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裔学者发起中国文学译介项目社会学分析❋
——以王际真的《鲁迅小说选集》为例

汪宝荣 杭州师范大学

李伟荣 湖南大学

【提 要】本文以王际真翻译的《鲁迅小说选集》为例，分析海外华裔学者发起中国文学译介项目的一般运作机制。“场域”“惯习”“资本”三要素的合力驱使王际真发起鲁迅小说译介项目。通过对比个案研究表明，海外华裔学者发起译介项目基于非经济资本及其转化，涉及人类行动者职业惯习的介入，以获取出版社的经济资本为发起行动的最终目的。

1.引言

西方商业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兴趣，之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主体以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为主，译作多由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Hung 1991：41）。在此背景下，“华裔学者发起并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模式”是中国文学走进西方的重要途径之一，且因其明确的市场定位及目标读者群，至今仍不可替代（汪宝荣2019：3），但目前对这种模式的运作机制尚缺乏专门深入的研究。

美籍华裔学者王际真（1899—2001）被誉为“中国文学翻译的先驱”（夏志清2011：96），“最先把鲁迅介绍到西方的既认真又成功的译者”（Kao1980：132）。他的第一本也是最有名的译作为1929年出版的《红楼梦》节译本，是由西方商业出版社发起并约请王际真翻译的（王海龙2007：103-104）。在《红楼梦》节译本为他赢得巨大声誉后，王际真转而译介他最崇拜的现代作家鲁迅的作品，在1935—1940年间陆续翻译了多篇鲁迅小说，先后发表在纽约、上海的几家英文杂志上。王际真所译鲁迅小说“不仅数量远超前人，而且质量也胜出甚多”（汪宝荣2015：49-50），因而成为20世纪前期英译鲁迅作品最有成就的译者。1941年，王际真将刊载在杂志上的11篇译作结集为《鲁迅小说选集》（Ah Q and Others: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交由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出版社出版。这是在西方出版的第一本鲁迅小说译文选集，有开山之功。汪宝荣（2019：3）指出，该项目是“华裔学者发起并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模式”运作下的一个典型案例。近年来，国内学者徐晓敏（Xu 2011）、管兴忠（2016）、李慎、朱健平（2018）分析了王际真所译鲁迅小说的质量、特色及策略；张奂瑶（2018）梳理了《鲁迅小说选集》在美国的评价、传播及接受。蔡瑞珍（2015：37）指出，在王际真译介鲁迅作品的20世纪30—40年代，美国文学场域中左翼作品成为文学主潮，因此鲁迅小说译介萌芽并获得发展，但从社会学视角考察这部译作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以王际真的《鲁迅小说选集》为个案，尝试考察海外华裔学者发起中国文学译介项目的一般运作机制。

2.理论分析工具

本文主要运用Bourdieu（1984）的社会实践论，涉及“场域”（field）、“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这三个核心概念及相互建构的关系。国内学者对该理论介绍颇多，故不再赘述，仅对社会实践模式略作阐述。Bourdieu（1984：101）曾用以下公式表示社会实践在场域的产生及其运作机制：［（惯习）（资本）］+场域=实践，但没有做出具体论述或阐明。笔者对该模式尝试解读如下：行为者在家庭熏陶、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等社会化过程中养成个人惯习，同时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获取学历等文化资本，通过参加社交活动或加入机构团体获得社会资本，然后带着初始惯习和原始资本进入场域，参与社会实践，这就是说，“惯习与位置相遇也即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对应（或分离）之时，实践就发生了”（Wacquant 2006：269）。参与场域的实践又会不断塑形行为者的惯习，使其根据场域的逻辑、规律和规则做出自我调整，以便在场域的争斗中获取特定利益，进而不断积累符号资本。由这个过程可以考察行为者在场域的运行轨迹，包括其资本和惯习的历时变化。

基于Bourdieu的社会实践论和Latour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汪宝荣（2020）提出“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概念，构建了一个用于分析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过程的网络模式，其核心内容如下：译者基于其职业惯习和在场域中的“占位”1，自主发起并实施译介项目，参与翻译场域的实践，通过招募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构建一个译介与传播行动者网络。涉及项目发起、翻译生产、译作传播三个过程，每个过程都依赖一个特定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和运作才能实施相关行动，而这既要借助各种资本及其转化，也牵涉行动者职业惯习的介入（汪宝荣2020：35-36）。本文基于该网络模式分析项目发起行动（包括译者如何招募出版社）。

