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继光战友唐章洪： “神炮手”是这样炼成的

余静寒

唐章洪的吸烟量最近增加了一倍。“等我抽完这支烟，继续跟你讲。”11月6日，成都难得迎来冬日暖阳，在和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聊天的整个下午，唐章洪抽了大半盒烟。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10月以来，唐章洪一遍又一遍地向来访的多家媒体讲述自己的参战经历。“实在太累了”，他记得前不久去北京接受某媒体采访，一天在镜头面前坐得太久，就不自觉地打盹儿。85岁了，按理说应该控制下烟量，但没办法，只有抽烟能够让他在讲述回忆时保持清醒。

冻伤

唐章洪拿烟的这双手，因为冻伤，在冬天就没那么灵活。烟雾缭绕中，他的思绪回到1951年的朝鲜战场。手脚的冻伤，就是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季落下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阶段，双方“边打边谈”。1951年8月开始，“联合国军”不仅频频对我方发动攻势，为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供应，还实施了猛烈的“绞杀战”。此时，支援过五大战役后，来朝鲜已经一年多的新兵唐章洪继续在二线接受训练，同时承担后勤保障工作。他记得，这年秋末冬初，自己所在的部队本要被派往前线作战，没想到，一场流行开来的夜盲症打乱了这一计划。

一开始，有战友说自己晚上看不见路，会栽到沟里，唐章洪不信：“你在装怪嗦？”没过多久，唐章洪自己也栽进去了。他回忆当时的感觉，“我有天晚上看到月亮就是黄扑扑一大团，脚下的路看起来都是平地”。

治疗夜盲症，需要补充维生素。可是这一年，部队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蔬菜这类物资根本供应不上，治疗夜盲症的药物也极其有限。怎么办？有经验的士兵想法子，去山上摘松树叶煮了喝水。唐章洪说，虽然这药汤很苦，但是每天坚持喝，真治好了大家的症状。

朝鲜战场的冬天很寒冷，大雪有时会漫过膝盖。但为前线战士抢运物资刻不容缓，唐章洪的部队再次接到了运输粮食的命令。每个团要抽战士组成运输队，战士们得穿着单薄的棉服和布鞋在零下三十几度的极寒天气里行走。考虑到战友谭兴国体弱多病，唐章洪主动要求替他去完成任务。

“太阳是敌人的，月亮是我们的。”唐章洪笑说，为躲避敌机侦察和袭击，我方部队往往是在晚上行动。第二天，运输队到了师后勤处，却被告知物资尚未到达，应该前往军后勤处。战士们只得披着白色的被单隐蔽在沟坎里，晚上再行动。到军后勤处领到物资时，大家又累又饿，棉裤湿透，腿脚也冻麻木了。

在返程途中，有些人生病了，走不动，整个队伍被拉长。有经验的战士知道，在冰天雪地里行军，不能骤然停下来休息，否则血液停止循环，会引发不良生理反应，甚至有生命危险。

唐章洪记得，有个新战士去一处暖和的烟囱旁边方便，完事后摸索到朝鲜老乡的厨房里取暖。有位副班长在路边休息，等他回来。两人返回住地后，副班长的脚和布鞋已经死死粘在一起了，用冷水泡了一会儿才把鞋子取下来。

还有一个“江西老表”要去坐下来抽一会儿烟。很多同志告诉他：“不能休息啊，你跟着走慢点都可以！”可他还是自顾自地抽烟去了。

战士们回归原部队已是深夜。大家准备睡觉时，有些战士睡不着，声声叫唤：“我的脚好痛啊，像刀子割一样！”这引来了中途休息过的副班长和“江西老表”的不满：“我怎么就不痛？两个晚上没睡觉，你们就不困吗？忍着点，赶紧睡了！”

没成想，大家睡着了以后，这两名同志开始哭喊，说自己的脚疼得厉害，浑身动不得了。有人拿手电筒一照，发现他们的手脚肿胀，“冻得像乌茄子一样”。天亮了，他俩被送到了后方的医院，腿被截肢。他们的脚已经被冻坏死了，如果血液传遍全身的话，命都保不住了。

