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福利的三个问题

汤剑波

关键词：生态福利;生态福利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

在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的当代世界，单纯以经济类数值评估人类福利状况，已然被视为太过狭隘。人们对生态危机或环境恶化的日益敏感，推动生态质量逐渐被纳入福利考量的范围。伴随高涨的生态意识，福利内涵获得极大程度的扩展，“生态福利”观念应运而生。深入生态福利研究领域，至少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谁享有生态福利，谁供给生态福利。怎样提供生态福利。而受不同生态价值观的影响。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会引起生态福利研究领域的争议。

一谁享有生态福利

“生态福利”概念的提出是生态现实、生态理论与生态运动等多重因素推动的产物。经济增长的生态限制、自然资源枯竭的可能性、环境污染的加重、物种多样性的日渐缩减等等，越来越成为摆在当代人类社会面前无法逃脱与回避的严峻的现实问题，由此激发的各种生态主义思潮与生态运动方兴未艾，生态问题成为政治、社会、经济与道德等领域内的重大挑战性课题。由生态與福利相结合，产生了“生态福利主义”及“生态福利”概念。英国社会学者贾森·安奈兹（Jason Annetts）等著的《解析社会福利》中“保护环境：生态福利运动”一章，专门界定了“生态福利主义”：“在社会福利政策领域中的环保社会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看来，社会福利的理论和实践都需要根据‘生态福利主义重新定义：（社会福利）是一个关于人类与地球的总体性概念，与以社会正义为中心的传统概念相比，社会福利概念应该将可持续、生活质量以及参与式民主置于中心地位。”）

生态福利主义对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首要影响在于把“生态”引入人类社会福利领域，突出生态环境质量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赋予福利以生态内涵。传统福利概念聚焦经济水平及相伴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物质需求，而“生态福利”扩大了福利度量的内容——人生活所处的生态环境，构成评价人类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绿色主义者们“增加了一系列环境标准进入福利观念——森林砍伐、臭氧层耗竭、全球变暖、资源耗尽、污染”，而且“这些环境标准至少与更经常被引用的福利的社会标准与经济标准一样重要”。各种具有浓厚生态意蕴的度量方式被提出：如“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等于以常规方法测算的GDP……减去当年消耗或被破坏了的自然资本总价值”;“生态足迹”计算一个地区或国家可用于供其人口消费的资源和吸收排放物所需要的土地面积数量：“幸福星球指数”“是一种人类安康生活与环境影响测量指数——表明所借以供应安康生活的生态效率。……其具体计算方式是，预期寿命乘以生活满意度，然后除以生态足迹”。

生态福利主义扩展的不仅是福利内容，还关涉享有福利的主体。对生态福利主体的理解，深受“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两个对立立场的影响。由此产生了生态福利领域的一个重要争议问题：生态福利的享有主体是人类还是生态本身？

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基于人类利益本身提出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道德要求：人类对自然环境负有道德责任。其实质是对人类自己的责任。“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理论认为我们与自然界相关的道德责任最终都是来自我们对人类所具有的责任。正是因为我们应该尊重所有人的人权，或我们应该保护和促进人类的幸福，我们才必须对我们对待地球自然环境和其他生物的行为予以某种约束。”虽然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也认识到，人类生存状况取决于他们与生态系统及其中万物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而言，生态福利隶属于人类福利，人类利益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唯一或最终动机。资源保护主义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明智且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它的理想仅仅是从长远需要出发来控制自然并为人类提供物质利益”。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前言》宣称：“人民的福利是所有的环境政策和发展政策的最终目标。”人类中心价值观视野下的生态福利考量，是对生态破坏或恶化严重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恐惧的和警惕的反应，而环境之所以被称为“恶化”或“坏的”，乃是因为它有对人类不利的后果。