3.王际真的职业发展轨迹与译者惯习

王际真幼年就读于私塾，11岁考入北京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前身）附中，毕业后留在清华读大学。1922年大学毕业后，获政府全额资助赴美留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读经济学，获学士学位；1924—192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和新闻学院学习，同时选修该校政治学、哲学等专业的硕士课程，但未获更高学位，最终“仅有学士文凭”（夏志清 2011：96，100）。随后，王际真选择留美发展，以翻译中国文学为个人事业的起点。1929年，他应出版社之邀节译的《红楼梦》英译本在英美同步出版，英国汉学家兼翻译家Waley为之作序，盛赞其翻译“不仅特别准确，而且改编手法高明”“原著经王先生之手传递过来，英文读者大可放心”（Waley 1929：xiii）。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的美国汉学家Goodrich遂聘请王际真到哥伦比业大学任教（夏志清2011：97）。同年，王际真受聘为哥伦比业大学东亚系中文教师，讲授高级中文、中国文学史等课程，1946年升为助理教授，1958年晋升教授，1965年自请退休（Devitt 2001）。在20世纪30—40年代，王际真致力于翻译中国古代及现代短篇小说，出版了4本译文集2，均由哥伦比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鲁迅小说选集》的影响最大。王际真在20世纪50年代着手修订其《红楼梦》节译本，于1958年出版了增译修订版，此后没有再出版单行本译作。

基于Bourdieu的社会实践模式，可将王际真的职业发展轨迹描述如下：通过在私塾和清华大学接受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随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硕士课程，王际真不仅养成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学的个人惯习，而且初步积累了进入翻译场域所需的语言资本和文化资本；凭借这种原始资本，并为个人惯习所驱使，王际真应邀节译了《红楼梦》，由此成功进入美国的翻译场域，积累了作为中国文学译者的初始符号资本，随之介入美国学术场域。随后，场域的需求和个人惯习驱使他翻译鲁迅小说及中国古代、现代小说，其译者惯习也延续下来；凭借他在美国学术场域和翻译场域的“占位”，王际真在哥伦比业大学出版社成功出版了4本译文集，最终奠定其“中国文学翻译先驱”的地位。

Simeoni（1998：1）提出“译者惯习”概念，指“在翻译转换过程中居间促成文化产品生产的既被预先结构又具有结构功能的行为者”的习性，可用于解释翻译实践的生成、译者行为和决策及其对译本风格的影响。译者惯习主要体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观或翻译思想等方面（邢杰2007：13）。王际真倾向于选择翻译“他认为最能反映中国文化精华和内核以及现实的作品”（徐晓敏2014：122）——前者以《红楼梦》为代表，后者包括鲁迅作品。其翻译思想突出表现为他主张通过翻译彰显、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汪宝荣2018：37）。在翻译策略方面，翻译《红楼梦》时，王际真以压缩或改编为总体策略，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忠实和充分性，而翻译鲁迅小说时，尽量做到忠实与通顺兼顾、充分性与可接受性并重（汪宝荣2015：50；李慎、朱健平2018：83）；另一方面，王际真忠实直译《红楼梦》涉及的中国文化信息，同时采用“相当自由的意译”“尽量使用浅显易懂的当代英语”（江帆2019：77），这些翻译策略在王际真翻译鲁迅小说时都得以沿用。

4.王际真发起翻译鲁迅小说的动因

Bourdieu的社会实践模式表明，译者发起翻译依赖“场域”“惯习”“资本”三者的合力。以下分析这三个要素如何促使王际真翻译鲁迅小说。

一是当时美国学术及教育场域的内在需求，即在美国开展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之需。在20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尚未兴起，但一些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相关课程，故需要准确可靠的鲁迅作品英译本做教材或读物。但当时已在美国出版或可得的三种鲁迅小说英译本，无论是梁社乾的偏重直译、“极为难读”的《阿Q正传》，或是英国人Mills转译的“有删节的”的《阿Q正传》《故乡》《孔乙己》，还是Snow编辑的《活的中国》收录的“删削较多的”5篇小说，都有不够忠实准确或可读性不佳的缺陷，无法满足教学及研究之需（汪宝荣2015：30-45）。这促使身为哥伦比业大学中文教师的王际真开始译介鲁迅作品。他在“译者导言”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所描绘的中国人的生活往往是不真实的、没有个性的，这令崇拜中国的普通美国人着迷。我的这些译作面向的是那些厌倦了这种不真实的、没有个性的描绘，想要透过表象洞悉人性的读者（Wang 1941：ix）。这表明其目标受众主要是选修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生及对中国历史、文学及文化感兴趣的专业读者。

