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展望：新格局下的大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提  要】回望“十三五”，中国企业已初步迈向“高质量”发展，企业规模增长迅速，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营商环境逐步改善、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在最近的一个五年规划中，对企业發展的顶层设计主要集中在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等领域，过去五年已取得了瞩目成效。展望“十四五”，预计政策会着力从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支持、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比例、进一步加速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持续加力。2020年，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冲击，全球经济陷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困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中国采取了严格、有效的管控措施，率先走出疫情阴霾，自二季度以来完成了经济的V型反转复苏;但全年经济增长仍面临很大压力，国内复苏基础有待进一步稳固，国际上的不确定性因素更是有增无减。中国大企业须正视当前困难，积极应对挑战，最大程度地弥补疫情损失，为“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良好开局奠定扎实基础。

【关键词】 “十四五”;企业500强;企业发展;经济复苏;大企业

一、“十三五”以来中国企业500强发展的主要特征分析

（一）营业收入与利润的分布态势变化分析

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呈现出典型的偏峰分布态势。“十三五”以来，2017-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分布的偏度值与峰度值，均呈现出增长趋势，也就是说，这三年内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呈现出进一步向低区间偏离的分布特征;但这一态势在2020中国企业500强中发生改变，无论是偏度还是峰度都有所下降，即营业收入分布的偏离态势略有缓解，如表1所示。这一分布表明：一方面，大企业群体的规模差异呈现出两极化 ，极少数企业的营业收入规模已经非常大，但绝大多数大企业的营业收入规模还是集中分布在较低规模区间;另一方面，越是营业收入规模非常大的企业，整体的增长态势更为强劲，较低规模区间大企业营业收入增速，多数年份内都落后于超大规模企业。

中国企业500强归母净利润的分布态势与营业收入基本相似，但在变化方向上明显有所不同。总体上看，中国企业500强归母净利润同样呈现出偏峰分布状态，而且同样都是呈左偏峰分布，即大量企业集中偏离分布在低值区间。与营业收入分布所不同的是，“十三五”以来各年度中国企业500强归母净利润偏峰分布的偏度与峰度呈现出逐年下降态势;其中峰度从2017中国企业500强的86.32逐年下降至2020中国企业500强的69.09，偏度从2017中国企业500强的8.55下降至2020中国企业500强的7.62。也就是说，中国企业500强归母净利润分布的偏离情况逐年有所好转，如表2所示。

（二）速度与效率变化分析

“十三五”期间各项指标增速均明显下滑。2017-2020年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资产、净资产的增速均值分别为9.68%、9.24%、8.82%、9.23%，与“十三五”之前各年度相应指标增速均值相比，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归母净利润增速均值下降最为明显，从“十三五”前的22.16%，下降到“十三五”期间的9.24%，大幅降低了将近13个百分点。而且，由于归母净利润增速大幅下滑，导致营业收入与归母净利润之间的增速关系出现逆转。“十三五”之前各年度，中国企业500强归母净利润增速总体上高于营业收入增速，企业发展质量有提升趋势。而在“十三五”期间，中国企业500强归母净利润的增速均值总体上略低于营业收入增速均值，企业发展质量处于稳中有降状态。具体见图1。此外，即便是在“十三五”期间，自2018中国企业500强以来，营业收入增速也已经是连续两年下降，归母净利润与资产增速，也在波动中有所降低。

中国企业500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整体上有所提升，其中制造业改善最为明显。将制造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其他企业以及中国企业500强总体分别视为4个独立样本，构建以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为产出指标，以资产、净资产、人员为投入指标的投入产出模型，利用DEAP的TFP测量工具，对“十三五”期间前4年4个样本的TFP进行计算。对计算输出结果进行整理，得到表3。显然，各年度中国企业500强总体以及3大类行业的TFP值均有升有降，但总体上看，4年间制造业企业TFP增长了21.7%，改善最为显著;服务业TFP增长了1.2%，而其他行业不升反降了5.2%。

