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飞地

陈俐 吕舟明

摘要：上海这座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发展均为国内一流的一线城市，虽然有着一段屈辱的“租界”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尽管在中华人民建国以前，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逼迫中国签下种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了上海的行政、司法等权力，但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迁移到上海后，也带来了种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新潮的文化艺术、不同体系哲学思想，与国内的种种事物、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使得上海成为一座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与国际密切接轨的城市。这种交流碰撞也深度体现在音乐领域，洛秦老师说：“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城市的音乐及其历史能像近代上海那样复杂而丰富，它是一座无与伦比的音乐富矿。”大量的交响乐、歌剧、芭蕾舞、爵士乐等多种形式的音乐作品在此上演，也创办了一座座的音乐高等教育院校，同样也兴盛起一种通俗的音乐形式——流行音乐。

一、音乐飞地释义

飞地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某地虽隶属于某一个行政主体管辖，是并没有与行政主体所在的行政区域相连，所以行政主体无法直接取道进入此地，只能从其他行政主体的属地“飞”到此地，因此将这类地界成为“飞地”，泛指由帝国通过强硬手段与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掠夺而来的区域，即殖民地。帝国必定会将自己国家的军队与居民迁往此地，因此，“飞地”中往往会出现不同国家文化、信1901相互碰撞、交融的情况，所以“飞地”往往也会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即“文化飞地”，而音乐作为一种重要的、世界通用的交流手段，在异种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这种重要性尤其体现在1845年-1943年作为租界的上海，因此我们把上海的这段历史时期称为“音乐飞地”。

二、音乐飞地中音乐文化的交流概述

上海这座现代国际大都市，在1845年-1943年间，曾被日、英、美、俄、法等国分裂成多个租界。在此时期内，上海出现了“华洋共居”的现象，并且外侨来中的人数逐年增加。

随着外侨人数的逐年增加，在上海界内，多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也越来越加深入。外侨进入中国后，也带来了先进的科技，催动了上海经济的发展，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丰满需求也在逐年增加。人们在租界中建设了教堂、剧院乐教育院校、舞厅，组建了高水平乐队的和音乐社团，设立了音乐电台、在报刊上刊登音乐的相关信息，出版音乐书籍。

三、中国流行音乐诞生在上海的原因

范围内的租界不止有上海，同样规模较大的还有武汉的汉口租界与天津租界，为什么中国的流行音乐会诞生及繁盛在上海呢？

1、上海作为东南地区的沿海城市，远离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更容易接纳外来文化，且租界内的音乐交流活动比其他两个租界都更加频繁。

2、与汉口和天津相比，上海作为沿海城市，与异国的经济交流更加频繁，且经济实力比其他两个城市强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好，自然也会影响艺术文化的繁荣。

3、流行音乐早期的音乐家们，几乎都在上海工作和生活过，而且上海也诞生朗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

四、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

催动中国流行音乐诞生的深层次原因有很多，例如因1901年的教育制度改革之后，全国各地音乐教育的开展、国内众多音乐社团的建立、音乐传播媒介的迭代发展等等，限于篇幅在此不展开阐述。

在1927年，由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著名歌曲《毛毛雨》脍炙人口风靡一时，这首歌曲也是中国流行音乐诞生的重要标志且是黎锦晖尝试探索爱情歌曲大众化所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其实黎锦晖的起初愿景是想要发展儿童歌舞作品，那为何走上了流行音乐创作之路呢？

当时的上海，外国人不习惯老上海人泡茶馆、戏园的消遣方式，便会在周末或者是节假日举办舞会，当时的年轻人也在醉心欧化，所以在舞厅内随着流行音乐跳着交谊舞，这种新潮的娱乐休闲方式深受当时政客、资本家、明星、学生、贵族等不同人群的欢迎，甚至变成了上海主流的娱乐方式，。当时醉心发展儿童歌舞作品的黎锦晖组织“中华歌舞团”下南洋演出，目的是为了筹集创作所需经费，却无所收获，被困在南洋。为了获取经费和生活所需，他不得不迎合商业市场，几个月时间写出近百首爱情歌曲，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特别快车》《桃花江》也因此诞生。

黎锦晖同样推动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他创办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明月社，目的是希望人人都能够演唱并欣赏白话文歌曲。明月社不仅不收取学费，还提供食宿，因而培养了一大批歌舞明星及作曲家，如黎明晖、顾梦鹤、白虹等红极一时的当红明星和黎锦光、姚敏等流行音乐作曲家，为中国的音乐市场输送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更名为联华歌舞团。同年4月，聂耳考进联华歌舞团，学习小提琴，并跟随黎锦晖学习作曲。聂耳是非常敬重黎锦晖的，但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复杂，聂耳革命抗战歌曲的代表，不满黎锦晖的音乐主张，所以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五、流行音乐的时代抉择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军侵华，人们的抗战情绪高涨。国难当头，明月社演出的节目依然是之前大受欢迎的儿童歌舞剧和爱情歌舞，且为了迎合商业市场，粗制滥造出很多质量低下的作品，与当时的时代精神严重不符，所以明月社遭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抨击。聂耳以“黑天使”为笔名，在报刊上批判黎锦晖，1933年，与时代脱节的明月社不得不宣布解散。

自此，在日本帝国主义无情践踏中国山河的时代，无数仁人志士和爱国音乐家们拿起手中的笔杆创作抗日救亡歌曲。也出现了以“萧友梅”、“黄自”为代表的专业音乐家，和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作曲家，此时的流行音乐，已经以“救亡歌曲”和“抗战歌曲”为主要类型。

六、结语

音乐作为国际共同的一种特殊语言，作为一种易传播、通俗的音乐系形式，虽然带有极强的商业性质，但也应以传播以时代精神为内核的价值观为己任。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可以转化成不同的形态来传播正能量，这也是通俗流行音乐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洛秦.再论“音乐上海学”的意义[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8，（01）：116-126+5.

[2]洛秦.论上海“飞地”音乐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空间（下）[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02）：44-61+4.

[3]洛秦.論上海“飞地”音乐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空间（上）[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01）：68-86+4-5.

作者简介：

陈俐（4.29），女，汉族，江西南昌人，南昌大学硕士生导师，戏剧戏曲学硕士，正高二级。

吕舟明（1995.5.21），男，汉族，河北石家庄人，南昌大学音乐与舞蹈学硕士，从事艺术美学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