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骚与白薇：重逢的收获

杨西北

1927年秋天，维铨（杨骚原名）离开新加坡前往上海。

这是一个少有的沉静夜晚，“伏见丸”号犁着海面，海浪扑在船舷上，和着客轮航行的声响，发出非常有节奏的“哗沙——哗沙——吭孔——吭孔”的音乐。在这种催眠般的音乐中，人们都昏然入睡了。然而维铨是个例外。明天就要到达上海，回国了。回国后，找谁呢？琴如吗？她已经成家，这是一个多么严酷的事实！想到这一点，维铨心里一阵痉挛。璧如吗？她和万涛是双双不可分开的一对。马上找白薇吧，她在什么地方？汉口吗？白薇回国后，在广州给维铨去过信，回家乡资兴县后也给维铨去过信，之后又听说去了汉口，再以后就信息全无了。她的去向，再也没有比此时更牵动维铨的心。他思绪万端。

睡不着，维铨翻身起床，就着昏暗的灯光，用笔在本子上倾吐自己的思念：

无日不在念的她！她到底死了呢还是生着？她那么多病，那么多忧愁，那么多伤心，又那么高傲，那么不肯随人！自己最后写了几封信给她，总不见她的回信，是，差不多半年没有音信了。不是她死了，便是她深恨了我的。但无论如何，假如是她死了，我这回归国，也要找到她的坟墓哭一场，不，就在她的墓边造一间草屋守着她哭过一生罢！假使是她恨我，我就捉到她，把我的心挖出来给她吃罢！啊！真想不得她！一想起来，我就要发狂。又真想得她！一想起她，就把一切无谓的世间苦，人间臭都丢开了。是呀！我一到上海，马上就到她家找她去罢。但她那里会在家里安坐着，她就是死，也是定死在路中的。

维铨翻过一页，继续往下写。

那么，我什么地方找她去呢？记得最后她给我的信说她要革命杀人去。但她的革命恐怕要被人杀的罢。是呀，她一定病死或被杀死了的！假如她是病死，我有什么话说;是被杀死的，啊，那我虽卑怯着没有胆量，我将用力击碎这个地球！

怀揣着借来的40多元，维铨帶着莫可名状的心情踏上了上海滩。

应验了“有缘千里来相会”这句话，早在维铨到达上海的前一个月，白薇就已经到了上海。

白薇从日本回国后，先到广州，住了不长的时日，受到文学团体创造社旧朋新友的接待。离家许多年了，思乡心切，毕竟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敢忘却，她跋涉多日，回到故乡流秀。父母亲重新接纳了这个叛逆的女儿，也认识到他们在女儿婚姻问题上的过失，支持她同李家解除了荒唐的婚姻关系。

心存高远的白薇没有恋栈，她告别了热情的父老乡亲，于1927年春天来到武汉。这是当时不少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中心。经过一个留日时期补习学校同学的介绍，白薇进了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当日语翻译，后来又兼任武昌中山大学的讲师。她焕发出蓬勃的热情。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也在夏天背叛了革命，理想之花转瞬之间就枯萎了。失望之余，白薇离开编译局和中山大学，孤独地来到上海。

形单影只的白薇借住在创造社的食堂里。这个食堂位于北四川路麦拿里41号。后来，她又搬到北四川路崇福里十三弄的一处小屋。

同样孤单的维铨来到了上海。这次到上海，比不得到新加坡谋生。到新加坡有人接站落宿，有活可以干，至少不愁三餐。而这回手中只攥着几十元，再怎么节俭，连吃带住也只能维持半个月，之后呢？不敢想象。

他一点也不敢懈怠，东奔西跑，寻找职业，图谋差事，日夜连轴，能暂时糊口就行。做他深感兴趣的文艺创作，撰写稿件，同时寻求出路。几个月后，他的作品在上海的杂志里出现了。他在1927年年底写的剧本《Yellow》，不久就在《北新》第二卷第八号发表了，署名为“一骚”。剧本写了维铨所熟悉的新加坡穷人的底层生活，写了农场工人与统治者的尖锐矛盾。当他拿到几十元的稿酬时，手都抖了，欣喜之情浮在脸上。作品的发表，意味着来了钱，这比什么都重要。写作对于维铨来说，似乎不是太困难，这给了他以极大的信心。他的作品接二连三地在《奔流》《语丝》《北新》等杂志上出现，有散文、诗歌、剧本和翻译，署名由“一骚”改为“杨骚”。维铨在不长的时间中，成了上海文坛的一个职业撰稿人。

