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创作、“作者之死”与人的主体性之反思

郑 鹏

自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Conference)以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对人类生活业已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尽管因伦理观念、国家意志以及技术原因，导致人工智能的发展几经曲折，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神经网络算法(Neural Network Algorithm)、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以及群智能(Swarm Intelligence)等新观念的引入和扩散，人工智能开始持续发力(1)蔡自兴：《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第5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13页。。

一、人工智能创作的冲击与威胁：以部分中文创作为例

以一系列重要事件为标识，人工智能对当下各个领域均产生了前所未见的冲击，甚至威胁到人类的创造性(creative)领域，如音乐、绘画，以至于文学创作。且与从前的科幻遥想不同，这一次的危机由于直接牵涉到可见的公众智力领域，似乎正扑面而来。

仅就中文创作领域而言，已出现了一些标志性事件与代表性成果。2017年5月，微软小冰的原创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正式出版，这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程序创作的诗集。尽管毁誉不一，从传播的客观效果来看，如不事先说明，鲜有人能识破作者非人类的身份。

另一个标志性事件，则是清华大学“九歌”(THUAIPoet)的诞生及发展，它是由孙茂松教授带领的THUAIPoet团队所研发的中文诗歌自动生成系统。与微软小冰相似，“九歌”所作的古体诗歌，一般的读者同样无法洞悉作者真实身份。2019年7月1日，“九歌”团队开放了github上的相关资源，这意味着“九歌”具有不断完善和进化的潜能。

这无疑是两个典型意义的事例，微软小冰创作的是中文白话诗歌，九歌则以中文古体诗创作知名。白话诗形式较为自由宽泛、仍在不断进化演变，古体诗则具有深厚的传统、明确的规则、高频次的词汇意象等，这两者代表了中文诗歌领域基本的文学体式。从创作效果看，无论白话或古体诗歌，即无论是相对自由的或规则的诗歌创作，人工智能基本能够以假乱真，而其制造的速度则远远超越了人类。

至于叙事类作品，当下占据市场主流的网络原创作品，由于套路化、程式化、同质化的问题，赋予了人工智能更为从容的驰骋空间。我们甚至可以预见，经由深度学习、不断完善算法之后的人工智能创作程序，会将套路化的叙事作品乃至缺乏新意的模式化古体诗、白话新诗等一网打尽。可以预见，在市场化背景下，通过深度学习、能创造符合普通标准的“文学作品”的人工智能程序，必然会对一般水准的作者造成一定的生存威胁。而随着算法的不断完善，对既有文学规则的更为充分而彻底的解码，在创作质量上甚至会进一步超越普通水准的人类作者。就此而言，未来可能是令人绝望的。

据此来看，人工智能浪潮的冲击，似乎正完美印证着“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当年忧心忡忡的预言：“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手由于和机器竞争而贬值……现代的工业革命便在于人脑的贬值，至少人脑所起的较简单的、较具有常规性质的判断作用将要贬值。当然，正如熟练的木工、熟练的机械工、熟练的制衣工某种程度上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得以幸存，出色的科学家和出色的行政人员将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同样幸存。然而，假如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具有普通学术能力水平或更差一些的人，将会没有任何值得别人花钱来买的东西去出售了。”(2)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65, pp. 27-28.

言至于此，不免让人回想起1968年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的“作者之死”。从某种意义上看，当下的情形应该是又一次的“作者之死”，甚或“人之死”。这两次死亡之间，虽说存在具体表象之差异，比如第一次是读者或文本取代作者，第二次是人工智能程序替代作者，然在内里上却不无相近之处，两者都反对将人类主体的创造性神秘化与迷信化，试图以某种规则/代码进行替代或解码。

如果立足于今日人工智能创作的立场深入辨析，不难察觉巴特论文中的一些主张，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竟产生了略显反讽的意义。比如对作者传统认知的否弃、对作品内涵的界定、对作品与作者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均微妙地迎合了人工智能程序作为创作主体的正当性和优越性。即便他最后论断“读者的诞生，是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人的主体性，倘若细究，结果也难称美妙。

