一的可能。

事实上，绝大部分巡航是无聊到令人窒息的事情。很多巡航都空手而归，由于运气不佳，无法进入有效的攻击阵位，甚至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过。对大部分艇员而言，他们连大西洋的新鲜空气都没有呼吸过，只是在一个狭长的管道里拥挤地生活了几个月时间，甚至连日夜都无法分清，好比一场长达几个月的禁闭。可以说，潜艇艇员最大的敌人不是敌方驱逐舰，而是每个人自己。

然而从结果来看，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奇迹武器都没有创造任何奇迹。德国海军在二战中的潜艇损失是惊人的：一九三九年，损失了九艘潜艇，其中大部分是老旧的型号;一九四○年，二十四艘;一九四一年，三十五艘。一九四二年，美国参战后，情况急剧恶化，损失了八十七艘潜艇，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下半年。一九四三年达到了二百四十四艘;一九四四年两百四十九艘;一九四五年，一百二十艘。（https：//www.uboat.net/fates/losses/）

另一个数据显示，德国在二战期间一共建造了一千一百五十六艘潜艇，损失了七百八十四艘。它们给盟军造成的损失很大，二千六百零三艘各类商船被击沉，总吨位达到一百三十五万吨。然而，德国潜艇兵的死亡率惊人，在总计四万多名潜艇官兵中，二万八千人死亡，五千人被俘，死亡率达到了七成。（https：//www.navyhistory.org.au/british-and-german-submarine-statistics-of-world-war-ii/）换言之，潜艇出航的那一刻，就意味着踏上了一条九死一生的不归路。

如此之高的死亡率本身就是潜艇战略的必然后果。潜艇本身并非如鹦鹉螺号那样坚不可摧，一旦承压外壳受损，例如受到深水炸弹的攻击，或者飞机的扫射，在水下几乎没有修复的可能。如果水浅，只能任凭受伤的潜艇慢慢坐沉海底，直到艇内氧气耗尽;如果水深，潜艇超出了设计深度，就会被水压瞬间碾碎……二战中，美国的潜艇损失率也高达百分之二十二，是美国各种作战部队中最高的。战争的起点可能是非理性的，但是战争的过程包含了人类最高理性的计算过程。潜艇之所以被德国选中，或者说，潜艇被宿命似的定为德国“神器”，恰是因为它的效费比高—建造周期短、耗费资金和钢铁少，不需要稀缺资源……然而在这一切计算中，人反而不是需要顾及的成本。

二战潜艇电影的巅峰《从海底出击》（Das Boot，沃尔夫冈·彼德森导演，1981）很好地表达了大西洋潜艇战的悲剧性。潜艇里闷热潮湿，出航后没几天面包就长出了绿霉，每次吃之前先要用餐刀切掉霉的部分。艇员们因为长时间见不到阳光而脸色惨白、胡子拉碴;注重仪表的军官身上也长出了虱子……U-96无疑成了德国潜艇部队命运的缩影—少数的凯旋预示着整体的悲剧。即便历经千辛万苦、躲过盟军的猎杀后回到位于法国西部的拉罗谢尔基地，依然无法逃脱空袭的厄运。刚刚上岸的艇员死伤惨重，潜艇也坐沉在船坞中……现实中的U-96在一九四五年盟军空袭中沉没于威廉港。艇长莱曼（Heinrich Lehmann-Willenbrock）在战后因为无限潜艇战的罪行而被判入狱一年。后来他成为搜救专家，并且在电影《从海底出击》拍摄时担任了顾问。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潜艇的艇长和艇员究竟是怎样的人？

