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智慧社区建设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枫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加快，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我国城镇人口数达到9019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63.89%[1]。城市治理压力剧增，传统社区管理方式愈发难以适应居民对于安全、便捷、高效和品质化生活的需要。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催生了社区运转更加流畅、治理效能更加高效和社区服务水平更高的居民需求，这些问题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发展建设的高度关注。

一、研究综述

当前国内外关于智慧社区的研究成果丰硕。姜晓萍、张璇（2017）指出，智慧社区是从一元到多元、智力到智慧、效率到效能等方面的深刻转变[2]。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智慧社区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和国家惠民工程。国外学者对智慧社区的研究则更加侧重于社区设备的智能化，一般认为智慧社区应当充分利用信息化科学技术，运用现代网络技术把个人和家庭与邻里到整个社区等连接在一起，达到高效治理的模式。本文所讨论的智慧社区是从社区层面的建设为出发点，以现代化技术为手段，利用智能设备和技术有效整合社区资源，协调社区多元主体，形成更加人性化和智能化的新型社区模式。

根据文献整理分析，我国智慧社区的建设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间段。2014年是第一阶段。2014年发布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政府是智慧城市建设的责任主体，要加强组织、细化措施，确保智慧城市建设有序推进。与互联网+相结合建立记录数据的能力，实现物业管理的数据化。

2016年是我国智慧社区发展建设的第二个阶段。2016年颁布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要建设“设施智能、服务便捷、管理精细、生态宜居”的智慧社区。同时期新兴技术中的大数据、云计算给予了人与数据的联结、产品的数字化等服务能力的信息技术支持[3]。

2017年到当前时期是智慧社区发展的重要阶段。2017年《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继续强调社区建设的科学性与细致化发展，要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社区治理范围内持续提升。这一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和5G信息支持与智慧社区建设逐步结合，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等AI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社区智慧化水平升级。《2019年中国智慧社区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智慧社区市场进入黄金发展期，截止到2019年末，我国智慧社区的发展规模已经达到5000亿人民币，并预测在2022年将突破万亿人民币。

在智慧社区的全面建设进程中，地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参差不齐，智慧社区的建设在不同地区显示出差异性，呈现出由东向西密度逐渐降低的趋势，但国家范围内的智慧社区建设体系已经构建出基本雏形。

二、发展困境：缺乏对社会环境的关注

我国在智慧社区建设的实际工作中，更侧重于优化社区管理机制和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同时兼顾社区资源开发，忽视了社会环境对社区的重要性，造成智慧社区发展的不均衡。

（一）社区与社会组织未充分结合

政府部门对智慧社区的建设提出包括社区管理程序完善、服务元素多样化、社区氛围文明和谐等多重要求。然而实际操作中，应然条件向实然结果转变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多重障碍，社会组织难以介入社区管理机制并维持运行是产生这些障碍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基层治理权力下沉，要求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社区工作中，部分社会组织缺少基层组织与社区居民的支持，造成社区与社会组织结合不充分的困境。因此产生了政府缺乏购买服务的组织对象、社区居民缺少沟通平台、社区内资源优化速度缓慢，社区外资源难以整合等一系列社区发展问题[4]。

（二）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被动参与

目前我国的智慧社区建设更多的投入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和社区实体硬件设施智能化，对社区主体即居民的主体性意识关注度较低，社区居民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沦为配角，主动性和自主性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活动往往让被动的或组织参与所替代[5]。退休、下岗的老年人和妇女儿童等群体是社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多数中青年成员是主动参与的缺口，让形成社区内公众领域和空间的难度增大。

（三）生活方式转变催化居民孤立性

科技水平的提升，使不少社区陷入过度服务、一味强调便捷生活的认知误区，催生了社区零接触服务，网络反馈平台、智能机器运输等科技服务，在方便居民生活、减少出行的同时，部分居民过度依赖足不出户的生活模式，催化了居民的孤立性，减少了居民之间的互动联系。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变的过程中，居民之间碰面、交流的次数逐渐减少，邻里情感淡化，使社区凝聚力下降，集体意识愈发淡薄。