中国企业500强各个企业之间静态效率的差异较大。“十三五”期间，企业之间规模效率（SCALE）的差异持续缩小，但不变规模技术效率（CRSTE）、可变规模技术效率（VRSTE）的差异并无明显缩小趋势。各年度500强企业不变规模技术效率（CRSTE）、可变规模技术效率（VRSTE）、规模效率（SCALE）的最大值均为1，每年均有部分企业达到了技术有效或规模有效，但绝大多数企业都处于技术无效、规模无效状态，存在投入冗余或产出松弛。从最小值看，不变规模技术效率（CRSTE）、可变规模技术效率（VRSTE）都在0.025以下的极低水平，规模效率（SCALE）的最小值也在0.121以下，与最大值均相差甚远，这一分布表明，各年度中国企业500强中各个企业的效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从变动趋势看，不变规模技术效率（CRSTE）、可变规模技术效率（VRSTE）、规模效率（SCALE）的均值都呈现出波动态势，其中规模效率（SCALE）明显好于不变规模技术效率（CRSTE）、可变规模技术效率（VRSTE）;而且随着规模效率（SCALE）最小值的逐年提高，企业之间规模效率（SCALE）的差异在逐步缩小。具体见图2。

中国企业500强的静态效率整体上低于美国500强。将各年度中国企业500强、美国500强分别视为独立样本，即得到8个独立样本。同样构建以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为产出指标，以资产、净资产、人员为投入指标的投入产出模型，利用DEAP的静态效率测量工具，计算得出不变规模技术效率（CRSTE）、可变规模技术效率（VRSTE）和规模效率（SCALE）。整理输出结果，得到表4。显然，中国企业500强的不变规模技术效率、可变规模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整体上都低于美国500强。“十三五”期间，中国企业500强的不变规模技术效率（CRSTE）、可变规模技术效率（VRSTE）呈波动态势，而规模效率（SCALE）则在稳定改善。

（三）产业结构与股权结构变化分析

“十三五”期间，中国企业500强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产业升级有进有退。从三级产业看，2017-2020年中国企业500强分别涉及到76、77、76、75个三级行业;三级行业入围企业数量减少最多的是黑色冶金行业和连锁超市及百货业，两个行业均减少了4家企业。三级行业入围企业增加最多的是金属制品加工行业，增加了7家;其次是房屋建筑，增加了4家。从二级行业看，所有二级行业各年度中国企业500强中都有企业入围;各年入围企业数量最多的是金属产品行业，四年均超过了70家;其次是房屋建筑业，四年均在37家以上;再次是金融业，四年都在33家以上。从增减情况看，“十三五”期间增加最多的是金融业，增加了5家入围企业;其次是房屋建筑业，增加了4家入围企业;再次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产品业、公用事业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4个行业均增加了3家入围企业。减少最多是消费品生产行业，共减少了9家;其次是零售业，减少了6家。具体见表5。在入围企业增加数量排在前列的行业中，既有代表现代先进产业的金融业，以及计算机、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也有传统的房屋建筑业、金属产品业;同样，在减少数量排在前列的行业中，既有传统的消费品生产业和零售业，也有代表先进制造业的机械设备业和防务业。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企业500强的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变化，但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升级趋势，产业升级进退不一。

“十三五”以来，中国企业500强中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取得一定进展。归属母公司权益情况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集团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情况。根据各年度中国企业500强所申报数据，剔除掉当年权益与当年归母权益中存在缺失项的企业数据，同时剔除掉归母权益为负值的数据;经计算剩余企业归母权益占比的平均值，得到如图3所示数据。图3的数据表明，“十三五”以来，总体上看，中国企业500强这一大企业群体一直都在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归属母公司所有的权益比例尽管中间所有波动，但总体上看呈降低走势，其他中小股东所占权益有所增加。这一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他中小股东在中国企业500强中所占的股权比例，可能有所提升。

（四）与美国500强的趋势比对分析

中国企业500强规模扩张快于美国500强，相对地位持续提升。“十三五”以来，中美两国500强的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均保持着逐年增长态势。以人民币计，2020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比2017中国企业500强增加了34.4%，归母净利润增加了37.67%;以美元计，2020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比2017中国企业500强增加了30.67%，归母净利润增加了36.9%。2020美国500强的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则分别比2017美国500强增加了17.87%、37.39%。显然，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增加明显快于美国500强，而美国500强归母净利润的增加则稍快于中国企业500强。由于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增加快于美国500强，所以，“十三五”以来，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与美国500强营业收入的相对比持续提升，2020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已经相当于2020美国500强营业收入的87.89%。与此同时，中国企业500强净资产与美国500强净资产的相对比同步提升，2020中国企业500强净资产已经相当于2020美国500强净资产的90.05%。从“十三五”与“十二五”的对比看，“十三五”期间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净利润、资产、净资产与美国500强相应指标相对比值的年平均值分别为84.03%、46.37%、93.72%和87.21%，均显著高于“十二五”年平均值的71.48%、42.79%、75.64%和69.52%。