不过，或许尤为重要的，是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作者观与主体观。虽说福柯于1984年逝世，未能亲见人工智能后日之辉煌，甚至未见识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电脑，但他的所论，对于我们从理论上理解和解释人工智能及其与人之关系，依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他的论说，甚至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保全了人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合法与希望。

二、巴特：“作者之死”与人工智能创作合法性的微妙契合

在那篇久为人知的《作者之死》中，基于语言的自主性、读者立场的优先性，巴特得出了作者死亡、读者诞生的最终结论。毋庸置疑，巴特当时的所论，用意是为了解放作者原意封锁的文本，具有积极的革命性意义，然而从今日人工智能之视野，再读《作者之死》，却呈现出始料未及的景象。

巴特首先旗帜鲜明地反对用作者统摄作品的意义，反对通过实证方式来考察作品与作者的意义关联。他认为，作者不过是一个历史性的产物，已不再适应更新后的时代背景。

作者来自中世纪，受到英国经验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宗教改革之个人信仰的影响，因其发现了个体的声望，或更高贵的表述——“人性的人”(la personne humaine)的声望，故而是一个现代的形象，是我们社会的产物。

因此，合乎逻辑地，在文学中，予作者“本人”以最大关注的实证主义(le positivisme)，应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典范与巅峰。(3)Roland Barthes， La mort de l’auteur， 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 Paris: Seul, 1984, p.61-62.

巴特认为，作者作为作品内涵的决定者，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或个人主义，故而辨析作品意义最终落在了对作者的实证考察之上。

应该说，巴特此处所述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作者之死》的创作前后，与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May 1968)的时间线高度重合。巴特文中的主张，有意无意地切合了当时反资本主义运动的解放思想，即反对用权威主张来统合思想。此外，实证式研究也似乎使得文本失去了自由联想的可能，与现实的意识形态主张不谋而合。

与这种意识形态主张不同，巴特非常赞同马拉美的说法——“是语言在说话，而不是作者 ”(c’est le langage qui parle, ce n’est pas l’auteur)(4)Roland Barthes， La mort de l’auteur， 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 Paris: Seul, 1984, p.62.。基于此，他反转了文学与生活之间的传统关系，不是艺术来自生活，不是人物来自现实，事实恰好相反，是生活在模仿作品。

通过一种彻底的颠倒(un renversement radical)，不同于通常的所为，他(普鲁斯特)没有将自己的生活放入小说之中，而是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变成了作品，他的著作则成了这种作品的典范；因此，我们明显地看到，不是夏吕斯(Charlus，《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模仿(imite)孟德斯鸠(Montesquiou)，孟德斯鸠——传闻的、历史的孟德斯鸠——反倒不过是源自于(dérivé)夏吕斯的次要的一部分。(5)Ibid, p. 63.

从此处所论，可以发现此时的巴特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学派一致，切断了文本/作品与社会及作者之间的关联，持守一种语言本体论的立场。这颠覆了语言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不再是语言的掌控者，人本身，已成为语言功能的执行者，甚至是语言的塑造物，一个语言的符号。

语言学近来也为解构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它指出，言语行为整体上是一个空的过程，不需要填充具体的对话者就能完美地运行。从语言学上讲，作者始终不过是写作的人，就像“我”仅仅是说“我”的人一样：语言知道一个“主语”(un sujet)，但不知道“某个人”(une personne)，而这个主语——在界定它的言语行为之外是空的(vide)——足以“掌控”(tenir)语言，也就是说，足以耗尽(epuiser)语言。(6)Ibid, pp. 63-64.

