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日：太平洋战争前美日海权冲突及美国海军对日备战

摘 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日海权在太平洋上发生了激烈碰撞。随着美日海权角逐的激烈化，双方海军的军备竞赛也不断升级。在此过程中，美国海军形成了清晰的战略思路，即以日本为假想敌，加强海军整建、舰队演习及战略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临纳粹攻势，美国全球战略虽然调整为“先德后日”，但对日本的备战却从未停止。然而就在战争前夕，美国的战略调整及形势预判出现了重大失误，这导致美国面对日本的最初攻势难以招架。尽管如此，半个世纪之久的战略筹谋及军备积累仍为美国最终夺取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美国海洋战略，美日海权冲突，海军军备竞赛，太平洋战争

中图分类号 K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4-0051-13

太平洋战争是美日海权角逐的必然结果。①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太平洋战争起源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美国在一战与二战中海洋战略的调整及从海权大国向海权霸主的转变，②日本太平洋战争前海权及侵略野心的膨胀，③美日海洋战略及海权的碰撞、冲突。④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仍有一个问题值得分析，即美日双方针锋相对的整军备战及战争前夕的战略调整。

一、 “一战”前美日海权冲突及军备角逐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海权不断崛起。通过海洋战略的实施，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获得了优越的战略要地……完成了从陆权大国向海权大国的转变”。⑤欧洲诸国在太平洋的力量相对薄弱，美国在加勒比海建立绝对制海权后，便将拓殖重点转向了这里。与此同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开始了野心勃勃的海外扩张。美日的海洋战略在太平洋上发生了激烈碰撞。

日本在黄海海战与对马岛战役中的接连获胜令美国侧目。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给英国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Cecil Spring Rice）的信中写道：“十余年来，英、美、德在太平洋上就贸易主导权争夺不休。现在，我们对日本的忧惧超越了对彼此的忌惮……日本还大刀阔斧地在太平洋建立贸易新据点，开辟新航道。”①美国感到有必要将日本海权的膨胀遏制于萌芽状态。“三国干涉还辽”及美國斡旋下签订的《朴次茅斯条约》令日本的野心大为受挫。日本不仅丧失了梦寐以求的辽东半岛及库页岛全境，连向俄国索取战争赔款的计划也落空了。日本将此归结为海军的孱弱，随即开始了疯狂的海军军备建设。而在美国看来，虽然日本最终屈服，但它已经对美国太平洋海权构成了很大威胁，远东问题成了美国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中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②

在日本崛起的压力下，美国也开始积极调整其太平洋战略。海权之父阿尔弗雷德·泰勒·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论述再次引起关注。马汉认为，海军“不可坐以待毙，而应主动出击迎战敌军舰队，不论对方是近在数海里之外，或是远在其本国海岸”。③马汉还提出，海军“中坚力量当是能发起并可承受致命一击”的船舶。④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与时任海军总委员会主席的乔治·杜威（George Dewey）达成共识，接受了马汉提出的建设“全重型火炮”战列舰的建议。同年底，美国国会批准，未来战列舰建造将无最大吨位限制。⑤

美国的举动令日本大受刺激。1907年，日本颁行《帝国防御政策》（Imperial Defense Policy），正式将美国树立为日本海军的假想敌。基于此“假想”，日本海军在原“六六式”舰队设想⑥的基础上制定了“八八式”舰队设想：建设八艘各重20，000吨的无畏战列舰，八艘各重18，000吨的装甲巡洋舰，再配备数艘轻型巡洋舰及驱逐舰。海军大将佐藤哲太郎认为，“八八式”舰队可保证日本海军实力达到美国海军实力的70%。随即，英国皇家海军“无敌”级战列巡洋舰的成功建造又大大催化了日本的狂热。日本不顾财政窘境，改原定建设八艘装甲巡洋舰为八艘战列巡洋舰。一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帝国防御政策》颁行时“美日之间并无重大利益冲突，也无丝毫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将蓄意挑衅”，而日本却“对国际环境置若罔闻，一味追求其大炮巨舰的梦想”，由此他们批评“八八式”设想“武断地视美国为潜在威胁，只是为了将其扩建海军的欲望合理化”。⑦

为回应日本造舰的计划，1907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派遣由16艘战列舰和数艘护航舰组成的大白舰队（Great White Fleet），自汉普顿水道出发开始环球巡航。在向世界展示美国海军力量，检验美国海军机动、补给能力等目的之外，“大白巡航”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目的，即向日本示威，警告其美国海军可以超远距离部署，特别是具备向菲律宾集结的能力。⑧大白舰队于1909年2月22日完成使命，取得了巨大成功。此次巡航意义非凡，雄壮舰队胜利归来后，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海军热”。更重要的是，大白巡航完全达到了震慑日本的初衷，舰队行经横滨时，日本政府热烈欢迎并待以最高礼遇。⑨罗斯福对此甚为得意：“日本的压力及美日之间的矛盾顷刻间荡然无存……这便是海权的价值。”⑩美国政府由此深切意识到蓝水海军（Blue-water Navy）的威力，进一步推进太平洋战略、整建海军军备的计划被迅速提上日程。