四、哦，船长！我的船长！

凡尔纳笔下的尼摩船长也是一个矛盾典型。他一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审美品位极高，另一方面却是一个冷血的刽子手，决心无差别地向现代文明进行报复。他神秘的身世为他提供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支配。他甚至说过：“我能够轻而易举地清偿法国上百亿的债务。”同时，小说又回避了对尼摩财产来源的合法性追问。在凡尔纳的另一部小说《神秘岛》中曾经提及尼摩船长的身世：他原本是一个印度王子，英国殖民者杀死了他全家，所以他发誓要对抗大英帝国。电影版的《海底两万里》（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理查德·弗莱彻导演，1954）就采用了这个说法。对尼摩船长来说，那的确是一个“道不行”的世界。他身上帶着几分现代性的戾气和分裂。他说：“在海中我不承认有什么主子，在海中我完全是自由的。”但是这句话也体现了绝大多数人对自由的误解，即把自由理解为任性。浮于海之人可以任性，却没有自由可言。

德国潜艇战的“大脑”邓尼茨曾经这样描述潜艇的狩猎行为：

……在水下几乎是静止状态的潜艇其作用犹如一枚水雷，它只能盼望、等待着敌舰船意外地直接向它驶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如果潜艇一直保持这样一种水下待机状态，那就犹如一只饿极了的野兽，趴在草丛中静候某个牺牲品偶尔落入它的利爪之中。（邓尼茨《十年与二十天》，第121页）

潜艇指挥官需要两种相互矛盾的性格：在等待和追踪敌人时，需要骆驼一样的耐力和耐心;而在发起攻击时，则需要猎豹一样的冲刺力和果断判断。英国海军上将麦克斯·霍顿（Max Kennedy Horton， 1883-1951）说过：“在潜艇上没有犯错的余地，你要么死，要么活。”

毫无疑问，潜艇的艇长是狼群中的孤狼。在关键时刻，他必须当机立断，不能有任何犹豫。而他也要让艇员相信他的每个命令都是正确的，能否迅速贯彻艇长的意志将决定所有人的生死。在这一点上，每个潜艇艇长都是尼摩。

德国潜艇战绩中超过七成是由不到五分之一的艇长取得的。潜艇王牌实属难得，需要超出常人的决断力和抗压能力。例如德国著名王牌艇长奥拓·克雷奇默（Otto Kretschmer）指挥的U-99潜艇曾遭受盟军护航舰只超过十二小时不间断的深水炸弹攻击。

根据德军在一九四二年的统计，百分之四十的敌方舰只是被一枚鱼雷击沉的（邓尼茨《十年与二十天》，第89页）。换言之，潜艇指挥官需要有“一击必中”的信心。美国潜艇官兵习惯将鱼雷叫作“鱼”（fish），德国人则称之为“鳗鱼”（Al）。然而在二战早期，德国鱼雷的失效率高达三分之一（邓尼茨《十年与二十天》，第88页）。如此高的失效率使得很多潜艇指挥官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无法在关键时刻决定发射鱼雷。因为一枚射出而无法引爆的鱼雷，等于向晴朗的夜空发射一发烟花，通告对手这里有潜艇。他必须成为赌徒。工业时代的完美机器，加上极少数隐忍而坚毅的人，最终成就了大洋深处嗜血的兽。

五、集体的幽闭恐惧症

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中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描摹了鹦鹉螺号上的二十个水手。他们中有爱尔兰人、法兰西人，还有几个斯拉夫人、一个希腊人……（第十八章“太平洋下四千里”）在绝大多数时候，水手们是毫无个性、面目不清的，他们只构成了故事的背景板。凡尔纳没有告诉我们，鹦鹉螺号上的水手为何会追随尼摩船长。

二战期间一次典型的大西洋巡航任务大致在七十到八十天之间。潜艇上的空间极其宝贵，淡水只有一个用途，那就是饮用。换言之，洗澡、洗衣服在潜艇上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刮胡子都不可以。由于舱内湿度很高，新鲜食物一般只能存储一周左右，此后的时间里，艇员只能靠罐头度日。艇上的厨房功能有限，基本上只能用来烧开水和加热储存食物。