这个在其言语行为之外是空的“主语”，显然与其他的一切元素，特别是其个人化背景相疏离，只具有语言学或语法意义。而在二十世纪的主流文论中，无论是早期的形式主义抑或后来的结构主义、新批评，都主张隔绝作品/文本与作者、社会之间的关系，仅就文本自身进行理解。当然，彼时文学性、陌生化以及细读法、张力、悖论、隐喻等术语的提出和应用，为文学学科的规范、破除肤浅的神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若撇去时代语境不言，从当下视野出发，不难见出，将作者原意斥之为“意图谬误”，将读者理解贬为“感受谬误”，将文学的社会语境考察视为“外部研究”，过于执着于文学“内部”的规则/规范研究，只关注“文本内”符号的排列组合可能及其所衍生的意义，放弃“文本外”与文本的关系及意义，这些做法一方面削平了文学的深度，另一方面，更是极大地缩减了人工智能程序所需要覆盖的范围，减少了人工智能程序的计算量，为人工智能算法的相关优化和完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颇有作茧自缚之感。

基于语言本体论立场，对于文本的性质，巴特还有着更为具体的界定，而这种界定今日看来似乎更顺应了人工智能具体算法的正当性。

文本(le texte)是由各种引文组成的编织物(un tissu de citations)，它们出自无数的文化来源。……他(作者)打算“表达”的内在“事物”自身只不过是一部已编撰好的字典(un dictionnaire)，其所有的字都只能用其它字来解释，而且如此下去永无止境；……继作者之后，书写者身上便不再有激情、性格、情感、印象，而只有一部无穷的字典，通过它作者进行无止境的书写：生活永远只是在模仿书本，而书本本身仅仅是一种符号的编织物，一种迷失的、又无限延迟的模仿(imitation)。(7)Ibid, p. 65.

这一段所述，以及相关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é)理论，于今看来，简直是在为人工智能作者身份的优越性做确证，甚至完全可以看成人工智能程序学习及创作合法性的理论阐述。毫无疑问，学习和掌握这种字典、运用其中的符号进行不断的文本编织，人工智能程序的效率远优于人。

具体而言，微软小冰所以能创作出符合人类规范的诗歌，因其学习了1920年代以来519位诗人的诗作，尽管这种学习是仅就语言层面进行的学习。而根据有关数据，在相近的学习模式下，同样的学习内容，小冰只需要100个小时。而人类则大约需要100年(8)袁跃兴:《“人工智能”技术下，文学何为？》，《文学报》2017 年6 月8 日第009 版。。学习是如此，若创作只是一种语汇编织或文字播撒的游戏，人工智能的高效更不难想见。这样一来，人工智能程序在文学领域内取代人类作者，似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巴特此处对文本性质的理解，又与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散文理论》(TheoryofProse)中的旗帜性口号形成了有趣的映照。什克洛夫斯基宣称：“在文学理论中我从事的是其内部规律的研究。如以工厂生产来类比的话，则我关心的不是世界棉布市场的形势，不是各托拉斯的政策，而是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因此，“本书全部都是研究文学形式的变化问题”(9)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上)，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页。。什克洛夫斯基集中关注文学的形式构造，直接用意是为了反抗当时以佩平(Aleksandr Nikolaevich Pypin)为代表的俄国历史文化学派和以波捷布尼亚(Alexander Potebnja)为代表的俄国心理学派，根本目的则是将文学从社会历史及心理学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然而时移境迁，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如果执意将作品理解为一种互文性的符号编织物，视作者为一个中介的编织者，其后果不言而喻——成为技术统治的助力。

相较于人工智能的大行其道，即便罗兰·巴特用了充满神秘气息的漂亮文辞描述写作本身的动态、多重、近于无限的可能性，其后果依然并不乐观。毕竟，对于普通人类的“无限”可能，对于人工智能也许只是几个程式而已。

在多样性的写作中，所有的事物要被条分缕析(démêler)，不需要被破译(déchiffrer)；写作的结构可以遵循或者(像丝袜的线一样)运行在任何一点或所有的层面上，但在它的下面空无一物：写作的空间可以被覆盖(parcourir)，而不可刺透(percer)；写作不停地提出意义，又不停地消解意义，对意义进行系统性的豁免(une exemption)。(10)Roland Barthes， La mort de l’auteur， 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 Paris: Seul, 1984, p.66.