尽管大白巡航短暂震慑了日本，但却无法真正消弭二者的海权矛盾。美国海陆军联合委员会开始考虑制定对日作战计划。1911年，联合委员会颁行了首份“橙色计划”（War Plan Orange），作为“彩色计划”的一部分，①“橙色”指代日本，“蓝色”则指代美国。相较于其他“彩色计划”，“橙色计划”首屈一指。②美国历史学家路易斯·莫顿（Louis Morton）认为，“彩色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只是抽象设想。但“橙色计划”却是一个例外，它根据局势变化不断得到修改、更新，以应对可能爆发的美日太平洋鏖战。③

1911—1915年，日本海军四艘27，000吨的“金刚”级战列巡洋舰先后下水。④为打造其中的“榛名”号与“雾岛”号，日本几乎倾尽全国钢材。⑤旗舰“金刚”号装置了8门14英寸主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列巡洋舰。作为应对，1912年，美国海军打造了“德克萨斯”号（Texas）及“纽约”号（New York）两艘战列舰，均配备10门14英寸主炮。日本针锋相对，于同年开始建造“扶桑”号（Fusō）。1915年“扶桑”号完工，装配了12门14英寸主炮，重达29，330吨，⑥是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火力最猛的战列舰。“扶桑”号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正式加入大国海军竞赛。在“一战”前及战争之初，日本的造舰规模和速度始终居于领先地位。

日本的步步紧逼以及英德海权争霸再次推动了美国的海军建设。1913年，时任美国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在年度报告中建议国会批准增加两艘“无畏”级战列舰。⑦他的理由是“美国务必在大西洋拥有一支同德国公海舰队势均力敌的舰队，在太平洋上的海军部署也必须能与日本相抗衡”。⑧“一战”结束前夕，美日海权冲突愈演愈烈。1916年，在威尔逊总统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大海军法》（Big Navy Act），计划在3年内投入50亿美元，建造156艘新舰，包括10艘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50艘驱逐舰，以及30艘潜水艇在内。⑨如果该计划落实，美国海军实力将会是日本的两倍，并将超越英国皇家海军，跃居世界第一。《大海军法》剑指日本，其目的就是要“挫败日本在太平洋及远东的野心”。⑩日本议会于次年也通过了海军扩建计划，筹划建造3艘战列舰、10艘战列巡洋舰等63艘舰艇。1916及1917年，日本海军再次获批建造两艘战列巡洋舰;1918年，日本内阁又通过了建造最后两艘战列舰的决议。至此，日本距“八八式”造舰目标仅一步之遥。

二、 华盛顿会议前后美日海权冲突的升级

“一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短暂的“海军假日”。然而，和平的表象下暗流汹涌，美日海权较量并未因条约限制稍有松弛。相反，关于原德属岛屿归属的异议将二者的太平洋战略冲突推向了极致。双方关于太平洋基地建设的争议也不断升级。《华盛顿海军条约》虽然明确限定了军备比例，但并不意味着冲突的和解。在日本将美国列为假想敌的同时，美国海军也正式开始筹谋一场与“橙色”的战争。？輥？輯？訛

日本对原德属中太平洋岛链觊觎已久。在日本看来，占有这些岛链便能“冲破美国设置的警戒线和包围圈”。？輥？輰？訛但日本自知孤掌难鸣，故与英国联手，英国同意日本占领赤道以北原德属太平洋岛屿，日本则同意英国获得南太平洋原德属小岛。英日在岛屿分割问题上达成一致，这大大压缩了美国的太平洋战略。更重要的是，日本新占岛链正处于美国海军从本土驶向关岛及菲律宾的沿途。过去美国虽对日本有所警惕，但并未真正将其视为心腹大患。在一些海军高级将领和政客看来，日本假想与美国开战纯属天方夜譚，理由很简单：日本既无直接攻击美国西海岸的实力，又无海外基地作为依托;即使两国海军交锋，日本充其量只能打一场速战速决的“伏击式防御战”。此外，由于美国当时已控制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美国决策者更是想当然地推断：美日之间短暂的冲突将在日本本土与美国太平洋基地之间展开，会是一场日本海军进攻菲律宾与关岛，而美国主力舰队越过太平洋驰援当地海军的战役。然而此时，中太平洋岛链落入日本囊中，这无疑粉碎了美国过于乐观的想法。美国海军总委员会强调，日本接管岛屿会“对关岛和‘橙色计划下美国舰队在菲律宾附近的一切行动造成巨大威胁”。①

虽然美国对日本大获其利极为不满，却迫于英日同盟的压力，同时为换取日本对国联的支持，最终不得不妥协。总统威尔逊同时也提出了两项基本条件：即日本不得在这些岛屿上建筑防御工事，五年内必须从山东半岛撤出。尽管日本表示接受，但在美国看来，日本夙愿得偿，这已对自己的太平洋战略构成了致命威胁。在签署《华盛顿海军条约》时，日本又以接受海军军备比例为筹码，换取太平洋海军基地“维持现状”。美国在菲律宾、关岛、威克岛、中途岛、萨摩亚群岛和西夏威夷建设海军基地的活动均受到限制。英国尚且保全了新加坡，而美国却“丧失了在东太平洋发展基地的机会”。②基地建设受限，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太平洋防线，对珍珠港事变后美国海军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③

