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控专家曾光：我在疫情﹃风暴中心﹄

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卓发自北京

★“2003年我就说过，SARS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公共卫生课，但一堂课毕不了业，新冠病毒又上了第二节课，上两节课就能毕业了吗？”

55年医学经历、41年公共卫生职业生涯，74岁的曾光被无数次问及2020年初的武汉之行有什么遗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公共卫生专家曾光两次被派往湖北武汉了解疫情，一次是2020年1月9日，第二次是1月18日。

两次待的时间都很短，回顾和遗憾的时间却很长。“2003年我就说过，SARS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公共卫生课，但一堂课毕不了业，新冠病毒又上了第二节课，上两节课就能毕业了吗？”

身为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的曾光已过“超期服役期”，仍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为国家防控疫情出谋划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下称CFETP）创办人。这个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界“黄埔军校”的项目，从2001年起，便在实战中培养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人才。

让曾光欣慰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员们在各省的公共卫生岗位已成为独当一面的关键人物。被称为“福尔摩斯”的天津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颖，就是该项目的学员之一。

曾光2019年2月就退休了，总是自称“无职无权无责”的他，依然和退休前一样忙碌——公共卫生的书籍和报告堆满了桌子，每天与墙壁上一左一右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朝夕相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大楼，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东经路和南纬路交界，白色瓷砖反射着冬日里冷冷的日光。在更宏伟的历史经纬度上，曾光和CFETP的学生们艰难前进，面对侵袭的传染病，筑起一道道公共卫生的堤坝。

希望第一时间听到防控意见

2020年初，第一次武汉之行的领队，是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梁、曾两人相识多年，在数次重大传染病疫情中并肩作战。第二次去武汉，曾是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之一，和钟南山等人一同分析疫情。尽管只需听取当地卫健委和疾控中心官员的汇报、没有提供公卫建议的硬任务，曾光还是敏锐地觉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

“当时听到的官方报告给人一种‘疫情不是特别重的印象，不比以往每年的病毒性肺炎严重。”曾光解释，地方官员也想早点把病情弄清楚，但大家缺乏经验。

根据自己多年的传染病防控经验，曾光向在座的湖北省市两级卫健和疾控系统官员建议，当地首先要做好诊断工作，确定病毒波及的范围有多广；其次，要做好进入“战时状态”的准备。

在曾光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和SARS最开始的“基本套路”很像，都是探究病毒来源、传染性强弱、在什么情况下容易传播、潜伏期有多长、潜伏期有没有传染性。

SARS期间，曾光被聘为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顾问，不管在北京还是广东，公共卫生专家距离决策者很近，防控意见能在第一时间被听到。“我每天都能参加政府的决策例会，有专门的席位留给我。”曾光挥舞着手臂，给南方周末记者比划当时的座位顺序。

在广东，曾光的身份是原卫生部和广东省卫生厅联合调查组的流行病学组组长，当时，钟南山是临床治疗组组长，梁国栋是病原组组长。

曾光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认真总结SARS的经验教训，也很少有人向官员们讲解疾病防控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中间发生了哪些矛盾，又是如何解决的。

“明天上午，我还要去中央党校讲课。”12月21日这天，曾光很高兴，他翻了翻被写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日程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此之前，他已经给各级干部讲过几次课，“各级干部到党校去学习上层防控政策是如何形成的，我给他们做演习演练，如何动员干部和群众。”

培养“病毒捕手”

“决策确实有一定困难”，这是曾光在武汉最大的感受。当时的疫情还处于“混沌”状态，最重要的几个问题悬而未决，包括病毒来源和病毒的传染性强弱等问题。

华南海鲜市场被发现新冠疫情后，2020年1月1日清晨就被关闭，商贩也相继离开。但曾光认为，商贩实际上是密切接触者，应该做隔离和检测，“否则对疾控人员溯源很不利，也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

“那时候意见不统一，一种说没有发现传染性，另一种说传染性不大，有限的人传人。”曾光坦言，如果当初能在武汉多待几天，他会更广泛地去了解，亲自到现场去看，“跟最初接触病毒的患者了解具体情况”。

遗憾虽多，但让曾光欣慰的是，他在中疾控CFETP项目培养出来的几百名“病毒捕手”，在阻击新冠病毒的战役中成为主力军，在各自的战场上发挥着现场流行病学骨干作用。

不只是武汉和湖北，全国各省市与病毒直接交锋的疾控人，率队流调或流调组核心成员，往往都是CFETP毕业生。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见诸媒体——天津的“颖·福尔摩斯”（张颖，现任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广州的“俊·福尔摩斯”（袁俊，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

从2001年第一届CFETP项目开始，近20年的时光悄悄过去，CFETP已累计招收了19期共398名学员。“我们需要给国家培养拍板的人、帮着提出决策的人，攻坚克难的人。”曾光说。

曾光现在是CFETP的荣誉顾问，但项目还是为已退休的曾光留了办公室，希望他能多来和学生分享经验。曾光也非常愿意和学生探讨，“因为这是我后半生最主要的事之一，社会需要我，我也希望能看到学生们越做越好”。

公共卫生改革，首先要来场“思想辩论”

和许多一辈子从事公共卫生的人不同，曾光是全科医生出身。1970年从河北医学院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河北和内蒙古交界一个叫围场县的地方工作。

北京出生的曾光，第一次来到这个“连电灯都没有”的贫困山区，成为这个地方的第一位大学毕业的医生，附近村民都赶来找他看病。他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离开这个农村，潜心研究病情，还是被当地麻疹、百日咳等疾病震惊。

“那些传染病，不是教科书上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一条一条的。”曾光用手指关节叩了叩桌面，他不记得自己在农村治了多少例百日咳，但小孩咳嗽的声音、憋喘的样子都仿佛是昨天的事情。

在围场县一待就是九年，曾光没有上级指导医生，一切只能靠自己学习、自己判断。要不是1970年代末国家恢复招考研究生，这个乡村医生很难有机会跟随中国公卫泰斗何观清学习，并在中国疾控中心这一公共卫生最高机构见证此后的系列变革。

2003年，在SARS局势最危急的时刻，曾光大胆提出关闭“重灾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建立小汤山医院。曾光说，这和他在农村培养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分不开的关系。

2013年4月，曾光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称，如果再给他一次给政治局讲课的机会，他的主题会是雾霾。如今，这个最想讲的主题，变成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问题”等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让“流行病学调查”“院内感染”等公共卫生专业名词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但曾光认为，目前全国上下对公共卫生的认识普遍缺乏，有的理解“非常肤浅”。

全球大流行让人们认识到了病毒的诡诈和生命的脆弱，同时，疾控系统改革的呼声又在国内掀起浪潮，曾光对此非常警惕，“过去公共卫生被一改再改，闭着门改，越改越糟，改坏了也无人受罚，无人总结”。

在他看来，公共卫生事业是一盘非常大的战略棋局，前期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探究清楚，“对于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我觉得现在还是应该先来个思想辩论，就像70年代末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2020年12月，中美等国家都研制出了对抗新冠病毒的疫苗，许多专家学者都在观察到底疫苗快还是病毒跑得快。

“中国有疫苗和举国体制防控的双重优势，日子要好过得多。”曾光感慨，很多国家和地区最不希望的就是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但这黑暗的时间很长，是吧？”

“是吧”是曾光的口头禅，他的语速缓慢，说话时喜欢把双手手指交叉放在桌上。灰白相间的头发梳得很整齐，一身西装，多年的脊椎病使得他不能自如地行走，被问及身体状况时，他挥了挥手，“不谈这个，身体没有影响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