如果是在水面航行状态，还可以用艇外新鲜空气进行通风;而如果是在水下航行状态，潜艇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闷罐”。出航一周之后，潜艇舱内就充满了浓烈的气味：人体的汗酸味、金属的锈蚀味、贮存食物的霉味、餐厨垃圾腐败的气味、厕所里排泄物的臭味……如果遭到攻击后受损，蓄电池还可能会释放出有毒的气体。

指挥塔是艇上唯一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但是不担任值更是不能登上指挥塔的。如果天气好，指挥塔上的时光可谓是潜艇生活最美好的回报。但是北大西洋上恶劣的天气大大减少了回报的概率。冬季海上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六七十公里，接近零度的海水直接打到脸上像是鞭子抽一样，海水还会源源不断地从指挥塔舱口灌入舱室内。按照邓尼茨的回忆，当波濤汹涌时，指挥塔上的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不得不用皮带相互捆绑在一起，才不会被大西洋的浪涛卷走。（邓尼茨《十年与二十天》，第123-124页）笔者曾经进入过一艘西方退役潜艇的内部。仅仅进入这样一艘安稳地停泊于港口中、经过了修缮并安装了额外照明、现用作博物馆的潜艇，也会让幽闭恐惧症立刻发作。

在被深水炸弹攻击的时候，潜艇里的人处于“命悬一线”的状态。据说，德国王牌艇长克雷奇默有一次被攻击时，镇定地在自己的座位上读书。不过一段时间后，艇上的无线电通信员发现他手中的书拿倒了……

潜艇虽然有耐压壳，但是并不能防御任何枪弹的射击。德国潜艇在二战后期增厚了一些部位的钢板，主要是为了抵御反潜飞机的扫射。在水面舰只的火炮、深水炸弹和航空炸弹面前，潜艇的防御可以忽略不计，简直就是一个有动力的易拉罐。因此潜艇被称为“铁皮棺材”。历史上极少有受伤潜艇获救的记录，一般而言，受到攻击后只有两个结果—逃脱或者被击沉，甚至受损就意味着全员牺牲。

平时潜艇在水面航行时，内部十分嘈杂，充满了柴油机的轰鸣声。然而在水下作战时，依靠电池推进，需要绝对的安静。因为任何一点声响，都会被敌方的水声侦听器探测到。每个有经验的艇上声呐员都会本能地对两种声音产生恐惧：一是敌方水面舰艇主动声呐发出“乒”的声音—面对主动声呐，潜艇几乎无处逃遁;二是深水炸弹落水时发出的声响。它们都意味着死神在悄然靠近。一旦遭遇了敌方的驱逐舰，潜艇只能选择下潜到更深的海层。此时，每个艇员都会听到耐压壳在海水挤压下发出的吱呀声，仿佛下一刻它就会被彻底捏碎，似乎每个人的心都被攥在别人手里……

六、大洋深处的“核黑洞”

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自给自足。这一点恰恰是反现代的。现代社会建立在明确的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因而现代人的特征就是极度依赖社会体系，几乎无法自给自足。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都依靠另一些人的工作。鹦鹉螺号因为采用了神秘的钠汞电池推进，用尼摩船长自己的话来说，根本不需要依靠陆地的补给，“只向大海索取发电的原料”（第十二章“电的世界”）。然而，阿龙纳斯教授从未问过、尼摩船长从未提及的是，鹦鹉螺号究竟是在哪里建造的。鹦鹉螺号上的食物自然也是来自海洋，有海豚肝、罐头海参、鲸鱼奶、银莲花果酱、从墨角藻中提炼出来的糖……写字用的墨水来自墨鱼汁，笔用的是鲸鱼的触须。衣服则是用贝类的足丝编制而成的。