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角度看.必须超出人类范围来看待生态福利的主体，因为生态环境及其构成部分本身具有独立于人类需求的内在价值和内在利益。“自然界的生物只需凭借自己是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成员而拥有其自身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源于它们对人类的实际或可能的用处.也不是源于人类觉得它们赏心悦目或研究起来很有趣这一事实”。保护生态环境不是一种基于人类需要与利益的精明算计，恰恰相反，倒是“人类”的福利从属于“生态”的福利。人类的利益是在生态中的利益。而不是生态利益在人类利益之中。“遵循生态自然就不仅仅是一种精明的手段，被用来达到独立于自然的道德和评价目的，而是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或者更精确地说，人类一切的价值都是基于其与环境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一切人类价值的依据和支柱。”生态保护内含了对自然的尊重，人类生态福利深扎于生态系统的整体状况。罗尔斯顿强调。“走向根本意义上的生态伦理只能是出于对自然的爱”，“我们的经济财富可以用劳动去获取，但我们生态的福祉却深深地根植于自然”。

“生态”的生态福利还是“人类”的生态福利？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毋庸置疑还深刻影响了对生态福利水平衡量的标准。由生态福利享有主体的理解不同衍生出如下争议：应根据人类感受还是生态本身来度量生态福利的质量？如何区别“好”的生态与“坏”的生态？

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出发得出的是“人类”的生态福利，其衡量生态福利的标准是：人所处生态环境要具备有利于人类生存的那些特性，表现为有助于人类生活与发展的生态要素得到了实现;人类感受到的舒适合意的生态环境，就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意味着生态福利得到了实现。此是“人”的生态福利，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等等“健康”的环境。都是针对人而言的。人们保护一种自然环境，是因为它对人类是有利的，如果对人类没有什么好处的环境。则完全没有必要去保护。

由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则推出，生态福利是“生态”的福利。基于动物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不同的生态主义，可分别采纳动物福利、生物福利和生态整体福利的立场。不仅生态系统中每个有内在价值的物种有其生态福利。而且整个生态系统也构成衡量生态福利的重要标准。从整体主义角度出发，套用利奥波德的话，当一种生态现象“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时就是提高了生态福利的水平，“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生态福利水平的下降。“生态系统的健康”是指整个生态系统的最佳状态，包含生态系统内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物质的关系，各个成员都扮演着有益的角色，从而处于一种适当的平衡状态中，“没有哪个物种可以支配其他物种并令它们灭绝”。总之，生态主义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事实和价值：生态系统中的万物都是相互依赖的。或者说。人与非人的存在物在整体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赖的。

非人类中心主义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福利享有者的界限，或者说福利共同体的界限，不仅包括当代人，还包括后代人;不仅是人类，还包括一切生命乃至整个生态系统。但是，不同时代的个体、不同国家的国民、人类与非人类，作为主体享有的生态福利会存在差异甚至冲突。由此产生了不同主体间的生态福利正义问题。

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生态福利正义表现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代际正义、人际正义（穷人与富人）、国际正义（穷国和富国）。生态福利代际正义的要求是：当代人和后代人，在享有生态福利的机会与质量上应该公平。国别和人际中的生态福利正义要求是：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平等享有“好”的生态，有必要在富裕国家（富人）与贫困国家（穷人）之间实施有关环境获益与负担的公平分配，因为穷人（发展中国家）受环境恶化之害更为严重，需要公平手段加以矫正。而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退化负有主要责任，必须率先采取行动保护全球环境，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其面临的问题。

从非人类中心主义出发，生态福利正义不只是人际间的，还是更为广泛的人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这就要求抛弃人类高于和优越于其他物种的生态等级观，“每个生物，人类和非人类，都会被视为根据其物种的具体特性。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善的实体。……任何生物都不应被视为天生就比其他生物优越或低贱”。要坚持人与自然及其中万物的公正关系。所有物种的福利都应得到平等的关怀和考虑。“接受这种观点并用这种观点看待生命世界，意味着他自己承认物种公正的原则，意味着他不偏向某些物种而歧视其他物种。”更为广泛地拓展来看，生态整体主义会告诉我们，生态系统运行是否良好也是一个正义问题。

