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特色小寨”:民族地区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
——以西江苗寨为例

麻勇恒，田隆斌，杨 沁

(1.3.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2.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20)

在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背景下，选择什么样的“实践模式”以发挥民族地区得天独厚的文化与生态资源优势，从而实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思考民族地区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资本优势的转换，以确保在新征程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项目标如期实现。本文以西江苗寨成功发展个案为据，提出民族地区“特色小寨”建设模式，探索性思考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建设路径问题。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特色村寨发展模式亟需创新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的提出与全面实施，体现了国家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然而，民族地区乡村人口规模大，贫穷的现状、分散的布局、薄弱的基础、巨大的区域间差异等现实，决定了民族地区难以套用发达地区高度集约的城市化与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相结合来解决发展问题。“农民全进城+规模化农业”的模式也无法取代“小规模农业+密集村庄”的模式。民族地区的乡村发展未来取向，始终要面对适度规模化和精耕细作基础上的发展结构。当前，党和国家正在全面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契合民族地区在新时代寻求特色发展的战略选择。但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尊重民族地区的乡村既有资源结构基础上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打破以城市主导带动乡村、反哺乡村的传统格局，形成城乡并行且相互衔接融合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特色发展选择，亟需形成其独有的并适合民族地区乡村资源结构特点的发展架构。本文提出的“特色小寨”建设模式，是在总结西江苗寨发展模式基础上而提出的用于指导乡村特色发展的初步理论预设。

二、“特色小寨”概念的提出

“特色小寨”是田隆斌博士在《贵州日报》发表的文章中率先提出的，其原意为“有显著特色的自然寨。”[2]“特色小寨”这一概念的提出，蕴含着与“特色小镇”[3]、“田园综合体”[4 ]等发展模式不同的理论倾向。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既是基于对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深入理解基础上而进行的学术创造，也是切合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商标。因特色小寨模式与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发展模式相比，它更体现对乡村既有的资源条件与乡村主体发展意愿的尊重，因而更契合民族地区山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一)“特色小寨”的内涵

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下，“特色小寨”是指文化与生态资源富集，并兼具有地域族群文化特征与开发潜力的自然寨。特色小寨首先是“特”，其次是“小”。在本文语境中，特色小寨的“特”是从生态、文化与地域特色三个维度进行界定。简而言之，特色小寨必须是文化富有特色且兼具地域生态或族群文化特征，并与其毗邻村寨相比有不可替代性与不可复制性；而“小”则指针对寨子的规模上没有硬性要求，可以是百户村寨(例如小丹江苗寨)，也可是千户村寨(如西江苗寨)，但都共同强调寨子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完整性。总体而言，特色小寨建设模式的宗旨是尊重村寨原有的历史文化逻辑与建筑型制，强调建设过程中的“依形就势”与因地制宜，处理好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以减少投入成本，杜绝资源浪费。

(二)建设“特色小寨”的必要性

当前，乡村发展面临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在城市引力作用下农村劳力转移导致的传统村落衰败已成为乡村社会的普遍事实；另一方面，传统乡村作为文化遗产以及作为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保护的文化空间的存在价值却不断得到确认与提升。在这样矛盾交织的背景下，采用一种什么样的策略来实现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延时衰减，进而阻止文化的断裂，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保护策略问题。总体上看，尽管乡村都面临相同的城市化带来的文化传承困境问题，但不同地区、不同区位优势条件下的不同民族传统村落的命运却不尽相同。”[5]造成这种客观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村寨的经济发展不充分导致的贫困是首要因素。“因为无论什么类型社会，经济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工作物质’，经济发展不充分必将阻碍社会发展进程。事实证明，没有经济的良性发展，社会其他维度的发展至少会受到制约。”[6]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乡村作为地域社会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单元，它的兴衰取决于能否在自觉不自觉融入全球市场的进程中依托其特有的文化、生态及历史资源等要素，形成特定的产业形态而实现既有资源的价值变现，从而实现对全球市场的分割或共享。这就势必要求村寨作为参与竞争的主体单元需要拥有自已的文化商标，并通过自己文化商标的打造不断提升村寨的象征品味，进而提升村寨作为经济主体的竞争力。基于参与全球竞争的需要，理论上要求每个村寨作为经济发展主体都必须强化自己的文化商标建设，因而在参与竞争的过程中“特化”自我，已成为每个村寨发展主体共同遵循的路径依赖。事实上，正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卷入全球竞争中村寨作为主体单元缺失对自己的特色经营，使得村寨主体丧失了本应具据有的竞争力并衍生乡村贫困等一系列的发展问题。“三农”及乡村贫困问题的出现，本源上是村寨作为全球经济竞争主体单元的活力丧失而引发的，而这种发展活力的枯竭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村寨难以作为一种特定地域文化商标来驱动村寨主体实现内生式发展的结果。这使得全球经济一体进程中，村寨相对而言付出了陷入经济发展滞后与文化传承断裂的代价。而乡村的经济发展滞后所催生的贫困，又作为一种迫力不断消解村庄的发展自信进而加剧乡村人力资源向城镇的大规模转移，继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1.“空心化”的加剧，导致乡村自然资源与资产的大量闲置与损耗