实际上，通过一定的智能程序进行准确的定位归纳，处理这些玄妙莫测的意义变化可能，正是人工智能的专擅。而巴特此处所言——要条分缕析不要破译，写作的结构之下空无一物，写作的空间可以覆盖不能被刺穿等等——都在宣示文本的平面性，摒弃文本的纵深意义。不仅如此，仅从互文性的角度出发，再玄妙的文学畅想，都可以拆解为有限数量的符号单位(即语言文字)之间的规范关系，可以用相应的函数算式来总括万千变化。

至此，回顾巴特早年《写作的零度》(Ledegrézérodel’écriture，1953 )中的主张，不由让人感慨世事之无常。巴特当年的主张，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分析统一性的古典写作、1850年后分裂的多样性写作与相应政治、历史等因素之间的关联，指出既往写作方式的问题，展望写作的可能前景，特别是最后的宣言——“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 la littérature devient l’Utopie du langage )”(11)Roland Barthes, 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 Suivi de Nouveaux Essais Critiques，Paris: Seul, 1972, p. 67.——依然表露出巴特显明的历史政治立场。到《作者之死》时，已一变为语言或符号本体的立场。细究这种立场的改换，尽管付出了作者死亡的代价，却使得文本得以摆脱了作者心理的限制，在当时无疑是革命性的。然沧海桑田，摆脱文学背后的社会、历史、心理元素，将文本意义的解放、写作的自由寄望于语言自身似乎无限的组合可能，于今却极可能在无意之间逢迎了人工智能的宰制性，恰与当年的解放初衷背道而驰。

三、福柯：悖论的作者与历史立场的特殊意义

巴特之后，另一个似乎赞同“作者之死”的代表性人物无疑是福柯。与巴特相似，他同样做出过对作者不利的论述，比如在《词与物》(LesMotsetleschoses)中的所言：“早在我们讲出哪怕一点点言语之前，我们就已经受语言的统治和封冻(dominés et transis par le langage)。”(12)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vres I , Paris: Gallimard, 2015, p.1362.

然而，若仔细探究福柯学术生涯的前后所论，和巴特《作者之死》中明确展现的语言本体论不同，福柯的作者观乃至主体观始终处在某种游移不定的状态，徘徊于作者或主体与语言/话语孰为主导之际，另一方面，有别于巴特彼时放弃历史维度、强调主语之空(vide)，福柯自认始终持守着历史性的立场，而后者，极可能形成了对人工智能的有效抵抗。

福柯的作者观，主要集中在《什么是作者》一文中。从整体上看，此文主要分析了作者的效用及其必然消失的前景，似乎是另一篇《作者之死》。

与巴特相近，福柯也认为作者是一个历史性的产物：

从18世纪起，作者就已经开始扮演虚构行为的调节者角色，这一角色是我们这个商业化、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的特征，也是个人主义和财产私有的特征；但是，假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作者功能便没有必要保持其形式、构成方面的稳定性了，甚至其存在也是不必要的了。我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在变化进程中的某一特定时刻，作者功能将会消失(disparatre)。

福柯甚至大胆预测：

我们可以想象出(imaginer)这样一种文化，话语在其中循环流通而无需作者—功能的存在。一切话语，无论其地位、形式、价值，以及受到何种待遇，都将在低语的匿名中进行。(13)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Dit et ecrits Ⅰ(1954-1968), Paris: Gallimard, 1994, p. 811.

福柯默认作为统一性的、原创意义来源的作者已经消失：

自马拉美以来，作者之死便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事件……然而，仅仅重复那种作者消失了的空洞论调，还是不够的。同样，一再重复(在尼采以后)上帝和人类已经共同死亡也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定位那在作者失踪之后空出来的空间，追踪这一空间的边界和缺口的分布，留意随着作者的消失所释放出来的那些功能。

而就福柯自身所处的时代而言，作为意义无限性、文本丰富性保障的作者已经消失。作者的功用与通常所接受的相反，不再是作品意义无限丰厚的源头，而是限制作品意义繁殖的意识形态标签。

作者并不是塞满一部作品的那些意义的无尽来源；作者并不先行于作品，它是我们文化中用以进行限制、排斥和选择的一种特定功能原则。简而言之，通过这一原则，我们可以阻止对小说的自由传播、自由复制、自由建构、分解和重构。事实上，如果我们习惯于将作者呈现为一个天才，一个永恒的创造力的源泉，那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在让它以恰好相反的方式发挥作用……因此，作者是一种意识形态形象(la figure idéologique)，通过它我们可以标记自己对意义增殖(la prolifération du sens)的恐惧。(14)Ibid, p. 811.