事实上，直到人类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凡尔纳笔下鹦鹉螺号自给自足的想法根本是天方夜谭。为了向凡尔纳致敬，人类的第一艘核潜艇也被命名为鹦鹉螺号（USS Nautilus）。这艘现代鹦鹉螺号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下水，同年九月服役。即便是二战之后的产物，这艘核潜艇的速度也没有超过凡尔纳设想的五十节（约时速九十公里），因为采用了核动力，鹦鹉螺号可以在水面下进行环球航行，自持力达到了五十天。机器的极限超过了人类心理承受的极限，核潜艇终于达到了动力和氧气的自给自足。一九六○年美国核潜艇海神号（USS Triton，SSRN-586）完成了首次水下环球航行，历时六十天。

然而各国首脑看重的并非潜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而是其军事意义。由于不再需要在水面为蓄电池充电，核潜艇的隐蔽性极好，在茫茫大洋中搜寻一艘核潜艇极为困难。因此，在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体系中，核潜艇的生存率是最高的。进入原子时代之后，核潜艇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核武器载具。遁世之桴成了最好的灭世利器。

007系列电影中的《海底城》（The Spy Who Loved Me，1977）就假想了一个任何核大国都无法承受的意外事件—战略导弹核潜艇被敌手之外的第三方劫持。北欧航运大亨史登堡秘密聘请两位科学家，研究出了根据涡流来跟踪核潜艇的装置。他还设计、制造了一艘巨大的“油轮”，其艏部可以像泵壳一样打开。它的船舱内部有一个巨大的船坞。凭借着这些技术，史登堡劫持了美、英、苏三个大国的三艘战略核潜艇。在替换了艇上人员之后，他计划用美国核潜艇上的核导弹攻击莫斯科，用苏联核潜艇的导弹袭击纽约……《海底城》也是007系列电影中少有的情况—美苏情报部门联起手来克服危机。

这位史登堡几乎是尼摩船长在冷战背景中的翻版。他热爱海洋，甚至建造了一个蜘蛛状的“海底城”。他在海底城见到假扮为海洋生物学家的詹姆士·邦德时说：“我希望可以用我喜欢的方式生活，住在我认同的环境里。……对我来说，这里就是全世界，这里有美，也有丑，还有死亡。”史登堡将自己的世界观总结为：“我喜欢遁世。”他甚至认为海底城是人类未来的唯一希望。有意思的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创造出来的尼摩船长被认定为一个英雄，身上闪耀着人本主义的光辉，他最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然而一百年后，在冷战的阴霾中，几乎和尼摩船长一模一样的史登堡，却被刻画为一个阴谋家、恐怖分子。其间的一个世纪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海洋也不再是化外之地，它已经成为大国争霸的潜在战场。“乘桴浮于海”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七、一念之间的“哈米吉多顿”

潜艇指挥官和士兵不是一群头脑简单的人，他们被命令指挥一个复杂机器，可以在上级指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按下一系列的按钮，成功发射出致命的武器，投射到几千公里之外的目标。他们还有一个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要知道为什么而战。现代潜艇是为了躲藏在深海中而被设计和制造出来的机器。二战期间，盟军在冰岛、格陵兰和纽芬兰建造了测向站。这些测向站若收到潜艇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就很容易用三角测量法计算出潜艇的位置。因而潜艇战术一向强调尽可能不发送信号，只接受信号。变成大洋中的“黑洞”才是潜艇的生存法则。这一点几乎是深入骨髓的潜艇战教义。然而正是基于这种教义，核潜艇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左右全人类的命运。

以冷战为背景的核潜艇电影《猎杀红色十月》（The Hunt for Red October，1990）中，苏联台风级潜艇的政委对着艇长雷米斯（绍恩·康纳利饰）念了一段《圣经·启示录》中的文字，这段文字就是被音译为“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的世界末日之战。因为美苏两国的任何一艘战略核潜艇上搭载的核导弹都可以随时让哈米吉多顿降临。《猎杀红色十月》可能是最后一部表现苏联海军光辉形象的美国电影。影片中无论是艇长雷米斯还是默默无名的苏联潜艇兵，都表现出尊严、无畏和专业精神。