杨骚在上海滩为了生存艰难地跋涉时，没有忘记寻觅亲爱的薇姐。一天，杨骚在创造社的杂志《洪水》中翻到了白薇的消息。《洪水》第三卷第三十四和三十五期里，有这样三则消息：

白薇女士在武昌被人骗去创作剧稿一部，忧愤成疾，在汉口疗养两星期之后，现已来沪，病况稍佳。

出版部迁移地址后，职员增加许多，除了绍宗韵泽等等之外，新添有药眠贻德及两位女士。白薇女士亦在此处。

白薇女士现正努力于现代剧之创作，不久或可脱稿一二种。

如同云缝中射出的几道阳光，杨骚眼前一亮，“白薇”二字在纸上熠熠生辉。他的目光凝聚在这两个字上。

创造社的人杨骚几乎都认识，几天后，他就打听到白薇的住处。

他急急如一阵风，刮到了白薇的身边。

这就是两年多来惦念着自己、自己也惦念着她的薇姐。当白薇从堆着书籍和稿纸的书桌前抬起头的时候，杨骚在门口停住了脚步。她依然戴那副他十分熟悉的眼镜，清癯的脸庞，白净的皮肤，几乎同从前一样。她的脸上现出一种迷惑和茫然，她望着这个留着长发的青年人。

什么？这就是他吗？白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是远在南洋，在新加坡吗？怎么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了？眼前这个青年，一身有皱纹的西服，还不太干净，满脸疲惫。

“我是维铨。”青年开了口。

他曾说过两年以后会回来找我，我几多回想象过，再见他时，他神清气爽，容光焕发，可不同眼前这副模样。

还在疑惑之间，那四个字明白无误地传到白薇的耳畔。

“哦，维铨。”白薇下意识地喃喃着。

她一阵眩晕。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

两个孤独的、经历了磨难的恋人在上海重逢了。没有大喜大悲，似乎两个人生活的运行轨迹在旷远的空间画一个弧，应当在这里得到叠合。

此时，白薇经过艰辛的努力，也在文坛崭露出头角。还用再多说什么吗？两个人只有紧挨在一起，肩靠着肩，相扶相助，共涉人生旅途。

重逢的激动过后，他们都冷静地投入生活，埋头创作之中。

在杨骚与白薇交往和共同生活的历程中，这是一段和谐、温馨、安宁的日子，尽管这段日子并不长，但在他们彼此的心里，都藏有这值得回忆的一页。

写作，在他们生活里摆在了第一重要的位置。为了寻找良好的写作环境，他们有时离开上海外出，不论谁出去，都忘不了另一个，鸿雁传递，卿卿我我。

1928年4月。暮春时节，田野一派生机。生活似乎还没有过这般美好。

白薇到了浏河，没忘给杨骚写信：

这里是很平坦的乡间，没有杂着文明的尸骨的碧油油的乡间，我想你一定喜欢住住的，你还是来吧！

《最后的一击》若经一番改写，则日前删去的热烈情感，仍复想放进去，我不知道S.F.先生还要不要？我的意思，想把《狂恋之敌》四幕长剧给他。即时还不能整理，这是很對他不住的。L.F.先生的杂志，我单投稿还可，一定要合成一气，每月写五千字，我不相信我有那末的本领。请你对S.F.说：我只答应寄文章。

你的书何时可以译完？十天内能借给我十一元伙食费否？陈穷得怪，你来，伙食费非带来不行的。其余床和桌椅，都可以向房东借。我的皮箱磁花瓶请带来！别的东西最好是全部寄到E.P.家。他们的放东西的黑房多得很。很想你来陪我散步。

白薇要叫杨骚到浏河来，交代得清清楚楚，叮嘱得详详细细。

上午的车没有危险。六时许的车常常在途中破坏，四时许的车又怕下车后没人搬行李下乡。郑君不走以前，桌子一切暂可交他保用，你想寄到E.P.处都随你。不过抽屉中的书和发膏，望你带来。藤箱中我的蓝色花长袍和白夏衣，你能捡来更好，箱要捆好寄出。我的皮箱，花瓶，脸盆，请你一定带来！

行李放在车顶上，不要票的，只要三百文酒钱。但衣箱还是要带在手边，切记。汽车一直到浏河镇，下车雇一个一轮车载行李，自己可以走路跟车。车价二角。一直到“新镇江海游巡队”。不过雇车时要说明到“新镇”。唯田陌雨天不好走，晴天来。