听到这个消息，谭兴国一阵后怕，拉住唐章洪感谢道：“你替我去，真是救了我一命啊！”大部分同志虽然保住了命，但大多被冻伤。唐章洪的脚趾甲冻掉了好几块，脚趾头至今也无法伸直。到了秋冬季节，为了防止手上的冻伤发作，他骑自行车时必须戴上又厚又长的手套。

冻伤那一年，唐章洪16岁，是整个团里年纪最小的士兵。他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毅力完成任务，只觉得没被截肢已是万分幸运。

报仇

在疗伤过程中，由于手脚不便，战士需要别人喂饭。整天坐着干不了别的，唐章洪和战友们急得慌。有同志提议，不如一起学习巩固军事技术。

唐章洪所在的一三五八二迫击炮连一班的战斗力名列前茅，他在班上个子不高，但脑袋灵活。“可能我年轻、记性好，又有文化基础，学得比别人快。”唐章洪说，很多同志对“弹道”“密位”“三角”等专业术语感到头疼，喜欢问他。那时候，部队里有“兵兵互教，能者为师”的优良风气，而且大家学习热情高，随时随地都在背射击表和作战要领。

次年春天，冰雪消融，唐章洪所在的部队接受了阵地防御作战任务。大家又开始抢修、加固工事，为战事做准备。

天气变暖，敌军也活跃起来。看到敌人在阵地上又唱歌又健身，唐章洪和战友们恨得咬牙切齿。此时上级发布命令，决定开展冷枪冷炮狙击作战，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志愿军部队对参加作战的炮兵提出了“三百方针”，即一个人，一百天，用一百发炮弹，歼灭一百个敌人。

“志愿军对炮手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当时炮弹很珍贵，一枚炮弹相当于一个中农一年的生活开支。”唐章洪说，“所以我们每一炮务必稳、准、狠。”因为军事技术突出，唐章洪被调到一线，参加冷炮对敌斗争。

有一次，班长、唐章洪、谭兴国和另一名战士贾志培深入前线侦察，发现在一个交通沟的拐弯处有一棵大松树可以作掩护，便和战友在这里构筑了阵地。从这个位置观望，敌人的纵深和身影清晰可见。

“嘭——”找准时机后，唐章洪朝目标开了第一炮。很快，对方用威力更大的坦克炮进行回击，炸了唐章洪和战友一身的土石。“我当时只顾着转移，忘了撤炮”，唐章洪说，自己又回到松樹下撤炮。没想到，敌人紧接着又来一炮，大树轰然倒地。

几个人全被埋在了交通壕里，唐章洪挣扎着从土里钻出来时，发现贾志培、谭兴国被弹片击中，负了重伤。唐章洪和班长一人抱一个伤员，迅速往防炮洞转移。可敌人的炮火实在太密集，白天根本没机会把受伤的同志送下阵地，四个人只好在防炮洞里熬到晚上。

后来，贾志培失血过多，在半夜转移途中休克死亡。在被抬走时，贾志培还向唐章洪诉说自己的遗憾：“我刚上阵地，一个敌人都没杀呢……唐章洪，你技术好，一定要替我多灭几个敌人呀！”

首战失利，大家都很沮丧。不过一想到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唐章洪又振作起来。“我们做了反思，不应该利用地表突出物做掩护，而是要利用反斜面构筑隐蔽工事。”唐章洪和战友们后来经常设置假炮位迷惑敌人：把火药包或手榴弹包放在预设的假工事里作诱饵，在开炮的同时拉响手榴弹，诱敌攻击假炮位。他们再趁此机会瞄准敌人、发射炮弹，果真百发百中。

最终，在65天里，唐章洪用72发炮弹歼灭了上百名敌人，首创志愿军冷炮歼敌上百名的最高纪录。唐章洪第一个获得“杀敌百名狙击手”光荣称号，荣立一等功。“神炮手”的名声在军队传开。