乡村贫困所导致的村寨文化自信丧失与文化自觉缺位，以及由此催生的人力资源过度外流，不仅让村寨的传统文化传承无以为继，还衍生出乡村自然资源与文化资产的大量闲置与损耗。基于竞争中的不利而导致乡村总体上的发展滞后，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为了强化乡村的传统文化保护以驱动乡村同步快速发展，国家有关部委推出“传统村落名录”“特色民族村寨”等评选模式，以试图解决乡村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问题。然而，“传统村落”“特色民族村寨”名录的申报工作在对村落文化保护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同时，却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保护成本的相关问题。因出于静态保护的需要，入选“传统村落”“特色民族村寨”名录的村落在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上也受到一些限定。这种限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村寨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与自主性，最终消解了村寨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的推进，目前也还没有一个可供参照的建设模式。在此背景下，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均需要有一个可以惠及千村百寨的“抓手”，特色小寨建设模式的提出或许可以作为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抓手”。

2.“田园综合体”模式不宜于推进乡村振兴

尽管“田园综合体”作为当下一种较流行的发展模式，并在一些地方取得局部成功，但这种发展模式强调特色不足。更为重要的是，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只是作为助推地方文化旅游业发展而添加的产业“附件”，对地方发展仅具有“添砖”功能，不足以在总体布局上刷新乡村的发展格局。另外，田园综合体建设对地域地段具有较高要求，因而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田园综合体模式并不具有普遍的可推广性。通过对凯里经济开发区镰刀湾滨江苗寨等地实地调研得知，村民对什么是田园综合体缺乏了解，但对特色小寨发展模式则高度认同。

3.“特色小镇”(1)《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2016〕2125 号)，将特色小镇定义为聚焦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素，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区的创新创业平台。模式，不能替代“特色小寨”模式

“特色小镇”尽管在沿海及发达地区取得某中成功，但这一模式在民族地区，尤其是在山地农耕多民族地区的贵州仅具有局部可行性。即使勉强推行，山地农耕民族地区的特色小镇发展模式本质上更多的仅是将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资源进行结构重组与展演销售，如“丹寨万达小镇”就是一例。从运作机制与经济增长的受益绩效来看，特色小镇发展模式所能惠及的人群更多的是商贩阶层及投资商。而对乡村农民群体而言，这种模式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切实的利益，因而这一模式无法化解乡村“空心化”与资源闲置化的困境。就其经济运作的总绩效来看，特色小镇所实现的是商业资本的向外扩展，这种资本劳动模式虽然也联动带来地方经济总量的局部增长，但它的价值导向是推进商业资本市场的扩张。这也就决定了特色小镇发展模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社会发展问题，也不能替代特色小寨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抓手而加以推广。

(三)建设“特色小寨”的步骤

建设特色小寨，大致可遵行如下步骤进行：其一，要在总体上对可拟作为特色小寨建设点的自然村落进行系统的资源普查，全面厘清拟入“特色小寨”名目的村落文化与生态资源存量，盘点好“家底”。其二，要对特色小寨既有的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进行价值评估与开发利用方式约定，使开发利用模式不能以破坏地方的生态环境为代价。其三，要在价值评估的基础上，结合地域特征与市场导向进行精准的产业植入，实现资源转换成产品，进而实现资源的资本化。

在推进特色小寨的评选、评估与建设过程中，要特别利用好地方文化节日庆典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文化营销，不断拓展特色小寨的市场空间，让村民凭借特色小寨系列产品而分享市场。

三、“特色小寨”建设有望助力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

贵州省是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省分，“文化”与“生态”是贵州省的“两大宝贝”，而这两大宝贝都是分散库存于各个不同的特色小寨中。拥有宝贝却不能致富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让“宝贝”获得价值变现并让村民普遍受益的发展模式。而特色小寨发展模的价值导向是确保乡村发展主体普遍受益，即以最广大村民的利益为关切点。在以山地农耕产业为主的民族地区实施特色小寨建设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在当下拥有极佳的制度支持。