中国企业500强利润率整体明显低于美国500强，且差距有所扩大。“十三五”以来，中国企业500强的归母净利润增长慢于美国500强，而营业收入增长又明显快于美国500强，这导致二者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进一步扩大。整个“十三五”期间，中国企业500强的收入利润率都在5%以下波动，而美国500强都在7%以上持续提升;2020美国500强的收入利润率为8.6%，几乎是相当于2020中国企业500强4.53%的两倍。在净资产利润率上，中国企业500强四年都在10%以下波动，而同期美国500强則在13%以上逐年提升;2020美国500强的净资产利润率为15.27%，相当于2020中国企业500强9.52%的1.6倍。从变动趋势看，“十三五”期间，中国企业500强的收入利润率波动中有所提升，净资产利润率则先升后降;同期美国500强的收入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均逐年提高，尤其是净资产利润率，提高幅度更是较为明显。

中国企业500强仍以制造业为主，美国500强早已转型服务业为主。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制造业一直都处于行业大类首位，“十三五”期间制造业入围企业的数量虽有所波动，但基本上都接近于50%，而服务业企业数量的占比则在35%左右;但在美国500强中，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占比都在36%以下，服务业企业数量占比则在55%左右。具体见表6。在服务业的具体行业上，除了两国入围数量都较多的商业银行、互联网服务企业之外，美国500强中医疗保健业、保险与专业零售领域入围企业较多，而中国入围企业数量较多的领域则是住宅地产。中国企业500强的服务化转型还有待加快推进，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也需进一步提升。

中国企业500强的利润主要来自服务业，特别是来自银行业;而美国500强的行业利润分布则比较平均化。以三个行业大类归母净利润占比与营业收入占比的百分比作为行业利润收入匹配度指标，对中美两国500强企业行业大类利润贡献情况进行分析，得到如表7所示结果。表7中数据表明，“十三五”期间，服务业在中国企业500强中贡献了更多的净利润;制造业的归母净利润占比只相当于制造业营业收入占比的一半左右，即净利润贡献远低于营业收入贡献;而服务业的归母净利润占比相当于营业收占比的1.7倍左右，即净利润贡献远大于营业收入贡献;也就是说，中国企业500强中，服务业企业盈利能力显著强于制造业，特别是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大大高于制造业与其他服务业企业。而在美国500强中，各年度制造业、服务业的利润收入匹配度指数都在100左右波动，而且总体上看，制造业匹配度指数稍高于服务业;也就是说，美国500强中，制造业的盈利能力总体上比包含银行业在内的服务业更好一些。

二、当前中国大企业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对中国疫后恢复构成较大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成为2020年全球经济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这也是建国以来中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前所未有。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中国采取果断举措阻断了疫情传播链，率先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企业复工复产稳步推进。世卫组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史上最严重的全球卫生紧急状态。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冲击，是多方位、深层次的。首先，为切断疫情的传播蔓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阻断潜在风险人员的流动，或是要求保持安全社交距离，这一措施的实施，必然会对企业生产运营产生直接冲击。其次，在疫情的全面冲击下，消费显著萎缩;一方面经济活动的减少，将在事实上削弱人们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居家防疫措施的实施，也无疑会直接减少居民消费，尤其是会减少服务消费。最后，还会对国际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为阻断疫情的国际传播，国际贸易、商务活动与人员往来会减少;另一方面，消费水平的下降，也会导致对进口产品需求的减少。也就是说，一国或地区的疫情爆发，不仅会给当地经济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还将通过国际贸易的传导，对国际产业链上下游经济体的生产运营产生明显影响;而且越是外向型经济，这种不利影响可能越大。

2020年6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内需、供应、贸易和金融严重中断，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5.2%，是全球150年来最为严重的四次衰退之一;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将收缩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下滑2.5%。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20年因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影响，世界贸易往来将下降13%，最壞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下降32%。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发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并购市场观点透视》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明显抑制了全球并购活动的活跃，2020年二季度全球并购交易量急剧下降，交易额仅为3186亿美元，交易宗数为7754项，创下了2003年三季度以来的新低;认为全球跨境并购市场复苏将非常缓慢，恢复到疫情之前可能需要几年时间。

