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固本培元派形成主要原因探析

刘珍珠，王 瑞，代玄烨，翟双庆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2.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230012； 3.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201203)

“新安”系安徽徽州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六县一市的古称，因祁门县之新安山而名[1]。地处江南一隅的新安地区，历代名医辈出，尤以明、清代为盛，形成了文化底蕴深厚、流派特色明显、学术成就突出、历史影响深远的新安医学流派[2-3]。明初中期由汪机创立，其弟子门生为主体的固本培元派，是新安医学流派中阵容强大、传承有绪、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影响力较大的一支[4]。而新安固本培元派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地理、历史、文化背景，综观固本培元派的形成，可大致分为以汪机为主的创立时期及以孙一奎为主的传承发展时期，在此过程中，代表性医家的学术主张及名医效应，明清时期新安地区的地域、人文、社会背景等因素，都对固本培元派的萌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 固本培元派创立的主要因素

1.1 纠正滥用苦寒滋腻时弊、临证多脾胃虚损之机 金元时期，医家为纠正滥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辛香燥热之流弊，倡导寒凉用药，自朱丹溪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滋阴学说盛行。然朱丹溪之论虽得到广泛传播，影响深远，但不善学者往往误解，以致滥用苦寒滋阴之品[5]32。至明代初期，许多医家拘泥于丹溪学说，不经辨证诊脉，概投滋阴降火之剂，“专事苦寒以伐真阳”[6]，从而形成新的流弊。尤其时医王纶刊行《明医杂著》，专列“忌用参芪论”，影响颇广，使得滋阴学说更为盛行，导致临床多有因过度使用苦寒滋阴之品而损伤脾胃正气者。

汪机所在徽州地区东临朱丹溪家乡浙江，受其影响极深[7]851。汪机为纠正此种滋阴时弊，根据《黄帝内经》营卫之论，结合朱丹溪、李东垣之说，提出“营卫一气”“参芪双补”的特色理论，重视脾胃元气，主张气血双补，调元固本。其撰《辨〈明医杂著〉忌用参芪论》一文，指出“丹溪治火，亦未尝废人参而不用”，批评时医对滋阴学说的错误理解，成为新安固本培元派的开创者。此后其众多弟子门生皆承其学，临床善用人参和黄芪、注重调补脾胃元气的特色治法亦影响了新安地区众多医家。

由此可见，汪机创立固本培元之说，实为临证纠偏所需。汪机弟子程廷彝即在《石山医案·病用参芪论》中指出：“予幸受业于石山汪先生，见其所治之病，多用参、芪，盖以其病已尝遍试诸医，历尝诸药，非发散之过，则降泄之多，非伤于刚燥，则损于柔润，胃气之存也几希矣。而先生最后至，不得不用参、芪以救其胃气，实出于不得已也，非性偏也。”[7]114有学者曾对《石山医案》所用119首处方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其所列医案以脾胃气虚发热为基本病机,多表现为自汗发热,劳倦,倦怠,不思饮食,食少,脉浮濡、弱小、无力而缓等症状[8]，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汪机临床所见患者以脾胃虚弱者居多。《石山医案》中患者多有“形瘦”“形色苍白”“形瘦色脆”等描述，病机多有脾胃元气受损，气血不足之类，而时医避用人参、黄芪，概投寒凉导致病情加重或延误者亦有之。在《石山医案》记载的171个汪机亲诊医案中，经过他人诊治未愈或误治之后再经汪机复诊的案例达108个，占总数的63.16%[5]89。如《石山医案·卷之中》载：“一人年二十余，形瘦色脆，病咳血。医用滋阴降火及清肺之药，延及二年不减。又一医用茯苓补心汤及参苏饮，皆去人参，服之病增。”[7]79因此，苦寒滋阴时弊及患者多脾胃元气亏损、气血虚弱的实际是汪机开创固本培元派的社会背景。