“人”的生态福利和“生态”的生态福利，这两种对生态福利主体的理解虽然存在较大分歧，不过，无论哪一个立场都突出表明了，在今天这个世界，不可能在不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情况下来单纯谈论人类福利的实现。

二谁供给生态福利

传统福利国家制度，要求政府弥补市场不足而處于福利供给的核心地位。生态福利主义则一般主张社会福利供给多元化，其中民主参与、权力下放和地方社群复兴成为生态福利主义的重要举措.“强调去中央化、地方社群、公共参与和更小的居住中心”。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既然已成为普遍共识.为什么落实到行动上总是那么迟缓和被动？一些生态主义者把原因归于普通民众并没有参与生态决策的权力。“因此，能否以民主的方式赋予公民实现变革的力量，这决定了我们能否把对地球的爱护转化为实际的行动。生态社会立足的基础是。其公民有能力通过积极参与自治，创立一个有爱心、可持续的社群。……参与型民主让人们获得了把那种爱护转变为公共政策的力量。”联合国主导的《21世纪议程》也指出：“各地方当局应开始与它的人民、地方组织和私人企业对话，并通过当地的《21世纪议程》。地方当局通过协商和达成一致意见，将从人民和从地方、公民、社区、商业和企业组织获得关于拟订最好的战略所需的信息。”

从非人类中心主义角度出发，与生态决策相关的民主不再是一种官僚管理技术，它是一种实现生态文明转变的最具有包容性的“生态民主”。从“生态民主”出发，“所有受到生态风险造成的潜在影响的一方（人类或非人类、当前的人类或者未来的人类），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决策或者在决策中被代表”;“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人，无论属于哪个社会阶级，来自哪个地理位置、国家或物种，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决策;对受影响者的民主是包容性的”。为了实现生态力量与民主力量的结合，“生态民主”强调通过具体社群或社区的善治去实现生态文明的转变。

人必定存在于某种共同体中。“社会共同体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共同体的形式可以大到世界、国家，也可以小到地方化的社群。就生态福利主义而言，则怀疑乃至拒绝具有官僚性质的、等级化的“大单位”（如国家），“憎恨中央集权”，强调“分散化的、民主的和小规模的共同体”。生态福利主义挑战了传统福利国家及其社会福利政策。它从生态主义角度批判福利国家依旧保持着工业主义的扩张本性.权力集中的福利国家剥夺了个人与各种社群对自己事务的管理权力。生态主义从如下几个方面批评福利国家的理论与政策：（1）福利国家的永恒经济增长假设。体现了不可持续性的生产主义;（2）福利国家使用大量高度复杂的技术而不顾环境的破坏，福利国家政策只是处理了表面症状而没有触及失业、污染、犯罪等社会问题的根源，这些问题大都根源于工业社会的本性，希望无限经济增长来解决这些问题，犹如缘木求鱼;（3）福利国家的基础是主权民族国家，由于忽视了各种非国家形式活动、地方政府的功能、合作的全球行动.从而无法产生具有长远眼光的、全球范围的全球社会政策;（4）福利国家的占有性和高度个人主义的伦理，产生了不负责任的、无限欲望的消费主义，从收入、财富与占有物来衡量个人的地位;（5）福利国家的总体性世界观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不可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对生态福利主义来说，权力下放和民主化的环境治理，是更有效地回应地方声音和地方需求的必然要求。由此而言，生态福利供给也应该更多立足于广泛分散的小规模生态单位——生态区域或者生态社群。一种以自然界限为基础构建社会政策的“生态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或“生态社群主义”（Eco-communitarianism）就被生态福利主义者大力倡议：“围绕权力下放原则组织起来的环保分子已发起了一个叫作‘生物地区主义的运动.该运动追求一种主动适应各地独特生态要求的生活方式。生物地区主义者按照所谓‘生物地区的地缘政治实体来组织社会，这种生物地区不是依据政治因素来武断地划定，而是重在考虑自然条件的特征。如分水岭的存在、动植物群的变迁、土壤类型或者地质形态的差异。”

