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词的类型学成因

内容摘要：量词是东亚等地区一些语言的显赫特征，量词的地域性分布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对量词的研究，往往设定于量词系统已形成的语境下，学者们从认知、生成、功能、类型等视角对量词展开了大量研究，却很少追溯量词起源问题。因此，归纳出量词型语言中量词的类型学成因需考虑以下三个方面：（1）单复数标记与量词能否共现问题;（2）序数词和基数词派生关系的问题;（3）语法化的问题，认为对于量词产生类型学动因的研究，仍需实证与理论研究有机结合，类型学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量词 复数标记 序数词 基数词 语法化 类型学

1.量词型语言分布的普遍性

吕叔湘[1]指出量词的基本功能是计量，可以使不可计数的事物具有可计数性。当可以计数的事物不是计数时，也得加上量词，如一“群”人，一“屋子”人，这样用的词在各种语言中都存在，包括英语。由于量词本身具有的附属性语义特征，量词又成为了对名词进行语义分类的一种语言形式，呈现为汉语和一批亚洲语言具有的类化量词。这些语言中的个体量词和单位量词具有的语法特点基本一致，共同构成“量词”这个大类，在这个层面上，量词也被称为分类词或类别词（Classifier）。对于分类词的分类问题，各学者意见不一。黄伯荣和廖旭东[2]将现代汉语中量词总分为物量词（名量词）和动量词两个大类，再将物量词细分为借用物量词和专用物量词，动量词细分为借用动量词和专用动量词。

Greenberg的类型学著作在对不同语系的30种语言的15种语法进行统计时并没有考虑量词这个因素，直到量词被Haspelmath， Dryer，Gil和Comrie[3]作为类型学里的一个重要参数，学者们才正式展开对量词的类型学研究，他们发现量词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惊人的世界性分布：以东南亚为中心，越向外量词语言逐渐变少，量词的使用也逐渐变少。分布在这些地区的语言被称为量词型语言，汉藏语系语言为其中代表之一。

2.量词的类型学成因

关于量词的研究，往往设定于量词系统已形成的语境下，学者们从认知、生成、功能、类型等对量词从词汇、句法、语用等展开了大量研究，却很少追溯量词的起源问题。汉语界不乏关于汉语量词起源的研究，所提出的理论也不少，但却得不到支持。量词的产生和分布都呈现出世界性的特征，笔者筛选了量词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及难点问题，并试图将这些分散研究的成果归纳为量词产生的类型学动因。

2.1复数与量词能否共现的问题

量词的类型学研究发现，量词范畴与数范畴在语言中表现为互补关系，具有量词范畴的语言往往会缺失数范畴，而有数范畴的语言往往会缺失量词范畴。储泽祥以“三个同志”和复数标记“们”不能共现的现象为例，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某些语言中数范畴与量范畴不可共现的原因，与之观点类似的，Gil[3]226在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中指出：英语和其他语言中名词的可数性差异造成了许多语法上的差异：可数性高的名词在数量结构中可以直接与数词搭配，而可数性低的名词在数量结构中一般不可以直接与数词搭配，有许多语言，名词没有单复数形态之分，在数量结构中也必须加上量词另一种语法元素才能和数词搭配。

根据“数+名”结构中是否需要加入量词，Gil[3]226将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分为三大类：量词强制型语言，量词可选型语言和量词缺失型语言。大致可以得出Gil也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单复数与量词不能共存，有名词单复数变化的语言则缺失量词。

那么是否就可以认为存在复数标记的语言中就不能同时存在量词呢？一些学者并不完全同意以上观点。

伍雅清和胡明先[4]发现汉语、日语和韩语中既有量词系统，也有复数标记，而且复数标记和量词可以同现。汉语属于量词型语言，数量结构中必须使用量词，基本的数量结构有“数+量+名”和“名+数+量”两种。复数标记“们”与量词同时出现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是量词出现在名词后;二是量词出现在代词后。反之句子将不合乎语法，如例（2）所示：

（2）a.你对她们四个（员工）很严格 b.员工们四个 c.*四个她们 d.*四个员工们

针对以上情况，伍雅清和胡明先列出了汉、日、韩三种语言的复数标记情况，他们发现汉语数量结构中不使用格助词，而日语、韩语中都有;复数标记和量词在汉语、日语、韩语中都存在可以共现共现且合乎语法的情况。对此，伍雅清和吴明先给出的解释是：复数标记与量词都可以将名词切分为可以计数单位，但二者将名词切分为可计数单位的实现方式不同，复数标记的非个体化切分与量词个体化切分能兼容时，量词与复数标记才可能共现。因此，复数标记与量词并非不能共现，没有复数标记与具有量词系统并不互为蕴涵条件，复数标记与量词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

