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的概念与异化机制
——基于滕尼斯与涂尔干的“社区－社会”与“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两对范畴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苏长梅

19世纪，历史主义思潮深刻影响着德国社会学界的研究方向，一些社会学家开始关注社会学本身。19世纪80年代，费迪南德·滕尼斯为解释社会与历史发展的两个基本类型模式并建立社会学体系，在其问世之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了两个基本概念工具“社区”和“社会”“社区－社会”最直接的原型，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亨利·萨姆纳·曼恩的契约概念里。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与“社区－社会”概念最为接近但却观点相左。两位社会学家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分歧？追根溯源，先要从对概念的探究和分析角度以及理论渊源入手。

一、“社区”的概念

以共同体、社区、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基于滕尼斯和涂尔干的经典研究，分析当代社区研究的路径，剖析当代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和重要场域，首当其冲的是先厘清“社区”概念。

（一）共同体、社区与社会

社区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最著名的是1933年，费孝通没有完全遵循英语世界的译法，创造性地将从德语Gemeinschalf转译过来的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为“社区”[1]。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首次区分了共同体(Gemeinschaft)、社会(Gesellschaft)两个概念，认为共同体的形式主要有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三类。[2]“共同体”(Gemeinschalf)指的是人们“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3]，因此“共同体”强调首属关系、情感因素、归属意识等。在论述社会时，滕尼斯认为“社区是古老的；社会，无论其名称，还是其现象本身都是崭新的。与社区相对应，社会是短暂的、表面化的”[4]。社会则是依赖外部力量而建立的一种外在于个体的合理计算范围的、利益合理化下的机械集合体。由此，滕尼斯设定这一组对立的概念－“共同体”与“社会”。前者“共同体”是依赖于私人情感与亲缘关系等自然意志前提下，不论形式上怎样分隔开来，本质上也总是相互联系的，如亲情关系、邻里关系。而后者“社会”则是建立在“惯例、自然法规或法律法规”等目的、利益的理性意志基础上，不论形式上怎么结合，实质上也总是分离的，如契约双方、股份公司。而涂尔干却用另一组概念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形态。

（二）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与社会团结

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为分析社会团结，使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一对产生于不同社会结构且具有二分法性质的概念。实际上，从本体论上看是源于柏拉图式的“洞穴隐喻”，从认识论上看是确定于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从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论争上看是迂回于休谟式的“观念”与“印象”。按照涂尔干的观点，机械团结主要具有以下特征：低度的分工、个性和相互依赖；集体成员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各成员间的情绪感受、价值观和信仰均类似；最重要的一点是，机械团结以“约束性制裁”[4]。相反的，有机团结是发达社会下，以差异性和异质性为基础的一种社会联系。涂尔干明确指出了集体与个体之间辩证统一的伦理关系，其共同体理论对于理解社区异化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二、社会交流的再造与社区异化的机制

随着现代社会场域下，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社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也不断地被形塑。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认为，“主我”和“客我”是构成自我的两个必要因素，个体对自我认同在本质上也存在着“主我”认同和“客我”认同。两者以共同目标为认识导向下个体本体“主我”的表达和他者“客我”互动下的反馈，构成现代性社会下世界“对话”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说共同在场的个体表达和他者反馈是互动的前提。但在现代性的互联网社交与智能化设备的影响下谈论社区，两个个体之间的情境互动“共同在场”的必备条件已经被新一代科技革命下媒体技术发展所消解，个体本身已完全实现由信息通信数据上的“意识在场”替代身体上面对面的“物质在场”。同时，也实现由实体间的互动转变为数据化通信技术的符号互动。正如卡斯特所说，“这些认同所构筑的，不是天堂，而是避风港”[5]，在移动新媒体技术社会面前，认同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地方社区营造感显然已异于滕尼斯所说的地方共同体，使得人地关系以及人与之间的关系，更加虚拟化，由虚拟网络投射给社区人们一个又一个具象化、具身性、形象化的影像。这一过程主要通以下三个互联网平台得以实现和生成。