从生态福利供给角度来看，生态区域主义作为一种途径有着如下优点：

第一，生活在特定生态区域的人们与自己所处的特定生态环境之间建构起了一种相互融合的“生态社群”，由于其中自然而然生成的家园感和归属感，使得生活在此中的人们会更关心所处生态环境。“人们经常用家园政治学这一词语来说明和替代生态地区主义一词。此词语给人以关注广义的‘家这种感觉。当在国家和全球层面议论生态问题时，有关问题不免显得遥不可及、事不关己，或者徒供高谈阔论之用。而当在地区或者社区的层面观察生态问题时，它们便成为与己息息相关的身边事。”

第二，特定生态区域内生活的人们，有着对该地区环境的高敏感度，他们更真实了解自己生活所处地的生态状况，能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生态福利需求。每一特定生态地区的环境独特性。指导着该地区的人们怎样生产与消费，也决定着他们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生态福利。之所以要让过度集中在中央国家手中的权力下放，乃是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最贴近环境而生活的人最了解环境，有关的决策权和监护权应当掌握在他们手中”。

第三，特定生态区域内生活的人们，推动可持续方式更为便利。过于密集聚居在大都市的人类向环境索取更多资源，这成为生态问题的根源之一。具备“小单位”特点的生态区域或生态社群，会推动资源使用最小化和避免更多废弃物的排放。通过特定生态区域内的自足性，有助于可持续目标的实现。“家园意识感和家园归属感将引导人们注重依据某一地区的自然环境，过一种自立、可续的生活方式。”

第四，生态社群中更容易树立自助、互助、合作的精神。生态社群成员自己决定应该提供怎样的福利以及如何提供，他们不是被动的福利接受者，而是积极的。更能承认对共同体福利负有一定责任的重要性。“绿色主义者不希望中央国家为我们供给，而是想要我们与社群的其他成员一起参与到自我供给和为邻居供给的活动中。他们希望人们放弃社群成员相互孤立隔离的观念，他们信奉人们互相负责和对环境负有责任。在这方面，人的福利和星球的福利能相互携手。”

尽管生态福利主义不再像传统福利制度那样信任国家，不过，生态福利主义也并没有断然拒绝国家在环境问题解决中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尽管从意识形态上说，大多数绿色主义者会坚持非国家和非市场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优先性，坚持基于社群的福利供给的优先性，但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为了使用国家资源来培育和支持基于社群的实践，为了防止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对这些实践造成损害，他们往往会采纳赞成国家的立场。”生态福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會保留福利国家的某些作用，因为：第一，福利国家能防止福利被市场商品化和私有化;第二，福利国家会更加支持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建立在社群组织模式基础上。当然，国家的功能需要一定的改革，它应更多服务于生态社群的发展.积极鼓励基层民主的参与。“在一个对生态负责的世界秩序中，国家的和国际的组织必须重新定位，以扶持那些能使直接基层民主在地区层面乃至在全球层面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生态福利主义既不赞成福利集中化，也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要留下更多空间让广泛的民众参与，发挥小规模市民组织形式的功能，建构一种基于社群的社会保障政策与地方性社会服务。总之，要发挥国家在生态福利提供中的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要受到某种程度限定。“因此，绿色主义者往往支持国家提供一个普遍化框架来进行管理、负责和基本服务供给，但是更大的空间留给公民团体、去中央化的政策共同体或者合作群体，它们控制资金，允许福利‘接受者成为他们自己福利的‘生产者。”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只是一个地方性问题，很多时候还表现为全球性问题。因为，正是“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促使人类开始痛苦地反思如何科学、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怎样保护好人类的共同家园——自然生态环境”。于是.在生态区域主义与生态全球化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人们更为重视自己身边的生态问题及其解决;另一方面，解决生态问题的对策不可能局限于狭隘的地区和国家边界内，它有时候需要有全球视野。于是，全球环境问题与地区环境问题需要结合起来考虑。需要“地方化行动却全球性思考”，“从全球着眼，从地区做起”，把全球环境问题落实为地区环境问题去解决。生态福利的实现。需要在全球民主基础上的参与的、对话的和共识的伦理来支撑。