二是受译者个人惯习驱使。王际真对鲁迅极为崇拜，对鲁迅小说情有独钟，这应是家庭熏陶（如其父“多读异书，尊古学而不薄新知”即与鲁迅早年惯习相契合）及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内化的结果。夏志清（2011：97）指出：“作为五四青年知识分子一代，王际真视鲁迅为英雄，拥护新文学。”王际真在《鲁迅小说选集》英译本题记中指出：“我将这些译作献给亡弟王际可。……在所有中国的古代和现代作家中，我们最钦佩鲁迅。鲁迅为我们的人生道路扫除了传统陋习的芜草，清除了吃人者给年轻的、无戒备之心的、无告的人们设置的种种陷阱。鲁迅在这方面的功绩无人能及”（Wang 1941：Vii-ix）。王际真把鲁迅誉为“最伟大的中国现代作家”“中国最富洞察力、最有创见的思想者之一”，认为鲁迅充分体现了“一种义愤填膺的品质和奋起反抗的精神”，尤其“他对吃人者的反抗和谴责”，这种精神将激励中国人坚决抗日，继续“这场伟大的自由之战”直至胜利（同上：vii-ix）。王际真认为，鲁迅是对“人吃人”的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无情批判者”，坚决摧毁旧迷信和旧礼教的“革新者”（同上：xv-xvi）。王海龙（2007：110）指出，纵观王际真一生的思想和学术主张，“反封建、提倡人道主义的理想仍然是一以贯之的”。以上引证表明，王际真与鲁迅在心灵和思想上高度契合，即个人惯习驱使他翻译鲁迅小说。此外，译者惯习影响了他对具体篇目的选择。首先，他选译的都是鲁迅小说，而不是他相当看重的鲁迅杂文，这是因为他认为杂文“在表达鲁迅的满腔义愤和抗议方面既有效又重要，但最终能存世的很可能是他的小说。鲁迅的大多数杂文是对他所见所闻所读时事的即兴评论，很多材料只有等后世汉学家附上大量注释才能被西方读者理解”（Wang 1941：xx）。这体现了王际真对小说文类的偏爱，是他翻译《红楼梦》的选材惯习的延续。其次，王际真选译的大多属于他偏爱的“讽刺和喜剧”性质的作品（夏志清2011：97）。在《鲁迅小说选集》所收 11篇中，《肥皂》《离婚》《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可归入“讽刺”类，《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也暴露和讽刺了“五四”新式知识分子的懦弱和彷徨。

三是他有充足的语言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作为发起行动的后盾。如上所述，王际真中西兼备的教育背景使他成为合适的中国文学译者，而成功节译《红楼梦》帮助他在美国的翻译场域和学术场域积累了初始符号资本，这使他有信心和把握去招募出版社。

5.王际真招募出版社的运作机制及过程

一个译介项目如由译者发起，就需要招募出版社；如招募不成，译作就不能出版，项目就无法真正实施，因此译者招募出版社是项目发起行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从“译者发起项目行动者网络”构建与运作的角度考察其过程（汪宝荣2020：36-37）。