絮絮叨叨，如何坐车，如何付钱，发膏要带来，花瓶也要带来。像姐姐在关照从未出过远门的弟弟，像母亲在担忧第一次离家的儿子，字里行间又流动着无间无隙的异性的温情。

杨骚到了浏河，可能待得不适意，后来又到了杭州，住在他所熟悉的西湖葛岭，白薇则去绍兴。这回，轮到杨骚要白薇来杭州。他在寄往绍兴的信中说：

一离开了，我才晓得我在如何的爱你！你无论怎样，两三天后就回转来好吗？一个人真寂寞死了。

你快回来罢！我想我以后决不会做出不好看的脸色给你讨厌了。我们生在一起，穷也要在一起，一切的艰难困境，我们也该要共同负担起来。

虽在这里做文章有点阻碍，但无论如何要自由些，凉快些。我们欢欢喜喜地住在一起，欢欢喜喜地受难，欢欢喜喜地互相奋勉努力吧！我们要把我们共同的运命在共同的一个厄运之下开拓！

真的，我决不会再做出不好看的沉闷的脸色给你看了。你快回来罢，在人家里，总觉得有许多不自由，受压迫。

或者你接到我此信，就回来好吗？你不回来，我就去找你了。

收到杨骚的信，白薇很激动。她回信说：

读了你的信，心肝有些跳跃。你说以后决不会再做出不好看的脸色给我讨厌了。这确是我常常闷于心求于心而求于你的大问题……解决了。我总想原有的心、爱，不要破坏一丝毫，可是雷霆我也发不少了……

心爱的维！谁有真心要离开你？只要你从心求和爱的……

我再住几天就回杭，这里水是热的，空气是闷的，器械又不能洗，蚊子、苍蝇多得怪……

在一个星期中，杨骚给白薇写了两封信，白薇则写了四封，一封信寄出，还没收到回信，又寄出一封，真是难舍难离。

他们终于还是回到上海。旧相识渐渐聚在这里，新相识渐渐多起来，对这个驳杂的城市也开始熟悉。他们喜欢上周围的文化气氛。他们都沉浸在写作之中，体验着生活的意义和美好。

此时，白薇有一件事翻来覆去地闷闷于心田。她终于坦率地对杨骚说了。原来，杨骚也知道的一个“广东小孩子”，白薇曾爱过他，至今也还多少爱他。白薇说：“他那迷恋我的力量，他那神魂颠倒有熏化铁石心肠的爱的力量，使你忍拒绝，而不忍看;使你忍笑他童稚，而不忍不伸出感动的在颤动的弱手去安慰他。”

白薇很冷静的样子，继续说：“况他那爱人的娇灵，豪放的气宇，和均整发育的美貌，魁伟的身躯，玲珑的曲线，将我一点禁锢的灵曦，不知不觉间引出铁栏外了。我爱他了，我不能瞒我底灵魂。我还多少在爱着他或是在记忆他，因为他是真正痛爱过我的人。”

很巧，杨骚寄到资兴给白薇的信，“广东小孩子”寄到资兴给白薇的信，都让白薇的父亲给扣了下来。曾使白薇的父亲对女儿产生了误解。

白薇从武汉到上海后，在枯寂的寒夜中，忽然火山爆发般地想起杨骚，为了除却烦恼，她将“广东小孩子”的两封信和相片都扯破了，在桌上摆出了杨骚留给她的镜子和杨骚的照片。她曾多少回对着这些又爱又恨的东西淌下涟涟清泪。这时，无端的海风将亲爱的维弟吹来了，恍若梦一般。杨骚的来到，使白薇有说不出的痛心和说不出的欢喜。

白薇以少有的坦诚对杨骚说：

和你重逢将及年，我把这些衷心明白地告诉你，任你责骂处罚吧。但请你明白：（1）我这样爱你，我是怎么也不想告诉你使你伤心。（2）我始终想把对于他那悲痛沉潜过去;再加以父亲为我弄成的误解，自爱心命令我不要重提念他。

杨骚觉得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他们轻轻松松和和气气地搬到了一起。住在施高塔路，一个住亭子间，一个住前楼，中间有个过道，权作两人的吃饭小厅。两人过起小家庭般的日子。

平静幸福的时光。安恬舒适的心境。文思如泉涌。

他们的作品，几乎不间歇地问世。在短短的1928年一年中，白薇有剧本《打出幽灵塔》《革命神受难》、诗歌《春笋的歌》、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等。杨骚有散文《十日糊记》《因诗必烈孙》《手》《嘴》，剧本《空舞台》《春之初》，诗歌《飘落》（5首）、《赠》（6首）、《流水集》（13首），诗集《受难者的短曲》，诗剧《迷雏》，剧本集《他的天使》，并翻译长篇小说《痴人之爱》等。一篇接着一篇，星星点点，如天女散花。