事实上，生态单位有着不确定性，解决生态问题的单位也必定相应是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具有地域性、全国性、国际性乃至全球性，“环境难题应当在所有它们产生的层面上得到应对，而政治制度必须对应于这些层面并且以立体的方式将其联结起来”，要“使政治与制度的多样性适应生态学多样性”。

三怎样供给生态福利

经济必须不断高速增长，才能保证人类福利的供给并不断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这是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主流信念。在传统社会福利思想领域内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无论突出国家责任的集体主义者。还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信仰者，都把福利供给与经济持久发展捆绑在一起。然而，经济永恒增长的信念在生态危机阴影笼罩下的当代社会被逐渐打破.无限增长和无限消费的生态危险已被明确指出。当然，经济增长在生态福利实现中最终发挥怎样的作用，生态主义内部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这里存在着“强生态主义”与“弱生态主义”两种不同观点：弱生态主义以人类中心为出发点，依然相信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能够解决环境问题，只要经济增长与消费是环境友好的，经济增长最终仍然是实现生态福利的重要手段;强生态主义则坚信技术并不能解决环境问题，必须遏制过快的经济增长与过度的消费欲望，也就是说，通过减少增长乃至“零增长”来保持生态环境不变，才算提高了生态福利。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对生态福利实现手段的理解。倘若生态健康与经济增长是对立的，那么生态福利只有通过增长更慢（乃至不增长）和消费更少来实现。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报告就确立此种认识：地球是有限的，即地球上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和地球吸收废弃物是有限的。就“源”来说，自然环境供给经济增长的能源和资源是有限的;就“汇”来说，自然环境容纳经济增长产生的废弃物是有限的。倘若人类还盲目乐观放任经济无限增长，崩溃是可预见的结局。因此，必须自觉控制增长，进人一个“不增长的世界”，“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由此推论，今天的人们不是通过经济高速增长而是在稳定、安全和小规模的经济条件中获得生态福利。地球能够承受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需要慢节奏的、安全的、不以发展、速度为焦点的生活方式。“全人类要转移注意力，不要再去关注经济增长，而要开始探索怎样在新环境中生活下去。要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需要采纳更本地化、活动范围更小的生活方式。”

这种观点遭到了怀疑“增长极限”的人士们反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总是造成环境破坏，也没有什么极限。第一，环境并不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恶化，相反，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是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ene.Grossman）和克鲁格（Alan Krueger）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虽然经济增长一开始会恶化环境，但随着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高水平之后，人们变得富裕开始更关注环境，采取措施降低环境污染，污染会发生逆转，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带来了环境质量的逐渐改善。第二，不断进步的技术能为人类提供“无限资源”的可能性，能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强大的工具。技术进步会大大推进新能源或新资源的发现.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加上能源的多样化和再生能源的推广运用，能源或资源不仅不会耗竭，反而更充足。随着一个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会运用更先进的环境技术和更多的环境投入。加上环境保护和管制，环境污染问题会得到改善。“事实上，如果采用的生产技术比较恰当，有利于生态。那么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也不会下降。”

在绝对停滞和绝对增长之间，人们试图寻求第三条道路：质疑增长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发展，环境问题只不过为经济增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为环境与发展建立一种和合共生的关系模式。一个重要的现实是，贫困也是造成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环境问题不仅来自发展过程本身。还来自发展的缺乏，即所谓“贫困的污染”。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指出：“在发展中的国家中，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千百万人的生活仍然远远低于像样的生活所需要的最低水平。他们无法取得充足的食物和衣服、住房和教育、保健和卫生设备。因此。发展中的国家必须致力于发展工作，牢记他们的优先任务和保护及改善环境的必要。”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写道：经济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是不可分割的，贫穷会造成环境恶化，环境恶化会加剧破坏经济发展。贫穷的世界将永远摆脱不了生态灾难。“贫穷本身污染环境。以不同的方式制造出环境压力。那些贫穷饥饿的人们为了生存，往往破坏他们附近的环境”。贫穷导致环境退化，环境退化又加剧贫困，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穷人为了每日的生存而被迫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而环境的恶化使他们进一步贫困化，使他们的生存更加困难和无保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增长，而在于增长的方式要改变。美国著名环境科学家康芒纳（Barry Commoner）指出：“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如何通过限制经济发展和限制人口增长来改善环境质量，而是如何创造一种能够同环境一起协调发展的生产系统。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不掠夺环境的前提下获得粮食丰收、生产出高效率的机器、提高运输速度、改善人类居住条件，以养活全世界的人口。”