虽然作战技术得到改善，但我方的装备和“联合国军”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就拿迫击炮来说，我们使用的大部分是20式82毫米迫击炮，射程在1850-2850米;敌军的迫击炮射程是6000多米，弹种、火力都是我们的几倍。”

敌人的作战是“立体”的——天上有飞机，地面有坦克大炮，水上还有军舰。至于志愿军的装备，唐章洪回忆，战士们私下调侃，我方的武器是“万国牌”的——德国、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和汉阳生产的枪炮一应俱全。它们口径不一，常常存在“有枪无弹”的情况。

敌人的补给是全机械化投放物资，志愿军基本上是背扛肩挑，而且受敌军阻挠，最终到达前线的物资是少数。在唐章洪的印象里，就是在如此艰险的作战条件下，部队里没有一个逃兵，士气很高昂。

上甘岭

上甘岭战役打响之前，唐章洪是有预感的。

“那段时间，敌人加强了对我们的轰炸和炮击。”唐章洪靠在椅子上，缓缓点起一根烟，“战场上人人都害怕，我一开始也怕死。但当战友一个个牺牲，为了担负和完成使命，大家和我也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952年10月13日晚上，敌人的阵地格外平静。唐章洪和战友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最激烈的一场血战就要来了。

当晚，从敌军大后方照到五圣山的探照灯比平时更亮。据后来的情况推测，那是敌人在做进攻前的准备。五圣山的前沿阵地就是上甘岭的所在地，西边是平康平原。一旦让美军占领五圣山这个战略要地，后果不堪设想。

14日凌晨4点半左右，敌军万炮齐发，很快就把前沿阵地炸成一片火海，战斗正式打响了。“我当时坐在观察所的弹药箱上，一下子被弹起来。”唐章洪感觉到大地在颤抖。只见天空很快被乌黑色的硝烟遮盖，不断露出闪电般的火光。

唐章洪见势赶紧跑到防空洞，对睡梦中的战友们大喊：“快起来了！赶紧各就各位，准备作战！”唐章洪立马返回到炮工事里，开始作战。

敌人的炮轰实在太猛烈，此时唐章洪突然发现，通讯联络全部中断了。“我的耳朵几乎被震聋了，根本听不清身边的战友在讲什么，只看到他的嘴在动。”后来他得知，上甘岭战役的第一天，美军发射各种炮弹30多万发，每秒落弹至少达到6发。有的战士直接被炮弹震死。

“得不到任何信息指示，也看不到作战目标，我只能按原计划朝着敌军进攻集中的地方发射炮弹。”唐章洪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射了200多发炮弹。就在这时，一连连长带着通讯员跑过来，告诉唐章洪：“你们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全都落到敌群中爆炸了……”得到肯定后，唐章洪和战友们又鼓起了信心，急速发射上百发炮弹，配合坚守前沿阵地的步兵，阻滞并杀伤了大量进攻的敌军。

迫击炮的炮管已被打得滚烫，必须给炮膛降温。但周围哪有水呢？情急之下，唐章洪只得让弹药手往炮衣上撒尿，湿了后裹在炮身上。接下来，唐章洪在5分钟内又打出60多发炮弹，拖住敌军进攻的速度。

到了下午1点多，唐章洪和战友们已经疲惫不堪。“敌军看炮弹打不到我们的工事里，就派了轰炸机来”，唐章洪回忆道，一枚炸弹落在工事右上方，工事顶盖被掀到了山下，卷起的泥土把他和炮埋在了工事里。唐章洪的头部多处被大石块砸伤，陷入了昏迷。

战友把唐章洪刨了出来。“他们把我拉进了猫儿洞（防空洞），本来要给我注射急救药，但没有注射针，就直接把药往我嘴里灌。”唐章洪说，“过了20多分钟，我才迷迷糊糊醒了过来。”

“炮在哪里？赶紧把炮拉出来！”唐章洪的脑子里还回荡着战场上的炮声。战友们把炮从工事里挖了出来，唐章洪发现，右炮架已经被炸毁了。此时，一连通讯员跑过来通知大家：“537.7高地北山前沿阵地失守了，你们炮班赶紧发射完剩余的炮弹，5分钟内退守连部主坑道。”

