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轻人身上发现了托克维尔的预见

董可馨

2020年，网络空间并没有表现出更健康的迹象。微博、公众号等公共意见发表平台，以肉眼可见的态势粪坑化：不同意你，就要骂死你。

人们曾寄望于共识的搭建，现在退而寻求理解的可能。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无力，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

横向的，如无止境的反转，很多时候，事实并未颠覆，舆论的态度已转而谴责不完美受害者。

纵向的不理解，主要是代际之间。有位前辈曾面露疑惑地问：现在的年轻人究竟在想什么呢？问题的重点或许不在于理解的难度，而是理解的强迫性，无处不在的社会服务和讯息都围绕年轻人，如果不去尝试理解他们，难免感到落伍。

为什么要如此关心年轻人？年轻人的喜好决定了流量，又兑现为商业价值，根本上决定了平台和媒体关心什么，至于其他价值，皆附着在它之上。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年轻人并不被真正关心，或者表达得更准确一点，只有作为韭菜的年轻人（的喜好、焦虑），才会被真正关心。

但韭菜也有情绪。

微博和B站是情绪的主要倾泻场，这里的年轻人最多。自从今年5月B站卷起后浪话题以来，我愈发感受到社会心理氛围的某种变化。它表现为年轻人对资本的厌恶和警惕。在早前一篇文章中，我写下了这样的观察和判断：这些B站年轻人“不是劳动者，却踊跃批判资本，成长于市场经济中，但强烈反对商业”，这种变化“既是社会心理能量的集体释放，更是社会心理基础的一次重新搭建”。

我意识到，这是一次反叛，反叛的对象，已经和三十年前的年轻人不同了。

时代，真的变了。

年轻人累了

微信视频号上有一条点赞超过十万的短视频：我们父母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两相对比，反差强烈。

我们父母年轻的时候：闹钟响起、精神抖擞；在车间里是劳动积极分子，在家里是带娃能手，干啥啥都行。

我们年轻的时候：瘫软在床、精神不振；“我好累啊，需要躺着，我不行了，啥时候退休啊，诶我头发呢？”

常能听到年长者的感叹：我们那个时候比你们现在苦多了。潜台词是，当年很苦却很拼，如今生活优渥却进取不足。

年轻和中年两代人的差异，用“苦”与否来衡量似乎不够恰当。物质环境外在于人，本身并不构成人的发展条件—它既不能使人更努力，也不能使人更懒惰。（否则如何理解三和大神，他们在极限的生存条件下，只是维持着不死的生存状态，把他们变成这样的，不是日结工作的辛苦，而是对未来的无望。）

不在苦，在“困”，困在系统里的那个困。两代人之间的差异，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活力”，从经济学可以表述为“预期”，以政治学理解则为“自由”。

三十年前的年轻人不能预见到地产商和互联网寡头联合收割局面的出现。

年轻人所拥有的选择自由，是喜欢肖战还是讨厌肖战，是买腾讯会员还是买爱奇艺会员，是快乐地使用微信还是痛恨地使用微信，是用花呗还款还是借呗还款。结构化的空间限制了选择内容，也抑制了选择意愿。

年轻和中年两代人的差异，用“苦”与否来衡量似乎不够恰当。物质环境外在于人，本身并不构成人的发展条件—它既不能使人更努力，也不能使人更懒惰。

站在年末的此刻回想这一年，整个2020年，关于年轻人的话题，被广泛讨论的有这么几个：小镇做题家、“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打工人、内卷、蛋壳爆雷、“负债者联盟”。这几块拼起来，构成一幅完整图景，简直描画了当下普通年轻人的可预见的一生。

对很多人而言，人生已经不是一场改变命运和阶层跃升的冲刺跑，而是一场漫长的爬楼，较量的尺度不是前进多少，而是如何才能至少不下坠。稍不留神，就可能掉下陷阱悬崖。

住在蛋壳公寓里年轻人，不够努力吗？还是不够聪明、不够谨慎？当看到那位刚毕业的年轻人在断水断电的蛋壳公寓里山穷水尽，最后选择把衣物付之一炬，纵身跳下楼的时候，我们如何能指责年轻人贪图便宜和轻信大意，又怎么忍心把它归结为不知奈何的悲剧？

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现时代年轻人的自我修养，他需具备如下品质：既要努力地上进，还要有抵抗信息不对称风险的信息收集和甄别能力，要足够小心，事事谨慎，不许贪财，不能轻信，这样的年轻人才配得上这个时代。

