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协同发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之效应

谢婷婷，李嘉辉

摘   要：财政金融协同在助力我国弱势产业的发展中展现出强大动力。通过对2011—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进行筛选，以764家中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财政金融协同能否缓解上市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并通过经济区域差异与企业所有制两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不同类型样本在财政金融协同服务纾困过程中的不同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财政金融协同以及单独的财政服务在缓解上市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过程中，展现出更好的缓解效果;東部地区的缓解效果优于其他地区;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缓解效果更明显。但财政金融协同度整体水平较低，需要加强两系统的配合，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共同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

关  键  词：财政金融协同;融资约束;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517（2021）06-0039-13

DOI：10.16620/j.cnki.jrjy.2021.06.004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财政与金融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两大动力，两个体系的协同配合在助力我国弱势产业的发展中发挥着强大动力。虽然财政服务与金融服务有各自的发展模式，但两个体系的失衡容易降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1]。为了顺应全球形势的变化，提升大国的治理能力，从整体性的角度来说必须加强财政金融服务的协调运作。通过两体系间的配合以规避各自的短板，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作用。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水平发展、供给侧结构向更合理的水平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小企业不仅为就业贡献较大力量，并且充分发挥鲶鱼效应推动市场化发展，激发各经济主体的创新动力。目前，中小企业数量占我国企业比重超过90%，在助力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展现强大实力，覆盖了我国超过半数的税收、GDP贡献。2020年的疫情爆发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加深使中小企业的发展步伐走得更加艰难。促进财政金融协同服务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助力优质中小企业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培养新动力， 是新发展时代发展的主题任务。结合我国当下的经济发展状况，促进财政金融发挥协同作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与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融资问题一直是中小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学术界关于融资约束的话题层出不穷， 对于融资约束的定义主要从内外融资成本、现金流、金融机构供给等方面进行讨论。王凤荣等（2019）认为，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成本的差额占比越大的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2]。姚耀军等（2015）认为，由于外部融资成本高，使得企业更多运用内部资金进行投资，即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与企业融资约束呈正相关关系[3]。胡乃武等（2006）从供给方的金融机构进行分析，认为传统金融产品无法满足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金融机构应该考察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创新金融产品[4]。国内外学者关于融资约束测度主要运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模型、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综合财务加权指标构建指数。Fazzari等（1988）运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与现金-现金流敏感模型将投资行为与现金储备与企业内部现金流进行关联，认为融资约束越高投资产生的现金流就会越敏感，且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时，为了保证后续投资会保有现金储备[5]。

如何通过金融手段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总结现有文献观点， 可以发现近年来从供应链金融、数字化金融、普惠金融、政府关联等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方法的研究较多。刘兢轶等（2019）表示供应链金融可通过核心企业带动产业链的发展，并通过第三方物流以及科技手段缓解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纾困科技型中小企业，摆脱融资困境[6]。鲍长生（2020）研究发现由于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融资市场中的能力不对称导致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缓解效应不够明显[7]。张磊等（2020） 通过理论分析研究认为数字化金融可以通过三方面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从供给侧促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缓解信息不对称;通过智能风控机制激励中小企业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违约风险[8]。