（四）智能化服务加剧社区间差距

城市现代化的整体性发展让全体市民成为受益者，社区的现代化发展却只局限在具体社区内部，由居住区域、经济水平差异导致智能服务的分层，进一步加剧了社区之间的差距。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等市场资本自主参与的高端智慧社区，用高额的费用达成科技、信息与服务一体化的社区居住环境。政府支持的智慧社区项目，根据辖区不同所注重的方面不同，如泰安市、重庆市的政府试点项目，总体上表现为政务处理和沟通渠道现代化能力大幅度提升，但居家养老、残疾照料及儿童活动等细致化服务种类较少的问题普遍存在。老旧社区和保障房则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基础设施不完善，实现社区智慧化难度较高且利润空间低，因此大多被排除在智慧社区建设之外。

三、新时代智慧社区建设的优化路径

（一）推动社会组织融入社区治理

社会资源积极融入到社区治理中是由传统管理型社区向现代智慧社区发展的必然过程。首先，减少社会组织进驻社区的不必要条件，让基层治理权力下沉，政府购买服务替代全能型政府，为社会组织在智慧社区的发展注入资金和扩大空间。其次，建立完善的社会组织管理机制，制定详细的考核标准，使社会组织在严格监管下权责分明，避免社区发展过度市场化[6]。最后，要借助社会组织资源培养属于社区的人才，形成一支复合型人才队伍，为社区建设提供新鲜能量。

（二）用信息化手段拓宽居民主动参与渠道

智慧化的社区治理模式应当是扁平化和网络化的，拥有畅通的协调沟通渠道。现代信息技术搭建沟通平台，可以极大地解决居民同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个主体之间沟通不畅的问题。建立全民参与的网络化治理平台，一方面便于工作人员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收集社区真实情况，并发挥解决问题、监督工作的作用。另一方面，切实提高居民对社区问题关心程度，拓宽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渠道[7]。利用信息技术搭建网络治理平台，缩短基层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政府发挥引导、管理和监督的作用，居民发挥主体参与作用，才能进一步推动基层治理结构的真正转型。

（三）构建社区网络，促进居民互动

过度关注信息技术的应用，脱离“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是多数智慧社区的弊端。在应用现代技术的同时保流传统社区居民的交流方式，构建社区公共文化空间。使用多种网络平台来构建社区网络，为网络和现实的社区活动交流提供机会，以丰富多元的集体活动带动居民融入集体，培养邻里情感，推动社区内社会组织建设，激发社区活力。可以开展绿色环保驿站、社区文化节、组建社区志愿者队伍以及注册社区公众号实时推送生活信息、开展普及法律常识课堂等公益活动，顺应智慧社区发展潮流，又能有效避免发生居民个体孤立现象。

（四）精准化建设，维护社会公平

政府从政策层面对智慧社区作出指导与规范，促进智慧社区科学均衡地发展。对市场主导的智慧社区，在引导市场资本参与社区建设的同时加以规范与约束，防止社区发展过度资本化。对政府主导的智慧社区建设投入更多的资金与技术，尤其是在老旧社区、保障房社区等智慧化建设缺失的边缘社区，优先发展社区服务、社区安保、智慧养老和建立居民沟通网络，提高社区的居住环境和解决问题的沟通能力。对不同类型的社区展开以需求为引导的精准化供给，重视整体社会建设的公平发展，从而减少社会隔离现象。

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不断现代化的今天，社区信息化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搭建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交流通道、重建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是推动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有效方式。社区是人的社区，智慧社区的建设也应以人为本，技术的更新只是辅助社区建设的手段而非目的，以居民为中心，以服务居民为发展目标，建设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舒适的城市社区生活。智慧社区的建设并不是先进设备、高新技术的简单叠加，而是结合社区需求，量身定制最优化、最合理、最可持续的智慧社区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