这样的年轻人，也许活得不算苦，但会真的累。

所以，我们也观察到，年轻人越来越保守了。越来越求安稳，越来越想进入体制内。

不久前，南风窗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一篇文章《县城年轻人，“困”在编制里》，标题里的“困住”，已经包含了价值判断，从后台的留言里，我们发现，这个判断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它已经不太被普遍接受了。在留言中，不少人说：

“千万别从校门直接进体制大门，要先去社会毒打两年，才知道体制到底有多香。”

“十八线小县城真的很难找到比编制内更好的工作。以我在的县为例，今年对体制内人員每月统一减了2000元的工资，但还是要比体制外收入高，更别提各种保障。”

“为了安稳一点的环境，对于人生有更强的掌控感，失控的感觉很难熬。”

“感谢编制，被毒打后一个疗伤的地方。”

类似的话题，考公务员，也引来极大的反响，很多人是父母逼着考的吗？不是，出于自愿。

所以B站的年轻人拿起反抗剥削的口号武器，叫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不过这又何尝不是一幅美丽的画卷，一些美国年轻人也在渴望“社会主义”的拯救，把选票投给桑德斯。但口号激昂过后，可曾注意，全世界的无产者的分裂倾向远远大于联合的倾向，不见得是彼此的同伴。

消失的同伴

生育数据的持续走低在政策法律层面已经开始反应，离婚冷静期将如期实行。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单身成年人口已经超过2亿，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

不管怎么看，年轻人建构小家的意愿都越来越淡。

“为什么不恋爱？”“怎么不相亲？”年轻人若被问起，“我没有时间”总是一句顺手的搪塞话。但这话背后有玄机。

南风窗文章《这样下去，你不配恋爱》分析过，现在生活不再是目的，货币变成了生活本身，因为货币若断流，生活会崩溃，而维持货币不致断流需要持续地投入劳动，叫人不敢停歇，不敢悠悠然。这使一切生活生产活动都有兑换为货币，或者衡量能兑换多少货币的倾向。年轻人说没有时间恋爱，是因为时间要兑换为货币，不直接产生货币却要消耗货币的恋爱，成本太高，收益太少，压抑恋爱的欲望。

当货币变成生活本身，一个人价值也就转换为他的可售出价值，或者未来可售出的预期，这带来的影响是统摄性的。一方面，它使社会规则更加可操作化—有指标、能落地，举例来说，城市里相亲者提出的要求—房、工作、车，都可以用货币价值来衡量。更重要的是，货币把彼此各异的人都拢在同一条赛道里，同行者变成了竞争者，或者潜在的竞争者，把生活变成了一场又一场的接力赛。

焦灼的父母早早开始“鸡娃”。真实故事计划报道了杭州的一个小区业主，组建孟母群，自办奥赛班，通过提升小区的升学率，推动房价上涨了10倍。“保卫房价”成了业主们的自觉意识。

报道中记录了一个细节：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在小区空地踢足球，发觉不对劲，竟没有一个同龄的伙伴，向周围打听才知道孩子们都被家长送进了兴趣班。

被鸡娃的孩子学钢琴，学英语，自己也产生了“兴趣班焦虑”，会催促父母报班，会对身旁同学说“我读的书，比你难”。他们或许是应试教育里的适应者，或许是素质教育中的全才，可他们也缺少真正的同伴。为人父母者常感叹，孩子被电子产品过度吸引了，要与之斗智斗勇，要想办法控制上网时间，他们也知，问题并不在电子产品太多了，而在于孩子玩伴太少了，即便抢过了iPad，又能用什么替代孩子的陪伴需要？

这样典型的一个现代年轻人，构成他人际支持的支柱和场景都在慢慢消失：同龄同伴在消失，附近在消失，学校里的社会化过程、社区街巷中的邻里邻居，也在消失。

高校里，学生则卷进了以成绩和学分为中心的竞争中无法自拔，就算与学习无关的—学生工作、社会参与、项目实习，也将折算为绩点，纳入比拼的赛道。有初入大学的学生不愿加入拼学分绩的大军，但第一學年过去，便要硬着头皮承受绩点靠后的代价—拿不到奖学金、转不了专业、与保研无缘、无法出国去心仪的大学深造。大学图书馆里最常见的场景是各种备考— CPA、公务员、雅思托福、研究生、司考。有的学生说，我也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但发现身边的同学都忙着各自的事情，在大学里寻找同道者，似乎是越来越难。

毕业之后，终于有资格在办公室格子间过上996的生活，下班后回到租屋，也要接着做蚁族，一起住了半年的室友可能还叫不上名字，唯一自由的空间是十来平方米的卧室，一切生活问题用外卖、快递来解决。