此处所述，一方面道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对作者功能的限制，另一方面，则对作者的内涵进行了新的限定。福柯进而指出，考察一部作品，不可依据主体的绝对性和创造性，亦非重塑原创性的主体，而是“必须剥离主体(及其替代者)的创造性作用，把它作为一种复杂多变的话语功能来分析”，具体而言，应该考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通过什么样的形式，主体这样的实体会在话语秩序中显现？它将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它将展现什么样的功能？在每一种类型的话语中，它又将遵循什么样的规则？”(15)Ibid, pp. 810-811.

此时的福柯，展示了与巴特《作者之死》中的语言本体论类似的立场——或者更精确一些——“话语”本体论的立场。当然，福柯或许偏向于更灵活多变的语用学而不是规则明确而有限的语法学。纵使如此，倘若放弃原创性作者、从“话语功能”的视角来分析作品，仅将作者作为限定条件来破解相应的条件、形式、秩序、位置、功能、规则等等，对文本进行规约式的研究，人工智能更优于人。

然而，与巴特不同，福柯彼时所述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状况。《作者之死》中，巴特认同作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主语”，其功能受语法规则的限制与界定，故而是语言而非人在说话，《什么是作者》则提出了决定言语/话语行为的“话语行为奠基者/创始人”(fondateurs de discursivité)的概念。这种作者，一方面与语言本体论或话语本体论形成了矛盾，另一方面，其复杂程度又明显超出了人工智能目前的算法限度。

以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为例，在《词与物》中，基于语言本体论或认识型本体论的立场，福柯曾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视为19世纪认识型的被动产物。在他看来，19世纪初，一个知识的布局(une disposition épisémologique)，亦即新的认识型构成了。对此，“它(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意图去扰乱这个布局，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哪怕只是微小的改变，因为马克思主义完全基于其上”(16)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vres I , Paris: Gallimard, 2015，p. 1320. 中译参酌莫伟民译《词与物》，第265页。。换言之，福柯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19世纪认识型的天然产物而已，他甚至断言：“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思想中，如鱼在水中：也就是说，它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会停止呼吸。”(17)Ibid, p. 1320, p. 1321. 中译参酌莫伟民译《词与物》，第265～266页。如果破译了相应时代认识型的基本代码，马克思主义的精义亦将不攻自破。但在《什么是作者》中，福柯又将马克思列为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认为是马克思本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内容，并和弗洛伊德等人塑造了现代思想的根基。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作为“话语实践的创始者”(instaurateurs de discursivité)，不仅促成了一些可以被日后的文本所采用的类似，而且重要的是，他们还促成了一些差异。他们为自身之外的一些事物开辟出一片空间，不过这些事物依然属于他们所开创的那个领域。(18)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Dit et ecritsⅠ(1954-1969), Paris: Gallimard, 1994, p. 805.

重新审视伽利略的作品，也许将会改变我们关于力学史的知识，但不会改变力学本身。相反，重新检视弗洛伊德或马克思的著作，会改变精神分析或马克思主义。(19)Ibid, pp. 808-809.

