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家政治属性探析

赵亦雅

【摘要】现代文艺学体系中的“文学”一词见证了百年来西方文艺理论对传统概念的侵蚀改造，近代以来确立的“纯文学”观重视其表情达意和艺术技巧等特征。然而，中国古代文论十分重视文学的实用性功能：文学能力被视为参政能力，文学在国家事务中具有重要作用，文学具有社会教化功能。古今“文学”概念实有巨大差异，今天我们应超越“纯文学”的范围，以深厚宏大的国家视野传承中华文脉，并认真思考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文学  纯文学  古代文论  国家事务  社会教化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0.015

近一个世纪以来，以西律中、以今律古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大趋势。现代文艺学的“文学”一词见证了百年来西方文艺理论对传统概念的侵蚀改造，对此，周兴陆教授指出，“国人接受了西方的审美主情论，特别是戴昆西‘知的文学与‘情的文学的分野，走出大文学、杂文学的传统，确立了‘纯文学的观念”。[1]纯文学观侧重于表情达意、艺术技巧等特性。然而在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学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功能，包含功利用途和道德属性，尤其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

文学能力被视为参政能力

《诗经·定之方中》毛传有“君子九能”之说，其云：“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2]这里的“君子九能”指的是在建国时能写作卜辞，田猎时能写诏令，能写刻在金石器上的铭文，出使四方时能写外交辞令，登高时能够铺陈事势、赋其形状，出征时能写誓师之辞，途径山川能写描述、说明的文字，在国家葬礼活动中能写述德叙哀的诔文，祭祀时能写敬告天地的祝祷文辞。《左传》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九能”正涉及了建国、祭祀、军事、外交等多种国家场合，且都与写作有关，这说明写作能力本就是官职选拔的重要标准。

以外交活动为例，《左传》中那些文采灿烂的外交辞令反映的是外交官们处理变幻莫测的国际事务的政治能力。子产是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尤其善于知人任事，他十分看重大臣的文学能力：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于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3]

这里提到了冯简子、子大叔、公孙挥（子羽）三位大夫，从其中“美秀而文”“善于辞令”“多为辞令”“应对宾客”可以看出，文学能力和文辞水平是子产极为看重的，在国家大事尤其是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论语·宪问》也有相关的记述：“为命，禆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命指诏令，一篇外交公文需要经过四位大夫之手：最先由禆谌打草稿，之后经游吉研讨，又经公孙挥修改，最后由子产润色。正是因为文辞严谨，才能出色地完成外交任务，使郑国在晋、楚等大国间得以发展。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了一次关于选派外交人员的冲突：

秦伯之弟鍼如晋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行人子朱日：“朱也当御。”三云，叔向不应。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抚剑从之。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从之。人救之。[4]

秦国派人来晋国求和，叔向特命人召来外交官子员，当值的子朱表示不满，甚至拔剑相向。叔向解释说，秦晋二国不合已久，此次商谈如果成功则福泽后辈，不成则必将兵戎相见、三军暴骨。而子员传达宾主的话不具私心，子朱却常擅自改动。叔向提出的“不易二国之言”固然是一个忠诚报国、有无私心的道德问题，更是外交官的文辞能力问题。

《晏子春秋》中记载了晏子对社稷之臣的认识，“公曰：‘何谓社稷之臣？对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别上下之宜，使当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5]作为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晏子将写作能力与治国本领并列而提，可见对文学能力的重视。他本人的辞令水平也名扬天下、令人忌惮。晏子出使楚国时，楚王特命手下出主意想出折辱他的辦法。宴会时，楚王命人带上来一个在楚国犯了盗窃罪的齐人，面对楚王“齐人固善盗乎”的咄咄逼人，晏婴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楚之水土使民善盗”的巧妙作答，使楚王甘拜下风，承认自取其辱。当时齐国式微，面对强大的楚、吴等国，晏子以过人智慧、高超见识、从容辞令完成了多项外交任务，维护了国家尊严。以上诸例都体现了古人以文学能力作为外交能力的认识。政务处理多涉及订立规章、信息传达和沟通反馈等流程，而这些大多需要通过口头或书面表达，因此文学能力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学在国家事务中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肯定文学在国家事务中的价值。《左传》载：“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6]叔向对子产言辞的褒扬并引《诗经》之论，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文学对沟通上下、稳定国家的意义。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铃木虎雄、鲁迅、李泽厚等学者都视其为魏晋文学自觉的标志，此说影响很大。然而这一认识有着明显的西方文艺学视角，实际上忽视了曹丕的政治意图，作为太子，他是以国家统治者的眼光看待文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更直接地提出“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在他的眼中，写作文章而为国家政事服务是必然的，他显然是从儒家入仕的角度去看待文章的。刘勰认为书记等诸多文体“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他还在《序志》篇提出：“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7]文章关乎国家的礼制、法典的实施，朝廷上下的沟通、国家大事的阐明也离不开文章的作用。

以章、表为例，它们正是与政事密切相关的文体。《文心雕龙》说：“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表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8]东汉时官吏的选拔已必然考察章奏的写作，东汉左雄、胡广的章表皆为佳作，并称为当时之“杰笔”。刘勰的议论于史可考，《后汉书·顺帝纪》载阳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9]而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左雄于汉安帝时举孝廉，后任冀州刺史，顺帝初年，公车征拜任议郎。上书直谏，言辞深切，对朝政多有匡扶肃理。他的章表奏议，台阁均以为典范。所以史臣称许左雄堪比上古时期的才德之人，为国家选拔人才和解决灾祸立下了汗马功劳。胡广举孝廉后在京城参加章奏考试，被安帝誉为“天下第一”。这些材料都反映了汉代章表类公文的发达。