海外势力范围的拓展并未满足日本的野心，日本希望尽可能扩大舰队规模。《华盛顿海军条约》规定日本主力舰吨位不得超过美国的60%，该条款之所以最终能被日方接受，根本原因是谈判团团长加藤友三郎的全力促成。身为海军部长，加藤认为日本财政状况已无力承受原70%比例的诉求，而如此执着的造舰竞赛势必激怒美国，对日本更为不利。④事实上加藤的理念代表着当时日本精英政客群体的观点，而这也正是美国的底线。鉴于日本占领原德属岛屿木已成舟，美国希望通过保持舰队力量的绝对优势来扭转自己在太平洋的劣势。美国海军作战部认为，为保证对日跨洋作战的胜利，日本舰队的实力不得超过美国舰队的70%。这种观点同日本海军产生重大分歧。反对派以海军中将加藤宽治与山本五十六为代表，他们坚持认为70%的力量比例是保障日本国家安全的底线。在他们看来，美国打着控制军备的幌子压制日本，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目的是“剥夺帝国海军在远东至高无上的地位，代之以美国霸权”。⑤为表抗议，加藤宽治甚至以切腹相要挟。但迫于加藤友三郎的权威，反对派不得不妥协。最终日本接受了60%的比例，而美国也做出让步，同意除日本本土及夏威夷外，双方太平洋海军基地保持现状。

在时人看来，《华盛顿海军条约》建立了全新的海权秩序，⑥但事实正相反，它进一步催化了美日的海权冲突与军备角逐。一方面，日本海军对60%力量比例条款极端仇视。加藤友三郎虽然压倒了反对派，但“历史证明那不过是一场‘皮洛士式胜利”。⑦加藤友三郎去世后，再无权威力量能制衡反对派，加藤宽治很快晋升为海军军令部副部长。在他的推动下，日本太平洋战略愈加激进，当年便重新修订了《帝国防御政策》。该政策初颁行时，美国仅是日本海军的假想敌，此时已成为海陆两军共同的“头号敌人”。①基于新的防御政策，日本一边对外表示遵守条约限制，一边又暗中加紧了海军整建。自1922年至1932年，日本建造了196艘战舰，总吨位达410，000吨。另一方面，美国也对《华盛顿海军条约》深感不满。受制于条约，美国海军力量在太平洋大大收缩，主力舰从29艘减至20艘，次年又减至18艘，其中又有12艘濒临淘汰。②虽然美国战列舰及航母力量较之日本仍占优势，但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力量却已远远落后了。③

1922年12月6日，美国海军部颁行第94号命令，正式开始舰队现代化整建。④这支全新的舰队被命名为“美国舰队”（The United States Fleet），由“美国舰队总指挥”（Commander in Chief， U.S. Fleet）统率，下辖四支力量：部署在大西洋的“侦查舰队”（Scouting Fleet）、部署在太平洋的“战斗舰队”（Battle Fleet），以及“控制部队”（Control Force）和“舰队基地部队”（Fleet Base Force）。四支力量中，尤以“战斗舰队”实力最雄厚、规模最庞大、建制最复杂。

三、 伦敦海军会议前后美日

海权冲突的尖锐化

《华盛顿海军条约》并未涉及辅助舰的力量比例，这导致美日在会后竞相投入辅助舰建造竞赛中。为解决此问题，1927年6月，美、英、日三国在日内瓦再次举行海军会议。美国希望辅助舰比例也沿用60%比例，这无疑直戳日本痛处。日本谈判代表斋藤实和石井菊次郎激烈反对，并要求将重型巡洋舰比例上调至70%，潜艇力量维持当前状态。与此同时，对美国在夏威夷和巴拿马运河区自由建设海军基地的要求，日本也坚决抵制。⑤日本的强硬态度令美国极为震怒，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再次将美日敌对状态推向顶峰。会前美国效法日本，先与英国进行了半年会谈，双方最终就联合制日达成共识。会上美、英一齐向日本发难，要求日本辅助舰及大型巡洋舰也遵循60%力量比例。为促使日本就范，美、英还威胁将组成对日军事同盟。加藤宽治此时担任海军军令部长，在他的主导下，日本寸步不让，要求坚持70%比例的原则。⑥随着谈判陷入僵局，日本派出驻英大使松平恒雄，美国派出参议院议员大卫·艾肯·里德（David Aiken Reed）进行磋商。双方本以为由政客主导洽谈会避免日内瓦会议中海军将领参与所引发的激烈冲突，同时也具有足够权威，能对双方内部反对派产生约束。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

3月13日，美日双方缔结“里德-松平协议”（Reed-Matsudaira Compromise）。根据协议，除重型巡洋舰力量比例为60.22%，辅助舰力量比例为69.75%外，日本轻型巡洋舰及驱逐舰均如愿达到美国的70%。同时，日本潜艇力量也得以与美国持平。“里德-松平协议”是在对双方海军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达成的，因此当其最终获批并作为正式协约签署后，在两国海军方面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美国海军看来，日本早在1922年后便得寸进尺，如今《伦敦海军条约》再次“将利益的天平倾向日本”，⑦使其“在西太平洋上占据绝对优势”。⑧而日本的反应更为激烈。海军则视此条约为“晴天霹雳”，美国自认为的重大让步，在加藤宽治眼中不过是“区区馅饼皮，一点馅儿都没有”。①日本海军认为，“与美国潜水艇吨位相等”的条款表面上中听，实际却使打造78，000吨潜艇的原计划减少了2/3。同时根据条约，日本“古鹰”（Furukata）级与“青叶”（Aoba）级巡洋舰被划为重型;“吹雪”（Fubuki）级驱逐舰也因达到吨位上限，在其报废之前，日本不得建造15，000吨以上的新舰。在反对派看来，这些苛刻限制导致“日本被英美势力五花大绑”。②关于条约的争论激化了日本海军部（Navy Ministry）与海军军令部（Navy General Staff）自华盛顿会议起便极为尖锐的矛盾，双方分裂为水火不容的“条约派”（Treaty Faction）和“舰队派”（Fleet Faction）。反对党也趁此机会，煽动舆情，抨击滨口政府懦弱可欺。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情绪持续发酵，首相滨口雄幸也遭到刺杀，险些丧命。

