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诗手记

柳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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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问：可否把我的诗译入英语，让它有吉尔伯特的诗在中文世界的感觉？我明白他抓住了诗歌翻译的一个关键点：译诗，目标是效果，也就是在另一种语言中的感觉。

一幅画，框起来，挂起来，当然首先是画作本身，但画框也会对这幅画造成一些影响或改变，而影响更大的是背景墙、整个空间的光线和色调……换作译诗，这些可能是作者的整个创作、他所在的诗歌团体、诗歌史甚至文学史，以及他的整个文化背景、时代……好在，当今的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化还算比较熟悉，但对于译者而言，添加注释、略作说明仍是必要的，虽然译者要尽量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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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或阅读时，我经常顺手在一句诗旁边写上一时想到的一两句中国古诗或是类似的句子，有时会刻意地寻找一个恰当的中文词语，而不仅仅要求达意而已。

翻译吉尔伯特的诗《起初》时，我从《兰亭序》中选用了“品类”这个词。

加里·斯奈德的诗集《砌石与寒山诗》用词极简，与中国古诗相通，所以翻译时用了“新蝇”“神游”“鲜衣”这类词语。寒山有时以诗证佛，在斯奈德译本里不明显时，便尽量不选用佛教词汇，但还是从寒山原诗中沿用了“草庵”“五阴”等几个合用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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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的经验，细致地阅读，即使仅仅读译作，也能发现一些译误的地方，甚至原作中的问题。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读诗，遇到有个“不”字，怎么也读不明白，后来查对原文，原来这里是进行时态，应该是个“正”字，想来是翻译中的手误吧。前不久，一位读者告诉我，吉尔伯特一首诗中的“香瓜”应该是“柠檬”。同样的手误。

发现原作的错误，是我在几年前译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的诗集《拒绝天堂》过程中遇到的。那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译诗集，新手初译，心细如发，意外地发现了这本诗集中两处文字疏忽，并且得到了诗人的确认，后来到2012年他的诗全集出版时，两处都作了改正。一处是那首《隐秘的耕作》倒数第三行中“糠堆成山”，原文误成了“粒堆成山”，整个意思就反了（后来诗人的好友亨利发来的确认信件中还把倒数第五行“淡黄色的饭”更正为“淡黄色的粒”）。另一处是那首《亚拉帕》（YELAPA），原文写作YLAPA，让我很是疑惑，原来是漏掉了第二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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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文化背景，尤其是作品中的用典，是诗歌阅读中的一个要点，译者自己要先读明白，必要时添加注释，助读者一臂之力。

加里·斯奈德是我们熟悉的诗人，很接近他所喜爱的中国诗人王维、寒山。他的诗歌中有很强的东方元素，尤其是佛教因素，但我们要明白他首先是一位美国诗人，注意到他对欧美经典的继承，实际上，东西方的文化，在他的诗中经常是混在一起的。

以他的《伐木之十五》一诗为例：第一节最后一行，“癫狂的追逐！挣扎着逃脱！”是直接引自济慈的《希腊古瓮颂》（What mad pursuit？ What struggle to escape？），只是把问号换成了叹号（巧合的是，查良铮译济慈这首诗，也把此处的问号换成了叹号）。济慈这首诗是英语文学的必读篇目，这样的用典，英语读者自然明白，当然不需要注明，但对于我们，恐怕并非不言自明的。第二节第三行“A seed pod void of seed”，直译就是“种子荚里没有种子”，换作文言文就是“实荚无实”，充满禅机，岂不正是佛义“当体即空”？而且这里“没有”（void）与第一节第四行的“虚空”是同一词。 最后一节展示了人类滥伐滥杀的一种结果：家园沦丧。斯奈德在此处借用了遭遇家国之变、出家为僧的明朝宗室画家八大山人的画笔，反向演绎杜甫的“国破山河在”：“画笔 /或可绘出山河 /而国土早已沦丧”（此处杨子兄译得精湛）。用典在这里真是集中而大密度。