1.2 徽州地区山峦水多，土地贫瘠，居民体质需固本培元 徽州地区崇山峻岭环峙，山水多而田地少，且土地贫瘠，交通闭塞，人口稠密，粮食产量微薄，远不能自给。明初由于徽州地区粮食产量无法满足百姓生活所需，富足之家尚有不足之时，故当地百姓日常生活极为节俭，贫苦之家一日二食，且多为苞芦，少有米面，富足之家虽三食也是以饘粥为主[9]。因此，明初徽州地区百姓体质应以脾胃亏虚为多，从《石山医案》所载病案也可佐证。而汪机所居祁门县地处山区，其对百姓日常生活境况有深切体悟，故其临证重用人参、黄芪等补益之品，常用四君子汤、八珍汤、大补汤、补中益气汤等方剂，且多用膏丸之剂的治疗思路实为当时百姓体质所需。

此外，徽州地区水系发达，如新安江、阊江、乐安江、水阳江、青戈江等众多水系纵横，其所处纬度又属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降雨量多，气候潮湿，人居山岚水湿之间，较易受阴寒重湿之邪的侵袭,亦当以护阳固本为重[4]。

1.3 朱丹溪、李东垣之说为汪机创立固本培元的医学思想基础 汪机弃儒从医，承其父业，私淑朱丹溪之学，受朱丹溪思想影响较深，如在《医学原理》中，每一病证门下皆引述“丹溪活套”，而其《推求师意》一书即为校抄整理朱丹溪思想所作。汪机在深入研究朱丹溪学说的基础上，结合虚寒阴证患者增多的临床实际，对时行的“滋阴降火”说进行反思和突破。其创立新安固本培元派的理论基础——“营卫一气”说，即是在吸收了李东垣培补脾胃元气思想的基础上，根据《黄帝内经》的“营卫观”，对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的重新阐释。而汪机临证多从脾胃入手，认为“诸病亦多生脾胃”，故形成了“滋阴法随丹溪，升阳治从东垣”的临证特色[10]，从而开创了固本培元的特色治法。

1.4 新安道地药材白术为固本培元兴盛提供物质基础 据学者统计，在汪机的《石山医案》中，白术用药频次为87次，仅次于人参，位列第二，高于黄芪[11]。汪机再传弟子徐春甫喜用白术，如《医学捷径六书·三十六方》第一至第四方均以白术为君药。而通过现代数据挖掘归纳新安固本培元派的用药规律发现，人参、白术、黄芪用药频次最高、剂量最大，且人参、白术关联度高于人参、黄芪[12]439。而歙术、祁术为徽州盛产的道地药材，被誉为“徽州第一良药”[12]15。因白术产量丰盛故其价格相对低廉，且道地药材品质较高，故当地医家对白术具有丰富的运用经验，这也为固本培元治法的兴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

2 固本培元派传承发展的主要条件

2.1 徽州相对封闭而独立，汪机名望吸引众多弟子门生 徽州地区四面环山，中为盆地，形成了相对封闭而独立的自然环境，使得其呈现出内聚而趋同的学术文化理念[13]。因汪机提出“营卫一气”“参芪双补”等新的学说，且医术高明，加之其为唐朝越国公汪华后人[9]，故汪机在徽州地区具有较高名望。因而，其弟子门生众多，尤以祁门、歙县、休宁居多，如弟子陈桷、吴洋、黄古潭、汪宦、程廷彝，再传弟子徐春甫、孙一奎。而师徒相授、父子相袭，加上汪机的广泛影响使得众多习医者私淑汪机之学，使得固本培元学术思想在徽州地区日渐兴盛，传承不绝。

2.2 宗族户籍制度森严，世医链传承固本培元学术思想 严格的宗族及户籍制度是新安固本培元派传承且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重要支撑。

徽州作为程朱理学之邦，具有等级森严的宗族组织，宗族成员子承父业，医家世代业医，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医家家族链的稳固传承，这种家族链传承方式也成为新安医学传承发展最重要的形式[14-15]。

除此之外，明代承袭元制，将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灶等几种，规定各户“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因此一入医户，子孙就必须世代业医，且明代太医院等医生亦主要从世代业医者中考选，严令禁止冒充改籍[16]。这均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医学思想的传承。因此，在新安固本培元派主要医家中，歙西程氏(程松厓、程敬通等)、歙西余氏(余傅山、余午亭等)、歙西吴氏(吴正伦、吴崑等)、休宁汪氏(汪文誉、汪文绮等)等均为世医家族，固本培元的核心治疗思路代代传承，并在各自的临床实践中不断丰富。因此，宗族传承与师徒相授等方式一同保证了固本培元学术思想的传承发展[12]422。