这些国际机构的预测或实际统计数据，对中国经济的疫后振兴复苏显然不是好消息。好不容易在强有力投资拉动下在上半年走出V型反转的中国经济，下半年持续增长的基础看起来并不稳固。国际疫情的持续蔓延，无论是从国际经济活动的关联影响角度来说，还是从疫情的国际传播与防控角度来说，都是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重大不确定因素。一方面，疫情重灾区经济活动的萎缩，必然对中国外向型企业产生重大直接冲击，进而影响到中国企业在国内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疫情让许多发达国家的企业估值下降，为防止别国“趁机收购国家关键资产和技术”，美国、欧盟、澳大利亚、西班牙及印度等国家及地区密集出台投资规定，限制外国投资，这也将直接对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化布局、掌控国际资源产生显著不利影响，还会影响到国际国内两大循环的畅通。

（二）中美摩擦加剧推升了企业复苏发展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策的调整，升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前几年的经贸摩擦问题在艰难的谈判之中好不容易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尚未有效落实，新冠肺炎疫情和美国总统换届大选的到来，又一次将中美关系推上了美国舆论和政党之争的风口浪尖。对当前的美国政府和参选政党来说，攻击和甩锅给中国，成为赢得选票、转移民众关注的共同策略。在此导向下，特朗普与美国政府自年初以来，一直在持续出台对中国进行严格压制的政策举措;这些施压举措，既有经济贸易领域的，也有外交与军事领域的。美国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将成为中美关系螺旋式下降的关键推手。至少有以下几件事，值得高度关注。尽管这些极端事件并不见得一定会真的发生，但提前有所预防，总比毫无准备要好。

一是美国单独或裹挟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压制。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压制，已经逐步走向常态化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被美国列入了“实体清单”。据统计，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300家，这些企业都是技术领先的企业，代表着中国技术进步的方向，也代表着中国企业的未来。随着英国日前将华为排除在本国5G领域之外，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西方国家被迫追随美国对中国实施技术压制。这种联合压制态势一旦形成，将是中国企业所难以承受之重。

二是滥用美元霸权，将部分中国企业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目前，SWIFT已经不再只是传统跨境支付服务系统，也是美国政府搜集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以及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的重要工具。伊朗、朝鲜、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利比亚、俄罗斯等国，都曾被美国利用SWIFT实施过制裁。2012年、2018年经历两次被踢出SWIFT之后，伊朗经济、金融活动就受到了显著影响。从贸易角度来看，与金融制裁之前的2011年相比，2019年的伊朗-欧盟双边贸易规模下降了85%，降至57亿美元，2019年伊朗-美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下降了68%，降至0.75亿美元。如果在相互关闭总领馆之后，中美冲突继续升级，美国政府可能会考虑将中国与SWIFT系统脱钩的可能选项。

三是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试图将中国企业排除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19年以来，美国一方面在游说美资企业撤离中国，而且后续日本跟进采取了类似举措;另一方面在恶意毒化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污蔑中国资本与企业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闪电战”，目的是“进行全球经济侵略”，是“要打劫美国”;无理指摘中国产品影响“国家安全”，无端散布“中国在全球进行信息监视与审查”的谣言，并采取了一些排挤中国企业的不公平措施。近期，更是有一些西方政客大肆鼓吹全球“去中国化”，甚至声称要给搬离中国的企业提供“搬家费”。显然，他们的目的就是试图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之外。

（三）宽松货币环境与有效需求不足或助推大企业“脱实向虚”

早在2019年以来，全球多国就已经开启了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2020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加快实现经济重启与复苏，各国进一步采取了降息等释更多放流动性的货币政策。中国企业的快速复苏振兴，同样也得益于中央银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为应对疫情冲击，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3次降准（1月6日、3月16日、4月15日）释放1.75万亿元人民币的长期流动性，3000亿元用于保供的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1万亿元新增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此外，还分别调降了2月3日、3月30日的逆回购利率，调降了2月17日、4月15日的MLF利率，在4月20日下调了LPR利率，在4月7日调降了超额准备金利率。很显然，提供给疫后复苏企业的是一个货币较为宽松的环境。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6.22万亿元;截至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65.2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其中上半年增加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2.42万亿元;截至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13.49万亿元，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高2.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0.43万亿元，同比增长6.5%，比上年同期高2.1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7.9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上半年净投放现金2270亿元。

