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戒律、善良人性与爱情幸福

牛玉秋

近年来，李唯的小说作品数量并不多，从十年前的《腐败分子潘长水》，到2006年的《跟我的前妻谈恋爱》，再到这篇《一九七九年的爱情》，十年间好像只有这么三篇，却算得上是篇篇出手不凡。究其根源就在于，他的兴趣点一直在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入的探究，这就使得他的小说总能在比较深的精神层面展开，意韵深远，回味绵长。

李唯在这篇小说里讲了一个爱情故事。1979年的爱情受到很多束缚，首先是经济的。杨秀女不是没有坚持等待周武生的决心和毅力，她在被迫嫁给刘长庆以后还能以夜夜敲钟来保持自己贞洁的非常举动就是明证。但刘家提亲是以免除经济债务为条件的，在无力还债的情况下，杨秀女只能同意出嫁。而周武生之所以迟迟没有去杨家提亲，也仅仅是因为囊中羞涩。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有情人终难成眷属。这就是经济对精神的制约，贫穷成了精神自由——爱情自由的障碍。1979年的爱情还受到道德戒律的束缚。杨秀女大胆泼辣，追求爱情自主的意识也非常明確，即便如此，一旦结了婚，面对周武生锲而不舍的爱情攻势，尽管情动于衷，行动上却不肯越雷池一步。可怜的周武生为了爱情，先当麦客，后做木匠，历尽种种磨难，也没能实现自己带走心上人的愿望。1979年的爱情更受到善良人性的束缚。杨秀女不是没有机会离开刘家，善良的刘雪曾经放她离开。但她不忍心因自己的离开让雪去嫁给一个老头子，所以她又选择了留下。横亘在她与周武生爱情中间的是长庆和雪这两个善良而老实的人，她不忍心伤害他们，就只有委屈自己。当她实在无法继续承受爱情的煎熬时，她才不得已选择了逃离。

小说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是在关系的互动中塑造了三个性格鲜明、神采各异的人物。杨秀女和刘雪的性格是在对比中交锋。这两个女子一动一静，一泼辣大胆，一沉静坚韧。两人性格的第一次交锋是在秀女婚后三个月，雪放秀女回家，不仅同意离婚，还答应免除债务。这一决定在雪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所以其举止有条不紊，而其思想基础是出于她的善良本性，用雪的话说就是“你煎熬，我们也煎熬”。而秀女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就表现为戒备、排斥、震撼、惊喜，直到感激涕零，并就此存下了感恩、报恩之心。两人性格的第二次交锋是在此后的第二天。秀女的一声喝止“这相不能照！”阻止了雪为哥哥的婚事换亲牺牲自己的举动，也决定了自己今后的命运走向。两人性格的第三次交锋是雪求秀女为自己向周武生求亲。两人此时都是百感交集、柔肠寸断：一个是明知自己爱的人不爱自己，却要求他爱的人去为自己求亲，为自己也为哥哥家庭完整，是出于无奈，也是心存侥幸;一个是面对自己刻骨铭心的爱人欲爱不能、欲罢也不能，又被要求把心上人亲自拱手让人，而且是让给自己朝夕相处的小姑雪。两人的性格本色和心理轨迹在激烈的交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杨秀女和周武生的性格则是在交锋中递进。两人从不打不相识到私订终身是交锋，周武生做麦客、当木匠进入刘家再见秀女更是交锋。周武生的执着热烈、柔情体贴，步步进逼，秀女挣扎在真爱深情和道德自律之间，步步为营。即使在两人解除误会、互诉衷情之后，内心的道德戒律仍然是他们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他们依然在从火热到冰冷中煎熬，然而正是在这煎熬中凸现了两人爱情的深度和热度。直到秀女和雪的第四次性格交锋：雪求秀女劝周武生与自己同房。正是在性事上，两人同时体验到了爱情不能承受之重，终于突破了最后的障碍，完成了情性的结合。

如果没有三十年后的结尾，这篇小说就只是歌颂了已经成为历史记忆的善良的人性、热烈的爱情。有了三十年后这个对比性的结尾，李唯就给读者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说经济生活的贫困、社会道德戒律的禁锢，曾经是爱情幸福的巨大障碍的话，那么，三十年后，当富足代替了贫困，自由代替了禁锢，爱情幸福是否就能够成倍放大呢？结论显然不是肯定的。周武生的儿子尽管和他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仅仅是形似而已。老一辈对爱情的执着与坚贞早已没了踪影。薄皮铁器——小录音机的再次出现，不仅成为两代人不同爱情观念的见证，而且推进了秀女和周武生的性格对比，只不过两人的精神关系发生了颠倒：秀女成了进攻者，周武生则成了防守者，攻是佯攻，防却是真防。社会潮流与时间长河对人的淘洗是那样的不同，细细品来，真是意味深长。

就像我在几年前评论《腐败分子潘长水》时说过的那样：“精神自由要求更自觉的精神，在更广阔的精神空间中，缺乏自觉的精神极容易迷失方向。”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为精神——包括爱情、亲情、友情、理想等等——的健康成长和表现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向精神自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那些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精神主体，才有可能在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里不断提升精神境界，让人类精神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原载《北京文学》2009年第10期】

责任编辑  黑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