在翻译斯奈德时，遇到羽毛河的一条支流Yuba River，以往我都意译为“桉树河”，后来改为音译“尤巴河”，因为，按斯奈德的说法，尤巴一词来自西班牙语“葡萄”（这里不涉及此说法的正误）。斯奈德次子的名字，以往音译为“金”，这次溯入日语，改作“玄”，当然译作“元”也对，毕竟，即使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这两个字也是经常互替的，除非当初斯奈德选定了其中一个——这样才有形译的依据。这么说来，美国诗人格丽克（Louise Glück）如果译作“格吕克”，从文化回溯的角度看，确实是有意义的，格吕克的祖父是来自中欧的犹太人——当然，Glück在英语中经常标了音，看得出她的强调，所以音译仍是优先的选择。当然，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应该是博尔赫斯的夫人儿玉（María Kodama）这个汉译了，毕竟，儿玉是日裔，她的姓氏在日语中原本就是汉字“児玉”。当然，也会有人译作“科达玛”，不能说不可以，但不免有点儿类似国内前几年把孟子回译作“门修斯”、把蒋介石译作“常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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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斯奈德英译寒山诗24首，可以看到另一种翻译传统的痕迹。

我们很早以前读普希金诗选，会看到里面收了一些普希金译入俄语的诗作，和他的创作放在一起，并不刻意区分。当然离我们最近的，也是最典型的，是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这个就不用细说了。或许迥异于我们如今的翻译概念，但这也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詩歌翻译传统。

当然，斯奈德英译寒山诗，没有走那么远，但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到这种翻译传统的一些痕迹，第二十一首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细细观察一下寒山原诗、斯奈德英译、我的回译：

寒山原诗（寒山原诗没有标题）

久住寒山凡几秋，

独吟歌曲绝无忧。

蓬扉不掩常幽寂，

泉涌甘浆长自流。

石室地炉砂鼎沸，

松黄柏茗乳香瓯。

饥餐一粒伽陀药，

心地调和倚石头。

斯奈德英译

Ive lived at Cold Mountain—how many

autumns.

Alone， I hum a song—utterly without regret.

Hungry， I eat one grain of Immortal-medicine

Mind solid and sharp; leaning on a stone.

我的回译

我已经住在寒山——多少个秋天。

独自，我哼一支歌——毫不后悔。

饥饿时，我吃一粒不死药

心智沉潜而敏锐;正靠在一块石头上。

斯奈德译本最大的变化是，原诗八行变成了四行，略去了第三到第六。我的回译，是对斯奈德译本的汉译，称得上是亦步亦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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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读者对于把斯奈德英译寒山诗再回译入汉语的做法，颇不理解。顺便说一下，我也倾向于凭这一点判断一个读者的口味是否在“现代汉语”诗歌。

寒山诗进入英语诗歌，斯奈德译本风行一时。我的翻译目标，是把斯奈德译作当作现代美国诗，译入现代汉诗。斯奈德译作略显美国化，此等译“误”，我也将误就误！明白这一点，也就明白“伽陀药”何以变成“不死药”了。好在，译文中还有“碧溪中春水清亮 /寒山上月亮洁白”这样的句子。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回译斯奈德的英译，又有多少现代读者会去读寒山的诗呢？或者说，又有多少现代读者具备读古代典籍的心境、机缘和能力呢？在译斯奈德的“后记”中，那句“未定者耽奇艳，已定者乐平凡”是我的“仿古”制作，也算是另类翻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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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把一首略差的诗译得好一些？这个恐怕是要谨慎的，译者应该没有这样的权力，哪怕是局部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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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的知识点，也经常成为诗歌翻译中的难点。

以我的经历，译露易丝·格丽克的诗，难在她对古希腊神话系统的挪用极多。好在现在资讯发达，查起来算是比较容易，就此而言，当代文学翻译在这些方面应该达标才对。最难的是不明显的应用，对译者这方面的素养真是一场考试，很可能你根本没想到，或者书出来几年后突然想到了。

译加里·斯奈德，难在他的诗涉及的知识极为广博，比如极多的地理知识。我第二次译斯奈德诗集时，查了大量的河流地图、交通地图、火山地图……极多的细节，当时好想编写一本“斯奈德诗歌地理读本”！斯奈德的另一个难点是涉及非英语文化，比如用英语书写的日本文化、印度文化、印第安文化。斯奈德在诗集《山巅之险》中两次引用小林一茶的俳句，也让我翻了跟头，幸亏编辑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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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译注，进行说明，这是比较好的办法。有时，译注也要说清楚是不是“译者”的看法，是否得到了诗人的认可，或者是其他评论家的看法，最后这种应该算是“引用”，要注明出处——由此而言，必要的学术规范，是一个译者应该掌握的。

