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闻生产变革语境的思考:技术赋权or技术赋能

2020-12-28 03:02张子涵
新媒体研究 2020年14期
关键词:新闻生产

张子涵

摘  要  从技术赋权和技术赋能两种功能类型出发,结合技术因素对新闻生产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机制,通过探究变革语境下新闻业的具体变化,厘清技术在新闻业中实质性的功能定位,进而对技术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并妥善将其投入新闻生产。在文章的最后提出冷思考:警惕技术崇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要合理发挥技术所创造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技术赋权;技术赋能;新闻生产;变革语境

中图分类号  G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14-0007-02

1  技术赋权与技术赋能的概念辨析

1.1  赋权与技术赋权

赋权这样一个概念最初是在社会学领域提出并运用的,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基于种族歧视的研究出版了《黑人赋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书中将其定义为一种社会工作中的赋权取向实践,赋权的意义在于帮助受歧视的社会群体对抗不公平的待遇,降低自身的无能和无权感,增加其权利和能力[1]。随着对赋权问题理解的不断深化,赋权的客体也从受歧视群体演化为更宽泛意义上的资源弱势群体。

对于新闻学的研究来说,信息社会中新聞生产的局外人,也就是传统的新闻收受者在新闻信息资源方面是被动和弱势的,公众享有表达权和传播权却并没有发声的渠道。大众媒介所赋予的权力只是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主要由新闻从业人员来扮演民主社会代理人的角色。直到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逐步兴起与发展,才分权了传统媒体,传播资源开始向受众倾斜,集中体现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广泛运用。正是技术赋予了平台开放性又间接激活了个人,普通阶层才拥有了真正行使权利的权力。

技术赋权主要是通过媒介赋权实现的,特别是技术加持的平台型媒体可以让用户自主生产、创造、传播、选择、评论,公众主体性增强的同时也享有实质性的权利。其中公民新闻的崛起就是公众地位提升最显著的表征,它分流了传统媒体的受众和信息市场,抢占了大量的信息资源。基于此,媒介组织人员开始下放往日的姿态和受众进行平等对话,更加重视受众的个性化需求,积极吸纳反馈来调整传统的新闻生产机制和新闻叙事模式。

1.2  赋能与技术赋能

赋能最初是心理学中的概念,原意是指个体或组织对客观环境与条件的掌控经历了从无力感到较强能力的转化过程,伴随着经验和技能的提升,最终可以改善个人、组织能力贫乏的现状[2]。能力的培养受制于客观条件,同是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客观条件,也就是后天的学习,而当人被赋予了能力就可以反作用于客观环境,赋能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与环境动态的相互作用中构建完善的生态系统。

置于新闻学领域,媒介渠道和传播技术的赋能将合力激活受众个体与媒介组织的能动性和创造力。麦克卢汉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媒介是人的延伸,其中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听觉、视觉能力的综合延伸。步入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凭借技术优势统合了所有的感官能力,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不仅加深了人能力的厚度还加粗了宽度,普通公众可随时随地进行内容创作,一些综合能力较强的个体甚至将其发展成一种职业,改善了自身的生存条件。对于媒介组织而言,技术赋能使新闻生产的效率、新闻产品的质量以及新闻分发的精确性均得到改善,职业新闻人的专业能力也得到锻炼和提升,技术条件成为传统媒体成功转型的一块跳板。

2  变革语境下的新闻生产机制再造

2.1  新闻选择方式的新特点

新媒体时代的内容生产者与用户之间是交互关系,新闻选择方式不再由传播主体独自决定,而是要充分考虑受众的反馈和用户生产内容反哺的信息资源,利用技术条件重新确立新闻选择的范围。物联网技术扩展了新闻采集的范围,万物将成为新闻源,且“物—人”间的直接信息交互将变成常态[3];大数据技术加快了数据采集、分析和存储的速度和广度,通过自动化搜索受众反馈和智能化深挖用户数据,对受众网络和用户画像进行细致地梳理,再基于用户兴趣进行新闻话题的筛选。

传统新闻生产的价值判断主要依赖记者的新闻敏感和编辑的经验积累,而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内容采集则是以算法及其依托的数据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另外,信源收集完成后要经过记者把关、核验才可进行后续的内容制作,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实时追踪省略了反复核查带来的冗余环节。

2.2  新闻内容制作的新特点

首先,机器人写作解放了新闻工作者,使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专业技能和从事价值新闻的创作。对于一些短、平、快的消息内容或者是程式化的新闻稿件,可以完全交与机器人产制,从而扩大单位时间内的生产规模。如蓝色光标推出的“妙笔机器人”通过学习数千万篇的新闻内容,迅速掌握了模拟人工大量改编新闻稿件的技能,这在人工智能和新闻传播垂直领域的结合中实现了又一新的创举。

其次,人工智能还能压缩生产环节,通过机器的自动化设置可以实现环节的合并,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一些新闻客户端还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新闻形式的创新,如央广旗下的“下文”App打破了传统门户的新闻架构,取消了新闻标题和新闻报道分类,采用聊天的形式直接推送内容,并运用一些表情符号以增强内容的耐读性。