心怀不满的日本海军虽最终接受了协约，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增加海军财政拨款，并在条约框架内建设火力最强、规模最大的舰队。截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先后五次出台《海军军备补充方案》，即《周期计划》。1931年，日本颁行首个《周期计划》，日本海军据此得以扩建39艘战舰，包括4艘“最上”（Mogami）级重型巡洋舰。1934年8月，日本海军总参谋部（Navy General Staff）开始秘密筹划打造超级战列舰。设想中的超级战舰拥有18.11英寸口径巨炮，最快航速达30节，③这样的规格已远远超出条约的限制。这一时期日本也极为重视海军航空的建设。在日本海军看来，航母作战的胜负关键在于舰载机的绝对制空权，唯有在数量上取得压倒性优势，才能先发制人。随着俯冲轰炸机的问世，日本开始设想新战术，即利用舰载机发起大规模轰炸，彻底摧毁敌军航母。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都忙于疯狂打造各种类型的海军飞机。

日本的极端敌意令美国确信，对日加强海军整建迫在眉睫。对舰艇与海员进行有效检修、整训，在条约限制内建设最强海军的计划被迅速提上日程。1931年7月，时任海军作战部长的威廉·维齐·普拉特（William Veazie Pratt）签发《条约海军的维持及运作计划》（Plan to Maintain and Operate the Treaty），下令开启舰队整建。在普拉特看来，这是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强加压力……避免美国卷入战争”。④普拉特雄心勃勃，本想进行一场总动员式的设备重建及人员整编，以切实提高美国蓝水海军的实力。但面对经济大萧条，他不得不将原计划调整为选择性的有限整编。尽管如此，此次整编还是大大提升了美国海军舰艇的性能：旧式烧煤船改造为燃油船，附加了新一层装甲;主炮得到重修，射程远远增加，舰船安装了反鱼雷和灭火装置，以及弹射器。普拉特还拟定了《维持条约海军所需的飞机》（Aircraft Required for the Treaty Navy），提议扩充海军各舰艇尤其是航母舰载机，以及各海军港特别是珍珠港的飞机数量。⑤

1931年，部署在太平洋上的“战斗力量”⑥扩编，成了美国海军的最强劲旅。次年，原先活动于大西洋及加勒比海的“侦查力量”也被调至太平洋，与“战斗力量”合编。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舰队部署实现飞跃，几乎覆盖了美国海军的全部兵力。至1933年5月，“战斗力量”组编完成：2艘航空母舰、12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30艘驱逐舰、9艘循环储备驱逐舰、5艘潜水艇、27架战列舰载机、8架巡洋舰载机，布雷舰和扫雷舰各4艘。此外，“萨瓦图加”号（Saratoga）航母和“兰利”号（Langley）航母分别载92架和52架飞机。⑦

截至1933年底，美国海军已拥有372艘战舰，总重1，038，660吨，距条约上限还差15万吨。1934年3月2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首个海军军备扩充法案，即“文森计划”（Vinson-Trammell Act）。文森计划废除了海军建设的年度审批制，也摒弃了“建立现代化条约海军”的模糊措辞，转而以达到条约吨位上限为目的，制定清晰的中长期计划。据此，美国海军计划在未来3年內陆续打造1艘航母、30艘潜艇、65艘驱逐舰以及1184架海军飞机，所有目标预计于1942年前完成。

四、 条约体系的崩溃及美日加速备战

日本对《伦敦海军条约》怀恨在心，注定了条约体系终将瓦解。1934年，原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任首相，日本的太平洋战略更趋激进。同年12月，日本政府照会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宣布将于《华盛顿海军条约》到期后不再续签。在美国看来，这无疑是极为危险的信号。

1935年8月，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在《情报摘要》（Intelligence Summary）中对日本当时的政治环境做出分析：“冈田内阁不断受到海陆军要求增加拨款的压力……1935—1936年的财政预算为2，214，862，141日元……海军拨款则高达529，683，000日元，占比24.2%。该军费拨款预算刚刚通过，日本海陆军就开始为争取下一年更多拨款而煽动舆情。他们的宣传伎俩之一是发行小册子，意图制造大规模国家安全恐慌，从而迫使政府重组经济，增加军费。”①美国情报机关得出结论，日本国内政治环境不容乐观，“冈田政府极为软弱，很多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军方要求，以确保海陆军对他的支持”。②《情报摘要》同时预言，日本财政很快将面临入不敷出的绝境，一面是“农民怨声载道，出口额惨淡萧条”的经济困难;另一面则是海陆军巨额的拨款诉求。美国政府认为，这样的境地极有可能使日本政府的未来动向变得难以预测。