这样典型的一个现代年轻人，构成他人际支持的支柱和场景都在慢慢消失：同龄同伴在消失，附近在消失，学校里的社会化过程、社区街巷中的邻里邻居，也在消失。他既要赤条条地来到这世上，也要孤零零地走入寒夜里。这或许也可以部分解释韩剧《请回答1988》的火热，它击中了太多渴望爱与陪伴、渴望亲密关系的心灵。

情感的匮乏和同伴的消失，大体可以概括两代人的差别。作家李陀说，八十年代，“你的家是对所有朋友开放的，所有朋友的家，也是向你开放的。没有友情形成的特殊空间氛围，就没有伟大的诗歌和小说”。阿城和朋友们吃涮羊肉时被撺掇写出了《棋王》，音乐家刘索拉在朋友鼓励下写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你别无选择》。倒是如今，“写作、创作、思考都成了荒原中的孤独人的孤独行为”。

托克维尔预见到了：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民最终成为那种“封闭在自己的心中”的个人，那么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参与自我治理。他们将宁愿留在家里享受私人生活的满足。

他想说的是，孤独的、自我中心的个体，将非常有助于社会走向“柔性专制主义”。“柔性专制”不表现为暴力的直接出场，而是以一个监护者面目出现。如果横向与他人建立关系、联合团体越来越少，公共参与越来越少，社会的一切要靠这个监护权力来驱动，个体也将无能为力，只能作为被动的承受者接受这一切。

托克维尔预言了社会原子化的政治危险，弗洛姆则看到了个体的心灵危机：人必须同他人建立关系，否则他会脆弱、痛苦、敌视他人，情感淡漠。

从这里，或许可以理解微博的战场化现象。

幻象世界

弗洛姆还看到了一点：一个孤独的、被动的个体，是有破坏冲动的。这种破坏性在现实场景里会受到抑制，但在网络上，将会被无限发散、放大。

许多人厌倦了微博，逃离开，却舍不得曾经遇见的那些有趣灵魂，又跑了回来。对于微博这样的网络空间，我们别无选择，又乐在其中，至少，它使千里之外的人都与我有关，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梦，皆可以在这上面得到实现。

在这幻象泡影中，我们依然看到了一种联结的可能性，某种抵抗幻象，走入现实的可能性。

网络构筑了幻象，屏蔽了现实。无意解释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但我确乎能感受到它的某种后果。与从事新媒体工作的同事交流，对一点深有同感：网络上的热闹，难以转化为真实生活过的痕迹，越投入，越健忘，日子日复一日，像海浪一样不断被抹刷掉重来，等不及积累。

我们每天在社交网络上与不同人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争吵、争辩，其中有多少是我们在现实中一辈子也不愿与之有交集的人，又有多少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机器人或水军，是被树立起来的假想敌？

最为真实的也许是饭圈，饭圈成员们真诚地爱着爱豆，以实打实的消费能力提供支持。但最不真实的，也是饭圈，成员们表现出的现实经验和共情能力的匮乏，使人不再能确信基于目下规则的网络空间能够构建一种健康的生态，提供一种可欲的共存秩序。

北大教授戴锦华在一次访谈中说，她第一次放弃与年轻人交流，是发现他们的自我太强大了，强大到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工具性存在。这使人怀疑，是不是成年人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当我们看到某位明星的粉丝在豆瓣养号，把别人的辛劳成果当作自己刷数据的工具时，不得不承认，现实亦为之验证。

或许，网络上的胜利才是真正抓得住的，可实现的，能喂饱自我的。但我们又真的不敢说，这样的个体就真的强大。当他们在网络世界叱咤风云的时候，面对现实风暴的袭来，又有多少抗击风险的能力？

弗洛姆说，真实的力量感来自真实的经历，原话为：“只有那种以对自己的力量的体验为基础的身份感才能给人以力量，而一切以集团为基础的身份经验都会使人不能自立，从而使人虚弱。如果他活在幻象之中，他就无法改变视这些幻象为必需品的环境。”

但在这幻象泡影中，我们依然看到了一种联结的可能性，某种抵抗幻象，走入现实的可能性。

在12月某日某主持人诉某女孩侵权案开庭当天，当事人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持，在零下十几度室外等待数十小时直到凌晨，彼此静静鼓励，他们素昧相识，争求的也不是自己的利益，他们通过微博共享信息和信念，很多没有到场的人给他们外卖去食物和奶茶，他们接过来，给维持秩序的警察也送去。

经历过那一夜的人，把它称为一场“乌托邦”，它传递出一种友善的、温暖的、有真实感的力量，给人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