唐章洪仍不死心，把炮筒子拉到洞口，用自己的下半身紧贴炮身，右手将其紧紧抱住，硬是把剩下的20多发炮弹打向了敌军阵地。“每一发炮弹，都沾满了我的血迹。”

战后盘点，唐章洪的这门迫击炮，在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打出了8000多发炮弹，歼灭了400余名敌人。志愿军总部为唐章洪记特等功一次，他还被誉为“给炮弹安上眼睛的炮手”。

胜利

“这个数字不一定很精确，因为战争场面混乱，很难说没有误差。”唐章洪反复叮嘱记者。

上甘岭战役后，唐章洪所在部队转移到东海岸元山港，继续坚守战场。1953年7月1日是唐章洪终身难忘的一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天上午，唐章洪所在的连队召开支部大会，决定在纪念党的生日这天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由于受到敌人的猛烈轰炸，连队转移到坑道内开会。坑道很暗，很多同志拿着蜡烛照明。会议过程中，头顶上的敌机不断扫射、投弹，坑道顶上的土石被震碎往下掉。

“敵人远射程炮的炮弹立起来比人还高，弹径比腰还粗”，唐章洪说，但大家没有一丝惧色，眼里充满着胜利的希望。“大家都在风趣地说，敌人来为我们党的生日鸣放礼炮！”在炮弹飞行及爆炸的声响中，唐章洪宣读了入党誓词。7月27日，作战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

胜利来之不易，战争也给唐章洪留下了创伤。唐章洪的老伴余女士告诉记者，婚后几十年，脑震荡留下的后遗症——头痛、失眠、面部痉挛等症状时常困扰唐章洪。

唐章洪严厉地打断妻子，不愿多谈此事，“和那些牺牲的战友比起来，我这点伤痛算什么？”因抗美援朝获得的荣誉勋章，唐章洪后来都捐赠给了军史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他多次表示：“这个功劳是全国人民的支援，是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一切荣誉，都归属于党和人民，而不是我一个人。”

牺牲的战友里，黄继光是让唐章洪印象最深的一个。1950年，唐章洪刚参军时，和黄继光都在新兵连，后来被分到不同的兵种。两人是四川中江老乡，在出国行军路上很聊得来。“我走在路上，看到黄继光的肩上扛了一根长长的木棍，帮炊事班的人挑杂物。”唐章洪说，“他非常显眼，因为我们和炊事班同志的着装不一样，我就上前去和他聊天。”

聊天中，唐章洪了解到黄继光早年的经历。“他的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含辛茹苦把几个弟兄拉扯大。黄继光从小就给别人当过长工、挑夫。有一次他把地主家的疯狗打死了，地主让他背着狗游街，还要为狗‘披麻戴孝。”唐章洪感慨，一个人的成长与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密切相关。

见到黄继光的最后一面，也是在上甘岭一役。在炮工事里的唐章洪听见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黄继光。唐章洪问他怎么会路过这里，黄继光说：“跟营参谋长到山下侦察反击路线。”接着又对唐章洪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你要多歼灭几个敌人，为家乡人民争光！”唐章洪想说什么，但黄继光立马被参谋长叫走了。

“‘为家乡人民争光是黄继光的口头禅”，唐章洪说，他是在简报上看到黄继光牺牲的消息。“当时大家心情沉重，但也很受鼓舞，都说要消灭敌人，为黄继光报仇！”唐章洪认为，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涌现了大量像黄继光这样不怕苦、不怕死的战士。这靠的是党对全国支援前线的动员力量，我们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戰争。

1954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唐章洪在军校学习了4年。“我的学习成绩突出，还被评为优秀学员。”凭着这股干劲，唐章洪后来在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等单位也很快就适应了工作。

1995年，从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退休后，唐章洪常常坐在70多平方米的家里看看书、读读报，关心天下事。只有在一些重大纪念日前夕，偶尔会有人爬上4楼的楼梯登门来访，他都会一遍遍叮嘱访者，“我不是英雄，不是神炮手，只是有幸尽了一点人民战士的职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