这是杨骚与白薇重逢的收获。爱情竟有如此的力量。

杨骚和白薇的关系是一幅难写的长卷，他们时而烈如火，时而冷如霜，时而波峰，时而浪谷。最终归于平静，他们分手了。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平静，他们心底深处的潜流还会泛起。

我有一个堂姑，她曾同我谈起过对堂兄（即杨骚）的印象。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她称杨骚为古锡兄。有一年，堂兄从外地回到漳州，说是从上海来的。上海是个很远很神秘的地方，从那里来的人大概很特别，于是她很留意地观察这个堂兄，但很快就失望了。他戴着一副普通的眼镜，穿着一身旧的西装，一口地道的漳州话，很和气，如果他不穿西服，同漳州普通的读书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晚上通常坐在桌前，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看啊写啊。堂姑同婶婶（就是杨骚的母亲）睡在一张竹床上，堂兄的影子被油灯映在墙上，显得很大。堂姑常常看着看着，就睡去了。一觉醒来，古锡兄桌前的煤油灯还亮着。一天，她看到他在房间里哭了，哭得很伤心，婶婶坐在椅子上，一脸愁容。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人还会哭？在她的眼中，堂兄是大人了。她悄悄地走开，后来悄悄地问其他的大人，才知道堂兄有一个女朋友在上海，来信说病得很厉害，叫他赶快回去。但是堂兄已经很多年没回家了，这次才回来没有几天，婶婶舍不得让他走。堂兄着急，就哭了。堂姑年纪还小，不懂得大人们之间的奥秘，还是不理解堂兄为什么要哭。后来她知道这个女朋友叫白薇。几天后，古锡兄就走了。

堂姑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对我说这些的时候，满脸安详与平静，倒真使我在这一刻感到杨骚和白薇的故事如此令人迷惑，仿佛是另一个星球的事。

堂姑说的在《昨夜》里得到印证，这是1929年2月的事。杨骚没能及时回去，给白薇写了一信，信中说：

天来的霹雳，昨天接到上海元（即林惠元）来的电报，说“素危速来”。啊！你病危么？你晓得，我现在是如何地保重你，你如果一旦有差池叫我怎样生下去呢！？你不晓得罢？我看到你危的电报，倒伏在母亲身边苦泣痛心流泪，使我母亲惊得以为我是被人欺负被人打了或是酒醉哦！……着急了一晚上，和母亲说了若干苦情，终于母亲忍泪含痛肯让我到上海看你了，但条件是最慢一个月须再回家。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她的，我只一心一意着急看你去，我恨人类的文明还差的远，不能任何地都可以随时有飞机坐！……今天早起，或因夜来的思痛罢，每回咳嗽每回要觉得右肺部隐隐作痛。但爱的素！我死也想赶来看你的哦！多方奔走，多方设法，得了一百块钱的旅费，于午前十二时从漳州出发了，一路的愁思，一路的惊心战胆，一路的山光水色皆泪痕，一路的人声物影都愁闷，素呀，至下午四点半钟才和我的侗弟到厦门来了……马上去问船，但失望！无船哟！要等下星期四才有船哟！今天十五号，要等到廿一号才有船开哟！啊！……我已打两电给惠元，头一张说“即往”，第二张问实情，想我在写这信的时候，你已接到电报了，望你速复……

这封信是在厦门华南旅舍写的。一星期后，杨骚回到上海。

白薇在上海还兼着中国公学、文化中学等几个学校的课程，杨骚也兼过暨南大学的日文课，他们的住地时分时合，几度变迁。但是他们的联系是十分经常、十分密切的，争吵也没有间断。

漳州进步青年蔡大燮经林惠元介绍，1931年到上海找杨骚，杨骚介绍他到上海公学读书。次年“一·二八”，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蔡大燮从吴淞跑回市区，在南强书局找到杨骚，这是一家漳州人出资办的书局。因杨骚住的地方是日本租界，他们两人就一起到静安区白薇那里住了40多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大燮曾任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晚年的蔡大燮对我说：“杨骚同白薇经常吵架，白薇性子很烈，杨骚温顺，吵完后，杨骚就苦笑着对我说，没有办法。”