2.3  新闻作品分发的新特点

在大众媒体时期,内容分发主要依靠职业编辑人员的手工操作来完成。互联网的产生打破了内容供给的时空限制,使信息内容走向海量化。新闻分发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以商业门户网站为代表的网络编辑分发,以谷歌、百度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分发,以社会化媒体平台为代表的社交分发,以及基于用户内容消费数据的丰富,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智能推荐分发,它集合了前三个阶段的特点,并且更好地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要,增强了用户对智能推荐平台的黏性。

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演变直观地反映出技术渗透下的受众地位和主体能动性在逐步提升,受众逐渐靠近了传播活动的中心,无论是新闻的获取方式还是新闻的内容形态本身,都充分考虑到个人的获取习惯和阅读习惯,媒介的开放性和生产的交互性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受众。

3  技术在新闻业革新中的角色定位

新闻生产所处的变革语境让我们对技术的角色定位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那么技术究竟是赋予了主体权力还是能力呢?想解答该问题得回归这两个词意本身。赋权的客体有着较清晰的范围,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而弱势群体赋权的达成需要通过内外部的信息传播与沟通协商来塑造自我认同,增强效能感,吸引社会资源,激发个体、群体和社会政策的变革潜能[4]。实际上仅靠技术来达成赋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技术更多的是赋予个体一种能动性,开拓了个人自主创造的空间或者是赋予一种能力,让其拥有可以表达意见和呈现自我的平台,进而提供了改变现状的可能。至于能否实现自我认同,聚拢社会资源,还要看技术与人的结合程度,同时需要考虑到内外部环境的诸多影响。

而赋能的客体并没有身份标签,针对一切个体或组织,它的目标是改善其对客观环境和条件的掌控能力。于新闻生产而言,一方面,媒介技術赋予了公众空前的生产能力和传播能力,催生了新闻生产的集体协作,公众从传播活动的末端并入了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用户生产内容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受众反馈成为新闻内容定位的影响因子,活跃着大量普通公众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平台成为新闻分发的主要渠道。技术改变了记者与受众的相对位置,形成了一种对话性质的参与式新闻业。

另一方面,技术对媒介组织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技术的渗透促使新闻业开展数字化转型。传统媒体一直信奉内容为王的生存法则,到了新媒体时代这个标准不但没有过时,受众甚至对内容的呈现有了更加严苛的要求。而技术作为一种应用型的工具可嵌入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通过发展和升级新闻的外在属性,又快又好地包装新闻产品,借以增进与稳定受众的黏合度。同时技术也连接了各个平台,使新闻产品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中扩散,进而触达了更多的潜在受众。在这个过程中操作工具的主体正是被技术赋能的新闻从业人员,实现融合性、跨平台生产的关键在于部门之间和人员之间的深度协同。

所以技术激活的是个体和组织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所创造的价值源源不断,价值赋能了新闻生产,催生了数字化的协作式生产,更进一步推动了业态的革新,当下新闻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互动化和智能化。之所以有了参与式的协同生产,是因为技术赋予了公众创造性,也赋予了职业人员能动性,传统媒体已经失去了对传播资源的绝对垄断,所以必须把公众纳入新闻生产的范畴,媒体组织的内部人员也清楚认识到当下的形势,变传统的单向度传播为双向度对话,为新闻业谋求更好的发展。

4  总结与反思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时刻明确它是由人发明创造的,技术的效能再大也必须稳定在人类所能掌控的范围,在享受技术带来环境改善和能力改造的同时,我们也要时刻警惕它的负面效应。

4.1  技术带来新闻传播体制和规范问题

在互联网传播的管理规范中,新闻传播体制已经出现管理困境,新技术的发展普及将会加剧这一情况。技术优先的思维模式淡化了专业精神的指引,甚至产生了一系列的媒介伦理和法律问题。如机器人写作的新闻内容失实该如何追究责任主体,算法推荐会让人们局限于自己的阅读偏好而与外部环境割裂,大数据技术对用户数据的挖取更是涉及侵犯隐私权等诸多问题。

4.2  技术狂欢下要谨防技术对人的异化

人们使用技术的目的是为人服务,但技术创造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给了人类灾难,反客为主变成一种异己敌对的力量。VR新闻提供的沉浸式体验让参与者混淆虚拟与现实,加剧了对现实环境的陌生感,在传媒的“超真实”环境中变得麻木沉默。此外5G技术带来的视频化、碎片化传播会造成情绪泛滥和思维断裂,非逻辑非理性的群体极化现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4.3  智能中介背后隐藏的技术权力中心

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关注传播背后的权力中心,尤其是互联网构建的以平等、自由为特性的虚拟空间中,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依然处于权力的中心。这也说明了技术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赋权。技术实质上削弱了传受双方对信息的把控能力,智能中介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把控信息的传输、呈现和舆论的引导,其背后的组织成为隐藏的权力中心,有可能通过技术垄断实现经济和政治目的。

因此我们要警惕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技术不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唯一决定因素,而是由人操控和规训的物理工具。技术的开发者要将其往合理的方向引导,控制在有把握的范围内不断革新和完善。同时技术的赋能者也要妥善把握技术,将其变为提升自己和改善环境的良性因子,合理利用技术发挥的正面价值。

参考文献

[1]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野[J].社会学研究,2004(1):45.

[2]严三九.融合生态、价值共创与深度赋能——未来媒体发展的核心逻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6):5-15.

[3]彭兰.移动化、智能化技术趋势下新闻生产的在定义[J].新闻记者,2016(1):26-33.

[4]黄月琴.新媒介技术视野下的传播与赋权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14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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