货币的相对宽松，不仅仅是给受疫情严重冲击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喘息调整的机会，也给企业创造了继续投资甚至是加大投资的机会。尽管上半年疫情在中国曾经大面积肆虐，但中国企业的投资并没有长时间受到冲击。相反，在经历了1-2月的大幅下挫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月稳定回升：3月环比增长6.05%，4月环比增长6.19%，5月环比增长5.87%，6月環比增长5.91%。从中央企业看，3-6月的投资增速分别为4.1%、11.8%、13%、21.2%，增速更是逐月提高。据统计，2020年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资本形成总额更是拉动GDP增长了5个百分点，投资成为三驾马车中唯一对GDP做出正向贡献的力量。

与货币宽松与投资持续增长相对应的是有效需求的不足。一方面，出口增长乏力，尽管出口自4月份以来连续三个月保持同比正增长，但增速分别只有3.5%、1.4%、0.5%;另一方面，国内消费需求也同样不景气，整个上半年都处于同比负增长态势。总体上看，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复苏，处于供给端复苏领先、消费端复苏滞后的局面。消费持续落后的复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采取有力举措促进消费增长，为供给端持续复苏打开更大空间。如果后续消费不能加快增长，实体企业在实业领域的投资增长将直接受到压制。一方面是信贷环境宽松大企业较为容易获得金融机构低成本信贷资金，另一方面大企业却又面临账上资金无处可投的尴尬局面。这可能会促使大企业不得不寻求将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较为充裕的低成本资金投向虚拟经济或是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从而诱发大企业新一轮“脱实向虚”。

（四）中小企业全面承压阻碍国内产业链畅通

中小企业在市场中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不仅抗风险能力弱，而且自身能力也不强;一旦遭遇外部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小企业很容易陷入经营困局，甚至最终走向破产倒闭。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冲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疫情导致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订单减少、开工延后、流动资金不足等问题，资金链紧张成为复工复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2020年2月，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问卷调查发现，受疫情影响，周转资金紧张的中小企业占比为52.3%;需要融资的中小企业占比高达82.4%，其中资金缺口达到30%以上、急需融资支持的中小企业为18.6%。

二季度以来，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国各地企业开始加快复工复产步伐。从整个复工复产进度监测情况看，显然大型企业的复工复产明显好于中小企业。规模庞大的中央企业早在2月底复工复产率就已经超过90%，3月份基本上全面实现了复工复产。但截至5月18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复岗率才分别回升至99.1%和95.4%，而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尚只有91%，全国中小企业的复工进度明显慢于大型企业。更何况，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复工复产只是迈出了脱困发展的艰难第一步，市场和资金仍是横亘在中小企业发展道路上的冰山与高山。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一批中小企业由于市场开拓受阻或是资金周转中断而退出市场。

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更加注重产业生态圈的建设;在产业内部，既需要畅通产业链的循环，也需要促进大中小企业的融合发展。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产业链共生共荣关系中，大型企业的持续发展与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产业体系中某一个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的波动，都会通过供应链对上下游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事实上这种关联影响在上半年的复工复产进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由于产业链各环节复工复产进度的不同步，严重拖累了整个产业的复工复产进度。也正是因为如此，二季度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都高度重视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同时也引发了对优化产业链区域布局的高度关注。

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中小企业自身的问题，也是关联到大企业发展与产业链畅通的问题，必须将保中小企业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如果各级政府与大企业不能共同想办法解决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市场与资金问题，任由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甚至是引发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倒闭潮，这将会导致相关产业链循环出现中断，并影响到产业链中大企业的正常运营。

三、“十四五”大企业进一步做优做强的对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增加了中国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难度;上半年经济的V型反转，以及诸多重要先行指标的持续向好，为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和“十三五”圆满收官奠定了坚实基础。“十四五”时期，中国将踏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大企业，必须按照新时期新征程的新要求，谋划与实现企业的新发展。

（一）精准分析发展环境，科学制定“十四五”企业发展规划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科学谋划好“十四五”时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十四五”经济、社会、科技、卫生等国家或部门、行业发展规划;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应当根据企业发展具体情况，在有效对接政府部门有关规划方向与目标的基础上，科学制定本企业的“十四五”发展规划。大企业的“十四五”规划，应该至少包括如下主要内容：一是要明确“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经济指标的目标值，以及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二是明确“十四五”技术发展方向，提出研发投入增长目标，设定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突破目标;三是要明确“十四五”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既要对产业与产业链布局结构调整做出科学安排，也要对区域布局结构调整做出合理规划;四是要对落实“十四五”国家与地方政府重大发展战略做出部署，确保企业规划服从并体现国家战略意图。