很明显，这里的表述带来了双重的意味，一方面，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作者及作者功能，绝非某个特定时代的认识型所能掌控的，反倒是某种认识型的决定者，作者的个人意义显然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具有丰富乃至无限的可能；另一方面，顺理成章地，这种作者功能不可只就语言符号的角度进行把握，应需结合其他层面的元素进行译解。

这种“作者功能”(la fonction-auteur)在带有一个明确的署名的一本书或一系列文本的层面就已经足够复杂，如果从更大的整体角度出发，比如一组作品或整个学科，来分析这种“作者功能”的话，那还具有其他一些决定因素。

福柯指出，要分析把握这种作者功能，势必要发展出一种话语类型学(une typologie des discours)，不过，“这种类型学是不能仅仅依靠话语的语法特征、形式结构和对象进行构建的；也许，存在着独特的话语属性或话语关系(它们不能化约为语法或者逻辑上的规则，以及对象的规律)，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属性或关系去区分话语的主要范畴。与一个作者的关联(或者无关联)，以及这些关联(rapport)各自所具有的不同形式——以一种明显的方式——构成了这些话语属性(ces propriétés discursives)的其中一种”(20)Ibid, p. 810.。

以作者为中心把握和分析话语的模式，超越了单纯的语法、形式结构、逻辑关系等语言符号的属性范围，需要引入更为宽广的其他可能视野。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看出，假使以这种复杂的、不可简单化约为某种规则的“作者功能”来要求人工智能程序，显然越出了既有算法的舒适区，对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无法达成的。不仅如此，若引入文本和历史、社会等元素之间难以确定的关联，想要达成人类理解的程度，可能漫漫无期。

不无巧合的是，福柯在学术后期非常关注主体，且特别点出了主体只能是历史性主体，不能脱离其所身处的历史语境。1980—1981年，在题为《主体性与真相》(Subjectivitéetvérité)的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年度系列讲座中，福柯指出，“在我看来，对于大部分的宏大陈述、宏大的理论问题(des grandes questions théoriques)，总是会有一个以一种特有方式与之相连的历史问题(une question historique)”，政治问题、道德问题，都需要通过相应的历史问题来思考，主体也不例外，“因此，我对‘真相与主体性’的思考将聚焦于这个与一切道德思考相联系的历史问题”(21)Michel Foucault, Subjectivité et vérité, Paris: Gallimard/Seuil, 2014, p. 21. 中译参见福柯《主体性与真相》，张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页。。

福柯的这种历史主义的主体立场，据美国学者斯特罗齐尔(Robert M. Strozier)所言，恰与传统的康德式非/无历史性主体(ahistorical subject)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康德的主体，“最近似笛卡尔的主体，这一主体处于我们历史的尽头或其外。康德的主体是自我观照的主体，它脱离自身并将自身视为经验的或偶然的”(22)Robert M. Strozier, Foucault, Subjectivity, and Identity: Historical Constructions of Subject and Self, Detroit: Wayne, p.265.。斯特罗齐尔认为， 康德的构想并不成功，“尽管他尝试建构一个非历史的主体，康德的批判显然是历史性文本。理性是性属具体的(gender specific)、地理性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有肤色(白色)的理性”(23)Ibid, p. 266.。与康德的做法不同，“福柯将主体转向其历史性建构，也许是自古代世界以来对主体最引人注目和最具创造性的再界定(reconception)……福柯将思考主体的基础从本体论转换为历史”(24)Ibid, p. 269.。

据此来看，福柯将非历史性的主体再次历史化，一方面提供了有别于此前经典主体观的重要原创思想，另一方面，则可能对今日的人工智能浪潮产生了出人意表的效应。而联系福柯《什么是作者》中的所述——“作者——或我所称的“作者功能”——也许是主体功能的一个可能的体现(une des specifications possibles de la fonction-sujet)”(25)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Dit et ecritsⅠ(1954-1968), Paris: Gallimard, 1994, p. 811.，不难推出福柯的作者同样脱离不了历史问题的缠绕。因此，就福柯的主体论和作者论来看，人工智能对人类作者的根本性威胁，暂时还谈不上近在咫尺。

此外，哈贝马斯曾指出，福柯有一个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立场迁转，而福柯作者观与主体观的问题，应与此直接相关。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福柯开始把知识考古学与研究相关实践的谱系学区分开来。知识考古学揭示的是话语所具有的构成真理的排除规则。而谱系学研究的是：话语是如何形成的，话语为何会出现，又为何会消失，为此，谱系学一直在寻找随着历史而不断变化的有效性条件发生的制度根源。(26)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第293页。