另一部潜艇题材的电影《红潮风暴》（Crimson Tide，1995）将这一难题上升到了战争伦理的地位。这部影片的背景是俄罗斯内战，俄罗斯在远东的潜艇基地被叛军占领，叛军控制了战略导弹，并有可能会破解其发射密钥。美国认为，在另一国核武器失控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于是派出了战略核潜艇阿拉巴马号（Alabama）执行此次任务。现实中的阿拉巴马号属于美国俄亥俄级的第六艘，舷号SSBN-731，于一九八四年五月下水，次年五月服役，水下排水量一万吨，下潜深度四百米;艇上军官十五人，士兵一百四十人。该型潜艇如果全部携带三叉戟II战略导弹，可以拥有多达一百九十二个核弹头，爆炸威力为九万多千吨TNT当量，足以毁灭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梁启康主编《美国核动力攻击型潜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影片的最开始处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三个人：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以及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的艇长。”此处应该修改为任何一艘战略导弹潜艇的艇长。在影片中，由于遭到叛军猎杀，阿拉巴马号为了躲避，不得不切断卫星浮标天线进行机动。艇长因此只收到了残缺不全的最新命令，他选择按照前一个命令，依然发起核打击。但是这样必然会招致俄罗斯的核报复。全世界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核冬天。但泽·华盛顿主演的大副（XO）亨特，在这样的危机状况下，毅然拒絕打开核弹密码，并剥夺艇长的权力，暂缓发射核武器。一场末日之战就在艇长和大副的一念之间。最终在恢复通信后，阿拉巴马号得知俄罗斯联邦军队击溃了叛军，并重新控制了核武器。危机化解，不再需要核打击。大副在影片中说过：“在原子时代，真正的敌人是无法被消灭的。”他后来补充道：“在原子时代，真正的敌人是战争自身。”

八、古典骑士，还是现代孤狼？

二○二○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灰猎犬号》（Greyhound，亚伦·施耐德导演）可能创造了潜艇战术电影的一个巅峰。该片反映的是二战时期大西洋反潜战的一个转折时期。它的文学底本是福斯特（C. S. Forester，1899-1966）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小说《好牧羊人》（The Good Shepherd）。一九四二年，美国参战之后，大量盟国的运输船需要穿越大西洋，将性命攸关的补给品和武器弹药运送到英伦三岛。然而在飞机反潜战术成熟之前，运输舰队极度缺乏可以用来护航的驱逐舰。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灰猎犬号舰长欧内斯特·克劳斯（Ernest Krause），就处在这样一种极为不利的局面中。一九四二年二月，他奉命指挥的灰猎犬号和另外三艘护航舰（英国驱逐舰哈里号和鹰号、加拿大护卫舰迪基号），加入一个包含了三十七艘运输船的编队HX-25，目的地为英国利物浦港。途中有一段“黑暗海沟”（black pit）航程—五天之内完全没有空中反潜力量的支援，他不得不独自面对海底的“狼群”。此外，由于编队中船只数量较大，为了避免在恶劣海况中发生碰撞，舰只之间保持了一定的间距。这也给护航提出了挑战，从编队一侧赶到另一侧需要十分钟的时间。其中任何一秒钟都意味着德国潜艇已经悄悄射出了鱼雷，并在水下以静默状态脱离。

由于护航舰只严重短缺，盟国指挥官不得不诉诸“大数原则”：考虑到德国潜艇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区集结的数量总是有限的，而且这些潜艇上能够携带的鱼雷数量也是有限的，因此与其让多个小编队被逐个击破，还不如用大型编队，即便一个大型编队中有几艘运输舰被击沉，但大多数运输舰还是能够抵达目的地。在自然界中，沙丁鱼在面对捕食者的时候也采取了类似的战术。当它们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人宰割时，一大群沙丁鱼就会聚集在一起，在海中形成一个沙丁鱼“球”。影片中的灰猎犬需要保护一群柔弱的羊，等待它们的是一群饥肠辘辘的狼。