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文献之一的章表，其佳制或痛陈时弊，或匡世辅政，正是刘勰所说的“经国之枢机”，意义不可谓不“宏伟”。历代佳作如左雄之表奏，“其辞深切”、“皆明达政体”（《后汉书·左雄传》）;诸葛亮《出师表》中对蜀汉政务的安排、对后主亲贤远佞的劝谏;庾亮《让中书令表》痛陈两汉、西晋因宠幸外戚并由此导致的倾覆，总结“抑后党安，进婚族危”的经验教训;刘琨在《劝进表》中提出“以黔首为忧”“多难以固邦国”“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前世之不忘，后代之元龟”等一系列政治思想，均可堪称有功于社稷。除了章表，檄、移、奏、议、诏、策等多种文体都肩负着“炳焕君臣，昭明军国”之功，在国家事务中的各个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学具有社会教化功能

《礼记》指出礼、乐、政、刑是国家治理的四个重要措施，其中乐有着不可忽视的道德伦理作用。《乐记》提出了“审乐以知政”的观点，认为文艺与社会风貌相关联：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10]

《礼记》认为，文艺具有强大的认识功能，能够反映国家面貌和社会情况。《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所提出的不同评价正反映了这一点。同时从另一方面，《礼记》认为文艺又能够起到移风易俗的教化伦理作用：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11]

因为乐能够促进人身、社会的和谐，达到天下安宁的境界，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对国家稳定、改良风气的积极作用。《梁书·文学传》称：“然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正是强调了文学的这一功能。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正是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正面典型。今天我们对《昭明文选》的评价多以现代文艺学概念为标准，视其为最早的文学总集，认为它的价值在于区分了文学与非文学。然而它作为一部皇家文化工程的教化功能则往往被忽视了。

《梁书·庾肩吾传》称：“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12]“转拘声韵，弥尚丽靡”代表了永明文学以来的文学发展特色，这一时期对音韵、对仗、用典等艺术形式的追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而太子萧统深受儒家文艺观影响，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13]因过分典正造成文字太过质朴固然不足称道，但只有外表华丽而不注重作品内在也会流于浮靡，他表示“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才是文质彬彬之作，可见萧统在作品风格上提倡典正与华丽共存。他正是以雅丽并重、文质彬彬的审美原则为指导思想编纂了《文选》。因编选得当，《文选》不仅在当时颇受瞩目，唐代以来渐渐成为士子的必读书，宋代更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可谓影响深远。

《文选》这一大型选集显然承载着萧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化政策。作为太子，在看到时人大力追逐靡丽绚目的文风时，他十分重视《文选》作为皇家文化工程的教化作用，意图树立文质彬彬的审美标准和文学风气。《北史·文苑传序》称：“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14]“简文、湘东，启其淫放”以及“亡国之音”的评价可能有所夸张，但却道出了萧纲等人开启了一种与萧统迥异的文学审美风格。《北史》的撰者极其敏锐地将萧统去世（531）后的梁大同（535～546）作为一个文化风气的标志点，实在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当时在萧统周围，刘孝绰的“雍容”文风、王筠的“好书”博学与萧统的文学观念十分契合。萧统东宫集团十分注重文学的“雅道”和“典则”，他们编选的《文选》引导文壇形成雍容典雅的文学风尚，从而影响了当时的文化风气。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项优秀的国家文化工程。

回顾整个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面临的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强势入侵，长期以来沿用西方文艺观阐释中国文论的行为，早已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学者纷纷提出回归中国文化传统本位的研究路径。王刚先生指出：“现时中国文论的症结不仅是‘失语，关键还在于‘失魂了。在与西方话语模式并存和交融的过程中，恰恰是由于我们缺乏对于本民族文化思想的观照、审视、理解和阐发，才造成了中国本土文论的寂寞。本土文论的活力要靠内在的生命精神来激发，而不是仅仅将视野局限于话语范畴的现代转换。”[15]20世纪“纯文学”的观念，已经造成不少现实问题：不仅表现为古今知识文化传承的割裂，也表现为当代文学写作的衰落。“纯文学”令人们着意于写作的抒情性以及各种艺术技巧的使用，而遇到生活和工作中的现实问题，比如，书写通知公告、章程法规、哀诔祭文时，却常常捉襟见肘、瞠目结舌。再回顾古代那些实用与审美兼备的文章，实在令我们掩卷深思。

古今“文学”概念实有巨大差异，古代文学有着强大的实用性功能，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今文化建设中，我们应突破“纯文学”的范围，以深厚宏大的国家视野传承中华文脉，并认真 思考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注释

[1]周兴陆：《“文学”概念的古今榫合》，《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2]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3][4][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91、1111、1189页。

[5]卢守助：《晏子春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

[7][8]戚良德：《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59、307、566、264页。

[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1页。

[10][11]陈戍国：《礼记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72、273、279、281页。

[12][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90页。

[13]穆克宏、郭丹主编：《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68页。

[14][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82页。

[15]王刚：《“主体精神”范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