但金融体系的逐利性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就需要财政服务在福利性方面发挥比较优势。关于财政金融协同纾困中小企业的影响研究主要从财政税收、体系配合、地方政府介入等角度进行分析。王春元等（2020）研究发现通过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且两者具有较好的互动作用[9]。张林等（2019）实证研究发现加强财政、信贷和保险三者之间的协同配合有利于提高农村产业融合效率[10]。黄达（1995）从宏观层面配置资金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当下的财政、 金融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不协调性，要求政府统筹协调三个主体，使其发挥最大能动力[11]。王聚伟（2013）从财政金融角度分析得出纾困中小企业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融资环境的优化完善，可以通过降低且税负，充分发挥财政服务雪中送炭与金融服务锦上添花的作用，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增强中小企业内生动力，形成中小企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12]。盛虎等（2020）发现不断扩张的地方政府债务占用了部分中小银行的信贷资源， 对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使用产生影响，挤占中小企业资源，抑制了中小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助力[13]。王凤荣等（2019）分析经济换挡期前后，由于政府行为导致中小企业从中小金融机构处获得资源的能力受到约束，导致在地方政府介入浅的地区以及民营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加显著[2]。吴胜泽等（2020）从广西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情况、财政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及影响路径进行阐述，汲取国内外优良经验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启示进行理论分析[14]。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财政金融协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主要以理论分析为主，较少有学者通过数据模型分析财政金融协同对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水平效果;二是多数学者从单一指标体系研究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缺乏两个体系协同的构建研究。 三是分析多为财政、金融、中小企业中两两之间的关系，缺少对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机制分析。财政金融协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路径具体可以分为三步：一是政府通过间接手段，向金融机构进行财政补贴从而减少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通过直接手段减轻中小企业进行税负压力; 三是通过成立地方政府性基金， 配合金融市场运作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助力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尝试以下三点创新：第一，构建财政金融协同指标体系研究不同地区财政金融的协同效果; 第二，收集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宏观数据定量分析财政金融协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第三，将研究样本分区域、分性质进行异质性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财政金融协同是我国经济转型期的重点关注问题。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各个体系的协同产生了更高的目标水平。财政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两个支柱，虽然有各自的运行机制但是如果二者各行其是，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治理的效率。 我国财政金融服务覆盖的领域持续扩展，从1990年后我国财政政策多以支持农业以及国有企业发展到2000年后财政政策支持教育领域、 农业农村、医疗环卫、科技产业等，2010年后更是新增文化领域、小微企业融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等服务领域。金融也从单一的存贷业务向逐渐重视中间业务的发展目标转变：提供多方面、全方位的服务。财政主要体现在国家分配，作为风向标体现着经济中的重点问题， 引导资金流向有需要的弱势产业，且由政府直接为企业提供贷款补助以及间接降低企业税负对增加企业的可用资金提供支持。金融通过降低贷款利率、 完善信用评级体系为中小企业增信，并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随着税收的积累，财政收入不断扩大， 充裕社会财富从财政支出流向各经济主体，经过各经济主体的行为进入金融体系;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金融资金的积累，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加优良的融资环境，优质的税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收支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构成了财政与金融的良性循环。且国债利率和金融市场利率的依存关系要求金融服务和财政服务相互协同配合， 而二者的失衡必然影响社会福利的增加。财政金融服务协同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财政金融协同通过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提高透明度的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纾困弱势产业。首先，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下， 通过金融服务助力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一方面，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同时，国有企业由于性质的特殊性，具有较好的信用，可以获得较为丰富的资源支持，但有可能导致非国有企业的资源出现被挤占的现象[15]。另一方面，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 有利于推进“政府+银行+保险”的信用担保体系，通过优化保险市场，创新增信产品，引入各金融机构，拓宽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金补充渠道，增强担保体系的资本实力[16]。并且，通过政府的激励行为，优化企业的外源融资环境， 引导金融资源流向高质量中小企业，提高了中小企业资金获取能力，提升了财政服务与金融服务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优化中小企业通过信贷市场获得资金的路径。其次，由于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金融机构会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信用等级更高的政府债券， 从而降低中小企业信贷资源获得性。再者，地方税收压力的降低，一方面可以直接作用于中小企业，缓解中小企业的财务压力，从而缓解中小企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缓解了金融机构的税收压力，改善了金融机构的“惜贷”现象，从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财政作为金融的引航标，金融体系反向扩充了政府的资金渠道， 二者协同共同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1。

H1： 财政金融协同在助力中小企业摆脱融资困境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资金的获取、担保资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依据吴莉昀等（2019）的研究将中小企业分为国有中小企业与非国有中小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17]，研究结论表明国有中小企业由国家出资并担保，故其融资能力较强，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因此在财政服务和金融服务的援助下，非国有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比国有中小企业得到了更优的改善效果。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H2： 财政金融协同对非国有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显著于国有中小企业。

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状况呈现出沿海地区优于内陆地区，根据沿海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区域分为发展状况优良的东部地区、中部经济发展次优区域以及西部经济发展状况欠优区域。张浩然等（2016）发现金融资源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分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18]。林小玲（2019）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相较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 西部内陆地区的银行体系， 保险机构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对比较落后[19]，因此，中西部企业的外源融资具有渠道窄、获得资金成本高等特点，且中西部地区通过财政手段可以撬动的社会资本相对较少，故中西部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更深。无论是金融水平的发展程度还是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对区域产生的影响都会对不同经济发展特征的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应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的最大效用因地制宜，对不同发展特征地区给予差异化的服务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資约束从而推动创新创业发展。经济落后地区可以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环境、提高金融机构效率等手段扩大金融服务的涉及面、提高金融普惠程度，在处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时发挥出更大能量。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中小企业接受的金融服务质量更高，更加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使得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相对更丰富，应继续加强政策的支持，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