日本的侵略野心日益昭彰，这直接表现在日本对菲律宾的经济渗透加剧。在美国看来，这种“日式门罗主义”就是日本霸权野心的表露，“绝不能对之掉以轻心”。③与此同时，美国军事情报局也密切关注着菲律宾的反应。令美国担忧的是，虽然菲律宾主流话语对日本的经济渗透持坚决抵制的态度;但也不乏以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支持者。菲律宾大学教授波普·杜兰（Pop Duran）就曾在《大阪日报》发文支持建立“菲日联盟”。美国情报局在当年3月的《情报摘要》特意转引他的文章：“如果菲律宾注定要永远受控于外国势力，我确信，与其任由西方力量摆布，菲律宾人民事实上更愿意臣服于一个东方国家。”④

尽管如此，对美国而言，此时菲律宾的战略地位已经下降，不再是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前哨。相比之下，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这一传统战略大三角的地位迅速提高。30年代中期后，美国在该区域海军演习的次数及规模大大增加。⑤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对航行在此战略三角区域的日本商船也加强了监控，在旧金山母马岛（Mare Island）等地建设了长波电台追踪站，⑥在阿拉斯加加强了情报活动，密切监视日本社团的动态。⑦此外，美国海军还在夏威夷部署多次军事演习，以应对日本袭击及战端爆发时日侨叛乱的风险。⑧

随着侵略野心的膨胀，日本最终还是撕毁了来之不易的军备控制条约。1935年秋，日本超级战列舰初始设计方案出台。同年底，在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上，日本又态度强硬地要求与英美保持同等军备的上限。遭到拒绝后，日本谈判代表海军大将永野修身于1936年1月15日宣布退出裁军会议。①条约体系瓦解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埋下了导火索，②深感受辱的日本于当年2月对《帝国防御计划》做出了第三次，也是太平洋战争前的最后一次修改。根据该计划，日本海洋战略的终极目的是摧毁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夺取绝对主导的地位。

1937年，日本议会通过第三份《海军军备补充方案》即《周期计划三》，提出了为期六年的造舰计划。这一方案彻底打破了条约限制，放任海军疯狂造舰，同时还提出集中物力建造高质量战舰，以弥补较之美国的战舰数量弱势。同时，该扩充方案计划建造两艘“大和”（Yamato）级超级战列舰——“大和”号与“武藏”（Musahi）号，两艘“翔鹤”（Shokaku）级航母，以及64艘其他战舰。在海军航空建设方面，该方案的目标是与美国保持同等战斗力。为此，日本计划增加827架陆基飞机、14个陆基航空基地、1000架舰载机。③1940年8月、11月，“大和”号与“武藏”号先后下水，和过去“扶桑”号一样，它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排水量高达69，000吨，几乎是同时期普通战列舰的2倍。“大和”级战列舰装载了9门18.1英寸的火炮，厚甲可以承受自20，000～35，000米外射来的相同直径的炮弹;水下防护可承受300千克TNT爆炸当量的鱼雷;速度最高可达27节，可在18节的速度下持续航行8，000英里。④

面对日本背弃海军条约，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6年6月签署新的海军法案，计划新建两艘主力战列舰“北卡罗来纳”号（North Carolina）及“华盛顿”号（Washington）。同时，美国也进一步认识到打造“平衡舰队”（Balanced Fleet）对战胜日本至为关键。他们认为，与日作战是一场跨洋作战，舰队必须“横扫太平洋，杀出一条血路”，⑤单凭战列舰根本无法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更需要足够的辅助舰。而日本当时在巡洋舰、驱逐舰及潜艇方面的显著优势也令美国倍感焦虑。鉴于此，美国在30年代中期后的海军建设中，大大增加了航空母舰、潜水艇，尤其是驱逐舰的建设力度。⑥

“七·七事变”后，日本海军先后于1937年夏秋、1938年及1939年9月启动了四项“军备扩充计划”，作为《周期计划三》的一部分实行。前三项计划的目标是短期内改建现有舰队，升级较小战舰及部分商船。第四项计划颁行于德国闪击波兰后，意在迅速检修、改造所有战舰，使之可以立即投入作战。与此同时，日本也加紧了南进步伐。虽然日南进战略首先威胁的是英国的利益，但也令美国坐立不安。

1938年5月17日，美国国会通过《1938年海军法案》（The Naval Act of 1938），即“第二次文森计划”。根据该法案，美国海军战舰总吨位将增加20%。⑦11月，美国海军部又宣布了一项新的整备方案，预计建造4艘“南达科塔”（South Dakota）级战列舰、9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2艘潜水艇、1000架海军飞机;同时对数艘陈旧战舰进行修整。⑧在这两项法案的推动下，美国海军力量大大增强。截至1939年，“战斗力量”规模已达到太平洋战争前的巅峰，拥有5艘航母、12艘战列舰、14艘巡洋舰，及68艘驱逐舰。最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时期美国航空母舰的建造。1936年4月“约克城”号（Yorktown）下水，10月“雄心”（Enterprise）号與“胡蜂”（Wasp）号下水。①美国还加强了海军航空的建设，海军飞机数量在1939年激增至2000架。