于是。有了提倡以“太阳能”作为主要能源的“阳光经济”，有了提倡处于最优规模的稳态经济的“生态经济”。当然，最流行、最突出的是“可持续发展观”。《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仍然要求发展;一是生态限制，即要求这种发展不能破坏环境。可持续发展包括两个基本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会议进一步完善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可持续发展要求改善所有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又不增加对我们的自然资源的使用，使得资源的利用不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它包含三个目标：第一，促进实现负责任的长期经济增长，同时确保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落后;第二，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降低资源的消耗、停止污染;第三，推动社会发展的实现，工作、食物、教育、能源、保健、水和卫生设施的保障，确保文化与社会的多样性、社会成员自主决定未来事务的权利等。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满足人类需求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目标。“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一个充满贫困和不平等的世界将易发生生态和其他的危机。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较好生活的愿望。”从生态的角度来看，发展不能超过一定生态限度，可持续目标建立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指导的政策，要求决策者必须在制订政策时确保经济增长绝对建立在它的生态基础上，确保这些基础受到保护和发展，以使它可以支持长期的增长。因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思想所固有的特征，它集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源而不是症状。”所以。可持续发展超越了单一的经济指标，“可持续性要求有这样的人类需求和福利的观点，即包括诸如他们自身的教育和健康、清洁空气和水以及自然美的保护等这样一些非经济的因素”。

生态容纳量可以从人类中心和生态中心两个角度来看待，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增长”才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增长规模的“极限”是针对人类社会而言的。经济增长不能超过一定限度，是指不能因经济增长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最终有害于人类。从非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平衡”才是首要的生态价值，生态系统本身及其中各类物种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人类经济相对于整个生物圈的最优规模，可以以完全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定义为对人类来说最好的规模……。或者，最优规模可以从生物中心主义的角度。定义为对所有生命形式最好的人类经济规模。前者把其他物种只看作工具;而后者既承认其内在价值，也承认其作为工具的价值。生物中心主义的经济最优规模，可能小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最优规模。”从生态中心主义出发，不仅扩展了生态福利的主体，而且推动了人类对“好”生活的超越数量的理解。生态福利的实现需要以文化或思想观念上的根本性变革为基础.“简朴的生活”既是实现生态福利的重要路径。或许也是生态福利实现的标志。

四

结语

尽管在生态福利内涵的理解中存在着差异和争论，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生态福利实现必不可少的要件。毫无疑问已然成为一个基本共识。当今世界的人们已普遍意识到，不可能再坚持以往无节制的工业主义发展模式。因为这必然导致增长和消费的不可持续性。分歧只是在于，把一场有关生态的价值革命进行到何种程度？一种“基于生态”审视人类生活状况的“生态福利观”。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扩展到以“生态为中心”的“生态福利观”？是“人类”作为生态福利的唯一主体，还是能扩大到把“生态”本身作为福利主体，这关涉着我们筛选哪些生态环境指标来衡量生态福利。倘若环境不只是人类生活之所，还是万物赖以栖息之地，那么，生态福利自还有其独立于人类的那一面。其实。无论哪一种生态福利观，都试图改变作为传统福利制度基础的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转而去追求一种要求人类活動方式做出重大变革的生态文明。在生态环境日益成为问题的当下，生态福利所关涉的问题不仅是“我们人类可以享受什么”。而且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道德设问——“我们人类应当如何生活”。显然，一场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构成了理解生态福利以及建设生态福利的关键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