为了营造紧张刺激、抓人眼球的场景，导演和编辑甚至让灰猎犬号和德国潜艇在十几米的距离上出现了“对射”。这种战术类似于风帆时代战舰的“侧舷齐射”—一种海上“拼刺刀”行为。两艘战舰都打开了火炮舷窗，推出了黑黢黢的炮口。弹丸已经放入了炮膛，击发手手持火种准备随时点燃引信。水手们甚至可以看见对方战舰上火炮的引信已经被点燃，冒出哧哧的火苗……在这样短的距离上，错失目标几乎是不会发生的事件。水手们知道，在下一秒他们必然会承受对方的一轮齐射。唯一不清楚的是，从对方炮膛里射出的会是什么弹药。实心弹丸里装填的是火药，一旦击穿了有金属护甲的船舷后，会在船舱里发生爆炸。而此时，船舱里一定堆满了用来击发的火药和一大堆弹药。一旦殉爆，这层甲板上的人几乎无法被找到全尸，甚至整条战舰瞬间就会灰飞烟灭。如果对方射出的是链式弹药，即用铁链连接的两个小弹丸，那么说明他们想要用飞旋的链条打断桅杆、撕裂风帆，旨在降低航速直至彻底瘫痪本方战舰。这种链式弹药也会将飞行路线上的人一截为二。如果对方射出的是散弹，即装填了很多小弹丸的弹药，紧急情况下也可以在炮膛里塞入旧家具、钉子甚至固态垃圾，说明对方想要首先射杀本方人员。

在绝对的火力劣势下，潜艇艇长当然不会选择和驱逐舰进行对射。以入役数量最大的德国VIIC型潜艇为例，它装备有一门八十八毫米口径的甲板炮，有的还有一门二十毫米口径的机关炮;而如果以美国二战时期装备最多的弗莱彻级（Fletcher class）驱逐舰为例，一九四二年一艘典型的弗莱彻级驱逐舰上有五门五英寸（MK12，127毫米口径、38倍身管）单管火炮，四门博福斯双联机炮（40毫米口径），六到十三门不等的单管厄利孔防空机炮（20毫米口径），此外还有十具（21英寸）鱼雷发射管。弗莱彻级的主要反潜武器为两具六百磅炸弹发射器和六具三百磅深水炸弹发射器。潜艇的外壳虽然能够抵御深水的水压，但只要被五英寸火炮击中一发就会基本报废了。如果引发电池起火或者鱼雷殉爆，大致就尸骨无存了。更为重要的是驱逐舰的最高航速超过三十五节，而水下航行的潜艇只有五节左右。弗莱彻级驱逐舰在二战期间建造了一百七十多艘，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驱逐舰之一。在拍摄《灰猎犬号》时，大量镜头是在基德号（USS Kidd，DD-661）博物馆上拍摄的。

最接近这次侧舷齐射的真实历史可能就是美国驱逐舰博里号（USS Borie）和德国潜艇U-405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一次对决。当时这艘美国驱逐舰试图撞沉正浮上水面进行修理的德国潜艇。但是由于潜艇进入了驱逐舰火炮射击的死角，水手们不得不用舰上所有的步枪和机枪向潜艇开火。U-405最終在当夜沉没，而第二天博里号也因为受损严重而被凿沉。