（一）社区型定位分享类社交平台

社区型定位分享类社交平台如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搜狗地图等电子地图和华为运动、苹果健康等运动软件，不仅具有实时定位、查看社区空间布局、便捷出行等功能，还兼具定位分享、地理位置分享等跨越时空距离的功能。借助电子地图，人们能更加随时随地亲近地方、造访社区，仅在自我意识控制的瞬间跨越时空界限，即时获取人地关系和地域信息；借助运动软件，人们在软件上记录自己的行走或运动轨迹，并在社区虚拟空间将携带自己行走或运动的轨迹留下痕迹并广为分享；同时他们还在社交媒体上贴出自己截屏的社区区域地图，并标注地理位置分享在软件上向朋友或陌生人展示。自由的分享共同构成了现代视域下的一个虚拟网络社区，人们可更多地浏览、探索未知世界的他人的生活以及全球各异的风土人情，甚至是现实生活中难以接触到的知名人士、影视明星、行业权威人物等。如果说社区型定位分享类平台迥异于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和涂尔干“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那么社区型定位分享类平台更像米德所说的“社会共同体”。

（二）O2O模式餐饮购物类平台

相较于社区型定位分享类社交平台，O2O（Online To Offline）模式电子商务类平台如美团、美团外卖、饿了么等以及如淘宝、京东、拼多多几大购物巨头，冲击着传统社区线下购物店面，使得人们足不出户便能点餐、点各类零食甚至药品等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品。传统社区下的人们基于区域对地方小卖铺或小型超市有着足够了解，会作为“回头客”经常购买商品，但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不需实地探访了解社区每个零售点的具体环境，而是由传统社区以情感或熟悉度为基础转为以线上自由定位、买家点评满意度筛选后的虚拟社区为主。与此同时，在平台服务完成后，作为买家的所有用户均可对卖家的产品质量、价格、疗效作出评价以及骑手的配送速度、服务态度等作出评分，已供该商家所辐射下的社区居民参考。此时，当个人所需商品在虚拟社区，因地理位置、社区服务区域内商家店铺打烊等原因，无法得到满足时，人的需要便受制于虚拟社区或者受控于电商平台的服务范围。社区再次被技术符号化的反射现象所控制，社区便被技术所异化。

三、技术异化包裹下的社区建构路径

（一）突破互联网应用技术对“社区－社会－社区”认识转变的控制

互联网应用技术特别是以社区型定位分享类、O2O模式餐饮类与O2O模式购物类平台为几大社交、餐饮、购物巨头的出现，几乎垄断了社交和应用的大规模市场。人们更多地足不出户，最终沦为技术异化下的奴仆。要突破这种奴役，先要使人们从虚拟社区空间转向现实社区空间，实现“社会－社区－社会”的认识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单向度的、简单化的，而是人有意识的合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对社区有着认同感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注重与人的现实交往、与地方的现实亲密接触。如今，城市已从原有的“社会”回归“社区”，即从原有的“社会”定位上升至另一个层面上的更具内在张力和结构的“‘社区’”。这是对否定之否定认识论规律和曲折发展和螺旋式上升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认可。

（二）理顺“私社区”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互联网时代催生的“私社区”并未完全以虚拟社区的“在场”代替传统地方和现代社区的“缺席”，而是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社区生活。这种全新的社区生活影响着人的主体性和社区的公共性。私社区增加了新媒体的分享功能和表现力，模糊了共享时空下的公共性架构，肢解了共同体关系下的公共关系，如移动新媒介下的共享单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各种连接增加导致人与人、人与地方、人与全球的关系日益表面化。如移动新媒介催生的共享单车，可随时到访各地，分享行动轨迹，贴出到访的地图和图像等等功能都像一面镜子，冲击着传统社区人们那种相忘于“江湖”下的相濡以沫，反映着私社区的公共性特征。这不仅改变着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增加人们的享受感，同时也扩张了个人的私社区范围。由此可见，理顺私社区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实际上并非是对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的简单复归，也不是非拉所说的“后传统”的共同体[5]的再现。

（三）实现自我与社区的相融共生关系

要实现自我与社区的相融共生关系，本质上是要从社会关系的多层次互动中重塑社区间人与人的直接交流与沟通，重新唤起人与人之间那种情感维系的社会。这种社会是将互联网新媒体应用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而非目的，是能够将社区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能够将虚拟社区与实体社区再度整合，以此真正健全自我与他人、与地方、与社会的交流。与此同时，伴随着自我的逐渐成熟和社区的不断健全，自我与社区相融共生也随之建构。和谐的社会共同体正是在这种虚拟与现实相互交替的社会互动关系中逐渐形成移动新媒体网络结构，并以此展现着人与人之间、人与地方之间、人与全球之间的共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