译注要谨慎，亦不可多用，最怕的是译注本身有误，虽然译者犯错亦是难免的。真的是难免。加里·斯奈德的诗《喂马的干草》非常棒，讲一位运干草的老人从圣金华过马里波萨，把干草运到山中。我作了一条注释，后来发现马里波萨在圣金华的东南方，我写成了“向北”，方向都错了。等到翻译第二本斯奈德的诗集时，我查阅了大量的地图、河流、交通资料，有一阵子都有编一本“斯奈德诗歌地图”的想法了。到翻译第三本斯奈德的诗集时，就为了第一首诗，还专门买了一本小书。

诗歌译者，外语之外，大致应该是一位具备基本学术能力的诗歌写作者，一则保证其准确、正确，二则保证其“诗歌”。较好的母语能力是必要的，对于我们这些译者，对于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的熟稔是必要的，它们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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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人的了解是必要的，虽然有时也未必有具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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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歌的敏感，也是诗歌译者极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涉及到译者身上的“诗人”部分。

这里的敏感，是与生命有关的敏感，否则只能是雕虫小技。当然，敏感经常借助于联想，但区别在于敏感由生命主体对存在状况的反应而来，而非单纯的联想。这里举几个汉语诗歌中的例子。

第一次让我想到生命的敏感，是戈麦的《克莱的叙述（给塞林格）》的开头三行诗：“午夜时分我上街排队 /在美国有一位老人他还没有死 /衰老不是一种勇气”。后来是南野的《事物之动静》的开头两行诗：“‘我在阳光里，看到尘土/房间的另一侧传来咳嗽声，一种秋天的呛咳”。我自己也做过实验：“让我们说起理想？——你探询的气息 /震动了我颅骨中一片隐居的青铜 /乐声！从左耳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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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诗人加里· 斯奈德有一首诗《还有什么要讲》，一开篇提到劳弗林的《诗全集》，后面又提到一个人名“杰”，再后面提到“杰姆斯·劳弗林”，最后又提到“杰”。当然，实际上是同一人，杰姆斯·劳弗林。那么，要不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便利，在翻译时把人名统一，至少把“杰”替换成“杰姆斯”？

按我的理解，即使英语读者，阅读时也要有这个折腾的过程，那么，依照阅读感受等同这个原则，译者无必要“帮助”中文读者简化这个接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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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这是我最喜欢的文章开头。这个句子结构也很有意思，我经常想，与现代汉语比起来，古汉语或许与英语有更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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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到“树干和枝丫满地都是”这个句子，太平实了，我怎么都想用上“一败涂地”这个词，比如说，译作“枝枝叶叶，一败涂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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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暴于世间，不免粘附尘垢。语言亦如此。刚看到“悲观”这个词，想到了这些。“悲观，佛教语，五观之一。悲，怆恻之意。常怀救苦救难之心观察众生，以大悲心观众生之苦，拔其患难，名曰悲观。”这样的解释，也算是一次语言的清洗吧，显现了“悲观”的金玉之内质。翻译中，应该时时想到让语言显现其金玉之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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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许淑芳教授告诉我，大诗人叶芝的名作《当你老了》第一行，国内所有译家都误译了。这首名诗，国内有十余种版本，第一行原文为“When you are old and grey”。许老师说，这句诗是说当“你”人到老年，整个人变“灰”了！真是神笔！结果众多译家都把这个词译作头发变白，真是可叹。我深以为然。《荷马史诗》中经常出现的“镜头”是，神想让谁兴起，他便马上神采飞扬;神想让谁死亡，他很快就失去了神采和精力，人也就“灰”了。这或可作为一证。当然，同作为译者，我疑惑的是：这里有多少因循的因素？甚至作为读者，我许多年读这首诗，为什么不曾置疑？写诗，如前人不曾写过，译诗，如前辈不曾译过，或许是一种必要的心态？在实践中，如果有人译过，至少要等到自己译完后再参照，这是必要的。作为读者，如果不便读原文，多看几种译文，也是一个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