2.2序数词和基数词与量词派生关系的问题

汉语等量词型语言中的数量结构有时会出现“数量合一”，如“你俩”和“数量混沌”，如“半天”“雙喜临门”的“数量扭结”现象，汉语、朝鲜语等语言中的数量结构有时可省略数词“一”，有时可省略量词，数词和量词有紧密联系，于是我们大胆猜测量词的产生很可能与数系统的完备性有关。

量词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违反了语言经济性原则，使得语言系统中又增加了一个词类、句法系统中多了一个成分：但量词的出现也符合经济性的原则，表现在量词既可以指称个体，也可以指称类别，简化了计数系统，使得“数+量+名”结构中的数词选择范围变小，更容易认知。

因此若要追溯量词的成因，数词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数系统由基数词与序数词构成，由于许多基数词和序数词在很多语言中都存在一定的派生关系，故只集中讨论基数词、序数词与量词的派生关系。Stolz和Veselinova[3]218在《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中排除了基数词通过非形态手段（比如词序）派生出序数词的可能性，对世界范围内语言数字系统中的一到十进行考察，列出了世界语言基数词和序数词派生关系的八分真值表，并以这八个真值为标准描述了共321种语言的序数词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情况。

通过查阅资料和对照量词的世界性分布情况，有以下发现：

（1）真值1代表的语言没有量词，基本语序不明;

（2）真值2、4、6代表的语言无量词，为SOV型语言;

（3）真值3代表的语言无量词，为VSO语序;

（5）真值5代表的语言中量词和复数标记共现，为SOV型语言;

（7）真值7代表的语言没有量词，为SVO型语言;

（8）真值8的代表语言越南语有丰富的量词，为SVO型语言。

由此可以推断，以上真值表的语言中只有序数词和基数词没有派生关系的语言有量词。序数词和基数词没有派生关系的还有汉语、韩语和日语，三者恰巧都是量词型语言，是否可以认为序数词和基数词没有派生关系的语言中会有量词呢？

2.3语法化的问题

人类语言存在语法化的普遍现象，许多学者提出了人类语言语法化的具有一致性的倾向，Bisang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东亚和东南亚语言语法化的类型学特征：第一，即使在高度抽象的语法概念（如时态或有定）的情况下，也缺乏强制范畴和语用意义优先;第二，存在强制性句法规则即词序规则;第三，形式和意义共同进化不存在或者有限。

量词正是语法化特征中提及的语法词的一种，发达的个体量词是汉藏语系的语法特征之一，也是其显赫范畴之一。不少学者从语法化问题入手探究量词范畴的成因，也为历时语法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Graig[5]通过句法化阶段观察Jacaltec（危地马拉的玛雅语言）的量词系统逐渐演变为语法系统的过程，发现了Jacaltec中的量词系统作为名词衍生的新类虽然成型不久，却在句法上充当主题凸显限定词和追踪同指的回指代词。Her经研究Tai-Kadai和Sinitic，推测Sinitic的量词更有可能是单一起源，并进一步提出假设：亚洲和太平洋范围内的语言中，先由一种语言自主产生量词，其他语言再以语言接触的方式也获得量词特征，形成量词。

与注重语言类型与地理关系的研究不同，汉语量词的语法化研究主要集中在语义、音韵上：金福芬和陈国华讨论了汉语量词的语义演变，证实了量词的根本功能是个体指代而不是分类功能，也证实了量词是汉语的固有范畴，非外来范畴;蒋颖也提到汉语量词产生的动因之一是语法化;孙宏开反驳了单音节数词的语言容易产生和发展量词的观点，认为韵律特征并非量词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因素。

语法化受语用因素、心理因素、语言接触因素和语言内部结构因素的制约，从这些因素深入研究将会对语言学研究作出不小的贡献。

3.结论

本文整理了量词研究中的三个热点问题，并试图以类型学的观点来将其整合为量词产生的原因，做出以下总结：

（1）复数标记与量词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共现，但一些研究对复数标记的界定不明确，未说明究竟是形态上的复数标记还是语义上的复数标记可以与量词共现;

（2）由于数量结构有时会无法区分数词和量词，数词和量词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大胆猜测量词的产生很有可能与基数词序数词的派生关系有关;

（3）量词受内外因制约而产生，是语法化的产物。

对于量词产生类型学动因的研究，仍需实证与理论研究有机结合，类型学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吕叔湘，李临定等.《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下）增订4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Haspelmath M， Dryer M S， Gil D et al.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 [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4]伍雅清，胡明先.復数标记与量词同现现象的研究[J].语言科学，2013，12（4）：349-356.

[5]CRAIG C G. Jacaltec noun classifiers： A study in grammaticalization [J]. Lingua，1986，70（4）： 241-284.

（作者介绍：王莹，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生在读，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