在美国的刺激下，1939年9月，日本颁行《周期计划四》。该计划为期六年，意图再打造2艘超级战列舰、22艘驱逐舰、25艘潜水艇。同时，日本也将未来数年内海军整建的重心偏向航母及海军航空方面，计划在六年中打造1艘舰队航母“大凤”（Taiho）号、6艘航母、6艘新型护卫航母、175架舰载机，并新增75个空军基地。②该计划一旦完成，日本海军将拥有874架舰载机，128个空军基地及3341架陆基机。这128个空军基地有65个可直接投入战斗，其余63个则用于备战整训。由此，日本海军力量会扩充一倍，在东亚及西太平洋取得绝对制海及制空权。

五、 美国太平洋战略的收缩

及日本加速备战

在加强造舰的同时，日本也加剧了对中国海南岛、南沙群岛，及南太平洋的侵略。尽管日本外交部长对此向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Joseph Clark Grew）當面解释，极力辩白“关于日本对南太平洋有所企图的指控纯属谣言”，并称“鉴于美日的友好邦交，日本对给美方造成的忧虑表示遗憾”。③这番悦耳的外交辞令并未获得美国认可。相反，日本军队在中国与东南亚的暴行令美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持续高涨。

然而法国败降后，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对日的战略安排。以副国务卿本杰明·萨姆纳·威尔斯（Benjamin Sumner Welles）、远东事务局局长麦克斯韦·汉密尔顿（Maxwell Hamilton）为代表的政客认为，目前形势下对日本实行石油及废金属禁运极不明智。日本为获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很可能会加速南进。该理念获得了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雷恩斯福德·斯塔克（Harold Rainsford Stark）及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的认同。1939年夏，美国派出由陆军少将约翰·弗朗西斯·奥瑞恩（John Francis ORyan）带领的观察团，考察日本及中国沦陷区。返回美国后，奥瑞恩极力建议罗斯福在击败德国之前对日采取妥协策略。另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则认为，美国应同日本加强合作，甚至为之提供经济援助，以缓解剑拔弩张的亚太气氛，使美国能专心应对德国。④格鲁也认为，节节获胜的德国很可能会挥师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群岛，为对付这一威胁，美日应联手以确保“共同安全”。

但与此同时，英国和澳大利亚都开始向美国施压，希望其在亚太采取积极态度。面对此种局势，为了在对日取得优势的同时，增强大西洋上的中立海军力量，美国国会于1940年7月通过了《两洋海军法案》（Two-Ocean Navy Act）。⑤据此，美国海军规模将在8年内扩大70%。斯塔克预估，实现此目标大致需要新增18艘航母、200艘其他战舰、3000架飞机，及大量勤务舰。⑥该法案颁行不久便为日本情报机关获悉。当时日本海军正对《周期计划五》进行最后完善，美国海军宏大的整备计划令日本极为震惊。日本海军总参谋部立刻修改了《周期计划五》，并着手筹划第6次整军方案，计划再打造7艘超级战列舰，全部装备20英寸口径巨炮。

1940年11月12日，斯塔克呈交“关于两洋作战问题的备忘录”，⑦建议美国政府调整战略格局，在太平洋暂且采取守势，加强与英国秘密会谈与合作，先打败纳粹德国。该建议迅速获得通过。次年1月，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虽然代表们对“先德后日”战略并无异议，⑧但却就亚太区域的具体战略部署产生分歧。英国希望以新加坡作为防御中心，要求美国将一部分海军力量派往此地。美国则仅愿意在马绍尔群岛海域活动，以免刺激日本。最终会议达成一致意见：美国向大西洋增派海军力量，使英国得以抽调兵力去保卫新加坡。

1941年5月，联合委员会再次对战争计划做出调整，美国海军下一阶段在亚太区域的主要战略任务为“在东经155°以西的赤道南部海域配合英国海军作战”;“准备夺取并控制卡罗莱纳及马绍尔群岛”;“保卫中途岛、巴拉米尔环礁，威克岛、萨摩亚及关岛”。①这样，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大大收缩。在美国看来，将传略重心转移至大西洋是最佳良策：不仅有力支援了英国，缓解了纳粹攻势对东海岸的威胁;也可以使英国在新加坡等地充当牵制日本的前哨，美国不必在此关头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从而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

尽管美国全球战略已向欧洲倾斜，日本此时却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对美作战。1940年10月，日本政府建立“全面战争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全面战争”（Total War），特别是美日开衅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该智库由30名陆海军高级军官、政客、企业及媒体巨头组成。经过长达近半年的讨论，研究中心于次年夏得出结论：一旦美日交战，“日本会在1943年面临货轮严重短缺的窘境，战争在1944年后就难以维继。换言之，与美国长期作战日本将毫无胜算”。②然而，这份报告一经提交便成为废纸。早已按捺不住的日本海军出具了另一份报告，估算日本每年损失的潜艇为75，000至900，000吨。该报告吹嘘日本年度生产额完全能填补此损耗，但事实上，日本每年生产的潜艇吨位仅勉强达到该数目的一半。

