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的干谒诗文
——兼与杜甫、高适干谒诗之比较

张海蕴

（广东省中山市华侨中学，广东 中山 528400）

所谓“干谒”就是文人士子向当朝达官贵人或文坛知名人士进献诗文，以求得他们的赏识举荐，进而取得入仕门径的一种手段。干谒的风气早在汉代就出现了，一直到了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蔚为大观。大唐王朝国力强盛，政治清明，深受儒家积极入仕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渴望从政，对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来说，从政是他们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不二途径。唐代文人入仕的途径很多，除科举和入幕外，还有荐举，一种是在参加科举的过程中，举子向当朝权贵或者文坛知名人士进献诗文，求其为自己延誉，使自己名声大振而科举中第。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载：“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赞，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另一种就是在达官贵人或文坛名士的推荐下，朝廷不经常规科举考试而直接录用人才。于是，对仕进具有空前热情的盛唐士人积极奔走行干谒投献之事，干谒成为时代的风尚。如诗圣杜甫，他的家族自晋代起就世代为官，为了振兴其“奉儒守官”的家世，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清高与傲气，写出许多诗文去干谒权贵。以“务功名”而著称的诗人高适也在干谒权贵的道路上奔波忙碌。

“初盛唐文人无论是贡举还是释褐，调选还是隐居，只要不放弃仕进，就离不开干谒，干谒之风的盛行也就势在必然了。”同样，诗仙李白为实现其“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也是煞费心机四处干谒权贵，进而谋求仕进的通道。

李白将干谒作为入仕的捷径，从他留下的诗文中可以明确地看到他一生中干谒过很多显贵官僚，如益州长史苏颋、渝州长史李邕、安州都督马正会、长史李京之、裴长史、荆州韩长史，干谒过玉真公主和秘书监贺知章等，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遍干诸侯”“历抵卿相”。细读李白的干谒诗文，通过与杜甫和高适干谒诗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其干谒诗文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对自己的才能过分自信。李白自诩甚高，抱负极大，企图通过干谒得到权贵的援引，由布衣而一下子位极人臣，做管仲、晏婴一类“辅弼”大臣，从而实现自己使国家安定、使百姓各得其所的政治理想。李白对自己的才能也十分自信。首先，他经常在诗文中夸耀自己的文学才能，如在《与韩荆州书》中写道：“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以下所引李白诗文均出自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又如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写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又通过和马公之语夸耀自己的文采。其次，对自己的品行也颇自负，对自己的侠义行为津津乐道。比如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在该文中又举了自己为友人吴指南殓葬的具体事迹，进一步证明自己的侠义之举。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这些诗文里，除看到李白对自己文才德行的夸耀却看不出李白对治国安邦的任何政治主张，也看不出他有任何施政的才能。在这些干谒诗文中，李白还以极其夸张的口吻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大肆宣扬，但都显得十分空洞。这充分说明李白是一位只有诗才而无政治素质和政治才能的文人。也正是李白的这种政治上的无知和幼稚，使他看不清当时的政治局面，进而失去了许多进身的良机。研读李白的生平资料，我们会发现李白的干谒行为曾经取得过一定的成效。天宝元年，李白在权贵的推举下终于得偿所愿被征召入朝，供奉翰林。作为皇帝的近臣，李白以翰林为基础一步步谋求将相高位，并非没有可能，但李白对皇帝的征聘抱着过高的期望，认为高位不难取得，遗憾的是在唐玄宗的眼中，他只是个写写诗词的御用闲人，而不是定国安邦所需要的“廊庙之器”，再加上本身性格的狂放不羁使他不能适应宫廷闲臣的生活。所以，李白在长安一年多后，便被“赐金放还”。

在这一点上，杜甫的干谒诗与李白的诗文有许多相通之处，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也是对自己的文才十分自负的同时，对自己的从政愿景也期望过高。但与李杜类似的诗文相比，在表现自己的才能方面，同时代的高适却现实得多，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在干谒诗中有不肯轻言的特点。但在现实中，高适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识见比李白、杜甫要高明得多。安史之乱时，玄宗和肃宗对高适青眼有加，哥舒翰兵败后，高适急忙奔赴玄宗行在，谒见玄宗，陈述潼关败亡之势，受到玄宗的赏识，迁官为监察御史。后永王谋反，高适向肃宗陈述永王必败的形势，受到肃宗的器重，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并参与平定永王之乱。而政治上天真的李白却在这场斗争中站错了队，竟然加入了永王的幕府，在永王兵败被杀后，李白被流放夜郎。安史之乱让高适平步青云，杜甫也当上了左拾遗，成为肃宗皇帝的近臣。李白却成了阶下囚，也许这是当年三人同在肃宗时料想不到的吧。对于高适，正如郑振铎先生说的：“他不使酒座骂，不故为隐遁自放之言，不说什么天上地下、不落边际的话，他是一位‘人世间’的诗人。”大概就是在具备了这种才能的条件下，才使得高适被称为有唐以来诗人中仕途通达的典型。