2.3 援引儒道佛等哲学思想，促使固本培元不断丰富发展 宋明时期，作为“程朱阙里”的新安地区理学盛行，程朱理学的核心理论“仁”“理”“性”“命”“太极”等以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思想深刻影响了当时新安医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固本培元派代表医家汪机、徐春甫、孙一奎、罗周彦等均为援儒入医，医家著述中更是常直接引用朱子之言进行阐释，如孙一奎在《医旨续余·问三才所同者于人身何以见之》中说：“朱子曰：人之与物，本天地之一气，同天地之一体也”[17]。而与新安医学其他分支学派如校注重订派、心传心悟派等相比，固本培元派在吸收理学、佛学思想的同时，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更为深刻。如孙一奎外出偶遇道士，受其所赠《五色》《奇赅》之术，遂弃科举而为医，自号“生生子”，热衷“外丹”之术，其所著《赤水玄珠》书名取自《庄子·天地》黄帝遗玄珠之典故。其在继承汪机重视培补脾胃元气思想的同时，结合道家内丹学说“玄牝之门”等认识，提出命门动气学说，并在《命门图说》中多处引用道家、道教典籍之语进行阐发，从而提出重视温补下元肾阳与命门元气的思想。而孙一奎作为固本培元派早期的代表性人物，其对命门动气学说的阐发、对先天肾与命门元气的重视对后世固本培元派医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此之后，固本培元派即出现由培补脾胃元气到以脾胃元气为主，或培补脾肾、命门元气的转变。其后医家对汪机与孙一奎之学术主张亦不断进行丰富与发展，使得固本培元的学术内涵逐渐丰富。

3 新安固本培元派与江浙温补派形成背景的区别

在汪机针对时医拘泥于丹溪学说滥用苦寒滋腻之品，突破性提出重用参芪、补气培元的同时期，以苏州薛己为先导的一些医家，也为纠正时弊，在继承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探讨肾与命门病机，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辨治虚损病证的系列方法，此学说由赵献可、张景岳、缪希雍、李中梓等江浙医家继承，形成温补学派[12]451。

新安固本培元派与江浙温补派虽同属于江南地区，形成于同时期，却传承为两个不同学派，究其原因，除前文所述地缘聚集因素以外，另有其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因素。

新安固本培元派创始人汪机居处于人多田少，粮食无法自足的徽州祁门地区，百姓多体质虚弱，本应补虚培元；而江浙温补派奠基人薛己，出生于土地富饶的江苏苏州，百姓生活富足，当时受医者滥用苦寒伤阳、滋腻碍胃之品的影响更为主要。

此外，薛己早年曾入职太医院，明代中期，官僚贵族大多养尊处优，淫逸享乐，易患阳衰阴虚之证，本宜温养。加之明代医生地位较低，供职太医院和治疗高官富族的医者稍有不慎便有灭顶之灾，而许多病人“闻攻不悦，闻补而乐之”[18]，也促进了薛己对温补之法的推崇。而张介宾早年曾随父游于京城学医，广入豪门、结交贵族的经历也对其重用温补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故温补派医家在结合临床实际的同时，多重用甘温而力避寒凉。与之相比，汪机等固本培元派医家，则在主张甘温补气助阳的同时，也注意佐用麦冬、生地黄、黄连、黄芩等增液、清热之品，或是枳实、陈皮等理气之品。

4 结语

综上，新安固本培元派是在明清时医滥用苦寒滋腻之品的时代背景下，以创始人汪机的学术思想和治疗思路为核心，以汪机弟子门生为传承主体，以徽州相对封闭而独立的地域环境为依托，借助白术等道地药材的优势，通过融合朱丹溪、李东垣之说及道学、理学、佛学等哲学思想而形成的学术流派。其针对临证多脾胃亏损患者的临床实际，阐发固本培元之新说而逐渐发展壮大，在师徒相授和宗族世医传承的保证下前后相续400年而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