1941年5月，日本海军总参谋部向海军部提交了修订后的《周期计划五》。同“全面战争研究中心”报告一样，《周期计划五》形同空文。海军部认为，对美作战需要更为多样的战舰，如扫雷舰、布雷舰、补给舰等辅助舰，而《周期计划五》根本无法满足这样的战争需求。为弥补此疏漏，日本海军又接连发布了三份周期计划：《临时周期计划》计划打造6万吨辅助舰;《紧急周期计划》计划加速建成2艘航母、26艘驱逐舰及33艘潜艇;《补充周期计划》则计划在《周期计划五》基础上再增加数艘辅助舰。从数据上可以看出这短短数年中日本海军发展之迅猛：1937年至1938年，日本建设了50，000至60，000吨位舰艇;1939年这一数目翻了一番;1940年，日本年度造舰吨位突破100，000吨③;而1941年，年度建造额已激增至225，159吨。

同年，美国的造舰也达到顶峰。虽然美国在战列舰、驱逐舰吨位上略胜一筹，但日本的航母建造却遥遥领先。单是日本新建航母的吨位就超过了美国当年所建航母、潜艇、驱逐舰和巡洋舰吨位之总和。④大战爆发前夕，日本已建成9艘航母，⑤其中“苍龙”号、“飞龙”号、“祥鹤”号、“瑞鹤”号四艘航母时速高达34节。航母飞机载量达587架，其中吨位最大的“加贺”号与“赤城”号分别可载90架和91架飞机。而美国仅有7艘航母⑥和528架舰载机，数量上明显落于下风。

六、美国海军战前的决策失误

就在日本磨刀霍霍之际，美国海军的战略调整及局势预判却出现了重大失误。这首先体现在美国海军主力基地的跃进。罗斯福与斯塔克考虑将“战斗部队”从圣地亚哥调至珍珠港。以后来者的视角观察，海军基地跃进同美国“先德后日”的宏观战略部署大相径庭。也许他们二人认为，将太平洋上的舰队推进至夏威夷前哨，能让日本有所忌惮而不敢妄动;一旦美日开战，海军无须从西海岸集结，就能迅速投入战斗。此外，这一调整也可能是为了调和海军内部存在已久的矛盾。

早在“橙色计划”最初拟定时，美国海军内部就该战略的具体施展产生了很大分歧。“尖刀派”（“Thrust”）⑦认为，对日作战的关键在于速度，美国海军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举越洋，克敌制胜。他们设想了一条基于北太平洋海域的线路，美国海军以中途岛、威克岛为基点，控制关岛，并从关岛长驱直入夺取菲律宾。①“理性派”（“Cautionaries”）則认为，直接命令舰队主力挺进太平洋会使部队陷入补给困境，继而重蹈俄国在对马岛战役中的覆辙。他们主张在对日作战中步步为营地向西移动，建立一系列稳固可靠的基地，确保后勤也可增加安全保障。②长期以来，这两派海军将领争论不休，极大地影响了海军的团结。

“战斗力量”基地的调整遭到了“美国舰队”总指挥詹姆斯·奥托·理查森（James Otto Richardson）的坚决反对。理查森认为：在夏威夷和关岛加强部署在理论上成立，但事实上这两地尚不具备充当战时基地的条件;于是他建议舰队先在原港整训，待夏威夷基地建设完毕后再调动。据理查森判断，太平洋上的战争将会以航母为主力，而目前美国用于定位敌舰的舰载侦察机还远远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将舰队基地推进，会使主力直接暴露在日本飞机与鱼雷的威胁下。

理查森的意见完全基于美国海军演习的现实背景和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至1940年的舰队演习中，美国海军就多次以日本进攻夏威夷为背景进行操练。③1940年5月，美国海军再次在夏威夷举行演习，④在这场演习中，日本代号为“红色”，美国海军对其进攻策略进行了详细设想：

袭击夏威夷，这是“红色”最高指挥部的既定政策。“红色”会利用本岛舰队、一支远征舰队，以及个别辅助舰来完成袭击，其战略目标不外两点：在与美军主力舰队遭遇之前夺得夏威夷，避免珍珠港为美国海军所用;或是趁美军舰队远在太平洋时，通过空袭摧毁珍珠港和欧胡岛上的军事设施。⑤

可以看出，美国关于日本袭击夏威夷的战略战术设想都基于一个前提，即战争爆发之初美国海军主力并不在珍珠港内，遭到打击的只是岛上工事、陆军以及个别舰艇。他们设想：日本进攻之初，“战斗力量”会先在西海岸集结，增援舰队秘密穿过巴拿马运河，赶赴太平洋待命;舰队整合完毕后穿越太平洋，驰援夏威夷;在主力舰队到来之前，夏威夷当地陆海军承担作战任务;主力抵达后，在广大的夏威夷-阿留申沿线海域和日本舰队正面交锋，最终以“绝对优势”彻底摧毁日本海军。更重要的是，夏威夷演习的设计实际上反映出当地海陆军力量严重短缺、援兵补充调遣缓慢、重要防御工事欠缺、军需及医疗设施匮乏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战斗部队”主力舰队部署在夏威夷，一旦遭遇偷袭毫无疑问会有灭顶之灾。为阻止此调动，理查森两次亲赴华盛顿，向罗斯福陈情，并试图说服斯塔克。然而，他的一切努力均付徒劳。