科学制定企业发展规划的前提是对企业未来发展环境进行全面、精准分析。“十四五”时期，企业所面临的将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都与以往有着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在国际上，中美关系将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紧密合作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关系的紧张或许将常态化，在特定领域的有限烈度内的局部冲突或时有发生;国际经济关系也更加复杂化，贸易保护主义存在抬头趋势，国际需求的增长空间日益变窄，企业发展可能更多需要依靠中国市场的内需;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蔓延可能还在继续，并将对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消费面临阶段性饱和压力，依靠消费快速增长提供生产增长空间的机会将不复存在，企业将被迫从规模扩张路径转向效益质量路径;消费升级将成为主流，品质品牌将成为消费关注重点;完成产业链、价值链跃升成为对企业的根本要求;5G及相关技术的发展将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演进，传统产业转型与被淘汰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在产业关系上，单打独斗式的发展不再可行，产业生态圈日益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循环对企业持续发展的影响更为突出。

“十四五”时期，大企业必须学会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准确把握企业发展方向，合理确定企业发展目标，科学谋划企业发展道路，有力夯实企业发展基础，持续开创企业发展新局。

（二）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创新链、产业链协同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新将成为最关键的动力，引进、模仿、改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将显著下降。同时，“十四五”时期也是一个不确定性更高的时期，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寻找与把握发展大机会的时期。作为创新核心主力军的大企业，应当主动用自主创新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大企业应将创新战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始终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既要积极开展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也要不断推进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創新、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要将创新树立为企业所有人员的共同理想与追求，要将创新打造成推动企业发展最根本的力量，要将创新作为构建与强化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石。“十四五”时期，大企业要在创新驱动战略下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持续不断提高企业研发强度;当前大企业的研发强度尽管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总体上看仍处于较低水平，不足以支撑中国尽快在产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二是优化创新投入结构;要增加基础研发领域的投入，要集中资金进行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攻关。三是做好创新人才管理;既要注重引进，更要重视培养优秀创新人才;要突破时空界限，只求所用不求所有，多渠道整合全球创新人才;既要拥有创新人才，更要用好创新人才。四是完善创新机制;要加强创新经费管理，让有限创新投入形成更多高质量创新产出;要建立市场化创新激励机制，让创新者合理分享创新成果。五是做好创新成果应用与储备管理;要加快将创新成果进行商业化应用;技术研发要做到能够持续有效支撑迭代升级。六是坚持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发展;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以创新突破推动产业链发展;要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以创新成果优化产业链布局。

（三）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增强产业竞争力与话语权

中国具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链也相对较为完整。除了少数“卡脖子”领域之外，中国在绝大多数产业链条上都有较为完整的布局。但一个突出的短板是，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上总体上都处于中低端地位，并且在先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不少产业都在事实上处于低端锁定状态。产业链价值链上的低端化，显著影响了中国产业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不得不依靠低成本来应对国际企业的竞争，并相应获取极为微薄的经营利润。

“十四五”时期，大企业必须带领中国企业尽快走出产业低端锁定陷阱，整体上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跃升。只有在整体上完成了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的跃升，才能有效增强中国产业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企业与产业的盈利水平，并确保中国产业发展的安全。当前欧美部分国家对中国产业与企业发展的压制，表面上看是技术压制，实质上也是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对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的压制。由于他们掌控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因此拥有了全球产业发展的更多话语权，所以可以凭借这一地位优势对中国产业与企业的发展采取压制措施。

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有两条路径、四个维度。两条路径，一是技术创新，二是资源整合;四个维度，则分别是产业基础维度、产业结构维度、产业价值维度、产业链水平维度。产业基础的高级化、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产业发展的高价值化和产业链水平的现代化都可以推动完成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的跃升。具体来看，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产业基础技术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向现代化方向演进、产业整体新增价值含量增加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而资源整合则可以借助存量资源配置的优化调整，或是新优势资源的进入，来达成技术创新所能实现的目标。所以，对中国大企业来说，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必须坚持“技术创新与资源整合”两条腿走路、“产业基础、产业结构、产业价值、产业链水平”四维度突破相结合。与此同时，大企业在提链强链的具体进程中，还要对产业链进行深度梳理，切实做好产业链补断点、强短板的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