英美的大学出版社通常不以盈利为目的，因而较容易被学者型译者“招募”；尽管出版的书一般难以进入商业流通渠道，但有固定读者群即专业读者，可多年持续稳定、不温不火地销售（汪宝荣2019：3）。葛浩文、林丽君（2019：38）指出，在已逝的出版黄金年代，美国的大学出版社能得到学校的资助，但现在它们要自负盈亏。这说明以前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出书往往由大学提供资助，译者一旦招募到大学出版社，就有了出版资金保障。葛浩文（同上）还指出，对那些“不可能畅销但十分重要”的翻译作品而言，大学出版社几乎是唯一可选的出版渠道。由此可见，对王际真来说，把《鲁迅小说选集》交给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仅可行性较高，而且是不错的选择。那么，他是如何招募到声誉卓著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输入国译者是发起中国文学译介项目的重要行动者，多为声誉卓著的汉学家或海外华裔学者。他们之所以比较容易找到学术出版社，是因为他们在学术场域内公认的资历、学术地位和声誉（文化资本）以及与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建立的良好工作关系和社会关系（社会资本）能转化成可观的符号资本，从而“说服”出版社接受他们的翻译出版选题（汪宝荣2017：3）。王际真依赖的正是这套基于资本的运作机制，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成功节译《红楼梦》为他积累了充足的符号资本。王际真节译《红楼梦》是当年美国文坛的一大盛事，首先体现在Waley对这部译作的推介上。一篇序言的功能“包含一种认可，一种符号资本的转移”，也即序言作者将个人符号资本授予作者及其作品（Bourdieu 2008：123）。Waley在作序前翻译了多部中国古典诗歌选集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且均由英美知名商业出版社出版（见Chen 2010：297-298）。他作为汉学家及翻译家的职业地位已经获得美英学术场域和翻译场域的认可，其符号资本使他有资格和能力认可新晋译者王际真。其次体现在商业出版社的有效运作上。《红楼梦》王译本1929年在纽约、伦敦同步出版，美国出版商是道布尔迪与多兰出版公司（Doubleday&Doran Co.），英国出版商是劳特利奇（George Routledge&Sons），均为英语世界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商业出版社。作为“作品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者”，出版商“被认可程度越高，就越有能力帮助产品获得认可”（Bourdieu 1993：76-77），而这种认可取决于出版商在文化生产场域的地位。《红楼梦》王译本由这两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使它容易被场域内的权威认可机构和行动者认可，也能顺利进入商业流通渠道，使普通美国读者都能读到它（夏志清2011：99）。再者体现在重要书评的推介上。该书出版后获得重要书评的认可和推介：卡特在《纽约时报》评论指出，《红楼梦》是一部“来自东方的罕见的现实主义杰作”（Carter 1929）；“朝鲜裔美国文学之父”姜镛讫（Kang 1929）在美国《周六文学评论周刊》上评论指出：“东方人对人类的伟大理想和崇高哲学有着深刻的认识，《红楼梦》就代表这个古老的东方思想王国”（Kang 1929：4-20），而王际真是翻译这部杰作的“不二人选”。Waley、英美出版商及书评人把各自的符号资本转移给王际真及其《红楼梦》节译本，令该书进入了英美国家图书商业流通渠道，同时抵达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获得了非凡的商业成功，从而初步确立了王际真在英美文学翻译场域的地位和声誉，为他招募哥伦比亚出版社积累了符号资本。

其次，王际真充分利用了他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教员这一职业身份赋予他的社会资本。王际真“某种程度上是个古怪反常的人，他说话率直，经常得罪朋友”（夏志清2011：99）。王际真则说他自己“曾是架子最大的人，看不起别人”（王海龙2007：110）。一个行事如此特立独行的人，其社交面一般不会很广即社会资本有限。因此，王际真利用他在学术场域的“占位”，比较容易在大学出版社获得出版机会。他后来编译的《中国传统故事集》《中国现代小说选》《中国战时小说》均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表明他拥有的社会资本为他提供的出版社选择余地比较有限。