(一)民族地区“特色小寨”数量繁多，资源丰富

贵州入选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寨就达724个，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另外，还有若干因为没有申报而未能进入名录的特色村寨，如果没有找到一条有利于村寨资源变现的发展路子，那么，入围“传统村落名录”再多对于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都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相反，保护传统村落的任务及其所需要配置的成本，最终会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此，民族地区也将因为资源无法有效变现而长期处于经济发展滞后状态。推出特色小寨发展模式，必将有利民族地区实现文化与生态这两大宝贝的价值变现。

(二)“特色小寨”建设有利于激活民族地区村落社会发展活力，为贯彻实践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模式指引

经济发展滞后是制约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以及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因。然而，发展的本质与路径必然是推进资源的价值变现，但以什么发展模式选择作为推进持有资源的价值变现，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认为，每个地区的发展模式选择理论上应当立足于该地区特有的资源存量与资源属性要求。也就是说，没有好的模式选择或正确的模式选择而盲目发展必将导致资源的浪费以及生态、文化损耗，乃至经济成本的无效付出。理想的发展是要学会借力，借国家发展战略之力，借政策之力，也要借自然秉赋之力与民间文化之力。当一种发展模式有利于“多力”“合成”时，则发展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民族地区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实践进程中，完全可以依据现有的文化与生态资源条件，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东部又区别于西部的发展路子。通过特色小寨建设模式来全面激活村落社会发展活力，可以让民族地区闲置的“乡村资产”得到充分的价值变现，实现资源向资本的转化。可以预期，特色小寨发展模式在民族地区的成功实践必将成为探索与实践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个案而在全国引起关注，并为区域发展模式选择提供指引。

四、“西江模式”[7]：特色小寨建设的成功案例

民族地区特色小寨发展模式已取得一系列成功的案例。例如，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的西江千户苗寨等通过打造特色，依形就势地充分利用并挖掘村寨既有的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要素，利用乡村旅游这一产业的介入，完成了传统村落资源的资本化转换，成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成功的典范。

(一)富饶的贫困：西江苗寨特色发展前的概貌

西江千户苗寨依山就势坐落在雷公山麓河谷的白水河两岸山面上，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境内，距县城27公里，距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府凯里市30公里，距省会贵阳约200公里，是由平寨、东引、也通、羊排、南贵、养蒿、欧嘎、也东等八个自然寨组成的传统村落，域内面积约为5平方公里。全寨原住居民中99. 5%为苗族，是中国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苗寨。由于地处雷公山深处，西江苗寨人多地少、生产生活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在成功发展旅游实现特色之前，是一个偏远而贫穷的苗寨，当地村民吃饭靠种地、挣钱靠打工。但由于历史、地理、习俗等因素，西江苗寨迄今为止仍较好地保留着厚重的苗族传统农耕文化。巍峨壮观的吊脚楼建筑群、绚烂多彩的苗族服饰银饰、热闹纷繁的苗年节、十三年一次的祭祖大典“鼓藏节”、丰富多彩的“酒仪酒俗”、摇曳多姿的歌谣舞蹈，以及淳朴自然的风俗习惯，使西江苗寨成为汇聚苗族文化遗产的宝库。正是这些富集的民族文化资源的存在，使得西江苗寨所在的雷山县，被誉“中国苗族文化展示中心”和“苗疆圣地”，共有1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西江苗寨都有多样的体现和扎实的根基。

西江苗寨虽然坐拥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但由于诸多原因，长久以来这里一直处于“富饶的贫困”的尴尬境地，经济发展极为缓慢。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的文化“富饶”，并未让这里的村民摆脱经济和生活上的“贫困”。可以说在成功开发旅游、通过旅游走上脱贫创富新路之前，西江苗寨曾长时间处在发展方向不明、发展信心不足、发展成效不高的困局之中。换言之，在2007年之前的西江千户苗寨还是一个经济落后、贫困面广、文化保护乏力的传统村落，尽管坐拥丰富的苗族文化遗产，但“富饶的贫困”是其典型特征。

(二)乡村旅游发展的典范：“西江模式”取得的成效

西江苗寨之所以能够发展旅游业，最明显和最有力的核心资源，就是由上千栋木构吊脚楼依山就势构成的村落景观，以及丰富厚重的苗族优秀传统文化。因此，西江苗寨的旅游开发，本质上是对苗族优秀传统文化宏大正能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十年来，西江苗寨旅游开发者，坚持围绕彊化核心资源的“价值共识、价值保全、价值再生、价值联动”，进行顶层设计和要素集聚，强化特色，确保生成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基础不断巩固，使“西江模式”在探索中孕生，在实践中成熟。