20世纪80年代初，我拜访了厦门大学外文系主任林疑今，他是林语堂二哥林玉霖的儿子，30年代同他的父母都在上海，住在三义坊20号。他对我说：“有几次深夜了，杨骚来敲门，原来同白薇吵架，我们只好劝劝，他就在厅里睡觉。”

作为同是他们两人好朋友的凌璧如，在他们不和睦时，也好言相解，仅此而已，他无法替代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凌琴如的妹妹凌琯如则说：“他们在一起，白薇好的时候是好得不得了，变脸也快。杨骚有甜蜜的时候，但我看更多的是痛苦。”

沙汀同杨骚和白薇也很熟悉。他对白薇持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杨骚与白薇的关系问题，三四十年代就有很多流言蜚语，内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1933年8月，南强书局出版了杨骚和白薇的书信集《昨夜》。出版这本书，他们经过了长时间犹豫，直到书局预支的钱也用了，还在犹豫之中。这很近情理。这本书的出版，像白薇说的是“出卖情书”。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情书的出卖，无异于将自己唯有的隐私大白于天下，这不是一桩愉快的事情。但白薇和杨骚都在病房里，他们需要钱，这是很无奈的事。此外，这种书的出版，大抵也意味着他们的关系将画上句号。事实上也是如此。

这本书的出版，给有兴趣研究杨骚和白薇的学者几乎是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只是书中诸多用英文字母代替被隐去的人名，尚有待考证。几十年以后，《昨夜》又被作为中国现代小品经典重版，大概缘于其中的文笔，以及文中热力逼人的感情。2016年1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杨骚的散文集《脸孔》，列为民国美文典藏文库之“杨骚卷”，书中将《昨夜》中的杨骚给白薇的信悉数收入。他们大概没有想到，这些披肝沥胆的情书竟然成了美文经典，传了下来。

《昨夜》有杨骚写的“序”。他在“序”中说：

我们的恋爱算是早完了，但现在还维持着比一般的挚友更深切的友情。这是我，同时也是她引以为最安慰的一点。我们以后，是打算根据这点特别亲切友情，互相扶助走下去的，向有阳光的前途。我们再也不会提起过去错误的事实来自怨自艾，自暴自弃，悲观永年。不错，“昨夜”，我们的恋爱真如“昨夜”的恶梦呵！或许这“昨夜”还未完全过去，恶梦还在继续也未可知，然而，近黎明不远了吧？如今是夏季的一个下半夜的四点光景，她在病床上苦着伤寒病的发热，我在病房的窗前写这《昨夜》的序文;但再过半点钟，天就发亮了，那时，将拂开沉闷的夜阴，拂开令人流大汗的吓人的许多恶梦，爽凉的晓风会在她的枕边唱诗，渐强的黎明会使我投下烦恼的笔，她和我都要从这可怕的病房逃出来的。“昨夜”，再会吧！

杨骚的序写于同年8月2日黎明前，在上海红十字会第23号病房中。在这沉重的夏夜，他们分别向世人表明了他们之间恋爱关系的终结。

按他们的性情，他们迟早会分手。这一天，就这样平静地来到了。

在原版的《昨夜》中，附着杨骚和白薇合影。白薇坐着，杨骚站在后面。既然分手了，又要将亲密时的照片公之于众，大概就是要表明他们会比一般的朋友保持更深挚的关系。

照片背面，有杨骚写的短诗：

流的云，

奔的水，

多少峰峦飞，

多少浪花碎，

多少风的叹息多少雨的泪，

多少地火飞迸多少天星坠，

到如今呵，到如今才得

夢入春江花影醉。

短诗是杨骚的亲笔墨迹，诗末写着“维题1929.2.19”。短诗表达的情致不是花前月下，不是行云流水，而是激烈和不安，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预兆？

然而，这些都将成为过去。

穷困和多病的白薇一直为妇女界的朋友所关注。1937年4月，鸥查、董竹君、王莹、郁风等人发起为白薇募集了一笔钱。同年初夏，她被送往北平治病。

杨骚的感情生活一波多折，磨难不已，令人不解的是，他的创作仍然源源不断，他出过22本书，绝大部分是在上海问世的，他写的大量文学作品，也绝大部分是在这期间写的。

难道痛苦的爱情，也有着如此不可思议的力量？

1983年夏天，我到北京市区和平里一处公寓白薇的家里。她在不知道我的身份，只知我来自漳州时，叙家常般地说：“我从前的爱人就在漳州。”又说，“我就这一个爱人。”一时令我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1987年8月27日，白薇走完了她人生的旅程，这一年她94岁。

责任编辑陈美者