最后，鲁迅小说本身蕴含的语言—文学资本能“说服”评审专家和出版社。

以上是译者发起译介项目所需的资本积累。在理论上推论，王际真是通过由他发起的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和运作来招募出版社的。汪宝荣（2020：37）称之为“译者招募出版社行动者网络”，指出它牵涉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且需要借助各种资本及其转化和行动者职业惯习的介入。笔者根据葛浩文提供的信息，对王际真招募出版社的过程分析如下：王际真把在杂志上陆续发表的11篇译作编成集子后，附上一篇很长的“译者导言”，连同出版选题申请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正式启动其招募出版社行动程序；出版社收到译稿后，指派负责出版选题的策划编辑组织本领域专家进行同行评议；策划编辑收到评议报告后反馈给译者，要求译者根据评议意见修改、润色译稿；策划编辑把修改稿提交给大学出版社董事会或学校教员委员会进行终评；一旦终评通过，译者的出版选题申请获准，从而落实了出版资金，书稿随即进入编辑、出版流程（葛浩文、林丽君2019：38）。至此，译者招募出版社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和运作宣告完成。由上可见，同行评议是网络运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出版选题能否被同行专家认可，既依靠译者在学术场域和翻译场域的资历、地位和声誉，也有赖其与同行专家的良好关系，还取决于原作的主题思想、文学价值及译文质量。鲁迅小说蕴含的“语言—文学资本”（Casanova 2010：288）正是同行评议的重点所在。这种文本内在的资本是译作出版后能获得有效传播和接受的前提，因而能“说服”同行评议专家认可译者提出的出版选题。Kao（1942：280-281）指出：“鲁迅小说属于中国的活的遗产，不管依据什么标准评判，它们都是最好的文学作品”；鲁迅的有些作品“略显单调且缺乏情节”（同上），但美国读者必须知道鲁迅写小说是出于“宣传”这个崇高的目的，即“呐喊几声，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同上）。Kao由此肯定了鲁迅小说的主题思想和文学价值。他还指出，王际真的翻译不仅“可读易懂”，而且再现了鲁迅小说“洗练、犀利的风格”（同上）。行动者网络理论把文本、观念、技术等视为网络运作不可或缺的“非人类行动者”（Latour 2005：71）。显然，鲁迅小说中英文本在王际真招募出版社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结语

基于个案研究，析出海外华裔学者发起中国文学译介项目的一般运作机制如下：华裔学者因其所在国学术场域的内在需求、偏爱某中国作家作品的个人惯习和先前积累的个人资本，自主发起译介项目并进行作品选译；利用自身在西方高校工作之便即在学术场域的“占位”，通常会选择英美国家的大学出版社，具体通过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和运作来招募出版社，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华裔学者在学术场域的地位和声誉（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及其与同行专家和大学、出版社等机构的关系（社会资本），也有赖原作的主题思想、文学价值及译文质量（“语言—文学资本”）。换言之，华裔译者招募出版社行动者网络的构建牵涉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如文本、根据原作改编的电影等），主要基于非经济资本及其转化而运作，也涉及人类行动者职业惯习的介入（如学者惯习使同行专家看重作品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其商业吸引力），以获取出版社的经济资本即出版资金为行动的最终目的。

本文所论基于“华裔学者发起并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模式”，不排除华裔学者发起翻译的作品由商业出版社出版的可能。因出版社性质不同，具体做法会有所区别，如商业出版社一般不进行同行评议，而是“由出版商或购买翻译版权的编辑来拍板”（葛浩文、林丽君 2019：38），但项目发起行动者网络的运作机制大致相同。此外，不少西方汉学家也采用上述模式译介中国文学，如葛浩文早期发起翻译萧红作品，中期发起翻译莫言作品。鉴于汉学家也是学术场域中人，本文所论运作机制也基本上适用于“西方汉学家发起并翻译、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模式”。最后，夏志清（Hsia1988：133）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在形式和思想上都受惠于西方文学，因而其中国特性不及中国古典文学”。事实上，海外华裔学者大多持这种看法，因此他们更注重译介古典作品，如余国藩翻译《西游记》全本（1977—1983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初版）。在由译者发起并翻译、招募学术出版社的情形下，本文所论也适用于海外华裔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

本文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至少有二：一、鉴于项目发起是其实施的前提和起点，应加强对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项目发起机制及过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制订灵活、有效的项目发起政策和措施；二、华裔学者的译作一般忠实与流畅兼备，适合用做教材或参考书，且多由西方学术出版社出版，较易在学术界和图书馆系统流通，因此他们曾是译介与传播中国文学的重要力量，但近年来似有沉寂的迹象，有鉴于此，更需要对他们的译介行动给予大力扶持和必要的资助。

注释：

1“占位”（position-taking）指行为者在场域所占位置或所持立场的具体体现，主要取决于行为者在场域中拥有的符号资本（Bourdieu 1996：231）。

2其他三本是《中国传统故事集》（1944）、《现代中国小说选》（1944）、《中国战时小说选》（1947），均为多位作家作品译文合集。关于王际真编译这三个选集及其译本特征，参见管兴忠（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