“西江模式”从探索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江苗寨的价值认知和价值共识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大约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7年。这一阶段以西江苗寨的“当然主体”——村民为主，村民们自主寻找发展方向、方式和方法，收效甚微。直到2008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把“第七届贵州省旅游发展大会”放在西江苗寨举办，才明确了多方关于西江苗寨的价值共识和发展方向，为西江苗寨“化蛹为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第二阶段，是西江苗寨景区建设，实现价值保全阶段，时间大约是从2008年到2011年。这一阶段，“法定主体”——雷山县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大力推动西江苗寨景区规划建设。经过这个阶段，西江苗寨的空间与形态在更加便利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需要的同时，实现了基于旅游发展需要的景点化、结构化、整体化。空间功能重置、服务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为新业态的创生提供了必要条件。第三阶段，是西江苗寨景区提质升级、实现价值再生阶段，时间大约是从2012年到2013年。这一阶段，以雷山县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代表的“法定主体”、村民组织和村民为主的“当然主体”、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构建和完善了旅游共同体的新型关系，实现了不同主体的权益结构合理化、经营能力提升同步化、景区产品与服务体系优质化。第四阶段，是西江苗寨品牌建设，实现价值联动阶段，时间大约是2014年至今以至未来几年。这一阶段，以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政府为主的“法定主体”、村民为主的“当然主体”，以及各种关心西江苗寨发展的“外部主体”，共同认识到西江苗寨已是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标杆，是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建设的成功范例，必须站在更高的起点谋划更高目标，为建设“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自觉集结，围绕总结、提炼、宣传、推广民族文化旅游的“西江模式”，输出旅游脱贫创富的“西江经验”，放大西江苗寨的品牌效应，献智出力，努力开创西江苗寨品牌时代的新格局。这个阶段还在进行中，其成效显著并继续累积不断攀升的能量。

经历四个阶段的发展，西江苗寨已探索出属于自己的成功经验，取得了“村寨面貌得到有机更新、旅游产业发展迅速、脱贫创富成效显著、旅游品牌日益响亮、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双赢、社区居民充满文化自信、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提升、‘乐居乐业乐游’的和谐景区得以形成”的巨大发展成效。历经十年，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从2008年的78万人次和1亿元，猛增到2017年的606万人次和49. 91亿元，分别增长了7倍和49倍。2008年旅游开发前，西江全村有超过1500名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2007年村民年人均收入仅为1700元，旅游开发后，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回流，旅游收人已经成为村民主要经济来源。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西江千户苗寨村民年人均收人达22100元，是2007年的13倍，户均约86190元。通过特色村寨旅游开发，整个西江千户苗寨村寨面貌得到改善，传统生计方式得到升级转型，旅游品牌日益响亮，民族文化保护发展双赢，生态环境日益改善，乐居乐业乐游的和谐景区已经形成。西江苗寨的特色村寨旅游取得的成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江模式”，为民族地区村寨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实现可持续的特色发展路径提供了参照，也为“特色小寨”发展模式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五、结语：富集的“乡村资产”盘活亟需“特色小寨”发展模式驱动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可推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振兴进而盘活以传统村落为载体的民族“乡村资产”。事实上，民族地区旅游业的深度发展与全面升级，始终是基于其特有的文化与自然资源营销推介。然而，大量的文化资源在乡村“空心化”的过程中正面临保护与传承的双重困境。丰厚的资源若没有基于发展模式选择而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变现，就会因长期闲置而自生自灭。以特色小寨发展模式推进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不失为一项能兼顾资源保护与发展矛盾的新模式。特色小寨发模式的成功实践，必将驱动每个民族村寨自觉发展本村的文化与产业特色，并通过特色打造而赢得消费市场，推进村寨各种资源的“资本化”。这样，作为村落发展主体的村民就可实现就地发展与就地取财。如此，村落“空心化”的问题也就自然得到消解与弱化，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再生产机制便可能形成。

总之，乡村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农耕文明积淀并还幸存至今的“文化资产”。显然，这些资产的价值变现需要配置适当的发展模式及发展新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以特色小寨发展模式推进民族地区的乡村发展模式转型，是盘活乡村资产的有效路径，这既有利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乡村的文化与生态保护，契合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产业配置要求。以特色小寨发展模式推进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战略，必将成为利在当代而功在千秋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