其根由，赫伯特·德雷福斯与保罗·拉比诺归结为“自主性话语的幻灭”(the illusion of autonomous discourse)(27)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xii.，为此福柯日后特别强调权力(pouvoir)和知识(savior)的结合、真理(真相)和历史之间的不可疏离。这种从话语自主性到与历史条件结合考察的转变，体现在主体观和作者观上，便带来了主体/作者的被动性和主导性之间的矛盾。

与巴特等人的语言本体论不同，兜兜转转后的福柯，最终还是来到了历史的立场。而不无幸运的是，福柯的这种方法论迁转和主体立场的游移，却无心之中为今日反抗人工智能作者的全面统治，留下了也许是至关重要的理论工具。

四、结语：作为他者的人工智能

总体而言，当下的人工智能，或许尚不足以对人类作者这一群体产生致命的威胁。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能将立体化、多维化的时空世界完全涵盖的算法还遥遥无期、也许永无可能；另一方面，更不能否认既有人工智能的威力，不可轻易或自欺欺人地忽略人工智能在多种领域对人的挑战，需要对其有所警惕。

综观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对创作的冲击，再次反思“作者之死”，至少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关于人类创作的理解；二则是更为根本的、关于人本身的理解。

就前者而言，人工智能创作告诫我们，有规律可循的、套路化或模式化的写作，容易被纳入语言或算法模型中穷尽和模拟。这样来看，“作者之死”、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理论乃至今日各类崇尚科学化研究的文论类型，其削平深度、祛除作品/文本背后的社会历史元素、专注文本本体、追求文学规范化的方法论，可能已经难以为继。即便如巴特般殚思竭虑地反对传统的模式化处理，谋寻文本的自由书写，但如将文本/作品仅做平面化处理，同样前景黯淡。

文学究竟为何？是作者的意图体现？生活世界的再现？文本符号的自动蔓延？某种理念的寓托？意识形态的协同？这些既往的主张，在人工智能的进逼之下，无疑需要再次深入释解。无论如何，写作技法可否穷尽、文本类型可否固化、个人风格可否完全破解、文学内涵可否穷尽、作品与世界之关联该如何界定、如何看待经典作品等等，皆涉及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较量，这场角力，可能永无终局。

就后者而言，任何将人之本性定位为模式化、定型化事物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人是机器、人是电脑、人是劳动力，也许皆是时代之定义。轻率地将人定性为某物，必然后果堪虞。人不是什么，只是一个无法轻易定义甚至无法定义的对象。或许，成为什么不是人之本性，不成为什么才是。创作亦是如此，诚如福柯所言：“一个人写作，是为了成为另一个不同的人。”(one writes to become someone other than who one is.)(28)Michel Foucault, Death and the Labyrinth: The World of Raymond Roussel, Trans by Charles Rua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 184.写作是为了成就一个不同的自己，探索不同的书写方式，乃是对自我之生成的最好捍卫。

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工智能作为人之智能的分裂和对立，也许恰恰督促了重新反思人之为人或主体之为主体的根本所在。这一点，暗合福柯对主体和作者的反思。在《什么是作者》中，福柯保留了特殊的“话语行为的奠基者”，而更为根本的，则是福柯后来所指出的，否定也许打开而不是封闭了意义的空间，“如果没有对他者的本质态度，就不会建立起真理；真理从来就不是自己(meme)；只有在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生活的形式中才能有真理”(29)Michel Foucault, Le courage de la verite, Paris: Gallimard/Seuil, 2009, p. 311. 中译参见福柯《说真话的勇气》，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7页。。就此而言，作为他者的人工智能写作，既是对人之写作的冲击，也是反思何为作者的深入拷问，既是对作者的全面瓦解，亦是对作者的深入建构。

当下的情形，也许恰好回应了耶鲁大学前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的论断：“我们已经到了最需要人文学科的时候。”(30)转引自陈跃红《诗学人工智能跨学科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1期。再思人之为何，摆脱既往定质化的人之界定，正是人工智能赋予人文科学的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