可以说《灰猎犬号》达到了战术的巅峰，却失去了战争片的灵魂。它和五十年代的好莱坞影片《海底喋血战》（The Enemy Below，1957）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部影片都尊重军事史实，突出指挥官如何娴熟地运用战术和敌方斗智斗勇。然而《灰猎犬号》最大的败笔在于，它将德国潜艇灰狼号的指挥官塑造为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水下恶魔。他以杀人为乐，还通过公共通信频道向灰猎犬号发出取笑和威胁：“我们会看着你们的船沉入海底，我们会听着你的同伴死前的尖叫……大灰狼好饿啊！”他甚至模仿狼嚎恐吓盟军的护航舰只。灰狼的艇长第二次挑衅时则说：“你们的羊群逃不过这只狼。我们总能在晚上发现你们，并杀死你们。”所有这一切都是违反德军作战条令的。反观《海底喋血战》，它将德国潜艇指挥官史登堡（尤尔根斯·库尔特饰）塑造为一个具有职业军人尊严并遵守交战伦理的硬汉，他与美国驱逐舰指挥官穆勒（罗伯特·米彻姆饰）构成了一对镜像，可谓英雄惜英雄。《灰猎犬号》却天然地赋予美国舰长一种道德优越感，但实质上却反映出当代美国战争电影中存在的道德虚无感—不知为何而战和为谁而战？

九、尾声

《海底两万里》中的捕鲸手尼德·兰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常人”。他一心想逃离鹦鹉螺号，回到陆地上去。尼摩船长的名字“nemo”在拉丁语中意味着“没有此人”，和“乌托邦”（utopia，不存在的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大多数人内心里可能更为接近尼德·兰，而极少有人想成为尼摩。从凡尔纳时代到如今，潜艇早已从理想之投影，彻底转变成为可以远观而不能亵玩的终极杀器。鹦鹉螺号本代表了出世的愿望和对尘世的复仇，而如今潜艇主要用于军事，带着冷冰冰的技术参数和效费比计算……不过从鹦鹉螺号开始，潜艇的故事和影片其实从来就不是以潜艇这个机器为焦点的。人才是。正如尼摩船长所说：“地球上所需要的并不是新的大陆，而是新的人！”（第十九章“瓦尼科罗岛”）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实是一种断章取义。孔子的话还没有讲完，后半句他问道：“从我者，其由与？”（跟随我的恐怕只有仲由了吧？）紧接着，“子路闻之喜”。在老师心中，一个学生可以和他穷途末路、浪迹天涯，子路自然是开心的。不过孔子根本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跟了一句：“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他先夸奖子路的勇敢超过了自己，然后又说，可是没有地方去获得木材。这一句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孔子根本不想“浮于海”，只是在感叹世间无道;另一种解释认为，“材”作“哉”，孔子的意思是“唯取于己”。其实本不用那么复杂，“材”就是材料的意思。孔子觉得，根本就没有用来做木排的材料。换言之，“乘桴浮于海”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短短三句话，我们窥见了一个凡人内心的涟漪—他动了一下出世的心思，但转念一想，又活生生地掐死了自己的念头，转身投入了无道之世。只剩下一个刚刚心生窃喜、马上又被老师当头泼了冷水的子路，在一旁慢慢消化情绪。那一刻，孔子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尼摩船长。

乘桴浮于海，孰从我？

参考文献：

纪录片《水下地狱》 第一季（Hell Below， Season 1， 2016）;

《纳粹德国潜艇史》，日本海人社编，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对四十个问题的答复》，[德]卡尔·邓尼茨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十年与二十天》，[德]卡尔·邓尼茨著，王雅芬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USS Charles Ausburne/Fletcher Class Destroyer 1942-1967， By Cracknell， William H.， Profile Publication， 1971;

U-Boote： Eine Bildchronik 1935-1945， by Dallies-Labourdette， Jean-Philippe， Motor Buchverlag， 1998;

The Royal Naval and Anti-Submarine Warfare， 1917-49， by Llewellyn-Jones， Malcol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Anti-Submarine Warfar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by Owen， David， Seaforth Publishing， 2007;

The U-Boat Century： German Submarine Warfare 1906-2006， by Showwell， Jak Mallmann， London： Chatham Publishing，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