除理查森外，1941年1月27日，格鲁也在递交国务院的电报中提出警告：“据包括来自日本的多方可靠情报，日本计划在美日开战之前，动员所有力量对珍珠港发起大规模突袭。”⑥遗憾的是，同理查森一样，格鲁的报告并未得到关注，太平洋基地的跃进最终落实。1941年2月3日，海军作战部颁行第143号命令（General Order 143），再次改组海军舰队编制：废除“美国舰队”，其原下辖“侦查力量”“战斗力量”分别重建为“大西洋舰队”与“太平洋舰队”。“太平洋舰队”的常驻基地被正式调至夏威夷，理查森也被撤职。新任太平洋舰队总指挥由海军上将赫斯本德·爱德华·基梅尔（Husband Edward Kimmel）担任。①

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战略动向的预判也出现严重纰漏。1941年7月，日本海军在东南亚及西太平洋的势力大大膨胀。7月26日，罗斯福宣布冻结日本在美的全部资产，同时对日实施战略物资禁运。这相当于斩断了日本战时经济命脉，②美日关系箭在弦上。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递交《美日协定基本纲要》（Outline of Proposed Basis for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敦促日本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军，并要求其不再承认“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③这令日本深感受辱。4天后，刚就任日本首相不久的东条英机在御前会议发表演讲，他气势汹汹地放言：“……一些国家执迷不悟，处处与日本为敌。它们是在阻挠大东亚共荣圈的缔造，做蚕食盘剥东亚资源的美梦，意图牺牲东亚10亿人民的身家性命，来满足其贪婪物欲！”④

虽然美日谈判还在继续，但东条首相的演讲无疑释放出鲜明的战争信号。12月4日，格鲁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再次表示，谈判成功的胜算极为渺茫。他提醒美国政府注意，尽管美国已极尽让步，但“并无任何迹象表明谈判取得丝毫进展”。⑤已是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之际，然而格鲁的警告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至12月6日19点，格鲁才收到赫尔寥寥片语的回复：“海军部已从关岛总督处获悉，午时左右，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在关岛南端约15，000英尺的空中盘旋了10分钟左右。”⑥

罗斯福虽已明知和平无望，但仍希望做出维护和平的姿态。12月6日，在移交国务院转呈裕仁的信中，罗斯福大打“感情牌”，称“一百年来，美日情谊深厚牢固。我们两国……不仅实现了各自的繁荣，也推动了全人类的发展”。他紧接着又写道：“太平洋上局势变幻莫测，这极大威胁着我们两国连同全人类。美日之间基于长久和平的互惠互利关系岌岌可危……我们希望能实现太平洋上的和平……彻底摆脱军备竞赛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经济重负。”⑦也许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迫切愿望，罗斯福在电报中屡次尊称裕仁“陛下”：“天皇陛下，我向您表达我的恳切愿望。衷心热盼陛下能像我一样，在此危急时刻力挽狂澜。我坚信，为了我们两国子民的幸福安康，也为了周边国家人民的安居乐业，美日政府应延续和睦的邦交传统，使世界人民不再罹难于战火。这是我们双方的神圣职责。”⑧

今天的学者可能会认为罗斯福此举实为“表演，为了给历史留下一份美国在最后一刻还在为和平努力地记录”。⑨现实给了罗斯福当头一棒。夏威夷当地时间12月7日7点55分，伴随着日军飞机的尖啸轰鸣，以及穿甲弹和鱼雷的爆炸声，停靠在珍珠港内的四艘战列舰、两艘驱逐舰，以及188架飞机，全部灰飞烟灭。

余论

珍珠港遇袭后当日下午，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向美国国务院呈交备忘录，堂然皇之地宣称：“日本政府怀抱真挚诚意，愿与美国政府达成友好谅解，希望以两国之通力合作确保亚太和平，并进而实现世界和平。基于此种愿景，日本政府自四月起便竭诚与美国政府关于调整美日关系及稳定亚太局势进行协商……然而，美国政府却蓄意与英国等其他国家密谋，意图破坏、瓦解日本通过创建亚太新秩序维持和平的努力……日本政府与美同袍协作来维持亚太和平的殷切盼望最终破灭。日本政府不得不遗憾宣告，由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继续协商以达共识已不再可行。”①12月8日，罗斯福向国会宣读咨文：“历史将铭记这耻辱的时刻。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陆军力量的蓄意偷袭……针对日本不宣而战的卑鄙行径……我请求国会同意，美利坚合众国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②国会及两院一致通过对日宣战：“开战吧！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帝国正式开启这场被强加于美国的大战！”③

太平洋战争是美国海军对日备战近一个世纪的实践。美国海军战前在军备建设上毫无疑问是成功的。然而就在大战前夕，美国海军的战略调整及形势判断却出现了重大失误。将“太平洋舰队”基地推进至夏威夷，这是美国政府在日本压力下做出的防御跃进。不得不说，该战略调整是一大失败，近乎纸上谈兵。尽管美国海军早已预料到日本会对珍珠港发起袭击，并设计了多次演习以应对;然而由于偷袭发生时美国海军主力不在港内的设想前提发生改变，美国海军毫无反应时间和招架能力，根本來不及隐蔽舰艇，因此损失巨大。所幸三艘航母均不在港内，日军彻底摧毁美国海军主力的目标并未实现，“太平洋舰队”得以保存相当部分的有生力量。尽管错失最初战机，但半个多世纪的“射日”筹谋仍为美国最终战胜日本海军、建立太平洋霸权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卢晓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联合培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抗战与太平洋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