第二，虽然在干谒过程中，干谒者免不了请求援引的话语，但在李白的干谒诗文中，却没有那种近乎摇尾乞怜的句子。无论是对自己斐然文才的自信、自己侠义行为的夸耀、对被干谒者陈述自己的宏伟抱负，还是请求被干谒者予以援引，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傲人的才情和狂放的浪漫气质，充溢着一种睥睨万物、傲岸不羁的精神和力量，没有摇尾乞怜之态。如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表明自己的心迹说：“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品读诗句，令人哑然失笑，明明是自己求人援引，但语气豪迈仿佛不是在求人，而是人在求己。结尾以冯谖自比，毫无软语求人的模样。又如在蜀中时，李白干谒渝州长史李邕时，由于李邕不以平等的礼节相待，甚至看不起他。为此，李白拂袖即去，临别呈送一首《上李邕》的诗，诗中这样写道：“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本来就对李邕怠慢、轻视自己的言行不满，于是，趁“干谒”机会写诗委婉地进行指责。

在杜甫与高适的干谒诗中却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杜甫在《赠韦左丞丈济》中向韦济陈其仕进无门、风尘奔走的坎坷和艰辛：“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在《奉寄河南韦尹大人》中明确地期盼韦济的举荐：“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在《赠翰林张四学士垍》中向这位张公子哭穷途不遇之悲：“无复随高风，空余泣聚萤。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甚至还病急乱投医去干谒专权乱政臭名昭著的杨国忠。高适《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称赞韦的政绩，最后写自己的贫困失志，并表达了希望韦济能够给予援引的意图。《信安王幕府诗》最后六句诉说自己寄食权门的艰辛，请求援引。

这一点不同，是由于李白虽出身庶人，但家中资产不菲，才高而又富有，足以增其豪纵放浪。这些不是家境贫寒的杜甫和高适所能够望其项背的，对杜甫和高适来说，入仕的艰难，生活的困顿，使他们不得不放下知识分子的尊严去奉承被干谒的权贵，诉说自己的艰辛以博得被干谒者的同情和援引。

从李白、杜甫、高适的干谒诗中，可以看出，有着深厚的入仕情结的盛唐文人，在投献干谒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普遍心态：

第一，志在必得的心态。盛唐的知识分子大都对自己有较高的期许，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称“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少年时期曾经苦读诗书，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早年曾经想能够受到天子的召见和赏识，不多时即获取公卿的高位，一飞冲天。

高适也曾经和李白一样，不屑走考进士、明经的常道，梦想着一飞冲天。但是这个理想很快就破灭了。后去应制举，一直到了46岁高适才艰难地登上仕途。对以才华自负的诗人来说，长期的不遇导致生活的困顿窘迫，炎凉世态带来的情感上的抑郁，在这些干谒诗中都有所反映。《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中把自己比作还没有发迹时的苏秦，在求仕的路途上奔波徘徊。后句把自己比作途穷的阮籍。《信安王幕府诗》：“曳裾诚已矣，投笔尚凄然。”诉说自己寄食权门的酸辛。

第二，逢迎吹捧的无奈。既然是求人自然免不了低三下四，从古至今没有哪个文人是通过辱骂显贵而取得功名的。为能够得到对方的赏识和同情，他们通常把对方吹捧得很高。如李白在《上韩荆州书》中就借别人之口吹捧韩荆州。李白一向自诩甚高，但为了入仕，以跻身官场，不得不对那些才学一般的官僚大肆吹捧。杜甫在《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均）》中称赞张均的出身高贵，学问博深。高适在《留上李右相》一诗中，将以口蜜腹剑著称的奸相李林甫吹捧得无与伦比，从中都可以看出其无可奈何的一面。

同时，在谋求入仕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对权势的依附性充分暴露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不是为自己而活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人生归宿。只有以社会为本位，通过从政，凭借皇帝或统治阶级的支持，才能实现人生理想，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达则兼济天下’，明白地告诉士人要做官才能有所作为”。狂放一如李白，在唐代诸多诗人中，恐怕没有谁能够比李白更加标榜自己独立的人格，但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也不得不放下清高的架子，取悦于权贵，吹捧韩荆州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中正一如杜甫，也不得不四处献诗，尤其他在长安期间，写了很多恳求权贵援引的干谒诗篇，甚至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称：“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平津这里借指杨国忠，有借助杨国忠的意思。杜甫对哥舒翰的穷兵黩武曾经大加笔伐：“慎勿学哥舒。”但他于仕进无门的窘迫困境中，已顾不得这些贤愚之辨了，在《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中，又对哥舒翰大肆吹捧：“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同时，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人无不视本朝为有道之邦，因而，无论是争取金榜题名，还是探寻终南捷径，人们对这个富有魅力的时代充满希望，从政也成为知识分子热烈追逐的目标。

再者，从最基本的生计上讲，也注定了这种依附性。尤其是对于像杜甫和高适这种家境并不富足的士人。以高适为例，史书说他家道中落自己也不事生业，这种家贫落魄的境况在他的诗歌中也多有反映，如“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别韦参军》）。开元十一年，他到长安初探仕途失败而归，客居宋州，以耕钓维持生计。“许国不成名，归家有惭色，托身从畎亩，浪迹初自得，雨泽感天时，耕耘忘帝力”（《酬庞事十兵曹》），也是讲自己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这种依附性导致了知识分子不得不放下清高的架子，取悦于权贵，从而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寻找实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